“君子不器”淺析

    一切偉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從來都難逃被歧解的命運，作為儒家開創者的孔子當然也是如此。在各種思想的歧解中，固然有“與時俱進”的“六經皆我注腳”的思想闡發，但更多的是由文本理解的差異造成的。雖然文本的解讀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全部，但文本的解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思想的準確把握和理解，從而對思想史研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近年來“簡帛研究”成為“顯學”，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在思想的文本解讀中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材料，甚至具有了“改寫”思想史的重大意義。

    新的材料和角度可以帶來全新的理解，但傳世文獻的文本解讀也同樣不可偏廢。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千百年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中國歷史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還是不能肯定的說我們就完整和準確的理解了孔子的思想內涵，拋開政治、時代及主觀的因素，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孔子思想文本解讀的困難。《論語》是集中反映孔子言論的書，也是較集中體現孔子思想的書。但《論語》的語錄體體例決定了它的論述不完整、不系統，思想的闡發往往是因人而異、隨事而發。這種文本語境的缺失，使我們在解讀孔子思想的時候經常陷入困惑。本文嘗試對“君子不器”的思想解讀作一梳理，從孔子的“君子觀”和“不器”的文本解釋兩個方面，闡述孔子“君子不器”思想可能的內涵。

一

《論語?為政》“子曰：君子不器。”與《論語》中的其他話語一樣，語言精煉而又充滿了不確定性。兩千多年來，前人先賢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對前人先賢的不同解讀作一適當的回顧和總結，不僅是對先賢的尊重，也是我們進一步解讀孔子“君子不器”思想的基礎和前提。

傳世文獻中直接闡發“君子不器”之義的始於包咸。何晏在《論語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無所不施。”（這是目前已知的對“君子不器”的最早文本解釋，一直為后來各家所本。下引邢疏云：“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路，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其用，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朱熹在《論語集注》中的進一步發展了上述的注疏：“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同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包咸注、邢疏、朱熹的解說，影響極大。長期以來，幾被人們視為定論。后人盡管有所闡發，但都以此為本。

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認為：“此則為學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于一才一藝為哉？”

康有為：“器，皿也。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無所不施。’莊子謂‘諸子各明一文，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也’是也。若孔子則本末精粗，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蕩蕩則天而不能名，混混合元而不可測也。故學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為器，成德之終，貴博學多能而不器。送行者自涯而返，則此自遠也。”

近人的理解，更是各有千秋。南懷謹先生：“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并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所謂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要說明為政在這方面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錢穆先生說：“器者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今者所謂專家者近之。不器非無用之謂，乃謂不專限于一材一藝之長，猶今所謂通才也。后人亦云：士先器而后才藝。才藝各有專用，器識之器作器量解，器量大則可以多受，識見高則可以遠視，不限于一材一藝，而自有其用。”

閻步克先生從政治行政角色的專門化程度來闡釋“君子不器”，他說“社會角色的分化是個普遍現象，中國的古人對之并不完全無體察，但他們對此作出了特有的回應，而且這種回應，是與中國古人對天地人間萬事萬物之分合關系的持有態度和處理相關的”，對不器的君子特殊推崇，恰恰在于士大夫“不拘于一職之任的角色，是無所不可的。”

馬克思?韋伯對“君子不器”曾經做過發人深思的論述：“孕育著古老傳統的儒教官職追逐者，自然而然會將帶有西方印記的，專門的職業訓練，視為只不過是受到最卑微的實利主義驅使……‘君子不器’這個根本的理念，意指人的自身就是目的，而不只是作為一個有用之目的的手段。”李澤厚先生在其《論語新讀》中也做了相同的闡釋，他說“這句話今天可以讀作人非robot(機器人)，即人不要被異化，不要成為某種特定的工具和機械。”

李景林先生指出：“器，就物說，是有特點用途之物；就人說，是有專門知識技能的人，或者專家和匠人。孔子并不反對人有知識技能。孔子博學多能，是在那個時代站在科學知識頂峰的大學問家。他曾經為人相禮，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器’，即《子罕》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謂非專主于一技以成其名。因此，不器，是說君子之為君子，不能歸結為知識技能。《禮記?學記》說：‘大道不器。’不器才能把握住根本。”

綜上所述，盡管大家對“君子不器”作出了不同的解釋，盡管有為政、為學或修身的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把“君子不器”的“器”理解為具體之功用、專業之技能(韋伯和李澤厚先生的全新解讀，蘊涵哲理,具有鮮明的現代色彩，發人深醒。但與其說是解讀孔子思想，不如說是“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以上各家的解釋，毫無疑問都抓住了“君子不器”這句話的關鍵，那就是“器”，都是圍繞“器”來解讀這句話。但他們都是把“器”理解為器物之器，其實“不器”的“器”應該不是使用的本意，而是一種君子的道德狀態的借喻，應該也必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種抽象固然可能不為我們所確知，但其內涵還是可以把握的。要準確地理解“君子不器”的思想內涵，我覺得應當把握兩個方面：一是要從《論語》中或同一時代的話語環境中，尋求“不器”的文本意思；二是從孔子的思想出發，具體的說就是要從孔子的“君子觀”來尋找“君子不器”可能的內涵，孔子的“君子觀”固然論述的方式和角度很多，但基本的思想還是一致的，就是說必須從孔子的思想出發來解釋“君子不器”。下面我們就按照上述兩個方面，對“君子不器”作一嘗試解讀。

(二)

語言在自身的發展中肯定會不斷的變異，詞的意思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這種變異，也有相對的穩定性，那就是同一個時代或相近的時代，語言總是保持相對的穩定。當我們不能確定一個詞的意思時，我們可以參考同一時代或同一著作中的相同的詞的用法。這對我們解讀前人著作特別是先秦著作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器”在先秦文獻中是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以器喻人，在《論語》中除了上述的“君子不器”外，至少還有兩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禮乎？”曰：“幫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還知禮？（《論語?八侑》）”

朱子解釋：“器小，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朱子解釋瑚璉是“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此兩處“器”，很明顯并不是指所謂的“器用”或一才一藝的意思，而是一種道德或人的修身之狀態的表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器與禮有著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