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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衙門系列故事——衙門的模樣

     西祠書生 2012-04-23

    衙門系列故事——衙門的模樣

    一、衙門的模樣
      1、邋里邋遢的外貌
      州縣衙門總是設在州城或縣城里,受著城墻的保護。明清時除了京城外,各地城市的理想規劃格局是:在一個圓形或方形的封閉城墻圈內,有著正南正北的方格街道網。當然大部分城市由于受地形或歷史沿革限制,無法完全實現這樣規整的規劃,但基本上都有兩條交叉十字形大道,把全城劃成大致相等的4個大區域。一個城市的最高級別的衙門總是位于東西主干道的北側城區內。中國歷來以北為尊,皇帝的宮殿都位于京城的正北方,地方城市為了遷就十字形的大道、尤其是為了避開尊貴的正北方位,衙門一般設在東北方位。
      中國建筑強調的是群體,明清時的州縣衙門建筑也是如此,它是一個由十幾個院落、幾十幢甚至上百幢房屋、數以百計的房間、總長度以里計的甬道和圍墻組成的建筑群。州縣衙門不與民居相聯接,在開始建造的時候都獨占一個街區,周圍的街道因此得名為“縣前街”、“縣后街”、“縣左街”、“縣西街”等等名稱。
      不要認為尊貴的衙門其建筑肯定是巍峨堂皇、宏偉壯觀,實際上只有新建造的衙門才是這般體面。過上個十幾年、幾十年,衙門建筑就會褪去它的光彩,變得灰暗邋遢。如果我們回到那個年代,實在不必因為看到州縣衙門那副破敗的樣子而吃驚。在新建衙門的時候可以征收專門的賦稅,有一筆專門的經費。而以后維修費用卻是沒有著落的,要維修就必須向上級打報告請求從每年的正常賦稅收入中撥出專款,不過這樣做潛在的危險是給上級落下一個“靡費”的印象,并減少國家神圣的財政收入,會影響政績的考核。當然也可以在當地征收特別的稅捐,而這樣做的結果會與當地紳士、財主為敵。這些紳士、財主熱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廟、魁星樓,以保佑本地的文運,讓自己的子弟進入官僚階層。修建衙門,對于紳士、財主卻沒有什么現實的好處。得罪紳士、財主,由當地紳士操縱的“輿情”就對州縣官不利,最終會影響州縣官的仕途。還有一個解決維修費用的辦法,就是州縣官從自己那些不入正式帳目的“陋規”收入中拿出若干來充作維修經費,不過明明可以塞進自己腰包的錢財卻用來辦公事,這是多么讓人肉痛的事。況且州縣官職務只是官員們仕途上的一級臺階,把臺階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
      由于上述的種種因素,明清以來官場上一直流行所謂“官不修衙”的諺語,甚至認為凡熱心維修衙門的官員會釘在這個職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門建筑不是太礙觀瞻或有倒塌之虞,州縣官絕對不會自動想起來去維修,衙門建筑也就經常是破敗模樣。而且有的衙門建筑本身就是利用的一些舊房子。如袁枚的筆記《子不語·柳如是為厲》一文中說,昭文縣(治所在今江蘇常熟市)縣衙門是利用著名文學家錢謙益住宅改建的。當年錢謙益決心投降清朝,他的愛妾柳如是勸阻無效自盡身亡。結果后來昭文縣衙就經常鬧鬼,是柳如是的陰魂不散。比這更差勁的改建是清代大名府衙,原來是一戶大戶人家的墓道,有一次翻修時才發現地底下居然還有一個紅色的大棺材(《蝶階外史·大名府署》)。甚至有的官員還會出于種種理由來破壞衙門建筑,如清人曾七如在其筆記《小豆棚》記載鄭板橋為山東濰縣知縣時,“蒞任之初,署中墻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于街。人問之,曰:出前官惡習俗氣耳”。
      除了得不到經常性維修這個原因以外,衙門建筑破敗模樣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民眾的造反破壞。衙門是統治壓迫的象征,每當農民起義爆發時,群眾仇恨怒火燃燒的目標首先就是指向衙門,不是燒就是拆。這樣一來,衙門的壽命并不長。完整保存至今的古代州縣衙門,在全國一座也找不到,遠遠少于文廟、文昌閣之類的宗教性建筑。以至于現在只能依靠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及各類史料偶然提及的資料來復原當時州縣衙門建筑的基本布局和模樣。
    2、重重設障的墻壁
      清朝雍正年間的直隸總督唐執玉是個勤于政事的好官,當了總督后依然事必躬親。有一次來到一個屬縣視察,發覺該縣所辦的一個殺人案似乎有誤,當晚他就住在縣衙,在燭光下批閱卷宗。那晚正下著蒙蒙細雨,到半夜他聽見外面有隱隱的哭聲自遠而近。他叫倒水的丫頭出去看看是誰在哭,那丫頭一到門外就驚叫一聲昏倒在地。唐執玉自己手持蠟燭走到門口,見外面跪著個披頭散發、滿臉血污的人。唐執玉壯起膽子大喝一聲:“你是誰?!”那人在地上邊叩頭邊說:“我是大人所審那件殺人案里的被人殺死的死鬼,縣官抓錯了人,殺我的是某某。懇請大人下令翻案,抓住真兇,使我能夠死而瞑目。”唐執玉說:“知道了。”那死鬼起身走后,唐執玉半信半疑。第二天親自提審在押的嫌疑犯和有關的證人,追問那個死者當時所穿的衣服鞋襪式樣、顏色,果然和昨晚所見的死鬼相同。唐執玉就命令把在押的嫌疑犯放了,逮捕那死鬼所說的那個真兇,嚴加審訊。無論縣官怎么申辯都不理睬,“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唐執玉的一位師爺見東家這次固執的莫名其妙,就偷偷的詢問原因。唐執玉說了那晚的情況,那師爺問道:“死鬼是怎么走的?”唐執玉說是翻墻走的。師爺說:“鬼有形而無質,來去飄忽無蹤,不該翻墻。”他請唐執玉和他一起到墻邊查看,果然見墻上有泥跡,再一路查看幾重墻上都有泥跡,直到外墻。師爺指著這一溜泥跡對唐執玉說:“顯然是那個在押的嫌疑犯買通了有輕功的小偷假扮死鬼,以謀翻案。”唐執玉恍然大悟。于是又下令把這個案子翻回來。不過這事傳出去未免會被人譏笑,唐執玉也就不再深究那個狡猾的罪犯和追查有輕功的小偷,閉口不提案件翻來翻去的原因。
      這個故事見于清朝文豪紀昀《灤陽消夏錄》。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整個衙門建筑群圍繞著一圈高高的圍墻,而衙門建筑群的每一個功能區域也都是大大小小的被一道道圍墻圍成的四合院院落。
      朝南正面的外墻最重要,在大門兩側的墻面轉折一個30度的角度斜向大門,以突出大門的位置,這就是所謂的“八字墻”。
      四合院是中國傳統建筑最主要的平面布局方式,衙門建筑群往往由十多個四合院院落組成,這些院落也按照傳統的南北軸對稱布局方式分布,一般有三條軸線、三串院落。正中的一串院落是整個建筑群的中軸線。從南到北依次為大門院落、大堂院落、二堂院落、三堂院落、內衙院落。其中大堂院落占地面積最大,集中了衙門的職務處理功能,是整個衙門建筑群的中心。而位于中軸線最北端的內衙院落則是整個衙門建筑群最尊貴的院落,在功能上是州縣長官及其家屬的住宅。與中軸線平行的東側軸線院落從南到北,一般依次為常平倉院落、縣丞院落等。與中軸線平行的西側院落從南到北一般依次為監獄院落、典史院落、主簿院落等等。夾雜于三條軸線之間的還有馬房院落、吏員居住的公廨院落等等。
      除了圍墻外,衙門中還有一些獨立的起遮擋作用的墻壁。最顯眼的是衙門外正對大門的照壁。照壁是中國傳統建筑的一個特征,具有在大門外屏障大門的功能。州縣衙門的照壁一般是磨磚細砌而成,墻頂都覆蓋頂瓦。照壁朝北的墻面一般有磚雕,中心是一個怪獸圖像,這個怪獸形狀有一點象麒麟,它的周圍有不少金銀財寶,可它還是張開大嘴,企圖吞吃天上的一輪紅日。這種怪獸名不見經傳,俗稱「犭貪」,在照壁的北面雕上它的尊容,據說就是為了提醒進出衙門的眾人不要貪得無厭。照壁朝南的墻面恰似官府的公告欄,經常貼滿了官府的告示、批詞、判語等等文件,供人閱讀抄錄。
      進了大門,往往就會看到一堵和大門外照壁相對的“屏墻”,遮擋進入大門的人們的視線。這道屏墻在古代稱“蕭墻”,據說“蕭”義為“肅”,表示至此即應肅靜莊重,老百姓到此就應脫帽整裝,算是進入了辦公的區域。
      衙門里這重重設障的墻壁,明顯具有防御的功能。一旦城墻被突破,州縣官還可以此逐次頑抗,以盡為朝廷守土之責。重重設障的墻壁也并不僅僅是針對外來入侵的,一個個封閉的院落和高大的外墻,也具有防止內部機密外泄的功能,保證官府“內外有別”,官府內部的機密不至于輕易泄漏。這種深不可測的重重封閉性建筑格局,造成了一種威嚴的氣勢,使得小民百姓到了衙門門首就感到畏懼,自覺卑猥渺小,而烘托出深居高墻之內的“青天大老爺”的威勢。
    3、各式各樣的門戶
      衙門以門為名,在這個建筑群里,各式各樣的門戶當然就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不過最重要的是中軸線上的大門、儀門、宅門。
      整個衙門外墻唯一的出入口就是位于中軸線正南方位的大門。這個大門也叫“頭門”,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門洞,而是一座有屋頂的建筑物。這種屋宇式大門是中國建筑的一大特點,它的形制受到法律、禮制的嚴格限制,無論多大的州縣,大門都只能是3開間(建筑物正面的開間,兩根柱子之間的橫向空間為一間)。每間各安兩扇黑漆門扇,總共有6扇門,所以州縣衙門也往往俗稱“六扇門”。俗諺“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俗稱衙門的差役、書吏之類的工作人員為“六扇門里的勾當”。
      為了突出大門的重要性,大門前面有照壁,兩側有“八字墻”,門口有的還放置一對呲牙咧嘴的石頭獅子。也有的州縣把門屋升高為兩層或3層的門樓,兼為全城報時的鼓樓或譙樓。譙字原義同瞧字,有了望的意思。
      進了大門,沿著中軸線上磚鋪的甬道,繞過屏墻,就到了第二道大門“儀門”。儀門內是集中政務功能的大堂院落,所以儀門也是重要的門戶。據說儀門原來寫作“讠移”門,讠移門原指皇帝宮廷里的側門,明朝時以官府衙署要比宮殿降等的緣故,因此用宮殿側門的名稱來稱呼辦公區域的正門。以后訛為“儀門”,又追加解釋,認為是進入此門應該儀表堂堂,故稱儀門。儀門也是3開間,一般進深僅一架。6扇門扇通常是緊閉的,只有在上官來到或州縣官的長輩來臨,才會打開,州縣官在此迎送。
      儀門平時關閉,要進出大堂院落就要走儀門兩側特開的便門。便門往往只是一個簡單的門洞,也稱“腳門”、“角門”。明代小說《醒世恒言》提到“大凡衙門,有個東進西出的規矩”,一般東便門進、西便門出,正和我們現在靠右行走的規則相同。
      地方州縣官的住所就在衙門中軸線的最北端,免費居住在此是他們的權利,但更是一項嚴格的義務。他們所住的宅院稱之為“內衙”,或稱“正衙”、“私衙”、“中衙”、“后宅”、“后衙”、“私宅”等等。內衙的出入口就是衙門建筑群中軸線最北端的“宅門”。
      宅門是整個衙門建筑群中戒備最為森嚴的門戶之一。宅門總是終日上鎖緊閉的,宅門的鑰匙往往由州縣官親自保管。衙門里的衙役、書吏伺候官員只到宅門的門口為限,宅門內自有官員隨身帶來的私人仆役服侍,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衙門的衙役書吏絕對不得進入內衙。
      宅門也是屋宇式的大門,開間依舊限制在3開間以下。門屋內設門房,由官員的親信長隨把守。宅門東側門扇上挖有望孔,門扇上設一個轉桶,半個桶露門外、半個桶在門內。有客來訪、或有信件、公文遞到,把守大門的皂隸到宅門外打一下梆子,把來客的名片或公文、信件之類的東西放入轉桶。宅門內的門房從望孔看清來人,轉動轉桶,把外面那一半轉到里面來,取出東西呈送給官員。
      衙門的內部院落門增減無所謂,可是大門之外在外墻上另開門洞就是不被允許的,尤其是不得在內衙的宅門外另開小門,直通衙門外面。考核時專門有此一項違法的項目,叫做“另開便門”。如清代的《六部成語注解·吏部》專有此條:“另開便門,外省官員在其衙署旁邊另作小門,放其私人出入作弊。”可見另開小門是和作弊相連的,我們今天習稱的“開后門”或許就是源自于此。
    4、大大小小的廳堂
      衙門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處理政務,處理政務的廳堂是主要的建筑物。廳字的原字即“聽”,這個字過去具有聽取并處置的字義。古代把官員主持審判活動稱之為“聽訟”就是這個意思。從而引申出包含聽取處置政事場所的意思。魏晉以后在這個字上又加上一個表示房屋的廣字頭,形成“廳”字,專指辦公事的場所。
      堂字原意是指房屋的正屋,秦漢時堂和殿是同義字,只要是辦公或家庭起居的正房都稱殿或堂。中國第一本字典《說文解字》就說:“堂,殿也。”到了唐朝以后,只有皇帝起居、辦公的地方才能夠稱殿,一般官員辦公的地方就只能叫堂、或叫廳。
      上文已經提到,衙門建筑群的中心建筑是大堂。大堂也叫“正堂”、“正廳”、“公堂”、“公廳”等等。大堂是州縣長官處理重大政事、尤其是主持審判的地方,尤其明清法律強調只有州縣的正職、長官一個人才可以主持審判,所以州縣長官知州、知縣被俗稱為“正堂”、“大堂”。
      大堂是衙門建筑中體量最大的單幢建筑物。目前全國保存較為完好的州縣大堂僅有一處,即河南內鄉縣衙大堂遺址。這個大堂始建于元朝的大德八年(1304),重建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根據遺址實測,大堂為五間七架(包括檐廊)的木梁柱結構,面闊22.2米,進深12.1米,建筑面積為269平方米。明清時期普通州縣大堂的大小可能與此相仿。
      傳統中國建筑以臺基、梁柱、屋頂為外觀三要素,大堂也是如此,也有一個向前延伸較遠的大臺基,稱之為“月臺”。月臺的正面有三路臺階,中間的臺階一般不使用,上下月臺的規矩也是東上西下。天晴的時候,訴訟當事人就跪在月臺上受審,也是在月臺上挨打受刑訊。月臺的地面上有兩塊石板,東面的一塊是原告跪的位子,西面的一塊是被告跪的位子。
      州縣大堂正面一般應為三開間,但因為大多數州縣的大堂都圍繞一圈檐廊,看上去是五開間。檐廊和主體建筑聯結,內部一般作卷棚頂,所以也叫“卷棚”。一般人不得進入大堂,只能到檐廊的卷棚下聽命。大堂的正面是全部可以向內打開的格門,格門的上半部分是糊上窗紙的直欞窗,下半部為板門。格門外又有可拆卸的半人多高的木柵欄門。
      大堂中央用固定的屏風攔出一個三面隔斷、正面開放的“暖閣”。屏風一般畫有藍天紅日的圖案。暖閣地面比大堂鋪著青磚的地坪稍高,鋪有地板,正中位置擺放著長官的公案、公座。長官坐堂時,公案上放著文房四寶,一支朱筆、一支墨筆,和皇帝一樣,長官行使權力時就要用朱筆簽發。公案上還有一個簽筒,插著幾十支漆成紅色的竹簽,這叫“火簽”,就和戲曲里將軍的令箭一樣,代筆長官的權力。當長官在審理案件時,覺得有必要動用刑訊,就抽幾支火簽扔下去,這叫做“灑簽”,每根簽表示責打受訊人5下。審案時公案上還有一塊紅木或檀木的木塊,俗稱“驚堂木”,雅稱是“氣拍”或“怒棋”。審案的時候可以用來拍桌子威嚇受訊人。
      穿過大堂,從大堂的后門出去往往有一個小小的“穿堂”,或稱“川堂”,用作長官坐堂時休息、整理衣裝的房間,恰似戲院后臺的化妝室。穿堂后面是二堂院落,有個比大堂小很多的二堂,二堂也是用來審案、辦公的,也一樣設暖閣、公座。一般的州縣只有大堂、二堂,也叫“前堂”、“后堂”。規模大的州縣衙門在二堂之后還會有三堂,也和二堂相似。
      二堂及三堂院落的兩側常有一些供長官辦公用的房屋。最重要的是書廳,或稱書房、簽押房,是長官日常辦公的地方,因為需要簽字、押印而得名。簽押房的位置不固定,視各任州縣官的喜好而定。其它的房屋泛稱“花廳”,所謂花,是指參雜不一、用途不固定的意思,和風花雪月之事毫不相干。有時長官也會在花廳審一些不宜公開的陰私案件。
    5、前后左右的房廨衙門里長官辦公的地方叫廳堂,長官手下的辦事人員的辦公室就只能降低級別,叫“房”、“廨”等等。
      進了大門后,東側都有一座“寅賓館”。“寅賓”一詞出自儒家經典《尚書·堯典》,據說堯曾任命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寅是尊敬的意思,賓是導引的意思,就是要東方之官每天恭恭敬敬的引導太陽升起,方便農耕。后世引申為接待的意思,寅賓館就是接待室。凡是來拜訪長官的客人都要被守門的皂隸引到寅賓館落腳休息,再由皂隸拿來客的名片、手本到內衙去請示。
      從東便門進去,在大堂院落的兩側,排列著兩排門戶相對的房屋,這是州縣衙門書吏的辦公場所,號為“六房”。所謂六房是指吏、戶、禮、兵、刑、工這6個州縣衙門的辦事機構,并不是簡單的6間房屋。一般東側從北往南為吏房、戶房、禮房,西側從北往南為兵房、刑房、工房。此外往往還有管理糧倉的“倉房”;管理物資的“庫房”;管理郵傳、迎送過往官員的機構“鋪長房”;匯總、分發所有出入衙門公文信件的機構“承發房”;保存、整理公文檔案的機構“架閣房”;負責記錄、謄抄訴訟文書、審訊口供證詞、批詞判決的“抄案房”(或稱“取供房”、“供招房”)等等機構的辦公用房也排列在六房之后。每一房大約占有兩三間辦公房間。六房的房屋比較低矮,形制也很簡單,僅是一般的瓦房。每間正中開兩扇格門,兩側下部磚墻,上部開有檻窗。室內往往就是泥地,辦公家具也都很簡陋。
      衙役是跑腿的,理論上并沒有辦公場所,可是總也要有一個碰頭說話的地方。所以在衙門的高墻下,靠著墻搭建的簡易房屋常常就是衙役碰頭的地方,因“三班衙役”而得名為“班房”、或“皂隸房”。這種房屋沒有固定的位置,也沒有什么規格,各個衙門都不相同。
      和長官必須居住在衙門里一樣,明初也曾規定所有的書吏也必須居住在衙門之內,以防止書吏出入衙門交通當地的土豪劣紳,擾亂統治秩序。所以明代的州縣衙門中劃出專門的院落,有專門的“公廨”或“吏舍”供書吏居住。這種院落很小,位處衙門建筑群的一些夾院。公廨按照當地民居的一般式樣建造,但地方局促,聯排式的房屋,家家前門對后門。雖然有個不付房租的好處,可是衙門里出入不自由,住的又憋氣,書吏們還是愿意搬出去住。清朝沒有書吏必須居住衙門的制度,公廨大多被廢棄。
      衙門里還有一些作坊用的房屋,比如養馬的馬房,熔化白銀的傾銀房等等。
      一般州縣衙門的房屋總有上百間,如上述內鄉縣衙有兩百多間房。白天人來人往,夜晚人去屋空,難免讓人有點覺得陰森森。所以歷來有不少衙門鬧鬼的傳說。如清代袁枚專記怪力亂神的筆記《子不語》就記載了“宿遷官署鬼”、“廣東官署鬼”等等鬧鬼故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以寫狐仙故事聞名,其中就有不少是寫狐仙在官署作亂的故事,如“遵化署狐”、“汾州狐”、“狐妾”等等。
     6、密不通風的監獄“獄不通風”,是明清小說中經常可以看到的俗語,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監獄應該是封閉得密不透風的地方。
      明清時每個州縣衙門都有監獄,監獄都建在州縣衙門的西側,一進大門往左就是監獄的獄門。監獄是一個獨立的院落,圍墻之厚為衙門建筑之最,墻頭上還栽滿荊棘、刺棵。監獄的黑漆大門終日關閉上鎖,一到晚上還要封上蓋有州縣大印、并有管理監獄的典史甚至州縣長官本人的親筆花押的封條,到第二天早上才由典史驗封打開。
      監獄院落有一個“獄廳”,是管監獄的牢頭禁卒的聚會辦公場所。中心往往蓋有一個“獄亭”,是一個了望亭。一般在院落的北部蓋一幢重監,監禁重罪囚徒、死罪囚徒。院落的南面是輕監,關押擬判徒刑以下的囚徒。有的州縣監獄還專設女監。監房和當地普通的房屋沒什么兩樣,只是窗更小、墻更厚,很多地方的監獄墻是磚砌的,防止囚徒挖墻逃跑。
      明清時州縣衙門里的監獄關押的主要是被控罪名的嫌疑犯、或等待正式判決生效的待決犯,一般沒有服刑的罪犯,有的只是尚未定罪的嫌疑犯、等待服刑的待決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它的性質應該屬于看守所。
      就法律上而言,監獄確實“密不通風”。明清法律嚴禁在押犯的親戚入獄探視,只有功臣及五品以上的官員入獄才可以允許親人入獄探視照顧外。
      關押在這“密不通風”監獄里的囚徒還要戴上種種戒具。明清法律規定,凡被控杖罪罪名以上的囚徒要在脖子上套枷。枷是用干木板拼成的長方形戒具,中間挖有一個箍住脖子的圓孔。按明清法律規定,杖罪囚徒戴15斤重的枷,徒刑、流刑囚徒戴20斤重的枷,死罪囚徒戴25斤重的枷。而且徒刑、流刑、死刑的囚徒還要加戴“手杻”。
      凡是強盜、殺人之類被認為有危險的囚徒每晚還要用“匣床”拘束。匣床是一種臥式戒具,囚徒仰面躺在象如今的嬰兒床一樣有圍欄的木板上,頭發被繞在一個固定于木板的鐵環上,脖子、胸口都用鐵索鎖住,肚子上還壓一塊壓腹木梁,兩手被鐵環銬住,兩足被挖有雙孔的匣板套牢,再覆蓋一塊釘滿3寸長釘的“號天板”,“密如猬刺、利如狼牙”的釘尖離囚徒身體不到兩寸,號天板上用橫木關閘卡死,有時禁卒就睡在號天板上。
      監獄“密不通風”的大門只為活人打開,囚徒收監、提審、釋放、解送、甚至拖出去處死,都可以從大門進出。但是如果囚徒在獄中病死、餓死、被打死,其尸體卻是不得從大門出去的,只能從監獄院落西側院墻上挖的一個“拖尸洞”拉出去。拖尸洞平時關閉,在有囚徒死去時,用門板抬著尸體,對準洞口將尸體推出去,死者的親屬只能等在洞外,也用門板接住抬走。沒有親屬的尸體就被拖到城外的棄尸場扔掉。所以明清有句“拖牢洞”的罵人話,詛咒他人要橫死監獄。有身份的囚徒如果在監獄里得病,眼看氣絕,就要賄賂長官將奄奄一息的囚徒抬回家里等死。如果已經死了,而囚徒家屬不愿意尸體受此番污辱,就要賄賂獄卒,用所謂“天秤”把尸體吊出來。天秤和打水的桔槔相似,死者的家屬先在監獄圍墻外樹一根高竿,高竿上綁著一根兩頭垂著繩索的橫竿,把橫竿的一頭轉到圍墻里面,獄卒拉下橫竿,把捆扎停當、裹上紅被子的尸體吊在橫竿上,墻外的人再用力把橫竿拉下,轉動橫竿,把吊在橫竿上的尸體轉到墻外,再解下來用門板抬走。
    7、應有盡有的倉庫
      明清時“倉”和“庫”的含意不同,倉專指儲存糧食的糧倉,庫則指貯存糧食以外各類財物的場所。州縣衙門設有專門管理倉庫的倉房、庫房機構。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打天下時,徽州老夫子朱升贈他九字真言:“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因此下令全國各府、州、縣都要設置“預備倉”。這種糧倉在豐收時以略高于市價的價格收購糧食,歉收時則以略低于市價的價格出售糧食,災荒時則免息放貸甚至免費放賑,因此一般習慣上也稱“常平倉”。清朝法律規定存糧定額:山東、山西的大州縣兩萬石,中州縣1萬6千石,小州縣1萬2千石;江西大州縣1萬2千石;江蘇、四川等地州縣一般為五、六千石不等。常平倉谷米的來源主要是當地人“捐納”功名的捐納谷,此外還有敗訴者交納的“罰贖谷”、官民捐輸谷等等,主要不是由官府出資采購。
      糧倉一般設在衙門里,位置大多在衙門大門院落的東側。自成院落,院門進去,三面圍有倉房。倉房和一般房屋不同,除了門洞,沒有窗戶,磚墻或土墻一路到頂,僅在略高于地面的地方和屋檐下開若干個透氣的窗孔,攔著擋鼠雀的柵欄。倉房的地面是夯實的三合土,上面架空木擱柵,鋪有木地板。地板上用蘆席圍成糧囤,每百石一囤,糧囤上打著專門木戳的灰記封存。
      州縣衙門里的庫也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存放官府公款的“財帛庫”,俗稱“縣庫”、“州庫”。財帛庫一般是獨立的房屋,厚墻、粗梁、小窗、重門,日夜鎖禁。庫房里排列著一排排的木櫥,一般編有《千字文》編號。木櫥上鎖,貼有封條。櫥內的擱板上放著一個個用紙包裹的大銀錠。明清時凡官府出納的白銀,為便于點檢、解送,都要傾鑄成50兩一個,呈腰子狀,兩頭微微翹起的大銀錠,底部都打有所鑄州縣、年月、銀匠姓名。至少在晚清以前,所謂“元寶”在嚴格意義上就是這種官府大銀錠。這種銀錠很少在民間流通使用。明代小說《警世通言》里有個賊偷了官府的大銀錠,不敢使用,在家中偷偷把大銀錠鑿開,結果乒乒乓乓的聲音驚動了鄰居,被揭發到官,人贓俱獲。另一部明末清初小說《連城璧》中,乞丐“窮不怕”拿了個別人送他的大銀錠去救人,反而被懷疑是賊,抓到衙門里嚴刑拷打,幸好送他銀錠的正是心血來潮微服出游的明朝正德皇帝,才得了生路。
      另一種需要嚴加防范的庫是架閣庫。州縣衙門的各類公文檔案都集中保存在架閣庫,大凡記錄戶口的“黃冊”、記錄土地賦役的“魚鱗圖冊”、訴訟卷宗等都要整理后放在架閣庫內那一排排的書架上。
      有的衙門還設儀仗庫,集中存放州縣長官出行時的全副儀仗。按明清時的法律規定,知縣或知州出行的全副儀仗為:一頂4人抬的素云頭青帶青幔官轎,一把大青扇,一頂藍傘蓋,4面青旗,兩根桐棍,兩根皮塑,兩塊寫著“肅靜”的大木牌。但實際上州縣官的儀仗都要大大超過這個規定。“肅靜”牌之外至少還要加上兩塊“回避”牌,大多還要加上表示自己官銜的官稱牌,一個官銜一塊,常常有四、五塊。這些儀仗用品都收藏在儀仗庫里,儀仗庫內還有保存其它如“投文”、“放告”、“聽審”、“止訟”等等木牌。沒有儀仗庫的衙門,這些儀仗用品一般就堆放在大堂或二堂內。
      8、名目繁多的匾額楹聯
      書法藝術是中國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堂額、牌匾、楹聯,只有光光的梁柱、墻壁,那才真正失去了中國建筑的特有韻律。州縣官員絕大多數都是文人出身,即使不是文人也要裝出三分書卷氣,自然都喜歡舞文弄墨,在建筑的顯眼部位留下自己的“墨寶”。
      大堂是衙門建筑的中心,官員喜歡另題種種能夠顯示自己修養的堂名,刻了匾掛在堂前。比如表示為皇帝牧民治理的“牧愛堂”、“平政堂”、“親民堂”;表示忠君愛民的“忠愛堂”;表示愛民如子的“體仁堂”、“如保堂”、“熙春堂”。更加雅致的是引經據典為堂名。比如《論語·里仁》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的說法,于是不少州縣衙門的大堂就命名為“忠恕堂”。《尚書·皋陶謨》有“百僚師師”的說法,意思是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而西漢賈誼《新書·容經》又有“朝廷之榮,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表示百官端整嚴肅的模樣。于是很多州縣的大堂另名為“師師堂”。
      《史記》、《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都記載這樣一個有名的傳說:孔子的學生宓不齊(字子賤)曾擔任魯國單父地方(今山東單縣)的“宰”(長官),他兢兢業業,終日忙忙碌碌,唯恐自己治理不了這個地方。學兄有若去看他,說:“過去大舜治理天下,鼓五弦琴,唱南風歌,天下大治。你才治理這么個小地方,有什么好憂愁的?”宓不齊聽了有若的話,身不下堂,鼓琴吟誦,瀟灑安祥,當地的百姓聽到了他的歌聲,不知不覺就都變得心平氣和,謙恭有禮,單父果然大治。這個故事在后世長久流傳,“鳴琴而治”成為州縣官的理想目標。于是明清時很多州縣官盡管自己的音樂知識可能還比不上那對月喘氣的吳牛,自己的大堂里也終日充斥著拷打百姓的板子聲、計算搜刮民財的算盤聲、秤量銀子的戥子聲,卻仍然自題堂名為“琴堂”。
      大堂的屋梁上、尤其是暖閣上方的屋梁上必定也要題有匾額,這不是為了表明大堂的名稱,而是為了表示州縣官們的操行。比如“守己愛民”、“禮樂遺教”、“公明廉威”、“明鏡高懸”等等是被普遍使用的。最常見的則是“清慎勤”、“天理人情國法”匾額。
      “清慎勤”是古代最常見的官府匾額,無論何種官署都有這樣的匾額。州縣衙門里的這三字匾,有的掛在大堂上,有的掛在穿堂、二堂,幾乎沒有不掛這三字匾的州縣衙門。這三字匾的來歷很久,據清代學者趙翼《陔余叢考·清慎勤》的考證,這三字匾出于三國時的司馬懿,據說司馬懿有一次接見地方官時,提出當官的要做到清廉、謹慎、勤快,有了這三項美德,還怕治理不好嗎?他又問官員這三項中哪一項最重要?有的說是“清”,有的說是“勤”,而司馬懿卻同意“慎乃為大”的說法。從此這三字就成為官員的基本要求。
      “天理人情國法”的匾額往往掛在大堂和二堂之類涉及到司法審判功能的建筑里,這三項是州縣長官主持審判時必須參考的三項要素。天理指傳統的“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教原則,也可以指被當時社會所認識的一些自然規律。人情指人之常情,既可以是紳士標榜的“忠恕之道”,也可以是指被紳士所倡導的社會輿論,有時也可包括一地的風土人情。國法當然就是指朝廷的正式法律。
      穿堂以及內衙往往是長官審案后休息的地方,援引《論語·為政》“退而省其私”的說法,明清州縣官往往喜歡將穿堂或內衙名為“退省堂”、“退思堂”、“退公再思堂”、“退堂”、“省觀堂”、“慎思堂”等等名目。《詩·國風·召南》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的詩句,指處理政事后雍容自得之貌,于是不少州縣衙門的后堂、內衙命名為“委蛇堂”。
      二堂、三堂也是處理政務的場所,其名稱也很有講究。《尚書·皋陶謨》有“同寅協恭,和衷哉”,表明同僚的團結合作,于是衙門的二堂往往被名為“協恭堂”。《荀子·王制》說:“中和者,聽之繩也。”強調處理政事要中正和平,歷代的官員也常常以此標榜,把二堂定名為“中和堂”。
    今人復書的衙門楹聯一束
    9、引人注目的牌坊亭臺
      上面提到的衙門建筑物大多是封閉性的,而點綴于衙門內外的牌坊、亭臺之類的獨立紀念性建筑物大大緩和了衙門建筑單調沉悶的氣氛。
      牌坊是中國特有的紀念性建筑物。大一點的州縣衙門前有的會有3座牌坊:衙門正面一座,東西跨街各一座。正面的那一座是主要的,一般3開間,有兩三層屋頂,兩邊有斜撐的戧柱,高大宏偉,反襯出衙門大門的莊嚴。跨街的兩座一般只是單開間、一層屋頂。普通的州縣衙門前只有一座正面的牌樓。正面的牌樓往往命名為“宣化坊”,表示州縣衙門的主要政在于代表皇帝宣布教化,使民心日趨于善。也有的牌坊命名為“牧愛坊”,也表示州縣衙門代皇帝牧民愛民之意。也有的直接稱為“忠廉坊”,點出忠君廉明的為官之道。
      衙門前的3座牌坊和衙門前的照壁互相呼應,在衙門前形成一個開放性的廣場。這個廣場是本城的政治活動中心。指導中國古代政治的儒家學說強調官府對于民眾的教化,所以明清時在這廣場上的主要建筑物都是和教化有關的。
      衙門的兩側對稱的建有一對亭子,一座叫“申明亭”,一座叫“旌善亭”。所謂“申明”就是“申明其教化,勸善懲惡”的意思,將本地的壞人壞事公布在大木榜上。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下令設立的。和申明亭位置對稱的旌善亭,在功能上也是和申明亭相對稱的。這個亭子里也懸掛著幾塊板榜,上面公布的是當地的“好人好事”,某鄉紳力行善事,某孝子割股療親,某寡婦守貞不嫁,某家族幾代同堂等等。
      申明亭和旌善亭之外,州縣衙門前還有一座“圣諭亭”。它的位置不固定,或東或西或南,但卻有著頭等的重要性。亭里石碑上刻寫著皇帝專門為教化百姓發布的“圣諭”。明朝的圣諭是明太祖朱元璋頒布的“圣諭六條”,簡簡單單,明明白白,任何一個百姓都聽得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清朝入關后,順治帝總覺得明太祖是歷史上最好的皇帝,所立的法律是可以“傳之永遠”的。所以他又重新頒布這圣諭六條,要州縣重建在戰亂中被破壞的圣諭亭。康熙皇帝繼位后,滿族皇朝統治中原的自信心加強,決心要超過明朝的治績。于是又改寫了圣諭,擴充為十六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風,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這圣諭十六條面面俱到,包括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過很是掉文,普通老百姓聽也聽不懂。所以后來的雍正皇帝又為它加了長達萬言的解說,合稱“圣諭廣訓”。這刻在石碑上老百姓看起來更吃力。雍正皇帝就下令要州縣官每月的初一、十五兩天必須召集城中的百姓到圣諭亭前,由州縣長官親自解說這“圣諭廣訓”。這樣一來,圣諭亭成了中國城市少有的群眾政治集會中心。
      申明亭、旌善亭、圣諭亭都是以教化百姓為目的的,而位于大堂院落中心的“戒石亭”或“御箴碑亭”或“戒石坊”,是為儆戒官員而設立的。五代十國時后蜀國主孟昶曾寫過一個《官箴》來儆戒官員。宋朝滅了后蜀后,宋太宗趙匡義覺得這個官箴有點意思,只是太羅嗦。他從中抽了4句:“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親自書寫,下令要各地官員都要把這16個字刻在石碑上,號為“戒石”,置于公座之右,時時提醒。明太祖朱元璋又下令把這塊戒石放大,搬到大堂院落的中央,正對著大堂內長官坐堂的公座,讓長官審案時抬頭見這儆戒官箴,低頭思考天地良心。為了保護這塊戒石,往往在戒石上加蓋亭子,或把戒石作成牌坊式樣。戒石朝南的一面往往刻寫“公生明”3個大字,也是儆戒進出大堂官吏的意思。
    10、五花八門的鬼神廟壇
      從上述的戒石“上天難欺”的銘文就可以知道,維系衙門正常運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鬼神報應觀念,因此在州縣衙門建筑群里包含著五花八門的鬼神廟壇也就無足為怪了。
      進了明清州縣衙門的大門后往東一轉,就可以找到一個不大的土地廟。在州縣衙門里建土地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創造”。他在位的時候,這個土地廟還另有用處:他規定貪官贓滿80兩(也有的說法是16兩)就要“剝皮實草”,把剝下的人皮蒙在一個草人上,作成一個“皮囊袋”,掛在官員的公座上方,使下一任官員“觸目警心”。剝皮的刑場就是土地廟,號為“皮場土地”或“皮場廟”。雖然在明太祖死后,這種殘酷的刑罰被廢除,可是這個土地廟卻一直保留了下來,成為州縣衙門里的第一主廟。
      州縣衙門常見的第二主廟往往是五顯神廟。五顯神,也叫“五圣神”、“五通神”,也是一種民間崇拜的神靈。和保護一方的土地神不一樣,五顯神卻是經常侵擾民間、攝人靈魂、興妖作怪的邪神。據清代毛祥麟筆記《墨余錄》里的說法:明太祖打下天下后,唯恐多年死于戰場的幾十萬士兵靈魂化為野鬼作祟民間,以軍隊五人為伍的習慣,封贈這些孤魂野鬼為“五通神”,要各地立廟按時祭祀,使它們有碗飯吃,少生事端。可是兵痞們燒殺搶掠習慣不改,成了鬼仍免不了故態復萌,成了民間百姓惹不起、唯恐奉之不及的妖邪之神。清末薛福成的《庸庵筆記》又記載北方的另一種說法:五顯神實際上就是狐、蛇、刺猬、鼠、黃鼠狼這五種夜行動物的化身,民間總覺得這五種動物很神秘,從而尊為五圣。州縣衙門里的五顯廟也是為了防止五顯神作亂而設立的。這種廟沒有固定的位置,一般都在衙門的某個夾院里,是一個和土地廟類似的小廟,往往也只是設塊牌位而已。清朝康熙年間,湯斌巡撫江南,下令拆毀各地的五顯神廟,從此江南各地的州縣衙門中就不再有五顯神廟了。
      州縣衙門的各個部門也有專門的廟壇。監獄院落里都有一座小小的獄神廟。獄神的造像象獅又象虎,稱為“狴犴”,據說是龍的第四的兒子,“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升庵外集》)。監獄的大門上也常常會有狴犴頭像。獄神由牢頭禁卒供奉,日日燒香。
      另外據《水滸傳》等明代小說的描寫,在死囚牢里還供一位“青面圣者”,神像前還點著長明燈,死刑犯要在青面圣者前吃一碗長休飯,喝一碗永別酒后再拉出去受刑。但這位青面圣者是何方神圣,實在史無明文。
      上文已提到衙門中有馬廄,飼養官馬。馬房自成一個院落,里面建有“馬神廟”。供奉的是獸醫神“馬王爺”。據說黃帝有個馬醫叫馬師皇,醫術高超,就連天上的龍也慕名下凡求醫,后來飛升上天為神,是獸醫行的祖師爺、飼馬業的保護神。這是為下里巴人的俗神,每年六月二十三馬王爺生日那天由馬夫們上香。
      比馬神高級,但廟宇更小的是“衙神”。這位衙神是衙門里書吏們的行業神、祖師爺,它就是“蕭王”--漢朝開國丞相蕭何。因為蕭何出身是沛縣的掾吏,所以后世的書吏們就把他奉為祖師爺。有的州縣衙門有一座專門的小小的“蕭王堂”或衙神廟,但大多數州縣衙門里,蕭王的牌位只是供在大堂東側的神案上。書吏們另一位要供奉的祖師爺是“蒼王”,就是傳說中創造文字的蒼頡。但這位神靈接受供奉的安身之所不過是儀門門背上挖就的一個小小的神龕。
      傳說唐朝的開國功臣秦瓊原來是濟南府的衙役,自然就被后世的衙役們奉為祖師爺。但衙役們連自己的辦公地方都沒有,秦瓊的牌位就只能豎在班房的神案上。
    11、形形色色的音響信號
      州縣衙門建筑群占地面積不小,墻連墻,院套院,布局復雜,為了迅速傳遞信息,衙門里使用著一套復雜的音響信號。這套信號并非國家法律制度,只是約定俗成、習慣成自然而已。
      州縣衙門里經常使用的音響工具有鼓、鐘、梆、點、鑼等等。
      鼓一般有三種:設在譙樓上的“更鼓”,設在大堂內的“堂鼓”,掛在大門屋檐下的“門鼓”或俗稱的“喊冤鼓”。更鼓用來報時,古代將日落至日出的夜晚平均劃為五個時段,每一段為一“更”,合稱“五更”,每更的時間按照季節而不同。每天晚上轉更之時,就要擂一通更鼓報時。大堂里的堂鼓掛在一個高高的鼓架上,用來宣布長官升堂問事、退堂回衙。門鼓并非每個州縣衙門都設,有的衙門改掛一面銅鑼,也有的是什么也不掛,就憑當事人大聲“喊稟”。就是設了門鼓也是不讓隨便擂打的,“無端擊鼓,驚擾聽聞”,是要被打一頓的。
      鐘和更鼓一樣也是用來報時的。按中國傳統,鼓進鐘退,報時就是“晨鼓暮鐘”。清代筆記《蝶階外史》記載了一件傳說就和這暮鐘有關:嘉道年間,(南)通州衙門有個姓劉的鐘鼓夫。他見每天暮鐘一響,監獄里在押的重罪囚徒就要關上匣床,輕罪囚徒也要被鐵索捆住,聽任蚊蟲叮咬,無法驅趕,苦不堪言。他就動了惻隱之心,夏天每晚都遲4刻(約合今57.6分鐘)敲鐘,好讓囚徒們少受幾分罪。他幾十年如一日,都是如此行善事,積累陰德。最后果然得到仙人指引,飛升成仙。
      梆是衙門里使用最普遍的音響工具。南方的梆子大多是一個配上把手的竹筒,北方的梆子往往是用挖空的木頭制成。梆子輕便易制,是“便攜式”的,衙門里衙役巡邏、傳信都擊梆子為號。
      點,是一塊懸掛的鐵板,用榔頭敲擊會發出清脆的聲響,因其音調高可以傳得很遠。鐵板鑄成云朵狀,正式的名稱叫做“云板”。點在做動詞用時有“一觸即離”的意思,敲打鐵板的動作是一個點擊動作,所以云板也就被叫做點。點一般掛在內衙宅門之內,由長官的親信仆役掌管,是內衙向全衙門發號施令的重要工具。
      鑼和梆子一樣,也是便攜式的音響工具,有的衙門用以供人喊冤,也有的衙門用鑼報警。而鑼最經常的用途是“鳴鑼開道”。
      州縣衙門這些形形色色的聲音信號不僅指揮衙門活動的節奏,同時也是城內人民的日常生活計時的信號。尤其晚上的更鼓梆點具有法律上的意義。明清時的法律規定,無論京城及外省府州縣城,晚上一更三點之后、至次日清晨五更三點之前,凡無故上街行走者都違反了“夜禁”的律條,在京城的要處笞三十、在外省府州縣城要處笞二十。在二、三、四更天上街的,京城內處笞五十、外省府州縣城處笞四十。夜晚可以上街的只限于“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喪”這幾種情況。犯禁人如果有拒捕行為,處杖一百;打傷人的(折傷一指或傷一目以上)處絞;打死人的處斬。
    12、按部就班的衙門活動
      明清時州縣衙門的活動都是由音響工具控制的。根據清代長隨教科書《長隨論》以及近代人收集各類長隨手本編輯的《清代州縣故事》等書的記載,衙門的一般活動規律如下。
      每天黎明日出,內衙宅門內就打點7下,據說其含意是“為君難為臣不易”。聽到這一信號,宅門、穿堂門、儀門、大門上的衙役就依次敲一通梆子,這叫“傳頭梆”(如果是府、道以上的衙門要依次擂鼓或放爆竹)。頭梆是衙門開始準備工作的信號,守大門的衙役要請內衙用轉桶發出大門鑰匙,打開大門,當班的書吏、衙役要起床來衙門報到。
      到了早上,內衙宅門內又打點5下,據說其含意是“臣事君以忠”,或是“仁義禮智信”,或是“恭寬信敏儉”。宅門、穿堂門、儀門、大門上的衙役聽了這一信號趕緊依次敲梆,這叫傳“二梆”。這套信號表示長官已起床梳洗,準備到簽押房辦公。書吏們必須全部到位“點卯”(點名記錄)上班,整理出應該今日處理的公文匯集送簽押房,并收取前一日已批下的各類公文分發各房執行。如果這一天是“放告日”或“聽審日”,聽見這一信號,大門上的衙役就舉出“放告牌”或“聽審牌”,把早已排隊等候在照壁前的訴訟當事人帶入大堂院落,在月臺下排隊等候。
      等到長官梳洗完畢、用完早餐,內衙擊點3聲,據說這是喻義“清慎勤”,宅門、穿堂門、儀門、大門依次傳“三梆”。這套信號就是表示長官要出內衙宅門,各部門書吏、衙役都要肅立。隨著三梆聲,長官走出宅門,前往簽押房。如果是升堂,則三梆一傳,訴訟當事人全體下跪。內衙擊點一聲,喻義“升”,大堂衙役擂響堂鼓,排列大堂兩側的皂隸拉長了調子齊聲高喊“升~~堂~~哦~~”,長官就在這氣勢的烘托下,慢慢踱進大堂,進暖閣,在公座上入座,堂鼓和喊叫聲這才停止。
      一般早堂一個時辰(約合今兩個小時),長官起身,宣布退堂。這時衙役又擂響堂鼓4通,據說這叫“叩謝皇恩”,長官在鼓聲中回到內衙。衙門開始午休。下午如果長官出內衙辦公,仍然要傳三點三梆,升堂還要再擂升堂鼓。
      即使長官不升堂,凡是他到簽押房辦公、或到花廳會客之類的活動,只要他離開內衙,都必須要傳點發梆,警告閑雜人等回避。
      到傍晚時,內衙擊點3聲,各門依次傳“晚梆”,表示一天的工作結束。書吏們將當天已處理、未處理的所有文件匯總編號,交由承發房登記封存,不值夜的書吏、衙役都可以下班回家了。到夜黑,宅門上鎖、大門上鎖、獄門上鎖加封,整個衙門建筑群又進入與外間隔絕的狀態。
      白天衙門里點、鼓、梆有板有眼,到了晚上也不是寂靜無聲,鼓、梆依然有時有節。上文已經提到,夜里每更都有更鼓報時,而且每更又平均分成5段,每段為一“點”,擊點一下,更夫則在衙門內巡邏敲梆報點一次。監獄里又另行巡邏,以鑼或梆子保持巡夜人之間的聯系。監獄巡夜方式以明朝人呂坤在其所著《實政錄》一書提倡的最普遍:每更3名禁卒同時巡邏,監房內一人提鑼,監獄內院一人提鈴,監獄外墻一人用梆,每走10步擊打一次,發一次信號,次序是先鑼、后鈴、再梆,“周而復始,不許斷續,亦不許鈴梆亂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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