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65 鳳鳥瑞獸花枝鏡 | |
| 類別 | 工藝品雜項>銅器 |
| 尺 寸 | 直徑24cm；重3498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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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鳥瑞獸花枝鏡：原為臺灣著名青銅器收藏家珍藏。原藏家被評為全世界近百年來最優秀的一百名藝術品收藏家之一， 且是唯一的華人代表。 此鏡屬于青銅范鑄工藝的巔峰之作，鸞驚影見，日耀花開，天祿辟邪，團凝璧琢，紋飾符瑞繁縟，工藝堪稱鬼斧神工，其華麗不可名狀，且尺寸之大、品相之好，在存世所見盈千累萬的唐鏡中位列臻品。經過眾多有識之士和美學專家逐一審美比較，評比之下此鏡乃名符其實位列前三名，無愧是中國銅鏡十大珍品之一。她的青銅藝術之美、足以在世界工藝美術史上確立中國青銅范鑄藝術當屬世界第一的地位。其名譽應該與歐洲雕刻藝術的“維納斯”想媲美；與中國繪畫藝術的“清明上河圖”媲跡，并列為世界最頂級的藝術精品。 青銅器是國之重器。中國商周青銅禮器被譽為中國工藝美術史上的皇冠，那么戰國、兩漢、隋唐青銅鏡之中的優秀作品、無疑是皇冠上那顆璀璨的明珠。中國青銅范鑄工藝最終是通過銅鏡的制作推向了頂峰，從而使青銅藝術達到了極致。 青鸞飛鵲鏡影里，一燈風雨思華年 在唐代銅鏡的發展史上，鸞鳥瑞獸鏡上承瑞獸葡萄鏡，下啟對鳥鏡，鸞鳥瑞獸鏡中的瑞獸可以在瑞獸葡萄鏡中找到原型，稍晚的對鳥鏡中對稱的銜授雙鸞又與鸞鳥瑞獸鏡上的繞鈕雙鸞關系密切，這三類銅鏡不僅源流明確，而且彼此間還存在著一段時間的此消彼長，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都是盛唐前后極具代表性的唐鏡類型。 這枚鳳鳥瑞獸花枝鏡的鏡背被凸起的弦紋圈大體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環球狀鏡鈕裝飾有相對的兩鸞兩獸，間飾以單叢花枝，鸞獸均呈順時針方向繞鏡鈕飛走，兩走獸與獅相像，不過一只有單角一只有雙角，這類走獸形態各異，以似獅者為多見，在隋唐銅鏡研究中一般統稱為瑞獸。外區裝飾帶中以包括鸞鳳、鴛鴦、戴勝、奔獸在內的8只瑞獸也呈順時針方向繞鈕飛走，其間排列有8叢花枝。內外兩區邊緣還有窄環形的裝飾帶，內區邊緣的裝飾帶中相間排列著6只蜂蝶6叢花枝，外緣飾有20朵祥云。 這面銅鏡的年代也應當是比較明確的。雖然類似主題的鸞獸鏡在唐代紀年墓中從神龍二年（706）至最晚的咸通十一年（870）中都有發現，但若參考相關藏品仔細分析，可以將其流行的時代范圍大大縮小。首先從造型來看，這是一枚圓形鏡，唐代銅鏡大約從高宗武則天時期開始，鏡型開始多元化，菱花、葵花鏡開始出現并流行。該鏡在裝飾布局上還有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在內區裝飾之外附有一個窄圓環形的裝飾帶。這一特點將其與傳世的《三槐堂藏鏡》和日本金澤東馬三郎氏舊藏的雙獅雙鸞鏡區別開來。與之有相似之處的其它唐鏡還有1956年在西安韓森寨的第79號唐墓中出土的一枚“鳳銜花鏡”（現在一般稱之為雀繞花枝鏡）以及故宮收藏的一枚禽獸葡萄鏡。這兩枚銅鏡上也都發現了這種附屬于內區的窄環形裝飾帶。陳燦平認為這個裝飾帶可能是隋至初唐銅鏡中的銘文帶退化但并未完全消失的結果，反映出鏡背布局變化的滯后性。這也暗示出這枚銅鏡的年代介于初唐與盛唐之間。另外，作為鏡背從屬點綴裝飾的花枝，在唐代墓室壁畫中也是從高宗武則天時期出現并流行的，綜合這幾個因素來看，這枚銅鏡的設計生產年代當在高宗武則天時代無疑。 唐鏡的裝飾豐富多彩，包羅萬象，但要這些裝飾的設計意蘊及內涵象征做出簡單而確切的解釋卻非易事。世間美好之物甚多，巍巍高山，滔滔逝水，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春花秋月，梅蘭竹菊……為何工匠們只選擇幾類特定的紋樣或紋樣組合來裝飾鏡背？一個不言自明的邏輯是，顯然這樣的設計對于古人來說是有特定意義的，這些特定的意義反映出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的審美情趣和流行時尚，甚至還隱喻著一種深沉的家國情懷。以這件鸞獸花枝鏡為例，比照文獻記載，繞鈕飛奔的鸞、獸應該都是祥瑞的象征。《山海經·西山經》中載稱“（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楚辭·九章·涉江》中有“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的記載，東漢王逸注曰“鸞鳳，俊鳥也。有圣君則來，無德則去，以喻賢臣難進易退也”。所以鸞鳥應該是天下安，圣君出的象征。另外的走獸也可以在相關文獻中找到對應，如《漢書》卷九六《西域傳上·烏弋山離國》記載該國有“桃撥、師子、犀牛”。唐顏師古注曰“桃撥一名符撥，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他還在注《急就篇》時認為“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綜合這些文獻記載推斷，鸞獸花枝鏡中的鸞鳥與神獸的組合，不僅象征祥瑞，而且還隱含著圣君將出，天下太平的儒家治世理想。 這枚鸞獸花枝鏡直徑24厘米，約相當于唐小尺1尺左右，屬于尺寸比較大的唐鏡，比較特殊的是，這枚銅鏡極為厚重，重量將近3.5千克，而直徑與之相仿的唐鏡的重量一般是在2千克左右，最重的也很少超過3千克。這么重的銅鏡顯然不太可能用以手持照面，更有可能是安放特制的鏡架之上使用，這也與唐章懷太子墓中出土的圓形鳥獸紋銘文鏡的情況有些類似。但在目前考古發掘中幾乎不見的唐代鏡臺實物，只有河南安陽的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墓中出過一件瓷質鏡臺，尺寸不詳。另外河北涿州漢墓中曾發現過陶鏡架，也是復原唐代鏡架的有益參考。更為難等可貴的是，這枚銅鏡通體銀亮，僅有數點銹跡。飛鸞走禽之翅羽，奔獸之尾梢、爪尖都絲絲可見，歷歷可數，足見其鑄工之精審與保存之完好，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唐鏡精品。 鏡子中原本空無一物，但在鏡子的歷史上，它又與神秘、宗教、科學、商業乃至藝術結緣。其實正如美國學者馬克·彭德格拉斯特（Mark Pendergrast）所說，我們在鏡子中能看到什么取決于我們把什么帶到鏡子跟前。在你注視鏡子的時候，鏡像也在操控著你的意識。古人視銅鏡為有神力的器物，因為鏡像給予人們巨大的想象空間，而金屬鏡像所特有的模糊性和朦朧美，更使其成為古代詩文的絕佳題材，并衍生出許多文學史上的特定意象。就這枚銅鏡而言，她的設計和鑄工處處顯示出華美與細膩的精巧心思，仿佛屬于一位嫁入侯門的如玉佳人，彩鸞琴里怨聲多，飛鵲鏡前妝梳斷，這面鏤畫精彩的如水明鏡，也伴著那早已物是人非的錦瑟華年，在花開葉落的風風雨雨中，依稀映出了她一生的美麗與哀愁。 戴福保先生，字潤齋，著名收藏家。于1920年代末在家鄉無錫的舅父秦叔開設的古董店里當學徒。憑借天賦的上好眼力和敏銳的生意頭腦，未幾，他就被委以挑貨買賣的任務，開始游走鄰近省縣城市作采購。1930年代，戴先生移居上海，開設了個人的古董店，并于1932年迎娶張萍英女士。可是此際時局開始吃緊，入侵的日軍不斷南進，直趨上海，1937年，終于爆發了血腥戰事，平靜的生活頓成泡影，終于在1949年4月，與家人南遷香港，從此再沒有重返祖國。 在中國對外的古董工藝市場活動停頓之際，香港有限的商機，自然無法滿足戴先生的事業雄心。此時他唯有轉向歐美市場。1950年，他毅然作出移居美國的決定。 1953年春天，戴先生第一次前赴英法，加入收買古董藝品的行列。他參加了3月24日倫敦蘇富比所舉辦的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e）明代陶瓷收藏拍賣。這位來自紐約的中國人買家突然出手，于這一當時被視為最重要中國瓷器珍藏之一的專拍上競投，并奪得最精美的11件拍品。 20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戴先生活躍于世界各地拍場，此間他已成為戰后中國古董藝術界中最知名的古董商人。其時，他參與1963年11月倫敦古董商H. R. Norton專拍，以8，000英鎊購入一件極為精美的15世紀配有原蓋的青花梅瓶，刷新當時的世界紀錄。戴先生透過藝廊致力為財力充裕且有志收藏的人士建構起無出其右的上乘收藏。其中與他合作最密切的兩位可數艾弗里·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與亞瑟·賽可樂（Arthur Sackler）。前者眾所周知的個人收藏，現今正是舊金山亞洲藝術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scisco）的典藏菁華；后者經年匯集的藝術寶庫，其中大多數則為現今華盛頓市亞瑟·賽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的鎮館重寶。 1982年，戴先生成立了戴潤齋基金會。在他的推動下，基金會從資助醫學院學生開始，繼而進一步贊助一系列的醫學研究、美國紅十字會及許多相關的慈善機構。該基金會并捐助了多項獎學金給北京大學與臺灣的東吳大學。戴潤齋基金會將受惠于這次的拍賣活動，并以此承續戴潤齋先生的慷慨善心，繼續為他的慈善志業而努力。 | |
| 公司全稱 | 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點擊察看該公司歷史拍賣會紀錄] |
| 拍賣會名稱 | 2012春季拍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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