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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新疆的艱辛
有的人為了貶低新疆之役，將它說成一場“不過剿滅了幾個土匪”的戰爭，似乎它的勝利是一蹴可就的，這其實是一種無知的說法。如果沒有那種“每一發兵，須發為白”的殫精竭慮，沒有極其審慎縝密的運籌帷幄，而是“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實行李鴻章的那種“裱糊工作法”的話，新疆之役是絕對不可能取得那樣輝煌的勝利的。
早在幾年前清廷命令銘軍開赴新疆時，李鴻章就說過，“以南勇出塞，開千古之奇局”，讓淮勇去新疆，是非常不靠譜的。當時，李鴻章還斷言：“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設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伊犁，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踹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鐵路運輸的先決條件，中國要想取得新疆之役的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對俄國對中國領土的蠶食的現狀望洋興嘆。
一些權貴早在戰役之前就揚言：“我軍甚單，敵勢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餉，恐亦難收掃蕩之功。”李鴻章更對曾經贊同出兵的淮軍部屬、時任江西巡撫的劉秉璋大發雷霆：“庸眾無識，橫加訾議，固無足怪。執事（劉秉璋）從軍數年，當有閱歷，洋務即毫無探討，事理當略加揣度，乃尤大肆簧鼓，實出期望之外。”“尊意豈料新疆必可復耶？復之必可守耶？此何異盲人坐屋內說瞎話，我既知其不可復，不可守，自應預作一自守之謀。”
正因為如此，時人記述，“朝命甫下，人人皆為公危”。的確，收復新疆，是一項龐大而又艱巨的工程，情況復雜，國力疲憊，更有實力強大的反對派掣肘，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捍衛疆土的戰爭中，都是相當罕見的。經過一場大規模的海防和塞防之爭的大論戰之后，在左宗棠的堅持之下，有了新疆之役，并且將這場戰爭全部交給他一人負責，這樣，一旦失敗，他的結局將會異常凄慘，很可能身首異處、禍及滿門。左宗棠從新疆回朝時遭到了大量白眼和排擠，那些反對派的勢力可以想見，獲得完勝尚且如此，如果此役失敗，果真讓那筆軍餉打了水漂，這些人會有什么樣的反應以及左宗棠個人將會是什么樣的結局也就不難想見了。因此，對于左宗棠個人來說，這一仗的風險可想而知。
左宗棠說：“于此而力圖恢復，挈二萬里戎索之舊，還之職方；戢萬千殊俗之民，漸以聲教，正值寰區甫靖，財力久殫；內患雖平，民勞未艾，其難誠有倍拓疆之始者。”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這場戰爭所面臨的困難，是空前的。具體的困難，就準備工作而言，即“籌餉難于籌兵，籌糧難于籌餉，籌轉運難于籌糧。”
出兵新疆之前，陜甘的戰事剛剛結束，十幾萬的部隊經過一場長期的戰爭，需要進行大規模的休整和裁撤，才能進行下一場更加艱巨的戰爭。左宗棠沒有那種用大筆軍餉常年供養的屬于自己的部隊，剛剛出山時，那五千楚軍是他自己親手組建的，但隨著廣東戰事的結束，便遣散了，此后，每次督師，部屬都是七拼八湊、信手拈來，其成分、強弱、親疏、地域和派系都非常復雜。李鴻章當時就對此評論說：“甘軍想徐議凱撤歸并，欠餉太巨，難保不滋事端。”
左宗棠對這些部隊進行了大規模的裁撤，將原有的二百四十余營人馬，裁撤到一百三十余營。由于部隊的軍餉長期拖欠，而當時的經費又極度緊張，這項工作的難度是非常大的，究竟如何解決那些被裁撤士兵的軍餉問題，沒有看到十分詳細的史料，但事后并沒有出現李鴻章所預料的那種嘩變鬧事的情況，其間的經歷則肯定不會太輕松。
李鴻章曾經說過，左宗棠手中沒有精兵強將，擁有精兵強將的淮軍尚且將新疆視為畏途，認為此役不可能取勝，那么，在左宗棠面前這一仗卻變得輕輕松松，當然是不合邏輯的。李鴻章曾經有兩萬裝備精良的銘軍駐扎陜西，照道理，國家收復失地，應該派出最好的部隊，即使劉銘傳畏難辭職，那支部隊還在，它的下落如何？
在李鴻章同治十年九月十八日（1871年10月31日）“復徐仁山觀察”的信中說：“省三函稱所部多不愿西去，如藎臣至彼，撥給二十營，告假者準給欠餉三月，愿去者亦為安家之費。陜臺尚存十余萬，可敷此用，毋庸后路另籌。”最后有十八營去了徐州，將二十二營交給當時在天津家中休養的甘肅提督曹克忠。曹克忠謁見李鴻章時，談好以不去新疆為條件，這才離家走馬上任。
十八營淮軍調往徐州，按照李鴻章自己的話說，也只是“閑著”而已，同樣無所事事，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發生，清廷命令南洋和北洋各派三千人赴臺，李鴻章則趁此機會主動要求六千人全部由北洋派出，在將徐州的淮軍派往臺灣之后，接著提出將西北的二十二營淮軍內調。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1874年7月23日），李鴻章在奏折中說：“查甘省現早肅清，陜境防務已松，擬請敕下陜西撫臣，速飭記名臬司劉盛藻，統率陜防武毅銘軍馬步二十二營，星夜兼程拔赴山東濟寧及江南徐州一帶，擇要駐扼，以備南北海口策應。” 這時，陜甘內戰已經在上一年結束，收復新疆的大門已經打開，但擁有精兵強將的淮軍卻全部撤走，最后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新疆之役。
一些著作中都談到左宗棠進軍新疆時士兵們扛著紅薯行軍的情節，這一情節被廣為引用，其實是一種誤傳。這種誤傳的源頭來自馮玉祥的自傳，馮是這樣說的：
“父親取中武庠，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最初投身銘軍。銘軍，為劉銘傳所帶領故名。他是淮軍將領之一，在晚清很負盛名。父親初到軍中，在差遣隊當差，后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
“陜甘民亂雖然僥幸平復，但其殘余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頒布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而且對于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嘉峪關不設兵站，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全是生紅薯，由各人自己背負著。從內陸到新疆，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本來盡夠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壓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這樣的長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遠走不到頭。一路上，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饑；渴了的時候，仍然是以紅薯止渴。這種生活，不說多天，就是三五天，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也都有些為難了。幾天之后，大家已經支持不住，但是終于勉強掙扎著到了駐守地。后來父親告訴我說，從這時候以后，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個賣紅薯的，他看見了，立時惡心作嘔…… 新疆回來，隊伍開到山東濟寧駐防…長兄出世的第二年，銘軍就解散了。”
馮玉祥對于這段歷史并不清楚，他的父親參加的是銘軍，銘軍根本沒有一兵一卒因為左宗棠督辦軍務而開赴新疆，因此，這一問題的敘述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本來四十營銘軍在劉銘傳離職時就有十八營被調往徐州，剩下的二十二營由甘肅提督曹克忠指揮，曹克忠在從老家養病赴陜西上任之前，就先跟李鴻章講好條件：第一不去新疆，第二不歸左宗棠節制。此后，他帶領這二十二營按照朝廷開赴肅州的命令，前往甘肅西部。這一過程中，原本已經“就撫”的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再度反水，于是銘軍無法在肅州駐扎，只好繼續向西。按照馮玉祥的說法，士兵肩負八天食用的紅薯，十五六斤的分量肯定是不夠的，至少應該有四五十斤。從嘉峪關西行八天，在士氣十分低落的情況下負重行軍，不可能太遠，大概只能走到安西一帶，離新疆還有一段距離。這樣的長途行軍，連其中最強壯的人都受不了了，其他體質較弱的就更加可想而知，部隊幾乎嘩變，曹克忠只得再次告病回家休養，這些銘軍改由劉銘傳之侄劉盛藻接管并從“新疆”撤回陜西。李鴻章的奏折表明，二十二營淮軍于同治十三年六月間全部由陜西調赴濟寧、徐州，無人留在西北，馮玉祥所稱其父隨銘軍來到濟寧，與李鴻章的奏折相符，而此時離新疆之役還有兩年之久。 因此，馮玉祥的父親參加新疆之役的說法，肯定屬于敘述錯誤，而有些按照這種敘述所產生的馮玉祥的父親當年參加新疆之役的說法，則只能是以訛傳訛了。
李鴻章不僅在收復新疆前夕調走了銘軍，還將另外一支他認為戰斗力較強的由宋慶統領的毅軍也通過他的私下活動調往內陸。光緒元年正月初七（1875年2月12日），李鴻章在給河南巡撫錢鼎銘的信中說：“西域糧運過艱，金、張、額三軍已恐接濟不及，宋軍徘徊隴上，久成贅疣。若由尊處審度局勢，抗疏直陳，以省毅軍裹帶供諸軍飽騰為詞，諒可仰邀俞允。鴻章前于議復海防疏內，曾力陳關外只宜屯墾緩進，不宜添兵大舉，致令饑潰。……乘機進言，無論準行與否，而事理所在，疆吏當迤迤持之，且豫庫竭蹶，如此豈能分供兩軍之遠役？”盡管當時毅軍已有一千人已經出關到達哈密，但其余部隊仍然被調回了河南。
甲午戰爭中，李鴻章一人敵一國的說法，廣為流傳，而光緒初年，既然新疆即將大戰，理應中國最精銳的部隊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實際上不僅沒有任何部隊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數萬“精銳”從西部紛紛東撤，做逆向運動，以這種事實跟所謂一人敵一國的說法作個對照，某些人拼命以這種理論為李鴻章叫屈，是否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盡管如此，卻絲毫沒有阻擋左宗棠進軍新疆的腳步。他在組建出關部隊時，仍然以湘軍為主，將劉錦棠所部擴充為兩萬人。此時，劉錦棠年僅三十三歲，而總管湘軍營務處的羅長祜，更只有二十九歲。左宗棠對于主力部隊的將領做出這種安排，是具有深意的，在一次艱辛異常的遠征中，如此年輕的將領，在體能上必然具有天然優勢，這對于整個部隊的士氣和戰爭全局的勝負將產生巨大影響。
對于其他進疆部隊，左宗棠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和撤并。此外，建立了一定數量的騎兵和專業化的炮兵，并將大批槍支配備部隊，對于進疆部隊“所需添買騾、駝、馬匹、皮棉衣褲、鑼鍋、火器、火藥，應增籌軍行糧餉、軍需各項，轉運、采制津貼各項，均應寬為籌備。”英國人包羅杰說：“這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中國軍隊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亞的中國軍隊，它基本上近似一個歐洲強國的軍隊。”
籌措軍餉，是更大的難題。由于各省協餉無法解決問題，不得不舉借外債。這一問題同樣遇到極大的阻力，并且飽受指責。
一些評論者對胡雪巖在承辦這一業務時從中獲利頗有微詞。其實，這種意見是值得商榷的。
盡管胡雪巖擁有各種各樣的頭銜和賞賜，擁有紅頂子、黃馬褂等等榮耀的光環，但所有這些都不能改變他的實際身份：他只是一名私營性質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錢莊，也完全是一家私營的金融機構，跟后來的招商局之類有根本的差別。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對于胡雪巖的錢莊來說，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一個私營錢莊免費為國家行為從事經營活動。胡雪巖的錢莊運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須獲取利潤，否則，他拿什么來向自己的儲戶支付利息？難道那些儲戶可以因為他支援了收復新疆就放棄存款利息了嗎？
商業利潤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風險成正比，胡雪巖用自己的錢莊為西征借款擔保，是具有極大風險的，這種風險，最終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業王國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風險相比，胡雪巖在借款過程中的獲利堪稱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來，對于胡雪巖借款利息過高、認為胡雪巖不應該在借款過程中收取費用的指責，究竟是否合理，是成問題的。
大量文章在談到這一情況時，都舉出常規借款的利息遠遠低于西征借款。但是，當時的西征本身勝負難料，對于外國銀行來說也是一種高風險的賭博，以常規利息根本借不到銀子，因此，用通常情況下的銀行借款利息來跟新疆之役的借款進行比較，同樣不合理。
對于左宗棠來說，他本不愿意通過胡雪巖來籌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過這種渠道，其實是一種無奈之舉。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楨擔任兩江總督，左宗棠將他的這種任命視為天賜良機，因為當時的西北并沒有外國銀行的分駐機構，只能去沿海地區借款，辦理這種手續的，當然以當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場中受到政敵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過這種方式籌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楨則不然，他是左宗棠所舉薦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內的出色表現受到提拔，擔任兩江總督，因此，這一次左宗棠滿懷希望地請求沈葆楨出面，替他代借外債。
然而，沈葆楨卻被李鴻章以同年的關系拉近，成為堅決反對出兵新疆的陣營中的一員。李鴻章于光緒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寫信對沈葆楨說：“左帥擬借洋款千萬以圖西域，可謂豪舉，但冀利息稍輕，至多不過七厘。各省由額協項下分還，亦未免吃力，何可獨諉諸執事（沈葆楨）耶？”
沈葆楨接到左宗棠的請求之后，不僅沒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個長長的奏折，向清廷力陳反對借款、反對用兵。
沈葆楨說：“新疆廣袤數萬里，戈壁參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無盡剿之理，又無乞撫之情，似非一二年間所能就緒。即使事機至順，逆回弭首，諸城盡復，與俄為鄰，互市設防，正重煩朝廷擘畫，而非放牛歸馬之時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關坐扣，如取如攜也。洋人取之海關，海關仍待濟于各省。向日各省僅籌協餉，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籌協餉之息，能如期以應乎？協餉愆期，而海關病；海關無可彌補，不得不虧解部之款，而部庫病。……進兵愈遠，轉運愈難，餉需亦愈巨。將半途而廢乎，勢必不可；將責各省于還債之外另籌接濟乎，勢又不能；將再借洋款乎，海關更無坐扣之資，呼亦不應，徒令中興元老困于絕域，事豈忍言者！”
沈葆楨認為，新疆用兵，難有了期，隨著用兵距離越來越遠，軍餉的需求就越來越大，那時，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讓各省接濟，也借不來外債了，新疆戰局將騎虎難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堅城之下，求萬有一然之勝”的愚蠢之舉。然后，將這份奏折抄給李鴻章看。
李鴻章對于沈葆楨的奏折大加贊賞，在信中說：“鈔寄奏駁開關借洋款各稿，剴切詳明，詞嚴義正。古大臣立朝風采復見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氣，傾服莫名。開關從緩既蒙恩允，農部必不再駁。惟聞部議初以不借洋債為然，樞廷因季帥銳意出關，未暇顧慮，其后獨主斯議，是以聞公言不免逡巡回護，仍令季帥核復。季公誤于諜報安集延有待其親征投降之說，奉俞旨準借巨款，正擬月望后踴躍西行，得此信未免掃興。渠向不肯服輸，恐其仍執前奏，則東南各省行將攪亂，而西事亦斷無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楨一把。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李鴻章還是沈葆楨，這種意見完全建立在同一種判斷上：“西事亦斷無能善其后之理”。
這時已是光緒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軍出關的時間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決心已定，當然不能讓西師枵腹出征，當沈葆楨拒絕借洋債時，應該立即進行駁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辦理，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清廷將皮球踢給了左宗棠，看他如何處置。在這種情況下，左宗棠慷慨陳詞，說明利害：“臣本一介書生，辱蒙兩朝殊恩，高位顯爵，出自逾格鴻慈，久為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恩施？況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為己任，雖至陋極愚，亦不出此！而事顧有萬不容己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之處可以安兵；烏魯木齊各城縱克，重兵巨餉，費將安出？康熙、雍正兩朝為之旰食者，準部也；乾隆中，準部既克，續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設軍府，然后九邊靖謐者百數十年。是則拓邊境腴疆以養兵之成效也。今雖時易世殊，不必盡遵舊制，而伊犁為俄人所踞，喀什噶爾各城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應如何布置，尚費綢繆。若此時即便置之不問，似后患環生，不免日蹙百里之慮。”
自己根本不是為了個人邀功，而是因為“事顧有萬不容己者”，只有收復天山南北，“拓邊境腴疆以養兵”，才是當前唯一正確的選擇。
左宗棠從蘭州啟程前往肅州之前，再一次陳明意見：“夫西征用兵，以復舊疆為義，非有爭奪之心。借千萬巨款濟目前急需，可免懸軍待餉；十年計息所耗雖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機，事之應辦者可以速辦……臣拜折即行，馬步共二十九營，每營僅攜四個月鹽菜、馬干就道。幸各處糧料、水草均已預備，師行無阻。當各營啟行時，臣適逢諭旨準借洋款，士氣甚奮。閱沈葆楨原奏，則未敢宣布也。”
光緒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總算下旨稱：“左宗棠前議借洋款一千萬兩以備應用，因耗息過多，現請減借用四百萬兩，系為節省經費、顧全大局起見。唯現當大舉深入，酌發欠餉，預備行糧，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資周轉。該督既以肅清西路自任，何惜籌備巨款，俾敷應用，以竟全功？加恩著于戶部庫存四成洋稅項下撥給銀二百萬兩，并準其借用洋款五百萬兩，各省應解西征協餉提前撥解三百萬兩，以足一千萬兩之數。該督得此巨款，務將新疆軍務早日蕆事，迅奏膚功。國家經費有常，似此竭力湊撥，可一而不可再，萬不可虛糜帑項，日久無功。洋款如何籌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辦理。”
本來，左宗棠仍然希望“應請旨敕下兩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萬兩，迅解來甘”的，但這個請求顯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辦法解決。
這樣的結果，令李鴻章氣惱不已：“左相洋債千萬，幼丹（沈葆楨）奏駁極結實，尚交左公復核。聞部議初亦不準，樞廷獨主持之，可謂謬極。”
新疆之役此時命懸一線，如果不是終于有了這個“可謂謬極”的決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籌餉的過程是如此的曲折艱難，盡管最后一千萬兩軍餉有了著落，但那份艱辛，就好像這些銀子是被左宗棠拿去辦自己個人的家事一樣，上諭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該督既以肅清西路自任”，才會籌集這樣一筆錢的，話已說到這個份上，別說這一仗打輸了，就算戰場出現僵局，雙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場，都將是可想而知的。
在萬般無奈之下，左宗棠只好憑私人感情，請胡雪巖借款。許多評論者說，如果沒有胡雪巖，就不可能有收復新疆的勝利，這種說法的依據，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左宗棠在談到這些經過時說：“頻年飽嘗苦況，事后尤為心寒”！
接下來的問題是籌糧。按照規定，部隊一營步勇每月需糧三萬四千斤，馬隊一營每月需糧七萬二千斤，料三萬七千五百斤。“西師”此時全軍121營，8萬余人，每月需糧380多萬斤，全年4600多萬斤。
在正常條件下，除了哈密、巴里坤有少量糧食可以采購之外，主要的籌糧地區應該在甘、涼、肅、安這河西四郡，清廷命令：“亟應由關內妥為籌劃，源源接濟”。
但是，這個“籌劃”卻同樣絕非易事。因為這一帶大戰甫畢，此前張曜所部出關前往哈密，開抵玉門，只見“沿途經過村堡悉成瓦礫，地田荒廢，其遺黎力能自耕者，不過十之一、二，余俱流離顛沛”，而關內的“甘、涼與肅向稱腴郡，亂后人少地荒，物產消耗”。百姓的生產剛剛在恢復，還非常脆弱。當時，已經在這一地區訂購了19萬石糧食，但只收了14萬石，有人主張加價收購，但被左宗棠阻止了。他認為糧價提高之后，“貧戶無糧出糶者，買食為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價愈增，則富者之欲未厭，而貧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實不可行。且新糧訂買已多，民間搜刮殆遍。”“奪民食以餉軍，民盡而軍食將何從出乎？”因此，他一方面嚴格制止哄抬糧價，一方面另謀出路，開辟新的糧源。
首先，他讓已經先期到達哈密的張曜率領所部在當地實行屯墾，并且提出具體的管理辦法，“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旗幟分別勤惰”，“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并且在收獲時照糧給價，這樣，“每營勇丁吃官糧做私糧，于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轉運，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閑，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
他還要求張曜在哈密興辦民屯：“其力可耕墾、無籽種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獲。收有余糧，由官照時價給買，以充軍食。”“此時由官給賑糧，給種籽牛力，秋后照價買糧，在纏頭既得殘喘，且有利可圖，何事不辦？惟需用廉干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絲毫擾累，勿于銀糧出納時稍有沾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易舉。”
另外，則是廣辟糧源，在包頭、歸化、寧夏甚至遠至蒙古烏里雅蘇臺（今烏蘭巴托）、科布多進行采購。此前曾經有俄國人來蘭州考察，主動提出可以向西師提供糧食，左宗棠欣然同意，與他們簽訂了訂購500萬斤糧食的合同，從俄國的齋桑包運到古城前線。
在這樣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之前看來難以完成的籌糧問題，終于圓滿解決。
接下來的問題是籌糧。按照規定，部隊一營步勇每月需糧三萬四千斤，馬隊一營每月需糧七萬二千斤，料三萬七千五百斤。“西師”此時全軍121營，8萬余人，每月需糧380多萬斤，全年4600多萬斤。
在正常條件下，除了哈密、巴里坤有少量糧食可以采購之外，主要的籌糧地區應該在甘、涼、肅、安這河西四郡，清廷命令：“亟應由關內妥為籌劃，源源接濟”。
但是，這個“籌劃”卻同樣絕非易事。因為這一帶大戰甫畢，此前張曜所部出關前往哈密，開抵玉門，只見“沿途經過村堡悉成瓦礫，地田荒廢，其遺黎力能自耕者，不過十之一、二，余俱流離顛沛”，而關內的“甘、涼與肅向稱腴郡，亂后人少地荒，物產消耗”。百姓的生產剛剛在恢復，還非常脆弱。當時，已經在這一地區訂購了19萬石糧食，但只收了14萬石，有人主張加價收購，但被左宗棠阻止了。他認為糧價提高之后，“貧戶無糧出糶者，買食為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價愈增，則富者之欲未厭，而貧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實不可行。且新糧訂買已多，民間搜刮殆遍。”“奪民食以餉軍，民盡而軍食將何從出乎？”因此，他一方面嚴格制止哄抬糧價，一方面另謀出路，開辟新的糧源。
首先，他讓已經先期到達哈密的張曜率領所部在當地實行屯墾，并且提出具體的管理辦法，“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旗幟分別勤惰”，“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并且在收獲時照糧給價，這樣，“每營勇丁吃官糧做私糧，于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轉運，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閑，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
他還要求張曜在哈密興辦民屯：“其力可耕墾、無籽種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獲。收有余糧，由官照時價給買，以充軍食。”“此時由官給賑糧，給種籽牛力，秋后照價買糧，在纏頭既得殘喘，且有利可圖，何事不辦？惟需用廉干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絲毫擾累，勿于銀糧出納時稍有沾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易舉。”
另外，則是廣辟糧源，在包頭、歸化、寧夏甚至遠至蒙古烏里雅蘇臺（今烏蘭巴托）、科布多進行采購。此前曾經有俄國人來蘭州考察，主動提出可以向西師提供糧食，左宗棠欣然同意，與他們簽訂了訂購500萬斤糧食的合同，從俄國的齋桑包運到古城前線。
在這樣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之前看來難以完成的籌糧問題，終于圓滿解決。
籌轉運的困難更大。這些糧食的運輸距離最遠的達到5000公里以上，在當時非常原始的運輸條件下，要將數量如此之多的軍糧運往前線，困難之多是可以想見的，李鴻章早就說過，沒有鐵路，如此巨大的運輸量根本不可能完成。
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曾經打造了許多大車，用去了大筆經費，此事遭到左宗棠的強烈反對。他認為大車頂多只能在關內使用，到了新疆，需要翻越天山，在崎嶇的山路上，根本無法通行，還有，一輛大車的最大載荷只有600斤，一人一騾，每頭騾一天需要8斤糧食，車夫每天2斤，從肅州到巴里坤，要走上三十余天，大車在抵達目的地之后，還需要有返程途中的消耗，這樣，所運的糧食將顆粒不剩。如果采用駝運，在口內每天需3斤糧食，晝牧夜行。到了口外，駱駝可以只食草料，即使到了很疲勞的時候，也只要一升料加少量鹽巴就行了，并且一個人可以管5匹駱駝，食少運重，運輸效率要比大車高得多，成本也低很多。另外，官府的大車，使用者不知愛惜，損壞率很高，即使在需要時雇用民間的大車，按照每百斤運輸一百里給千四百文的價錢雇用民車，所需的投入就會小得多，效果也好得多。
為了解決如此巨大的運量和如此遙遠的運輸路程這一極其艱難的問題，左宗棠在肅州、哈密、古城、安西、玉門、敦煌、巴里坤、奇臺、濟木薩爾、吐魯番等地設立了采運局和柴草局站，收儲糧草，提供沿途的食宿和運輸工具維修服務。另外，開辟了新的運輸道路，不按照原有的從哈密翻越天山到達古城的路徑，而是從安西直接經巴里坤到達古城。
左宗棠還根據歷史記載，參考師行北路時籌辦糧運的情況，又在歸化設立北路采運總局，在包頭、寧夏設立分局，將采購的糧食轉運巴里坤。
另外，俄國也在光緒二年四月（1876年5月）按照合同運抵古城480萬斤糧食。
為了完成極其龐大的運輸任務，總共動員了官民大車5000余輛，驢騾5500余頭，駱駝29000頭。就這樣，經過一年的緊張運作，在戰幕拉開前夕，左宗棠已經將四千余萬斤軍糧運抵指定位置，并在當年九月上奏，由于糧食問題已經“暫敷前敵軍食”，“歸化、包頭、寧夏三局停止新采”。至此，事前看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糧食轉運問題，也已圓滿解決。
然后，就是正確的戰略方針的制定了。盡管事后人們將新疆之役的戰略總結為“先北后南、緩進急戰”，只有短短的八個字，然而，這八個字卻包含了對新疆全局情況的正確了解和分析，包含了許多“須發為白”的過程在內。
當時的新疆，形勢十分復雜，在阿古柏的前面，有白彥虎、馬人得的武裝，在阿古柏的后面，則有英國、俄國的西方勢力，錯綜復雜，詭譎萬端。經過仔細籌劃，左宗棠確定了這樣的作戰方針，在和部隊將領進行充分的溝通和交流并讓他們深入理解作戰意圖之后，各部到達指定作戰位置，戰幕徐徐拉開。
為了維護自己祖國的版圖，中國士兵“萬里長驅，每營僅發四個月鹽菜，無卻步者。”他們要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跋涉于戈壁之中，肩扛重負翻越天山，在深及馬腹的汪洋中泅渡，在遭受斷糧威脅的情況下出擊，他們的騎兵“四晝夜馳八百里，人未交睫，馬未卸鞍，接仗時猶復倍加抖擻”。在此期間，左宗棠本人一次次跟打算收束讓步的意見針鋒相對并戰而勝之，直至抬棺進疆，宣示了自己置生死于度外，面對強敵決不退讓的決心。就這樣，中國終于驅逐了阿古柏匪幫，以銳不可擋之勢，收復了天山南北，也收復了被俄國強占的伊犁。
在西師收復北疆之后，英使威妥瑪借跟李鴻章談判煙臺條約的機會提出可否準許阿古柏“投誠作為屬國，只隸版圖，不必朝貢？”李鴻章回答“如愿乞降，可自行派人赴左帥處稟商。”威妥瑪于是要求李鴻章向清廷報告自己為阿古柏“居間說降”的情況。
總理衙門便就此事征求左宗棠的意見，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擅淮軍自雄久矣！既謂天下精兵無過淮軍，又謂淮軍不敵島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而無中國也。”“帕夏（阿古柏）竊踞數城十余年，為我必討之賊”，對于英國人的阻撓“自應置之不理。”
等到中國打開南疆門戶，英人再度通過駐英公使郭嵩燾提出要求庇護阿古柏，希望讓他“別為立國”。左宗棠更答復說：“安集延（即浩罕——引者）系我喀什噶爾境外部落……至保護立國，雖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無立足之處，何待英人別為立國；即欲別為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茲雖奉中國以建置小國之權，實則侵占中國為蠶食之計！”非常干脆地回絕了英國的無理要求。
俄國在出兵伊犁時，曾經許諾只要中國恢復了對于烏魯木齊等地的主權，便將伊犁交還中國，可是，等到中國真的收復了天山南北，俄國人卻露出了十足的無賴嘴臉，拒不歸還伊犁。中國派出交涉此事的滿族大臣崇厚，又是一個十足的窩囊廢，在俄國人的威逼之下，簽訂了一個對中國極為不利的伊犁條約。舉國上下一致要求廢除這個條約，重開談判。
李鴻章主張接受條約，他認為“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不可謂無立約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鄰之道，先論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論曲直，曲在我而師必不壯。”“崇厚所訂俄約，行之確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中國必自度果能始終堅持，不致受人擠逼，其必自度邊備完固，軍餉充裕，足資控御，乃可毅然為之；否則，躊躇審顧，只能隨宜設法，徐圖補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國聞之，長其效尤之計。”
左宗棠在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二日上奏《復陳李鴻章所奏各節折》說：“俄自竊踞伊犁以來，無日不以損中益外為務，蓄機甚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盤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見應之，我退則彼益進，我俯則彼益仰，其禍患殆靡所止，不僅西北之憂也！”李鴻章“但顧目前，不敢用峻利之劑，則痞癥與人相終始，無望其有病除身壯之一日。”堅決主張“先之口舌，繼以兵威”。
清廷最終派出曾紀澤與 俄國重開談判，而左宗棠則將西師分三路直指伊犁，自己也冒著四十度的酷暑，將大本營從肅州前移哈密。
按照德國人福克的記述，此時的左宗棠“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飲食，簡省異常。內無姬妾，外鮮應酬之人，其眷屬家人多未帶至任上，惟一人在塞。”左宗棠自己在家書中則說：“連日苦心起草，體中時覺不適”，“忽吐鮮血數十口，尚未能止。”其中的甘苦不難想見。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初，左宗棠在寫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復信中，就談到了伊犁問題：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乎詞，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觀其口而奪其氣……然既狡焉思啟，必將不奪不厭，恐非筆舌所能爭也。榮侯（署伊犁將軍榮全）深入無繼，景都護（烏魯木齊都統景廉）兵力本單，后路駐軍久成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冗雜如常，并無斗志，望其克服要地，速赴戎機，實無把握，并慮徒增擾累，以后更苦無從著手。甘、涼、肅及敦煌、玉門，向本廣產糧畜，自軍興以來，捐派頻而人民耗，越站遠而牲畜空。現僅存之民，已皮骨俱盡，屯墾之地，大半荒蕪，年復一年，何堪設想！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城克服，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為持久之謀，撫諸戎俾安其耕牧之舊，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域形勢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籌資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于不敗之地。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茍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制此勞師遠襲之寇乎？”
左宗棠這個意見書，是在七八年之前就寫就的，早已經明確表明了處理伊犁問題的原則，盡管敵強我弱，但是只要我方不示弱，仍然可以使自己的權益得到維護。
俄國人本來以為只要虛聲恫嚇一下中國就會屈服，他們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了。然而，此次盡管一再要挾，中國卻沒有被嚇倒，不但分兵三路，開赴伊犁城下，左宗棠還扛著棺材來到了新疆。由于中國“籌兵籌餉，疊見邸抄，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時有戒心，遣兵船以備戰，增戍卒以防邊”，中方談判代表曾紀澤在這場談判中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而中國軍方積極備戰的強硬立場，則給了曾紀澤的談判以極大的支持。當清廷召回左宗棠的時候，沙皇以為左宗棠到北京后一定會勸說清廷對俄全面開戰，因此一再通過俄方談判代表吉爾斯和布策向曾紀澤詢問左宗棠進京是否“唆使構兵”去了，他們雖然不斷張牙舞爪，實際上卻外強中干，并沒有在這時候發動一場對華戰爭的能力，于是俄國沙皇“謂有傳聞左相奉召入京，務須及早定議，免生枝節。”特別讓談判代表聲明，這些話是“本國皇帝”說的，他們終于做出了讓步，同意修改了崇厚簽訂的條約。
這次改約,其實是相當僥幸的，如果俄國再堅持一下，那么，清廷在召回左宗棠之后，再下來就應該是對俄國做出巨大讓步，甚至全盤接受崇厚簽訂的條約了。天山南北的收復，早已讓清廷喜出望外，此時即使在伊犁問題上再吃虧，也算不得什么了，這是一個得過且過的朝代，朝中那些權貴，根本沒有振作整個國家的愿望和能力。后來，中俄于光緒十年五月初五（1884年5月29日）簽訂的《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在談判過程中，中方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力爭按照兩國當時實際控制邊界劃線，而俄國代表則堅持以俄國單方制定的紅線劃界，將三個中方管轄的地方劃到俄國一邊。清廷就否決了中方談判代表的意見，以“邊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不必以區區一隅，致礙邦交”的理由，同意了沙俄的意見；再后來，在中法戰爭中，更是毫無積極抗爭的愿望，導致了一場不敗而敗的戰爭。這些事實都充分證明，清王朝到了這種時候，氣數已盡，敗像頻現，無論什么人，恐怕都難以力挽狂瀾了。
對于伊犁改約，美國人貝爾斯在他的書中說，“它是中國在１９世紀期間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值得注目的外交勝利。”英國駐俄大使德弗愣則說：“中國迫使俄國做了它從來沒有做過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已經吞并的土地。”
就這樣，中國保住了新疆，迫使俄國歸還了伊犁。按照左宗棠后來的說法，在這次戰爭中，“常山率然勢成，首尾相應，數千里一氣舒卷，將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貫之象。”，“所陳數千里一氣舒卷，雖但指新疆而言，其實則關、隴以至酒泉，自滬、鄂以至關、隴，何獨不然。如琴瑟然，手與弦調，心與手調，乃能成聲，此理易曉。”
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用自己的辛勞和汗水，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演奏著這首堅決反擊侵略、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修筑完整的國防體系的宏大樂章，這樂章，數千里一氣舒卷，慷慨激昂、雄渾悲壯，充分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剛強！
中國的西師，乘累捷之勢，掃鴟張之寇，致遠窮深，蕩擊千里，使那場之前被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取勝的戰爭，最終以輝煌的勝利結束。
一個名叫史密斯的美國人，１８９０年在他的《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這樣評論新疆之役：“左宗棠的農墾大軍徹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偉績可以這樣評價，在任何現代國家的史冊上，都是最卓越的。”
英國人包羅杰在他的著作《阿古柏伯克傳》中評論說：“中國人克復東土耳其斯坦，毫無疑義，是一件近５０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輝煌的成就。”
美國人貝爾斯則在他寫的《左宗棠傳》中評論，新疆之役“對任何國家，任何時間下的軍隊來說，都是一次相當出色的軍事行動。”
到了本世紀初，美國《新聞周刊》更將左宗棠列為全世界過去一千年來的四十位智慧名人之一。
然而，在中國國內，上面這類看法往往會被認為是“拔高”，事實上自晚清以來，新疆之役從來沒有得到過充分的肯定。
有些時候，我們會聽到如果沒有那場新疆之役，今天的中國國家版圖將會縮減六分之一的說法。其實，六分之一只是一個理論數字，這個數字必須建立在俄國得到新疆之后不會東侵的假設之上，但從近代史上后來發生過的一系列事實來看，這種假設只能屬于一廂情愿的夢想。而一旦發生俄國東侵，要想指望李鴻章去贏得中俄對抗，同樣只能是一種夢想，其結果必然會使中國失去長城以北的大片領土。在失去了長城以北之后，誰又能保證陜甘寧青藏這些地區能夠安然無恙呢？毫無疑問，對于中國來說，新疆之役遠不僅僅是160萬平方公里的問題，它的意義在于阻止了一場多米諾骨牌游戲。
但是，由于李鴻章事前曾經堅決反對收復新疆并堅稱中國出兵不可能取得勝利，戰后如果對新疆之役的勝利予以充分肯定，這位號稱“晚清第一人”的大佬在中國將如何立足？尤其是等到甲午戰爭一敗涂地之后，拿什么來為自己開脫？因此，必然要制造種種輿論貶低新疆之役和左宗棠本人。在晚清官場，一個官員的處境如何，完全由他在“政治斗爭”中的勝負和實力來決定，至于對國家版圖的貢獻之類，則幾乎是毫不相干的。從新疆回朝，左宗棠便一直在壓制和排擠之下度過，直到他人生的終點。而李鴻章制造的輿論影響直到今天也并未被真正澄清，前面我們看到的關于收復新疆阻礙了中國的海軍建設、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等等奇談怪論，就是很好的證明。
長期以來，在不“拔高”左宗棠個人的同時，一些人對新疆之役的軍費消耗多有微詞，在這種議論之中，有一個重要問題一直被忽視：新疆之役之前的陜甘戰爭階段，曾經有過軍餉大量拖欠的事實。
陜甘戰爭期間，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奏折中，有過這樣一段話，可以大致反映當時軍費方面的實際情況：“所歷關隴各地方，遍地傷殘，白骨黃茅，炊煙斷絕。不但民力無可藉資，且須急籌賑撫，俾延喘息。他如兵勇斷餉，文武停止廉俸，已閱十年，均須隨宜分潤。主客各軍，遇有缺乏，均須隨時接濟。道路已通，來往要差出其途者，地方無力供支，均須籌款代辦。而驛站之急宜安設，城堡之急宜修復，固不待言也。至撫輯遺黎，安插良回，遷徙難回，督令耕墾，多設義學，尤當務之急。略舉之僅止一端，備陳之莫能殫述。舉百廢于戎馬倉皇之時，艱難拮據，不問可知。”
光緒元年（1875年），左宗棠在奏折中說；“甘肅舊有各軍，均照臣軍每月發鹽菜、發糧食、發寒衣、發轉運費、發一月滿餉。合計入關度隴每年牽算所獲，實餉不滿五百萬兩，而應出之款不下八百余萬兩。協餉到營，一散即盡，陳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軍每年初發滿餉兩月，繼則發一月滿餉，尚慮不敷。每至冬盡臘初，輒繞帳彷徨，不知所措，隨時隨事加意撙節。截至十二年臘月底止，欠常年餉八百二十余萬兩，挪空恤賞銀三十余萬兩，而各省關積欠臣軍之餉則已三千數百萬矣。”
在陜甘戰爭結束之后，并沒有對這一拖欠進行結算和清償，而是將它順延到了新疆之役，這兩個階段的戰爭之間，在軍餉方面并沒有一個嚴格清晰的界限。如果考慮到新疆之役的軍費中，消化了或者包含了陜甘期間的一筆如此巨大的欠餉，那么，關于新疆之役軍費過高的種種責難，應當不攻自破。畢竟那是一場大規模、遠距離的戰爭，持續數年之后方告結束，沒有一定的經費支持，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完成作戰任務的。
甲午戰爭期間，朝鮮的平壤戰場，在日軍只有兩天給養，已經彈盡糧絕打算退兵的時候，淮軍提督、平壤清軍前敵總統葉志超掛出白旗，令日軍喜出望外，并于當晚在清軍潰逃時于途中進行伏擊，除造成大量殺傷外，還繳獲了火炮四十門、步槍一萬余支，以及高級將領丟下的私產金塊六十七塊、金錠六十一個，這些金子裝在十二個箱子中，另有砂金十四箱，日軍還繳獲了清軍軍餉白銀約十萬兩。這些情況可以證明，盡管在戰場上打起了白旗，將勝利拱手送給條件十分困難、已經準備撤退的日軍，但這些中國軍隊的軍餉是相當充足的，甲午戰爭的失敗，并非由于軍餉的原因。
至于新疆之役，則跟平壤之役的情況大相徑庭，盡管具體的軍餉供應情況，恐怕需要專家們的考證和分析，但這樣的事實大概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這一問題的實際情況：收復新疆的西師三路大軍統帥，戰后全部在十分清貧的狀況中度過，臨終時全都買不起自己入殮的棺材。
北路統帥金順，戰后擔任伊犁將軍。伊犁將軍一職本來是清代將軍中最好的肥缺，歷任伊犁將軍因為那里天高皇帝遠，可以竭盡搜刮之能事，離任時全都滿載而歸，要用許多車輛來運載自己的財物。但金順的情況卻大相徑庭，光緒十一年（1885年），金順奉詔進京，途中病死在肅州，《清史稿》本傳這樣記載：“身后不名一錢，幾無以為殮。寮寀醵金，喪始歸。部伍縞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達二百人云。”
張曜是南路統帥，戰后擔任山東巡撫。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曾經有一部電影《武訓傳》，講述了身為乞丐的武訓常年乞討，用自己的所得修建義塾，以使家境貧困的窮人孩子有書可讀的事，這位乞丐得到了當時巡撫的大力褒揚，他的故事才得以廣為流傳，這位巡撫就是張曜。張曜后來還擔任了海軍幫辦大臣，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病逝。他在山東巡撫任內為了補償所部新疆之役中的欠餉，曾經向德國洋行借款七十四萬七千余兩，這筆巨款直到去世也未能還上，死難瞑目，他的個人家產，是一個負值。張曜“平生操履廉介，殊為人所難能。治軍服官垂四十年，曾無寸產一椽之殖，既歿幾無以殮，將吏環視，感泣失聲。”
劉錦棠是中路統帥，也是進疆清軍前敵總統，他在戰后成為首任新疆巡撫。劉錦棠一再以祖母年邁多病，請求辭職回籍探視，光緒十三年（1887年），這個請求終于獲得批準。
收復新疆期間，“西師”的軍餉曾經被大量拖欠，等到新疆收復之后，那些始終認為此役不可能獲勝的人才沒了口實，拖欠的軍餉也陸陸續續到位。然而，此時戰爭早已結束，當年的士兵們，死的死了，散的散了，由于那時候的資訊、通信、匯兌、運輸等方面的條件都十分原始，有相當多的軍餉無法送達應該領取它的士兵手中。劉錦棠臨行前，將所部剩余的軍餉四百萬兩“輦致藩庫，以備新疆緩急，而不以上聞”，自己則兩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中。這種情況，使他的嬸母大失所望，怨怒交加之下大罵不已，竟然將這位戰功卓著且身居高位的英雄“痛詬致病”。
劉錦棠的嬸母是個什么人？她為什么竟敢如此痛罵當了封疆大吏的劉錦棠？
其實，這位嬸母自己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她很早就跟劉錦棠的叔叔劉松山訂婚，但劉松山一直從軍在外，無法舉行婚禮，不得不在家等了八年，看到女兒的年紀大了，實在無法再等，父親只好帶著她北上尋找夫婿，恰遇結束捻軍之役從直隸返回陜西的劉松山，在河南途中草草完婚，然后，夫妻兩人勞燕東西，匆匆別過。這位剛剛過門的嬸母便去婆家等候夫君，誰知沒到兩年從西北傳來丈夫戰死的消息，她也從一個新婦突然間變成了寡婦，從此只能年復一年地打發著艱難的歲月。就這樣又過了十七八年，好容易熬到侄兒衣錦還鄉，滿心歡喜的嬸母原以為當了高官的侄兒回家后，可以使自己晚年安詳榮華富貴，總算能夠補償一下自己遭遇的不幸了，誰知劉錦棠竟然一貧如洗，自己的滿腔希望落了空。巨大的失望變成了巨大的憤怒，突然之間，嬸母壓抑了幾十年的苦楚，一下子如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全都傾瀉到了這位剛剛從新疆回家的侄兒頭上。
偶然在網上看到一首《新婚別》，雖不能跟老杜那首同名的千年絕唱媲美，卻也同樣哀婉曲折，謹轉載如下：
新婚別
青梧集鳳凰，女蘿施松柏。貞婦貴殉夫，忠臣誓報國。妾家澧水源，蘭芷沐芳澤。十年字君家，老望同偕百。粵蠢西南來，血染湘流赤。波蕩五千里，東南失半壁。北風羽檄催，義旗湘營墨。夫子起戎行，轉戰江南北。天府策元勛，非常賜顏色。八年役于外，艱難同禹績。未暇展墟墓，遑恤納幣帛。無何捻氛熾，苗亂乘其隙。夫子走中原，戰不遺余力。君恩日以深，臣心日以迫。十萬橫磨劍，馳驅秦晉驛。潢池烽煙清，回戰復孔棘。待嫁又十年，刀環無消息。妾顏不長紅，妾發不長黑。母命南陽來，言尋望夫石。匆匆二載余，倚門對秋月。夫子忽來歸，召募赴軍籍。路出臥龍崗，驚問丑女宅。過時不盛舉，草草未暖席。才此新婚宴，又賦新婚別。妾身不足惜，夫子遠于役。臨歧淚千行，死生不可測。師行花馬池，平沙布萬冪。城堡森戈甲，炮火飛霹靂。明月度關山，班馬嘶笳拍。黃昏走沙塵，殺氣薄霜雪。死人亂如麻，黃茅蔽白骨。陜回已驚魂，甘回終飲血。磊磊金積堡，郁郁狐兔穴。夫子策馬來，士氣彌激烈。戰鼓東南催，發沖眥迸裂。飛炮洞左乳，墜馬臣力竭。生當身報恩，死為厲殺賊。星落五丈原，罡風天地折。有廟峙靈州，有名炳金冊；有侄在軍行，有妻當戶織。妾身未分明，何以謀燕翼。魂兮早歸來，血淚湘江滴。暮雨黃鵠飛，孤鳴楚天碧。凄涼摧羽毛，長與蓬蒿沒。
這首詩的轉載者大概并不知道它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事，因此沒有具體說明，但筆者讀后發現，詩里講的，正是劉錦棠的嬸母的故事。“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杜甫“新婚別”中那位主人公的所有痛楚，這位嬸母大概都承受了，具體程度甚至遠遠超過杜詩中的描寫。一個上將的遺孀，在經歷了這樣悲苦的人生之后，她希望能夠得到補償，有一個富足的晚年，這種心情應該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空手回家的劉錦棠卻根本無法滿足嬸母的這種并不難理解的愿望。盡管劉錦棠身為封疆大吏，百戰功高，但在這位怨氣沖天的嬸母面前，竟然無言以對，他只能默默忍受嬸母的責難和埋怨，在天天連續不斷的訴說和哭罵中度日，時間一長，劉錦棠終于病倒了。
一位曾經叱咤疆場的名將，就這樣一直在貧病交加之中生活，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朝廷急需知兵大臣，詔劉錦棠火速赴京，他帶病就道，剛剛走到湘潭便突然中風不治。人們打開他隨身的箱子，里面除了幾份關于時局的奏折之外，竟然跟金順、張曜一樣，也不名一錢。這一年，劉錦棠五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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