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陀羅山小考（中）
發布者：司蘇實 | 瀏覽(6097) 評論 (29) | 發布時間：2006-05-28
陀羅山即與佛教有關，其誕生及演變自然離不開佛教的演變。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漢地，到東晉十六國時期，逐漸弘傳”，“在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中，五臺山佛教的興起和寺廟創建最早。”（《佛教與山—文殊道場五臺山》）。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魏書·釋老志》)。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建都平城（大同），始知佛法。只是當時“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眾也”(同上)。398年，天下粗定，遂頻詔建寺，禮敬僧人，開北魏崇佛之風氣。文成帝時(452—465)，為其祖先鑄釋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萬斤。又任沙門曇曜為沙門統，于城西武州塞鑿山開窟五所，雕飾奇偉，冠絕一世，這就是著名的云岡石窟。而五臺山佛教的興起和佛寺的興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時期（公元471年）。據《古清涼傳》、《廣清涼傳》載 ，“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年禮謁”，并至臺山避暑，于中臺置千許“小石浮圖”，在清涼谷嶺建造清涼寺。可見離五臺山還有相當距離，屬秀榮爾朱氏的陀羅山建佛教寺院，不會比這早。
中國佛教史上曾有幾次大的災難。據上引《文殊道場五臺山》一文考證，按正史，周武帝滅齊后（公元561年），執行廢佛政策，在原北齊境內沒收佛寺四萬余所，使三百萬僧人還俗，齊境盛極一時的佛教，于此衰落，五臺山佛教也遭到毀滅性打擊。隋唐大舉興佛，是五臺山佛教發展的極盛時期。但國家經歷了安史之亂，經濟上和寺院發生尖銳的矛盾，于是在武宗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再次發生歷史上有名的廢佛事件：禁供佛牙，有佛指骨也不許供養。會昌五年，干脆大規模拆毀寺院，沒收寺產，遣散僧尼。凡毀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廟四萬多處，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佛教勢力遭到沉重的打擊。會昌六年武帝去世，宣宗、懿宗都試圖恢復佛教，但王朝已臨末運，戰亂頻仍，佛教從此衰落(陀羅山怎能幸免)。經過這次廢佛，五臺山佛寺中，只有僻處臺外、規模不大的南禪寺遺漏保留下來。此寺建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成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構寺廟。五代時，又發生過后周世宗（公元954年）的滅佛事件，至宋初，寺院僅存67所。宋太祖趙匡胤（公元960年）創宋之后，一反后周滅佛政策，轉而對佛教進行扶持和保護。北宋末年，金兵大舉伐宋，五臺山因與金朝接壤，又因戰事受到沖擊。但金朝的統治者女真族受崇佛之風的影響，也為柔服漢人，仍對佛教加以尊奉，寺院不是重修就是新建。自元以后，佛教再沒有受過太大的摧殘，并大為發展。至明清達到鼎盛時期。從康熙始（公元1662年），國家非常重視利用黃教來加強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區的聯系，史稱“以黃教綏柔蒙古”。康熙二十二年(1683)，將臺內十座漢廟(羅目候寺、壽寧寺、三泉寺、 玉花寺、七佛寺、金剛窟、善財洞、普庵寺、臺麓寺、涌泉寺)改為黃廟(喇嘛寺)，和尚也一并改為喇嘛，因此五臺山佛教特別是喇嘛教極為興盛。(《五臺新志》)。寺廟的建與毀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只一次出現，必然會影響到陀羅山寺廟的興衰。元、明后再沒有出現過較大的毀佛運動，因此在全國范圍內，保留下來的寺廟必然以元、明以后的為多。陀羅山同樣如此，而且明清以前的東西一定更珍貴。
(資料源自《佛教與山—文殊道場五臺山》一文)
 明天啟六年的<到此清涼>石刻.
 <日近云低>石刻.與上刻在同一塊巨石上,相距不遠.此石應即"飛來石".
前幾日專程上山看碑，希望能找到些更珍貴的東西。見巨石上有“到此清涼”、“日近云低”等字。據不少書載，為康熙手跡，而且記成了一組：“日近云低 到此一游”，總覺得檔次低了點兒。細辯發現，其中“到此清涼”為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歲次丙寅四月佛日所刻，署名為“知忻州事奉□大夫”等一干人馬。雖名氏不可辯，但肯定不是清代的康熙。另一刻“日近云低”，款式、字體極為相似，題款難辯，日期更難考。看布置法，不象一次寫成。應是同期產物，或更早。在石上發現數組不太正規的刻記，尚能看個差不多。其中一組為一首詩，沒有標題、落款，便照了下來。回來一看，原來有書可查，為明正德進士，官至吏部則朗中，忻州學者黨承志所寫，還有標題，為《陀羅避暑》。但其中謬誤不少，也許是黨進士刻后又修改了？現將我記的抄寫如下：
而書中所記為：
如此詩是從此處識后而抄出，有些誤識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鰲聳郁”、“隔”、“濯纓”幾字；但有些是不應錯的，例如“陰崗”與“陽崗”問題。本來就看得很清楚，而且“首夏”、“猶帶雪”，“陰崗”自然比“陽崗”更合理了；而“畫杳茫”還是“書渺茫”，便有些勉強了：“書（書）”、“畫（畫）”難分（畫下面那橫還是很清楚的），“杳”和“渺”是不難分的，而且看得很清楚。但不知這標題和如此清楚的署名是從哪里來。如果另有出處，則上面都瞎說，我還得重新學習。
 黨承志詩刻.
支書說他在青龍池邊看到有宋代石刻，這算能見到的最古老的刻跡了。會計勇子說，他曾和許多鄉親專門上山找漢代的碑記，無任何線索。其實且不說漢代是否已有此寺，因刻石過于古老，且多為砂巖、花崗巖（別忘了“上太古界五臺群老變質巖系”），明代的已經難以辨認，再早就更難了，找到也無益。現存的碑，支書統計了一下，為38通(每修一次不過立一兩塊碑)。但大部分倒碎，要全部立起來，需要一萬塊錢，村里出不起。我自己在樹叢中找到幾塊記事碑，其中兩塊明崇禎四年和清乾隆四十八年的重修記事碑，仍立在那里，碑體完好，上面記載也比較詳細。其中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4年）那塊《重修碑記》說得比較清楚易懂：
崇禎四年那塊碑為進士出身奉訓大夫所寫。雖也是重修碑記性質，但名即為《文殊寺》，內中表述了許多思辨觀點，我很喜歡。但文脈較深，多有考究，常引經據典，不易理解，以后有興趣再慢慢品讀。
乾隆四十八年那塊《重修碑記》
陀羅山重要，歷代文人墨客、達官貴人留下墨跡的一定不少。其中金代詩人元好問的可能較為珍貴。元好問就是忻州人（太原秀榮，韓巖村）。鮮卑族，拓拔氏的直系后裔，后隨魏孝文帝從平城南遷洛陽，并在漢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五代時期，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高祖元誼，曾祖元春徽宗宣和年間（1119－1225年）都曾在忻州為官，遂從平定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
元好問生活的時代，正是金元興替之際，經歷著國破家亡，流離逃難的痛苦煎熬。金哀宗完顏守緒天興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元好問被蒙古兵俘虜，押赴聊城羈管。后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系，生活逐漸好轉和自由。他痛心金國的淪亡，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并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但直至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68歲逝世，也未能如愿。
元好問關于陀羅山有詩兩首：
曾署靜樂事的明代學者趙夢麟有《書文殊寺》兩首：
這樣的詩不少，大多表現對時運的不滿，和官場失意的求隱心情。明末清初的愛國學者傅山在崇禎十七年，專程登臨陀羅山，寫詩寄寓悲天憫人的苦衷和國破家亡，蒼生離散的憤慨：
《間關上陀羅山二首》
以寫景致為主的詩有兩篇值得一讀：
清康熙舉人，忻州籍學者周繼殷《陀羅詩》
清代李之華《陀羅山詩》：
（資料取自張明遠《忻州史話》等）
|
|
|
來自： 黑老趙 > 《資料14 忻州景觀名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