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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鳳刻石 五鳳刻石，又名魯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魯孝王34年，即五鳳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廟時,得自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釣魚池。當時工匠取石維修孔廟，提領修廟的開州刺史高德裔隨即移石入孔廟，現存東廡。石長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巖質。刻字為“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隸書，仍帶有篆書筆意，簡質古樸。刻字處寬25厘米，高24.5厘米，鑿成龕形。五鳳二年即公元前56年，魯孝王34年。左側刻高德裔發現此石的題記。 清代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說：“字形質樸，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也。”方朔在《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中給予的評價為：“字凡十三，無一字不渾成高古，以視東漢諸碑，有如登泰岱而觀傲崍諸峰，直足俯視睥睨也。字在篆隸之間。”
袁安碑 全稱《漢司徒袁安碑》。東漢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立。碑石已殘，現存碑石縱約153厘米，橫74厘米，篆書，共10行，行15字，有穿在五六行之間正當碑中，為漢碑之所僅見。何時何地出土不詳，碑石于明萬歷問移至偃師縣辛村牛王廟中用作供案，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夏，一兒童仰臥其下納涼，發現石上刻有文字，即告村人，村人任繼斌遂以拓本流傳行世，今碑存河南省博物館。 此碑書風與《袁敞碑》極其相似，似為一人所書。袁敞為袁安之子，后多以二碑并稱。碑文中所記司徒公袁安其人其事，與《后漢書袁安傳》所載基本相同。此碑篆法通婉流暢，精細均勻，結體寬博，端莊雍容，線條富有彈性，初看平淡似水，細觀則具力拔千鈞之勢。為漢篆中上乘之作。 【釋文】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正月乙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城令十三年十 二月丙辰拜楚郡守十七年八月 庚申徵拜河南尹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月癸丑 閏月庚午葬
袁敞碑 《漢司徒袁敞碑》，簡稱《袁敞碑》，形制大小與《袁安碑》相仿。篆書10行，上下斷缺，每行5至9字不等。碑穿在第五、六行中間。1923年春在河南偃師縣出土。1925年為羅振玉購得，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東漢元初四年（117年）刻。碑有斷缺。此碑以方折之筆作篆法，不失流暢，成為此碑長處。是小篆書體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清鄧石如習小篆，從此碑獲益不少。 【釋文】敞叔平司徒公月庚子以河南尹子五月丙戍除郎中九年門侍郎十年八月丁丑十月申申拜侍中步兵校尉延年平元匠其七月丁丑拜東丙戍徵拜大仆五年初二年十二月庚其辛酉葬
石門頌 全稱《漢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東漢建和二年（148年）11月刻，摩崖隸書。20行，行30、31字不等，縱261厘米，橫205厘米。藏漢中博物館。它鐫刻在古褒斜道的南端，即今陜西漢中市褒城鎮東北褒斜谷古石門隧道的西壁上。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表彰楊孟文等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文辭為王升撰。 此摩崖刻字書寫較隨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為后世書家所珍愛。其結字極為放縱舒展，體勢瘦勁開張，意態飄逸自然。多用圓筆，起筆逆鋒，收筆回鋒，中間運筆道勁沉著，故筆畫古厚含蓄而富有彈性。通篇看來，字隨石勢，參差錯落，縱橫開闔，灑脫自如，意趣橫生。《石門頌》為漢隸中奇縱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隸中草書”之稱。文中“命”、“升”、‘誦”等字垂筆特長，亦為漢隸刻石中所罕見。《石門頌》對后世影響很大。 清張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楊守敬《平碑記》云：“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
乙瑛碑 全稱《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又稱《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孔龢碑》。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立，隸書。18行，行40字。現存山東曲阜孔廟內。碑高260厘米，寬128厘米。
禮器碑 全稱《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又稱《韓明府孔子廟碑入《魯相韓勑復顏氏繇發碑》、《韓勑碑》等。漢永壽二年（156年）刻，隸書。縱227.2厘米，橫102.4厘米。藏山東曲阜孔廟。無額。四面刻，均為隸書。碑陽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韓勑等九人題名。碑陰及兩側皆題名。
張景碑 此碑又名《張景造土牛碑》。東漢延熹二年（159年）立，隸書。縱125厘米，橫54厘米。四周殘損，存12行，行23字，共229字。存河南南陽市臥龍崗漢碑亭內。一九五九年在河南南陽市南城門里路東出土。碑文記述地方官同意鄉民張景包修土牛、瓦屋等設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徭役之事。我們可由此看出東漢時的賦稅、勞役情況。 碑書字法端嚴工細，體勢開張，波磔分明，用筆峻利，方圓兼備，秀麗多姿。雖出自民間無名書手，但可直與著名漢碑《史晨》、《乙瑛》、《曹全》等相伯仲。碑中有一“府”字曳腳特長，呈刀幣形，為他碑所罕見。1982年文物出版社有初拓影印本。 此碑屬于漢碑中雋永秀勁一派，筆勢波磔分明，體勢橫扁平整，端莊自然，是上承古篆，下開楷則的漢代隸書碑群代表。正如清代王澍所語：“隸法以漢為極，沒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封龍山頌 《封龍山頌》，亦稱《封龍山碑》，東漢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立于今河北元氏縣王村。為祀山頌神而立。清道光27年河北元氏知縣劉寶南發現。時碑體完整，惜為了搬運方便而截為兩段，后來嵌合為一，卻有傷文字。碑高160厘米，寬93厘米，碑文15行，每行存7至26字不等。整碑無穿，亦無額。 《封龍山頌》之研究價值首先是碑制。其次，可裨益于古代文體和古韻的研究。其碑第一行列有標題“元氏封龍山之頌”。 這是一塊在用筆上很近似《石門頌》和《楊淮表記》的漢碑。它圓筆中鋒，鋒芒內斂而奔放，極饒篆書意趣，因此突出地表現出寬博、豪放、雄肆的美感。其在結體上也很有特色，大多字形偏長，重心較高，下半部時見散開，而左右兩角又時有偏移，加上橫畫的運用或上斜，或下傾，從而形成了平中出奇，穩中有險的生動筆致，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封龍山頌》用筆圓潤似《石門頌》，但外形方硬過之；筆劃瘦硬險峻似《禮器碑》，但樸厚遒潤過之。所以它兼有二者的美，又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華山廟碑 全稱《漢西岳華廟碑》。東漢延熹八年(165)立，隸書，郭香察書。22行，行37字。原碑已毀。碑舊在陜西華陰西岳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毀于地震。或謂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西岳廟石門，碎之為砌石(見明趙崡《石墨鐫華》。
衡方碑 全稱《漢衛尉卿衡府君碑》。東漢建寧元年(168年)9月立，隸書。20行，行36字。藏山東泰安岱廟。碑陰存題名二列，字甚漫漶。碑額陽文隸書“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二行十字，二行之間有豎格線。碑原在山東漢上縣西南十五里郭家樓前，清雍正八年汶水泛濫，碑陷臥，后重立。
《漢史晨碑奏銘》，又稱《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漢史晨謁孔嚴后碑》、又稱《史晨后碑》，兩碑同刻一石兩面。〈史晨前碑〉奏銘建寧二年（169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寧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謂先刻元年，轉后面。前碑，隸書，無額，17行，行36字，后碑，隸書，14行，行36字，現存山東曲阜孔廟。 《史晨前后碑》為著名漢碑之一，碑字結體方整，端莊典雅。筆勢中斂，波挑左右開張，疏密有致，行筆圓渾淳厚，有端莊肅穆的意度，其挑腳雖已流入漢末方棱的風氣，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滯。清方朔以為《史晨碑》“書法則肅括宏深，沈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見《枕經堂題跋》）。何紹基說：“東京分書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則意度各別，可想古人變化之妙。要知東京各碑結構，方整中藏，變化無窮，魏、吳各刻便形板滯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為明拓精本。 前后碑字體如出一人之手，傳為蔡邕書。結字工整精細，中斂而四面拓張，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筆致古樸，神韻超絕，為漢隸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書法的典型，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明郭宗昌謂其“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萬經《分隸偶存》評云：“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乙瑛》)、《韓勑》(《禮器》)之右。”楊守敬《平碑記》云：“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
西狹頌 全稱《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亦稱《李翕頌》、《黃龍碑》。在甘肅成縣天井山。東漢建寧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距今已有1800多年歷史。
韓仁銘 碑名全稱《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銘》。現存鄭州滎陽市文物保管所。東漢熹平四年（175）十一月刻。金正大五年（1228）滎陽縣令李天翼（字輔之）發現，清康熙年間又曾一度散失，后又發現。碑文左側刻有金正大五年趙秉文和正大六年李天翼跋語和李獻能題銘，詳述該碑出土情況。額篆“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銘”10字。碑文隸書，8行，行存18字。記述韓仁做官的政績和不幸短命后，上級官員令地方以少牢祭祀，以示褒揚的情況。 碑文字體疏朗，行筆遒勁，為漢隸書體另一流派。碑額篆書結體長短隨字結構，行間茂密，和而能變，與碑文隸書同出一人之手，世稱雙絕。康有為《廣義舟雙楫》說“《李孟初》、《韓仁銘》皆以疏秀勝。”《韓仁銘》字畫不瘦，秀而不疏，精神從容，淳古超塵，神情怡然，悠揚灑落，是漢隸中的逸品。
曹全碑 《曹全碑》全稱為《合陽令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明萬歷初年在陜西省郃縣舊城出土，現在西安碑林。豎方形，高273厘米，寬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內容為王敞記述曹全生平。碑文記載了東漢末年曹全鎮壓黃巾起義的事件，也記載了張角領導農民起義波及陜西的情況，也反映了當時農民軍的聲勢和合陽縣民郭家起義等情況，為研究東漢末年農民起義斗爭史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鑒人，書體是用隸書寫成。文字清晰，結構舒展，字體秀美飛動，書法工整精細，秀麗而有骨力，風格秀逸多姿，充分展顯了漢隸的成熟與風格。此碑碑石精細，碑身完整，實為漢碑、漢隸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國漢代石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少數作品之一。 此碑是漢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結體，筆法都已達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清萬經評此碑“秀美生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 隸書也叫“隸字”、“左書”。是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的一種字體，把篆書圓轉的筆畫變成方折，在結構上，改象形為筆畫化，目的是為了書寫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漢魏。晉朝衛恒的《四體書勢》說“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指胥吏，即辦理文書的小吏）佐書，曰隸字。”就是說，隸書本來只是小篆的一種簡率快速寫法，到了漢朝，經過加工，發展成為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字體。秦隸也叫“古隸”，同小篆相差不很遠：漢隸也叫“今隸”，其筆勢、結構都與小篆不同。漢隸西漢與東漢也有較大的區別，西漢的隸體筆畫比秦隸簡省，但尚無波磔（捺筆挑勢）；至東漢時，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隸書的結構打破了六書的傳統，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提高了書寫的效率，它的產生，標志著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西安碑林博物館陳列的東漢《曹全碑》，可謂是隸書的代表，漢碑中的精品。
張遷碑 《張遷碑》篆額題《漢故轂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亦稱《張遷表頌》，有碑陰題名，刻于東漢中平三年（186年）無鹽（山東省東平)境內，于明代出土。張遷碑現存于山東泰安岱廟。《張遷碑》和《曹全碑》都為漢末名碑。碑中字體大量滲入篆體結構，字型方正，用筆棱角分明，具有齊、直、方、平的特點。 碑文記載了張遷的政績，是張遷故居韋蔭等為表揚他而刻立的。碑高九尺五寸，寬三尺二寸，共16行，滿行42字。碑陰三列，上二列十九行，下列三行。康有為《廣義舟雙楫》說：“《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真楷中。”此碑用筆以方為主，于方直中寓圓巧，筆畫粗細相間，生動自然，樸厚勁秀。結構組合，端正中見揖讓錯綜，靈活變化，殊多生趣，而又沉著方勁。碑陽之字樸雅秀雋，碑陰之字稍見縱肆，皆高潔明朗，尤為酣暢。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評張遷碑“書法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明王世貞評其書“其書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萬經評其書“余玩其字頗佳，惜摹手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孫退谷評其書“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楊守敬《平碑記》“顧亭林（顧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練，剝落之痕亦復天然，確是原石，顧氏善考索而不精鑒賞，故有此說。”又云“篆書體多長，此額獨扁，亦一格也。碑陰尤明晰，而其用筆已開魏晉風氣，此源始于《西狹頌》，流為黃初三碑（《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之折刀頭，再變為北魏真書，《始平公》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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