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貴族政治的形成、發展及崩潰
---讀何懷宏《世襲社會：西周至秦秋社會形態研究》
趙汀陽曾在他的《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提出，政治是基于對權力反思的權力斗爭，而不僅僅是權力斗爭。自然秩序是別無選擇的，人為的秩序才意味著可以選擇的多種可能性。在國家之前的社會秩序是以自然生成的秩序為基本依據的，對于那些符合自然本性的自發生活秩序，人們只會看做是本來如此的事實，不會去想也想不出理由去反對自然秩序。只有當人們創造了人為規則，由此發現可以創造各種可能世界，以至于發現各種規則制度的理由無非是主觀意見，而并沒有什么必然根據，這才產生了政治思維。人的自由意味著與自然的決裂，而建立不合自然之理的人為制度，正是政治的開始。等級分化也是從原始族群中產生，而且是自然而然地產生。這也是整個社會類社會發展的事實。所以最初的政治，就自然而然從維護等級制開始發展。
在西周之前的政治制度雖然現在的研究尚沒有清晰的展現，但通過地下考古及對甲骨文的研究，人們多少還是有一些認識的。夏王朝究竟怎么樣，現在沒多少直接證據，但商王朝的面容雖然模糊，還是存在一些證據的。比如它的歷代王系，比如它的征伐等等，就商和周的區別來說，商對天和鬼的敬畏多于周，商的政治繼承并無絕對的規定，兄終弟繼與父死子繼并存。而周的有德者占有天下的觀念已經明顯區別于商，繼承制也完善了許多。從這方面來說，商的政治觀念可以認為與自然秩序較接近，而周的政治觀念已經是屬于設計過的人為規則，是比起商來更為合理的政治秩序。
周以小邦克大邑商，本身的統治力也確實懸，因此它必須有能夠說服其它諸候服從它的強有力理由，它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領導崗位乃有德者居之，它能打敗商族，是因為它擁有順從上天的德性，對待其它諸候更加仁愛。
周建立初要統治廣大地域的華夏，顯然有點力不從心，所以周族為了低成本實現對華夏至少名義上的一統，它必須有新的政治設計。周初的封建諸候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提出來的，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樣，西周的封建其實是開國殖民，不僅意味著地域，還意味著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周初時候的中國，周人面對的是一片廣闊、蠻荒的地土，所以當時的分封建國，并不是可以安享其成，而要篳路藍縷地去開基立業，當時的所謂“授土”大概只是劃定一個大致的范圍，所以各方諸候都有相當大的自主力。這種政治上的創新，為華夏各族的整合奠定了基礎。正是鑒于周初封建的這種情況，得人就要比得地更重要了，所以我們可以從史籍記載中可以看到分賜給魯公、康叔、唐叔的不僅有地域、禮器，還有可供服役的部族，比如分給魯候伯禽的有六族殷民，分給衛候的是另外七族殷民等。所以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編組，通過這些重新分配的人口去邊遠地方開土殖民，融合當地部族。楊希枚就認為古代的賜姓制度，實際是分封民姓、族屬，與“胙土”、“命氏”合為封建三要素。故而西周的封建在最初的時候較多地帶有一種武裝殖民的性質，但不單純是征服和掠取財富，而主要是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和生活形式，整合新的族群，發展和擴散華夏文化。
在這個基礎上，又制訂了維護它的二個基本制度，一是體現“親親”的宗法制度；另一個就是旨在肯定和提醒這種等級名分關系的巡守朝貢制。
把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里的解釋，因果倒置一下，與事實是挺合的。周代確定的傳子之制，不以賢，而以嫡子中的長子繼位，目的就是息爭，“任天者不爭，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以嫡長子資格繼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嫡長子的同母弟與庶母兄弟則被封為諸候，是小宗；諸候在其國內對卿大夫亦是這種大宗對小宗的關系，小宗都要拱衛大宗，諸候都要拱衛天子。這就把“尊尊”與“親親”結合起來，天子、諸候都是世襲，這是為了穩定，卿大夫與士則不世襲，這是為了“賢賢”。
西周初至春秋時期，卿大夫在實際中雖然沒有全部嚴格世襲，但可以說是“世選”，即諸候的執政官員，基本上來自世族，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種變形的世襲。
西周至春秋時期的上層社會，是血而優則仕，它的選賢禮能也僅限于貴族階層，與下層的對流基本上沒有，因此，可以說西周政治基本上是一個貴族政治，即一個各種資源都聯為一體并由上層控制的社會，完全可以稱為“世襲社會”，這是也是本書作者的一個主要觀點。對此我非常贊同。
西周的貴族政治，實則上就是一種等級制政治，但它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其理想形態是含有一種精致、文雅和細膩的意蘊，即孔子所謂的“文質彬彬”下的“彬彬有禮”。這個社會是一種重質而非重量的社會，是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尊崇原則和規范的社會，這尤其影響了此后中國二千年的政治走向。顯然，精神文化與價值體系在古代中國比在古代西方起了更大的作用，這一初始的差別，可能也是后來中西歷史發展走上不同路徑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周政治的形態與其最初的情形是相適應與匹配的，但隨著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從原來的富余，漸漸的越來越稀缺，即使作為同樣的血統的貴族階層，也要產生競爭了，從尚禮到尚力的轉變就是不得不為之的了。
秦統一六國后，諸候制與郡縣制之爭，其實也是這種資源分配模式之爭，后來郡縣制的勝出，其實也意味著庶民對于貴族的勝利，因為在古人所說的郡縣制，除了加強國家統一和中央權力這一政治涵義之外，還有一層變世襲為選舉，變封閉為流動的社會涵義，這后面也隱藏著一種具有實質平等涵義的普遍保存生命的原則，而另一方面還有以流動求優秀的涵義，以及一種具有形式平等涵義的選優原則。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是與資源的稀缺及更加合理分配資源是相關聯的。
讀完本書，可以對于西周至秦漢的社會形態變化有一個清晰及直觀的了解，令人受益匪淺。這對于加強理解后世的社會變遷也有莫大幫助。
《帝國的前奏》
名為二十五史通講，其實算不得講，只是把上古三代至春秋戰國期間的歷史作了一次梳理，把這些故事通俗化的重寫了一遍，沒有什么作者的見解。
《戰國非常人物：揭開塵封的歷史內幕》 云海孤月著
歷史在不同觀念的燭照下顯示出它的另一面，這部著作也主要講解了從三家分晉到蘇秦合縱這一歷史進程，但是這書和《大秦帝國》幾乎翻了個轉，對里面的歷史人物評價，完全不同。從趙襄子、吳起到商鞅、張儀及趙武靈王、孟嘗君、蘇秦，被作者諷刺了個遍。這樣的歷史寫法缺乏溫情與理解。此外，除了史實的鋪排，就是些大而不當的議論，雖然看似寫得俏皮，卻實在不夠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