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1935年。是年周一良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留校讀研究生。讀研期間，他去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先生講授魏晉南北朝史課程。周聽陳先生的課頓覺自己“眼前放一異彩”，從此對陳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并下決心要像陳先生那樣治學，尤其是治魏晉南北朝史。由于旁聽陳寅恪先生的課，周一良得以拜識陳先生，且受到后者激賞。第二年，尚未從燕大研究生畢業的周一良，便由陳先生推薦，進入由著名學者傅斯年創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王世襄先生曾在《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話》中寫道，1943年冬天，他由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介紹，想進入傅斯年任所長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傅斯年一見到他便問：你畢業于哪所大學？王答：燕京大學國文系。傅當即回道：“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工作。”這話出自王先生本人筆端，應該不謬。如是看來，傅拒絕王的理由顯然是遁詞，因為此前同樣來自燕大的周一良就進入了史語所，且受到傅的真切歡迎。顯然，在傅斯年眼里，已寫出《魏收之史學》的周一良，分明更符合傅早在史語所創立時便高調宣稱的，該所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宗旨。而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當年的王世襄，傅覺得王離這個標準相去甚遠。只是周一良加盟史語所，傅斯年高興之下，也很無奈地告訴周，因眼下無職稱缺額，周進入史語所，暫且只能給他“圖書員”的“職稱”。不過傅向周表明，這并不會影響周在史語所自由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史語所也不會給周定硬性成績指標。傅對周說，你什么時候寫出有質量的文章，都可以在《史語所集刊》上發表。周一良明白了，史語所一時無法給他相應職稱，但可以提供給他在學術殿堂里自由翱翔的廣闊空間。而這恰是周夢寐以求的。在周看來，能涉足史語所這方學術平臺，是他人生的機緣，遠比職稱重要。事實也確實如此，周一良在史語所不僅沉潛于魏晉六朝典籍，還精讀《宋書》，并涉獵《資治通鑒》《金石萃編》及清人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終于在學術研究領域日臻化境。其間他還時時得到在北平的陳寅恪先生的指教，后者不時將隨時想到的見解和產生的想法，寫在明信片上寄給他，有時他一天竟會收到陳先生寄來的多張明信片。周一良也不負陳先生、傅先生所望，僅這一年，他就寫出三四篇高質量學術文章，其中發表在權威的《史語所集刊》上的《南朝境內的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一文，讓陳寅恪先生“深為傾服”。不妨設想，假如當初周一良計較于職稱，惟職稱是重，因此與史語所失之交臂，又豈會有這一年的收獲和日后的成就。由是觀之，周的不知職稱，這“不知”實乃一種大智；大智若愚，這恰是他作為一個真正的學人的絕頂聰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