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美術非物質文化遺產48——燈彩

繁體 燈彩
拼音 dēnɡ cǎi
注音 ㄉㄥ ㄘㄞˇ

詞語解釋一

燈彩 dēnɡ cǎi

中國民間工藝品之一。各地形制不一。一般由民間藝人用當地出產的竹、木、藤、麥秸、金屬做燈的骨架，再蒙以有彩繪或刺繡的絲織品(有時用紙)制成，內點蠟燭，今多用燈泡。燈彩的外型有人物、動物、植物等。

詞語解釋二 燈彩 dēnɡ cǎi

(1) [festoon lighting]∶用柔性電纜饋電的花彩燈泡照明
(2) [festival decorative lantern displayed on the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花燈,我國的民間工藝品。著名的有北京的宮燈、上海的龍燈、廣東的走馬燈等

見“ 燈綵 ”。

亦作“ 燈彩 ”。
供裝飾、觀賞的花燈。 清 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燈節》：“各色燈綵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為之，并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 巴金《寒夜》三十：“今晚上很熱鬧，到處扎好了燈彩。”1980.2.28：“燈彩是我國多種民間藝術的集錦，它有編扎、裱糊等基本技藝，并且和雕刻、繪圖、書法、詩詞、剪紙等藝術都有密切關系。” [1]

燈彩

燈彩在中國具有悠久歷史。中山靖王墓出土地長信宮燈，其造型及結構的科學性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充分顯示了我國制燈藝人的聰明才智。

天津人過年過節時對燈彩的需求量相當大。《津門雜記》記載：燈節期間，天津通衢張燈結彩，燃放花炬，遍地歌舞”。按照天津舊俗，正月十四到十七，天津市內各街道、商號、住宅都要張燈五日。入夜，各家各戶掛在壁上之燈、懸于門前之燈以及游人之燈……五花八門，火樹銀花，如入不夜之城。過去，講天津“尚奢華”，實際是富商巨賈們爭奇斗富，燈節期間懸掛的燈彩也成為他們炫耀自己富有的機會。許多燈都能別出心裁，燈上的畫，或請名師手繪，或書寫頗具新意大燈謎，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燈節使天津制燈高手有一展自己才華的機會，就連風箏大師魏元泰也做過燈，他的走馬燈，至今還被人們津津樂道。在眾多制燈高手中，王繼昌被人譽為“燈籠王”。王繼昌(1893～1964)，河北省勝芳人，其父王玉樹是一位既樸實又聰明的農民，喜歡制作燈彩。每逢冬閑時，王玉樹就到制燈藝人處學習制燈技藝。經過刻苦研究，他制作的荷花燈、鯉魚燈等頗受歡迎，被譽為當地的“燈籠王”，從此開始以制燈為生。20世紀20年代，移居天津，王繼昌繼承了父親的制燈技藝，并注意在生活中細心觀察各種動物的生活習性。他制作的鴨燈、雞燈、兔燈、魚燈皆能栩栩如生，并出國參加過國際燈展。王繼昌也因此在天津贏得了“燈籠王”的稱號。現在，王繼昌之子王金芳、王德芳及其孫王曉明繼承了他的技藝，活躍在天津民間藝術舞臺上。

燈彩

“花燈”，多于傳統節日、婚壽吉慶之時懸掛，以烘托喜慶氣氛。相傳，漢代“元宵不禁夜”，宮廷、民間張燈結彩，以示萬民同樂，以后相沿成司。唐詩曰：“紫禁煙花一萬重，鰲山宮闕隱晴空，玉皇高拱云霄上，人物嬉游陸海中”。至宋代，汴梁、臨安上元燈節，延續五夜，“四十里燈光不絕”，《東京夢華錄》記載了當年燈會盛況。朱元璋建都南京，曾于元宵節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燈萬支；遷都北京后，元宵辟專區懸燈，增設燈市。清代燈節也“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

中國的燈籠又統稱為燈彩。起源于1800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每年的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前后，人們都掛起象征團圓意義的紅燈籠，來營造一種喜慶的氛圍。后來燈籠就成了中國人喜慶的象征。經過歷代燈彩藝人的繼承和發展，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品種和高超的工藝水平。從種類上有：宮燈、紗燈、吊燈等等。從造型上分，有人物、山水、花鳥、龍鳳、魚蟲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專供人們賞玩的走馬燈。中國的燈彩綜合了繪畫藝術、剪紙、紙扎、刺縫等工藝，利用各個地區出產的竹、木、藤、麥稈、獸角、金屬、綾絹等材料制作而成。在中國古代制作的燈彩中，以宮燈和紗燈最為著名。

各地彩燈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上海的龍燈，用布制成；廣東的走馬燈，結構精巧；湘江溫州的珠囤，用萬千顆料珠穿制，精美壯觀；北京的宮燈，感想典雅；河北霸縣的老鼠攀葡萄燈、蝎子馱牌樓燈、麒麟燈、豬八戒燈、鴨子燈、金魚燈、鴛鴦燈、題材詼諧、寓意明快。

燈彩

燈彩藝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構成、擬形雕塑、平面書畫、復合裝飾和光動機制于一體，是一種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綜合空間藝術。本文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這一獨特種類，概述了燈彩藝術的發展歷史、種類、制作手法，并結合文化和民俗內涵，闡釋了燈彩藝術在民間生活中的作用：它不只是節日的裝點和審美的對象，更是一種廣泛的存在和無限的人生關懷。
　　
農歷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古時稱夜為宵，故稱此日為“元宵節”。自漢武帝起，在此日張燈以祀太一神①。據《文樂書》記載，此項活動又稱“上元燃燈”，相傳漢明帝為弘揚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晚在宮廷和寺院“燃燈表佛”。此后歷來元宵節皆以燈為俗，因此也有“燈節”之稱。漢代祭祀太一神、禮佛使用精美燈品，以及在正月十五不禁夜的習慣，作為元宵節的習俗一直被保存下來。在元宵節張掛彩燈的習慣也逐漸從皇宮流傳至民間，并同時出現了賞燈和其它一系列民俗活動。元宵觀燈，在南北朝時期已蔚然成風。大約在隋代，民間狂歡活動也加入進來。隋煬帝時，每年的正月十五都要在皇宮正門外長達八里的范圍內布置戲場，大張燈火，全國各地的歌舞雜技匯集于此。 到了唐代，“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使社會生產力發達、經濟富庶，元宵節的規模更為宏大，并開始逐漸脫離宗教活動的形式，成為一項民間歡慶活動。自此，正月十五鬧花燈的習俗已基本形成，每逢元宵全國各地都有觀燈游樂的習俗，宋、明兩代尤為繁盛。

元宵節上的花燈種類繁多，形態千變萬化，制作技藝各具特色。按造型分，有擬形燈（如魚燈、虎燈、荷花燈、牌樓燈、花瓶燈、字燈、八仙燈）和幾何形燈（如圓紗燈、四方燈、五角燈）；按組合方式分，有單體燈、子母燈和集合燈（如燈山、燈樹、燈樓、珠囤）；按工藝材料分，有布帛燈、紙燈、琉璃燈、料絲燈、玉柵燈、珠子燈、羊角燈、牛角燈、麥絲燈、竹燈等，舉不勝舉。如此規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漢代起，形形色色的燈具制作就為以后燈彩藝術的發展奠定了造型和工藝基礎。

燈彩

漢代是古代早期燈具藝術的繁盛時代，考古發掘的漢代燈具十分豐富，如行燈、鼎形燈、座燈以及動物形燈等，燈具所用材料也有銅、鐵、陶、玉、石等多種。雖然漢代元宵燈彩的面貌鮮見記載，但由燈具的出土情況可推斷當時燈彩的豐富絢爛。

元宵節放燈觀燈活動在唐宋時掀起第一個高潮。《朝野僉載》曾記載唐代元宵節京城“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②，可見此時已出現了大型的燈樹、燈山且盛極一時。 至宋代，形成了一定的花燈生產中心，并有了典型的花燈品種。由唐至宋，記載中的花燈種類不僅有走馬燈、孔明燈、琉璃燈、白玉燈、鯇燈、珠子燈、羅帛燈、羊皮燈等結構精巧、裝飾細麗的小型宮燈以及各種形象生動的彩扎擬形燈，還有用燈彩堆疊懸縛而成的燈輪、燈樹、燈樓、燈山、棘盆等大型燈景。在宋代，更出現了專門的燈市，以供元宵節狂歡。宋代元宵燈節的盛況與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還增添了民間活動的參與。統治者為標榜其仁治，賜宮中彩燈予民間，這種鼓勵使元宵觀燈的活動愈加熱鬧起來。

明代元宵燈節更加熱鬧，是中國古代燈彩藝術發展的巔峰。繁盛的工商業，使明代社會尤其是都市形成“靡然向奢”的時代風氣，且影響日益廣泛。宋代肇始的藝術“精致化”傾向更加強勁鮮明。由明至清，技藝形式一貫向奢趨雅，爭奇斗艷，五光十色，極盡精巧絢麗。在明清兩代，元宵燈節實現了意義比較深刻的價值轉型，從實際意義上擺脫了信仰的牽掛，轉移到以審美娛樂為主旨的游藝領域。明代元宵放燈長達十天，燈彩藝術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花燈的種類更加多樣化。僅一次燈會，就會有金蓮燈、玉樓燈、荷花燈、芙蓉燈、繡球燈、雪花燈、秀才燈、媳婦燈、和尚燈、通判燈、師婆燈、劉海燈、駱駝燈、青獅燈、猿猴燈、白象燈、鲇魚燈、螃蟹燈、羊皮燈和掠彩燈等數十種。明清時代花燈的專業產地云起，蘇州、福州、新安、開封和杭州自宋代起便聞名，此時還有佛山、潮州、泉州、漳州、廈門、海寧、揚州、丹陽、泰州、南京、青州、成都、北京、太古等地以制燈聞名。著名工匠也相繼出現，明代有潘鳳、王玄、趙萼、王新建、趙虎、趙瞻云、顧后山、張九眼和包壯行等，清代則有鈕元卿、徐廷錕、沈宇宸、徐致祥、沈則庵等。除技藝高超的匠人之外，又出現了一批花燈收藏者，可見明清燈彩藝術的繁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北方地區，還有一種冰燈，這是受氣候條件影響而產生的特殊觀賞燈。正月十五前后，是北方氣溫最低的時候，此時結冰作燈，可持續數十日不化，利用冰晶瑩剔透之特性，輔以光燭，造成既天然樸素又光彩斑斕的效果，成為北方燈彩藝術的獨特景觀。冰燈原屬東北地區特有，隨清人入關而成為中原燈節之俗，其制作在清代已成熟。現在由于電燈的普遍應用，這種冰燈藝術有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品類日趨繁多，規模日漸宏大，成為北方元宵節最有影響的觀瞻勝景。 花燈造型基本多以四、五、六為體面定數和基數，以象征四時、五方、六合之數，其上裝飾則更多講究，多象征寓意。花燈的題材內容和造型裝飾相結合，體現了中國傳統吉祥文化。

除了造型裝飾上的豐富外，每個燈會場所的位置經營也是一種藝術。在宏觀布局上，花燈藝術融進了中國繪畫和古代建筑的美學理論，中國繪畫理論中山水畫論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種種，燈景布局正是把花燈藝術的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過程，利用空間的暢通、阻隔、起伏、變化，使人領略到空間、時間、秩序、節奏、色相的和諧之美，并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增強了藝術表現力。

花燈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國古典文化藝術結合，充實自身的內涵。它把詩、文、書、畫融為一體，加強了審美情趣，同時繼承了傳統象征、寓意的表現形式。猜燈謎就是花燈文化中十分突出且廣受歡迎的一項文娛活動，即將謎語貼在花燈上，讓人們一邊賞燈，一邊猜謎。謎底多著眼于文字意義，如一個字、一句詩、一個物或一個名稱等。

燈彩藝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構成、擬形雕塑、平面書畫、復合裝飾和光動機制于一體，自成一種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綜合空間藝術。這種藝術形式又因引入光的時間因素而別具一格，借火光的穿透性、明亮性和燦爛性而賦予花燈靈魂，使之充滿生機。花燈不僅是一種民間美術，更是廣闊社會生活層面上的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它的存在與發展和豐富的民俗活動緊密相聯。燈彩在民間生活中的作用，不只是節日的裝點和審美的對象，更是一種廣泛的存在和無限的人生關懷。它承載著吉祥和祝福，甚至被人們視作福祉和庇護的載體。花燈藝術記錄了中華民族用火文明的歷史軌跡，從洪荒時代的熊熊篝火到文明時代的熠熠燈彩，貫穿著中華民族由火的原始體驗而生發的信仰習俗、文化理念和美學意趣，體現了燈從原始的實用形態演進為審美象征的文化價值關系的發展。作為民間文化藝術的強大載體，燈彩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并將隨時代的演進具有越來越豐富的內涵和外在表現形態。

燈彩泛指戲曲演出中區別于一般傳統砌末的早期燈光、布景。又稱“燈彩砌末”

燈彩

或“彩砌”、“彩頭”。注重燈彩的戲曲演出,稱為“燈彩戲”或“彩戲”、“燈戲”。常以這類戲為號召的戲班，稱為“彩頭班”。燈彩戲大都情節離奇，有神怪出沒，用彩繪的景片和燈具作種種點綴、渲染，借以吸引觀眾。至20世紀20年代前后，漸為寫實布景、機關布景所代替。

燈彩是明代末年地主家班的產物。最早見諸記載的燈彩戲是劉暉吉女戲《唐明皇游月宮》。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對此記述頗詳。劇中布置了一堂月宮布景。月宮是個圓形裝置，以輕紗為幔，“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藜,色如初曙”；月宮四周用羊角燈(以羊角熬制的薄片作燈罩,又稱“明角燈”)表現五色云氣。這在當時是個新鮮事物，故張岱稱贊班主劉暉吉是“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清代乾隆末年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所記的鹽商的“內班行頭”中，有“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也是一種特制的燈彩。用燈彩砌末最多的是清代宮廷的各種承應大戲，而且有些砌末“機關”化了，即配有制動器械，可以升降開合。如演《地涌金蓮》，有大金蓮花五朵從“地井”（戲臺的地下室）中升起，至臺上放開花瓣，內坐大佛五尊（曹心泉《前清內廷演戲回憶錄》）。宮廷的砌末藝人還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趨重寫實。如光緒九年(1883)進宮的張七“制砌末多參西法，雖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必求逼真”（張次溪《燕都名伶傳》）。民間商業劇場盛行燈彩戲是在清末。較早的有梅巧玲的四喜班，排演了《目連救母》、《甲子圖》、《貴壽圖》、《盤絲洞》、《乘龍會》等一批燈彩戲。其后楊隆壽創立小榮椿、天仙兩科班時，以重金聘請張七，為之“制砌末千余件”（《燕都名伶傳》）。這種演出風氣，從北京傳布到天津、上海等大城市。

燈彩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戲曲演出的視覺形象，故能受到觀眾的歡迎。但搬演燈彩戲的班子，大都不注重演出的思想內容和表演藝術,只可炫奇一時,終無藝術生命力。李慈銘在光緒七年(1881)的《日記》中就曾批評四喜班演的《貴壽圖》“燈彩絢爛而色目不佳，科爨俱惡”。王夢生在《梨園佳話》中談到，天津有個彩頭班叫太慶恒，“最以砌末耀世”，“惟班中唱做無人，未久旋廢。由是知戲以人重，不貴物也”。這些話，正好總結了燈彩戲之所以沒落的歷史教訓。

燈彩藝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構成、擬形雕塑、平面書畫、復合裝飾和光動機制于一體，是一種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綜合空間藝術。本文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這一獨特種類，概述了燈彩藝術的發展歷史、種類、制作手法，并結合文化和民俗內涵，闡釋了燈彩藝術在民間生活中的作用：它不只是節日的裝點和審美的對象，更是一種廣泛的存在和無限的人生關懷。 　　　

農歷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古時稱夜為宵，故稱此日為“元宵節”。自漢武帝起，在此日張燈以祀太一神①。據《文樂書》記載，此項活動又稱“上元燃燈”，相傳漢明帝為弘揚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晚在宮廷和寺院“燃燈表佛”。此后歷來元宵節皆以燈為俗，因此也有“燈節”之稱。漢代祭祀太一神、禮佛使用精美燈品，以及在正月十五不禁夜的習慣，作為元宵節的習俗一直被保存下來。在元宵節張掛彩燈的習慣也逐漸從皇宮流傳至民間，并同時出現了賞燈和其它一系列民俗活動。元宵觀燈，在南北朝時期已蔚然成風。大約在隋代，民間狂歡活動也加入進來。隋煬帝時，每年的正月十五都要在皇宮正門外長達八里的范圍內布置戲場，大張燈火，全國各地的歌舞雜技匯集于此。 到了唐代，“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使社會生產力發達、經濟富庶，元宵節的規模更為宏大，并開始逐漸脫離宗教活動的形式，成為一項民間歡慶活動。自此，正月十五鬧花燈的習俗已基本形成，每逢元宵全國各地都有觀燈游樂的習俗，宋、明兩代尤為繁盛。

元宵節上的花燈種類繁多，形態千變萬化，制作技藝各具特色。按造型分，有擬形燈（如魚燈、虎燈、荷花燈、牌樓燈、花瓶燈、字燈、八仙燈）和幾何形燈（如圓紗燈、四方燈、五角燈）；按組合方式分，有單體燈、子母燈和集合燈（如燈山、燈樹、燈樓、珠囤）；按工藝材料分，有布帛燈、紙燈、琉璃燈、料絲燈、玉柵燈、珠子燈、羊角燈、牛角燈、麥絲燈、竹燈等，舉不勝舉。如此規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漢代起，形形色色的燈具制作就為以后燈彩藝術的發展奠定了造型和工藝基礎。 　　

漢代是古代早期燈具藝術的繁盛時代，考古發掘的漢代燈具十分豐富，如行燈、鼎形燈、座燈以及動物形燈等，燈具所用材料也有銅、鐵、陶、玉、石等多種。雖然漢代元宵燈彩的面貌鮮見記載，但由燈具的出土情況可推斷當時燈彩的豐富絢爛。

元宵節放燈觀燈活動在唐宋時掀起第一個高潮。《朝野僉載》曾記載唐代元宵節京城“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②，可見此時已出現了大型的燈樹、燈山且盛極一時。 至宋代，形成了一定的花燈生產中心，并有了典型的花燈品種。由唐至宋，記載中的花燈種類不僅有走馬燈、孔明燈、琉璃燈、白玉燈、鯇燈、珠子燈、羅帛燈、羊皮燈等結構精巧、裝飾細麗的小型宮燈以及各種形象生動的彩扎擬形燈，還有用燈彩堆疊懸縛而成的燈輪、燈樹、燈樓、燈山、棘盆等大型燈景。在宋代，更出現了專門的燈市，以供元宵節狂歡。宋代元宵燈節的盛況與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還增添了民間活動的參與。統治者為標榜其仁治，賜宮中彩燈予民間，這種鼓勵使元宵觀燈的活動愈加熱鬧起來。 　　

明代元宵燈節更加熱鬧，是中國古代燈彩藝術發展的巔峰。繁盛的工商業，使明代社會尤其是都市形成“靡然向奢”的時代風氣，且影響日益廣泛。宋代肇始的藝術“精致化”傾向更加強勁鮮明。由明至清，技藝形式一貫向奢趨雅，爭奇斗艷，五光十色，極盡精巧絢麗。在明清兩代，元宵燈節實現了意義比較深刻的價值轉型，從實際意義上擺脫了信仰的牽掛，轉移到以審美娛樂為主旨的游藝領域。明代元宵放燈長達十天，燈彩藝術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花燈的種類更加多樣化。僅一次燈會，就會有金蓮燈、玉樓燈、荷花燈、芙蓉燈、繡球燈、雪花燈、秀才燈、媳婦燈、和尚燈、通判燈、師婆燈、劉海燈、駱駝燈、青獅燈、猿猴燈、白象燈、鲇魚燈、螃蟹燈、羊皮燈和掠彩燈等數十種。明清時代花燈的專業產地云起，蘇州、福州、新安、開封和杭州自宋代起便聞名，此時還有佛山、潮州、泉州、漳州、廈門、海寧、揚州、丹陽、泰州、南京、青州、成都、北京、太古等地以制燈聞名。著名工匠也相繼出現，明代有潘鳳、王玄、趙萼、王新建、趙虎、趙瞻云、顧后山、張九眼和包壯行等，清代則有鈕元卿、徐廷錕、沈宇宸、徐致祥、沈則庵等。除技藝高超的匠人之外，又出現了一批花燈收藏者，可見明清燈彩藝術的繁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北方地區，還有一種冰燈，這是受氣候條件影響而產生的特殊觀賞燈。正月十五前后，是北方氣溫最低的時候，此時結冰作燈，可持續數十日不化，利用冰晶瑩剔透之特性，輔以光燭，造成既天然樸素又光彩斑斕的效果，成為北方燈彩藝術的獨特景觀。冰燈原屬東北地區特有，隨清人入關而成為中原燈節之俗，其制作在清代已成熟。現在由于電燈的普遍應用，這種冰燈藝術有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品類日趨繁多，規模日漸宏大，成為北方元宵節最有影響的觀瞻勝景。 花燈造型基本多以四、五、六為體面定數和基數，以象征四時、五方、六合之數，其上裝飾則更多講究，多象征寓意。花燈的題材內容和造型裝飾相結合，體現了中國傳統吉祥文化。 　　

除了造型裝飾上的豐富外，每個燈會場所的位置經營也是一種藝術。在宏觀布局上，花燈藝術融進了中國繪畫和古代建筑的美學理論，中國繪畫理論中山水畫論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種種，燈景布局正是把花燈藝術的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過程，利用空間的暢通、阻隔、起伏、變化，使人領略到空間、時間、秩序、節奏、色相的和諧之美，并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增強了藝術表現力。 　　

花燈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國古典文化藝術結合，充實自身的內涵。它把詩、文、書、畫融為一體，加強了審美情趣，同時繼承了傳統象征、寓意的表現形式。猜燈謎就是花燈文化中十分突出且廣受歡迎的一項文娛活動，即將謎語貼在花燈上，讓人們一邊賞燈，一邊猜謎。謎底多著眼于文字意義，如一個字、一句詩、一個物或一個名稱等。

燈彩藝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構成、擬形雕塑、平面書畫、復合裝飾和光動機制于一體，自成一種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綜合空間藝術。這種藝術形式又因引入光的時間因素而別具一格，借火光的穿透性、明亮性和燦爛性而賦予花燈靈魂，使之充滿生機。花燈不僅是一種民間美術，更是廣闊社會生活層面上的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它的存在與發展和豐富的民俗活動緊密相聯。燈彩在民間生活中的作用，不只是節日的裝點和審美的對象，更是一種廣泛的存在和無限的人生關懷。它承載著吉祥和祝福，甚至被人們視作福祉和庇護的載體。花燈藝術記錄了中華民族用火文明的歷史軌跡，從洪荒時代的熊熊篝火到文明時代的熠熠燈彩，貫穿著中華民族由火的原始體驗而生發的信仰習俗、文化理念和美學意趣，體現了燈從原始的實用形態演進為審美象征的文化價值關系的發展。作為民間文化藝術的強大載體，燈彩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并將隨時代的演進具有越來越豐富的內涵和外在表現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