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于加快前行的中國來說，雖然愈加是商品大潮、經濟大潮的年代，但文壇和學界也并沒有被打入冷宮“深院鎖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終是“弄潮兒向濤頭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熱鬧的。
在這些熱熱鬧鬧的文化活動中，季羨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學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樣，被當作旗幟，身后永遠攘擁著眾多追隨者。季府的門檻都快被人踢破了，來訪的客人一撥兒接一撥兒，以至于老人常常連5分鐘的歇息時間都難得。這種情況下，我再也沒有到府上去打擾季先生，我覺得人應該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別人著想，我們就越應該為他的身體和工作、寫作著想。作為編輯，誰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損害季先生的身體為代價而“搶”到的，良心安在？
不過說來，我的運氣真是好！1992年《文薈》副刊正式創刊以后，我們搞了一個題為“永久的悔”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氣給季先生寫了一封約稿信，問他愿不愿意為我們寫一篇。孰料，信發出去的第5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記得當時我一看信封厚厚的，還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寫這文章，就寄來另外一篇稿子頂替。待我展開信封一看，差點兒喊出來！還真是先生專門為我們寫的，題目是《賦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貫的整整齊齊的手跡。刨除一去一來的郵寄時間，頂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時間里，耄耋老人寫了4000多字，神了！
讀罷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觸景生情，欲罷不能，一口氣寫到完的。他寫的是童年在鄉村，家里赤貧，長年吃不上“白的”(指麥子面)，母親終日操勞，有一點好吃的全給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后來他6歲離家出外求學，發誓好好掙個前程，迎養母親，報答養育之恩。誰料學業未成，母親就去世了，最后連想見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兒子的愿望也沒實現。這么一篇催人淚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們趕快以八欄、半個版的最高規格發了。說來讀者真是和我們心心相印，反饋回來好多信息，紛紛贊揚季文寫得好，情文并茂。征文來稿和關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真不知道該怎么感謝才好了。
“永久的悔”征文結束后，《文薈》脫穎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對光明日報的感情。據他身邊的人告訴我，先生每天必讀光明日報，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療時，自己無法讀，也讓家人給念。那幾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給《文薈》，我們連續發了《三個小女孩》《我眼中的張中行》《哭馮至先生》《悼許國璋先生》《這個惑你不必解》等，給光明日報增色不少。其中《三個小女孩》被《讀者》《散文·海外版》《中華文學選刊》等多家報刊轉載，影響巨大。
《我眼中的張中行》一篇，還要單獨提出來說說。這篇文章中，季先生稱贊張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寧靜，不慕榮利，淳樸無華，待人以誠”。難得一位大學者對另一位大學問家如此欣賞。我們只聽古人說道：“文人相輕”，又看過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詆毀乃至“殘殺”，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見如此之高的評價，甘拜下風，虛懷若谷。于此處，我們便又發現了季先生的一條優點：為人忠厚，品質高潔。
從那以后，季先生對光明日報的感情，竟變得難以割舍了，凡是報社請他參加的學術活動，不管是文化的、教育的、經濟的還是其他什么，多忙，多累，他都不推辭，盡量擠出時間參加。單想想老人已是老樹一樣的高齡，身體、精力都漸漸供不應求，卻還“絕無去八寶山的計劃”，有一大堆學術研究的、文學創作的、教學科研的工作計劃亟待完成，就能知道季先生是怎樣在慘痛地犧牲自己，為報社默默奉獻。我聽說，遇有別人對光明日報提出批評，他也每每站在理解報社的立場上，盡量加以維護，他是衷心希望光明日報越辦越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