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樂文化

   中華禮樂文化

   中華“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叫“禮儀之邦”。“禮樂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創(chuàng)造了人類的輝煌。雖然現(xiàn)代工商業(yè)科技文明過分重視物質利益，使得傳統(tǒng)的“禮樂文化”受到商業(yè)世俗文化的沖擊，已失去古典純樸的“禮樂文化”的精神。但是，傳統(tǒng)的“禮樂文化”在今天還是能起到提升人類道德，使人們達到自我完善的作用。
　　禮樂的起源
　　中國的文化非常重視禮樂，禮就是指各種禮節(jié)規(guī)范，樂則包括音樂和舞蹈。禮樂的起源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是同步的。
　　中華“禮樂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諧代表“樂”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則代表“禮”的精神。“和諧”（樂的精神），所以萬物都能化生。“有序”（禮的精神），所以萬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樂”是形成于“天”的陽剛之氣。而“禮”則是由“地”的陰柔之性所形成。我們從人類的歷史文明的發(fā)展來說，不是一開始就是“禮樂”并重，或禮重于樂；而是先有“樂”，然后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逐漸發(fā)展為“禮樂”并重。人民所熟知的禮就是周禮，是周公制定的。
　　禮樂文化是從祭祀文化發(fā)展而來的。“禮”之本義，據(jù)許慎《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所謂“豊”，乃“行禮之器，從豆，象形。”近人王國維考證，“豊”誠為禮器，然非“從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尚書·盤庚》所謂“具乃貝玉”說的就是以玉禮神。從甲骨卜辭中“圍”（即“豊”）字的結構上看，是在一個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據(jù)之得出結論：盛玉以奉神人謂之圍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因此“禮”之本義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而后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其淵源于上古祭祀文化。
　　《易經(jīng)·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禮記·樂記》稱：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 又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圣人作和應天，作禮以配地。”
　　《禮記祭統(tǒng)》說：“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jīng)，莫急于祭。”梁啟超《志三代宗教禮學》曾據(jù)之發(fā)揮道：禮也者，人類一切行為之規(guī)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禮，若冠禮是；有人與人相接之禮，若士相見禮是；有人對于宗族家族之禮，若昏禮喪禮是；有宗族與宗族間相接之禮，若鄉(xiāng)射飲酒諸禮是；有國與國相接之禮，若朝聘燕享諸禮是；有人與神與天相接之禮，則祭禮是。故曰：“禮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
　　到了周朝很重視樂舞修養(yǎng)，制定了禮樂制度，周王室及貴族子弟從13歲開始，要逐漸學習掌握各種禮儀樂舞，20歲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貴族階層，樂舞修養(yǎng)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實施，是要達到治國安民的目的，通過樂舞促使人們完善內在修養(yǎng)，并自覺遵守社會秩序，進而達到整個社會安定。
　　清華大學彭林教授認為，道德的培養(yǎng)主要是經(jīng)由對情感的“禮樂教化”，而非理性的認知訓練，這一點應是中華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認為“禮是從人的情感出發(fā)來制定的。但禮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為目標的”，“樂是人類發(fā)自內心的情感之聲”。彭教授認為“禮的傳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為重心”，其中關鍵又有兩點：“第一,‘德’是禮的靈魂。”“第二,‘敬’是禮的核心。”
　　禮樂的重要性
　　孔子反覆強調“禮、樂”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標志在于“禮、樂”。
　　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國安邦，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想和諧、穩(wěn)固，必合乎禮、正乎樂。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這里是作為治國的一個基本要素來提出的。
　　禮樂于小處看，則在于“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達、心胸開朗，同時也知道該如何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恭近于禮，遠恥辱也”，知道什么該作，什么不該作。“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因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在孔子的設想中，無疑是能夠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途徑。又稱，“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這應該說也確實是頗有道理的。譬如雖然讀書雖有可能讓人變的更加精明、賦予機謀，但總的來說，還更主要還是使人更加知禮，重仁義道德、溫文爾雅、謙恭禮讓。
　　歷來聰明的君主和國家領導人，都沿襲以禮樂的精神內涵來治理國家。有個故事，說的是晏子諫齊景公重視禮。一次，齊景公舉行酒宴，飲到高興處，對大臣們說：“各位痛快地飲酒，不要拘束君臣禮節(jié)！”晏子對齊景公說：“國君的話不妥！禽獸都是以雄健有力者為首，弱肉強食。大臣們如果拋棄禮節(jié)，就有更換國君的危險。”景公聽了，很不高興的背過身子。過了一會，景公出去了。回來后，晏子坐著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飲。景公很生氣，對晏子說：“剛才你不是還教訓我人不可沒有禮節(jié)嗎？你的禮節(jié)哪兒去了？”晏子離開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說：“我哪里敢這樣呢？之所以這樣做，是想讓國君了解沒有禮節(jié)的實際情形啊。”景公聽了，說：“看來是我的錯啊！”此后，景公完善禮制，精心治國，官員守禮，百姓肅然。
　　現(xiàn)代的商業(yè)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視物質利益，使人類流傳幾千年的“禮樂精神文化”面臨被拋棄的危機。隨著人類道德的下滑，“禮教”和“樂教”也逐漸衰退。由于市場化的“藝術的文化活動”，缺乏它應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內涵，只成為社會的裝飾，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內涵；失去了“真”和“善”，于是變成了一種“理想”。
　　古人講 “文以載道”，文化藝術也是一樣。屬于精神層面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則可以通過具體事例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比如：唐太宗仁德布于四海，讓人知道什么是“仁”。人們談到“孝”自然會想到帝舜的“仁愛孝悌”、花木蘭的替父從軍；韓信的“胯下之辱”使人們知道什么是寬容忍讓；談起“忠”會自然想到岳飛的“精忠報國”。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理念都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人物、事件，通過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演繹和體現(xiàn)出來的，并通過小說、戲曲、舞蹈等文藝形式流傳開來，并一代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