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近代化過程的三個層次

借助于農民戰爭沖擊舊秩序的威力，洋務派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所主持的以制炮造船而“求強”，購機設廠而“求富”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實際上正是按照林則徐、魏源等人的思想路子，把他們的主張付諸實施，在實踐過程中漸由軍事工業而擴展到民用工業，使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生產力。在洋務運動興起之時，頑固派竭力阻撓，“無事則嗤外國之制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第３頁。）他們危言聳聽，胡說“奇技淫巧敗壞世道人心”，“耕織機器奪農工之業”（《高賡恩折》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鼓吹要“以忠信為甲胃，禮義為干櫓”（《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倭仁折》。）；認為無論如何不能“用夷變夏”，只能“用夏變夷”，根本不需要，也不應該向外國學習什么東西。與之相比，洋務派承認中國在軍事裝備、機器生產、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落后，承認有向外國學習某些東西的必要，無疑顯得較為開明和進步。洋務派的主張和舉動在久經封閉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壁壘上打開了一道缺口，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揭開了封建中國采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序幕，比起那些渾渾噩噩、愚昧昏聵的封建頑固派來要開明得多，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并沒有超越把學習西方科技視為唯一要務的藩籬，他們的著眼點只是西方的先進科技，僅僅在文化系統的技術層次上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持歡迎態度，這無論如何也只是一個較低的層次；而且洋務派還明確表現出了運用洋科技的堅胄利爪來強化封建統治制度，使其長治久安的意向，因此嚴厲限制學習西方的范圍，嚴格規定學習西方的趨向，不許越雷池一步，這就使洋務派由最初引進西方先進科技的動力轉變成為在高一級層次上學習西方的阻力。洋務派之所以在維新運動高漲之際與以前的政敵頑固派結成聯盟，共同反對和撲滅了資產階級的維新運動，其根源正是在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枝節的改革比頑固守舊當然要好些，然而枝節的改革畢竟救不了中國。這正是洋務派的悲劇所在。

　　二

　　然而，堤防一被沖破，就既無法遏止洶涌的浪潮，也無法限制洪水的流量。事物發展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必然規律不是洋務派主觀所能控制得了的。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出現，使人們站在一個新的基點上觀察和思考問題。在社會實踐中，在對洋務活動失敗命運的思考中，在民族危機越發深重的情況下，人們開始痛切地感到僅有西方科學技術、堅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國，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使中國近代化的行程由技術層次推進到了思想層次。早期改良派的搖旗吶喊，戊戍思潮的迅速高漲，革命與立憲兩種主張的論戰，是這一層次中的主要發展界標；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史觀、天賦人權論、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學說，是這一層次中的主要理論武器。

　　近來，把早期改良思想與洋務思想等量齊觀的論者日漸增多，本人卻認為：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從早期改良派與洋務派在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上所表現出的不同趨向來看，應該承認他們二者基本上屬于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容閎、王韜、薜福成、馬建中、鄭觀應等人，都曾積極地倡導、支持和參與過洋務運動，但他們一開始就表現出與洋務派的差異：洋務派是一批當權的大官，熱衷于“西藝”，“師夷之長技”，以追求“富國強兵”為目的；早期改良派則是一批中下層官員及其知識分子，不僅熱心于“西藝”，更著眼于“西學”、“西法”。隨著洋務運動本質的逐漸暴露，資產階級改良派與地主階級改革派逐漸分道揚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維新思想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指責洋務派只是學習了西方的皮毛，而沒有學習西方富強的本原；西方富強的本原不在于軍事裝備、機器生產，而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國要想富強，不僅要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更重要地是學習西方的社會學說和政治制度，“根本不凈，萬事皆非”，“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戍變法》第二冊，第１９７頁。）這樣，維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務思想的藩籬，不只是枝節的變革，而是求全面的改造。這是新興資產階級要求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要求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中國的呼聲。

　　資產階級維新派繼承和發展了早期改良派對于學習西方所表現出的思想趨向，廣泛地宣傳變法維新以救亡圖存的思想，推動著維新思潮的迅速高漲。如果說早期改良派的“變法”主張，已經朦朧地含有進化史觀的因素，那么，在維新派手中，進化史觀則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他們認為任何事情都是“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戍變法》第二冊，第１９８頁。）斷言：“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因此決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圍百世下之世變。”（《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戍變法》第二冊，第１９８頁。）而當年曾贊同“師夷長技”的洋務派則與頑固派同流合污，重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陳詞濫調，聲稱“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勸學篇》，《戊戍變法》三冊，第２２１頁。），表明他們仍然不識時務地堅持著只在技術層次上引進西方文化的立場，反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維新。面對頑固派和洋務派的聯合攻擊，維新派人士毫不畏懼地奔走呼號，反復申述亡國滅種的危機，痛斥地主階級當權派的因循守舊。他們把救亡圖存作為變法維新的出發點，從而動人心弦地論證了變法維新的迫切性與必要性，“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戍變法》第二冊，第１９７頁。）如再遲疑徘徊。中國人民將淪為帝國主義的奴隸，連皇帝和群臣也將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最能表明維新派與洋務派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的，莫過于維新派對洋務派視為信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的批判，他們指出：“中體西用”把各自的“體”、“用”割裂開來，“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不可行乎！”（《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戊戍變法》第二冊，第１７８頁。）有其體才能有其用，牛以負重，馬以致遠，如果以牛之體而求致遠之用，以馬之體而求負重之用，不僅無濟于事，反而只能造成“兩蹶”。

從總體上考察，維新運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各地建學會，設學堂，辦報刊，搞得熱火朝天。這些學會、學堂、報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學習為宗旨，鼓吹資產階級新文化，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他們的信條時人稱，當時舉國士民“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所謂“時務”，就是變法維新；所謂“西學”，就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譚嗣同的《仁學》、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嚴復的《天演論》，使“物競天擇”、變化發展、獨立自由、平等民權等觀念得到廣泛宣傳，“恪守祖訓”，專制皇權等觀念遭到嚴厲抨擊，人們開始從封建傳統思想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種朝氣蓬勃，生動活潑的氣氛。

　　維新啟蒙運動點燃了愛國、民主的火炬，召喚著一代志士仁人為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而獻身。到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完成了對維新思想的改造，揭橥出資產階級革命的旗幟，與維新派相比，革命黨人更多地從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庫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主張用革命手段“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恢復人民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而把“救亡必須維新”發展為“救亡必須革命”。

　　對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引進，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必然同時伴隨著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懷疑與否定，在維新派和革命派人士眼里，封建的綱常名教已經不是什么天經地義、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而成了必須沖決的“網羅”。在一些先進知識分子中這種傳統文化的斷裂，成為他們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度，進而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而奮斗的內驅動力。

　　三

　　精神的力量會轉化成為物質的力量。從早期改良派、維新派到革命派，對民主的認識不斷深化，對民主的要求不斷加強，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斷高漲，先后以戊戍變法和辛亥革命兩種不同形式突現出來，標志著中國的近代化行程已經從思想層次推進到政治層次了。在這一層次上，包括政治參與權的擴大和政治制度的變革兩個方面。

　　政治參與權的擴大，表現為一種漸變，常易為人們所忽視，其實清末地方自治運動的推行，憲政運動的活躍，各省咨議局的創設，官紳權力的沖突等等，無不顯示出政治參與權逐漸擴展的趨勢。戊戍變法雖然遭到鎮壓，但它所代表的引進與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趨向卻是不可悖逆的，它所反映的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客觀要求也是難以禁遏的。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之役的沖擊，面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風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把它看成是拯救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的救命稻草。１９０５年７月。清廷指派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朝東華錄》。總第５５６３頁。），以德、英、日三個君主立憲國家為考察的主要對象。次年八月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給各地的憲政活動提供合了法的依據。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本是為了使“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但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清政府的預料。清政府本想通過建立商會、興教辦學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消弭人們的革命情緒，沒想到資產階級正是通過興教辦學和組織商會，來擴張紳權、抬高商權、啟發民智，從而紳商攜手，達到對地方政治的參與；清政府本想把各省咨議局作為“憲政”的一種點綴，但咨議局自籌辦之日起，就與當地官僚權力發生沖突，與政府處于分庭抗禮的地位；清政府本想把資政院辦成供其頤指氣使的擺設，但人們卻乘機要求迅速召開國會，立即實行立憲政治，并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全國性的“速開國會”請愿運動，又在請原失敗之后，增大了對清政府的離心力，加速了清朝統治的瓦解。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參與權的擴大，還包括中國行政制度的變革。中國傳統的地方行政制度缺乏職能分工，督、撫以下布、按兩司權責不明，僚屬只是幕友、知縣包辦行政與司法。到十九世紀末在外力的沖擊下，傳統行政制度已在逐漸演化，清末“新政”時期，這一變革更為明顯，重心是整飭舊機構，建立新機構，實行專業化分工。民國建立后，各省設立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各廳，其宗旨大體上仍是本著清末的精神。

　　政治制度的變革，表現為一種突變，比較明顯。戊戍變法是對西方君主立憲制度的失敗模仿。憑籍著救亡愛國和思想啟蒙的浩大聲勢，維新派終于在企圖“重振乾綱”的帝黨官僚的薦引和“不甘作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嘗試著把維新思潮轉化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實際行動——戊戍變法。這場具有政變性質的變法，企圖依靠皇帝的威力，通過增設新衙門由維新派掌握實權，保留舊人物的虛位虛銜以減少阻力，從封建社會手中奪取政權。光緒皇帝采納了維新派的建議，擢用維新人士，頒布變法詔令，力圖給民族資產階級某些民主權利，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令人惋惜的是這些美好的理想由于封建守舊勢力的反撲而歸于失敗。戊戍變法的失敗，并沒有證明維新派要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改造的方案行不通，而是當時的力量對比不具備成功的條件，誠如譚嗣同所說，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戊戍變法的意義也不在于證明當時就不能走這條“改良主義的道路”，而在于維新志士們用自己的驅體搭起了一座橋梁，一座由改良導引到革命的橋梁。

維新運動迅速高漲之日，也正是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興起之時，這表明中國資產階級的不同派別，選擇了兩條不同的奪取政權的道路。起初是改良派處于主流地位，革命派只是在南疆一隅小試鋒芒；戊戍變法的失敗，民族危機的加重，迅速把資產階級革命派推向了前臺。但改良運動并未就此止息，而是始終與革命運動相伴并行。有時與革命浪潮相互激蕩，形成一股對封建營壘的沖擊力量；有時卻又站在革命的對面，成為一種抵銷力量。在兩條道路（革命、改良）和三個方面（革命派、改良派、清廷）相互角逐的局面下，革命既是當時的歷史趨勢，也就逐漸成為時代的主流，革命派也就擔當了時代的主角。經過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失敗、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的艱難歷程，經過一代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舍生忘死、英勇奮斗，終于由保路風潮而武裝起義，打落了清朝的皇冠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的民主政體。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創建，使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新的氣象，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夭折，人民自由民主權利的喪失，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進程中斷了，結果，經濟近代化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中國人民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水熱火中痛苦掙扎。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并沒有擺脫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并沒有達到獨立、民主、富強的目標。于是，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人民大眾開始了新的探索和奮斗，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在這個歷史時期，成為時代主要角色的，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團體，而是無產階級；成為中國人民領導核心的，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團體，而是無產階級政黨；成為中國人民主要思想武器的，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已經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而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地位，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才奠定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堅實基礎，提供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權利的必要前提。中國近代的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資本主主義道路沒有使中國擺脫貧困和落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有必要指出，上述中國近代化行程的三個層次只是在大體上劃分，其間并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前一層次孕育著后一層次的因素，后一層次包含著前一層次的內容；前一層次的內容尚未結束，后一層次因素業已萌發；前一層次的運動尚留尾聲，后一層次的運動已經開始。對此，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作者：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