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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薔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3卷第1期 【摘 要】 1929年夏,清華大學購買了杭州楊氏豐華堂藏書5 720種,47 546冊,這是清華大學圖書館建館以來所購古籍的最大一宗。楊氏父子兩代窮搜極采,是近代史上江浙地區有名的私人藏書家,他們對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沒。豐華堂藏書琳瑯滿目,珍品雜陳,為清華大學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員做出了不少貢獻,至今仍為教學提供著豐富的材料。本文考察了楊氏父子的生平及藏書事跡,追述豐華堂藏書售歸清華、化私為公的歷史,并簡要評介其藏書內容及藏書特色。 【關鍵詞】 私人藏書 豐華堂 清華大學圖書館 古籍
翻閱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古籍,其首頁卷端多鈐有一枚朱文方印“豐華堂書庫寶藏印”,朱墨燦然,雅潔可觀。這方印記向世人昭示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即1929年杭州豐華堂藏書售歸清華的事實,它曾是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購古籍的最大一宗,也是清華所藏古籍的基礎。這批文獻瑰寶至今仍為清華大學的各種學術研究提供著豐富的材料,同時也不斷提醒著后人不要忘卻楊氏父子的收書藏書功績。 一 豐華堂主人為楊氏父子。其父楊文瑩(1838—1908),字雪漁,錢塘人。光緒三年進士,授編修。九歲能文,出語驚宿耆。稍長即綜覽百家,詩辭古文,咸有師法。咸豐十年(1860年),杭州城為太平天國軍攻入,城陷后楊家舉家自焚,文瑩奉母命投水幸免。后出游楚中,充大冶縣幕僚,曾作“述難詩”十二首,自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因其通籍有聲,曾充湖南考官,不久又督貴州學政。任滿假歸,遂不復出。在杭州主學海堂及養正書墅,所成就者甚眾。文瑩工書法,出入顏、柳,晚年參蘇、黃,筆姿瘦勁,有鐵畫銀鉤之勢,為杭州近代史上著名書法家。存有詩作數百篇,編入其《幸草堂詩集》中。其子楊復(1866—),字見心。家住杭州崔家巷(即現官巷口),曾任清中書課中書。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杭州郡紳創辦杭州藏書樓;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巡撫與學政議定,將藏書樓擴建為浙江藏書樓,此即今天浙江圖書館的前身,楊復被聘為監理,相當于現館長一職,主持館務。在他任職的六年中,訂立了藏書、閱書、借書的各項規章,對于浙江藏書樓的藏書建設、管理完善方面貢獻尤著。他曾手編《浙江藏書樓書目》甲、乙編二卷,收書69 990卷,35 000冊,并于1907年出版刊行。宣統元年(1909年)浙江巡撫奏準將浙江藏書樓與浙江官書局合并,改稱浙江圖書館,楊復改任創辦圖書館事務所會辦。楊復的讀書處名“豐華堂”、“讀史亭”,楊家藏書主要鈐“豐華堂”印。楊家藏書的歷史始自楊文瑩。楊文瑩任職貴州學政時,見黔地荒瘠,民俗鄙陋,書肆中欲求一般的文史書籍均不可得,便按部類逐一搜求經史典籍,羅列不同版本,以利督導學生,勸善民風。楊復秉承父志,以讀書、藏書為雅事,其家富有,更可利用家財大肆網羅圖籍。杭州自古即曲籍集散之地,清末民初戰亂紛起,江南故家藏書多有散出;楊復搜購勤力,很快就使豐華堂縹緗盈架,頗具規模。會稽魯氏貴讀樓、黟山李氏娛園的藏書被整個買進,甚至與楊家父子同時代的杭州著名的丁氏八千卷樓的藏書也有少量流入楊家。楊復在1921年以后的幾年收書量最為可觀,但不久就入不敷出并欠債累累,不得不決定售書還債。1929年夏第一次售書給清華大學,至抗戰時期杭州淪陷后楊家所藏圖書損失殆盡。豐華堂藏書雖不似八千卷樓藏書那樣名播宇內,為世人津津樂道,但也偶見于時人筆下記載。清抄本《鳴野山房書目》前有越人樊鎮圃記于壬戌年(1922年)的跋語,從中可一窺豐華堂及主人的風采 余生平竺嗜典籍,于軍事之余頻詣孫康侯師、吳齋丈齋中,考古質疑,縱談文藝,因得識楊見心舍人,時相過從。舍人溫文爾雅,藹然可親,守其先公雪漁翰編之業,青氈一片,不改儒素。其藏書之所曰“豐華堂”,插架充棟,都人艷稱之。余自丙辰以來,重雕先諫議公七種家注本,采有關綿詩絳記之書,因類而求,忘其寢食。屢向舍人作一之借,舍人無有吝嗇且不以煩惱也…… 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除熱衷于圖書的收集、保藏外,還多躬身于圖書的校勘、整理和研究,豐華堂主人也不例外。楊復即酷嗜丹黃手校,于目錄版本之學尤具只眼。今天仍可在昔日的豐華堂藏書上看到眾多的楊復手批題跋,這些文字是楊復披覽群籍,讀書治學的心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如清乾隆年間清來堂刻本《周易述》前有按乾隆刻本《周易述》前列盧見曾序,后為惠定宇之子承緒、承萼識語,說明其父書未成而疾作,以夭不假年,未能卒業為憾。于易下經尚缺有四卦,與序卦傳、雜卦傳俱未脫稿云云,故雅雨堂原刻本即已如此,非殘缺也。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四書講義困勉錄》前有楊復題識一頁 陸清獻稼書先生晚年曾輯《困勉錄》一書,預敘輯書之例,以學問并節行兩者為綱,其篤行一條尤為吃緊,所以策勵學者勿徒視為空言。未幾先生歿,竟未成書,誠為千秋一大恨事。此非先生之不幸,乃斯道之不幸,后學之不幸也。…… 清抄本《山陽志疑》為乾隆時修《淮安府志》余下的資料匯編,上署名清顧亭林輯,楊復經細讀全書,推敲考證,認為書名乃坊間妄托,書中某條下又出現了“有顧炎武之《圣安本紀》”云云字樣,此書定非顧氏所輯(見楊復批注),這個結論正與后人研究此書,知其為清人吳玉縉所輯的論斷相同,體現了楊復深厚的學養和精湛的版本校勘功力。 二 隨著20年代后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成立,一代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薈萃清華園,他們潛心研究古史、文化史、民族史、古文字學,致力于古籍的校勘、訓詁和集釋,按照各自的學術主張尋找著歷史的依據。在繁忙而卓有成就的教學和研究推動下,學校對古籍的收藏也極為重視,一些深受西方近代圖書館學薰陶的知名學者如洪有豐、袁同禮等擔任當時的圖書館主任(即館長),親自主持文獻入藏。這一段時期經費充裕,主持有人,研究風氣日盛,都促進了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收藏的極大發展。 杭州楊家因無力繼續收藏,愿出讓全部藏書的消息傳出時,正值清華校長羅家倫南巡之際。羅校長得知后,立即電知校評議會,主張本校購買。學校評議會本著“英銳年華之本校圖書館,其事業當更有以邁進無疆”的目的,對此事極為關注,因其內容需詳細檢閱,決定派當時的圖書館館長洪有豐親往察看。1929年5月9日洪有豐抵杭,得晤豐華堂主人楊復。楊復當面檢交書目六本1·現藏書籍目錄四本;2·部分業已押出書籍目錄一本;3·浙江省志書目錄一本。經略加檢閱,發現其中宋、元、明、清刊本俱全,還有許多稿本、精鈔本、名人批校本以及日本刊本、高麗刊本,此外尚有《四庫全書》本五冊,閣名待考。據統計總冊數為42 653冊,開出索價4萬元。洪有豐又將其與校內藏書目錄核對,有重出部分約十分之三,但版本仍各有別。將情況報告學校,經評議會決定購買后,即與楊復議價,雙方一再磋商,始定為3·4萬元。議定后杭州書賈曾出價4萬元擬收這批書,楊復寧愿家藏化私為公,并未動搖。洪館長與楊復簽定合同后,便照書目逐一點收,有為書目所未載者4 893冊,楊復亦全行贈送,總計5 720種,47 546冊。全部書籍登記后清點裝箱,因手續頗繁瑣,歷時一個月方竣事,計裝80大箱。此后輾轉上海、天津,經海路、鐵路,至7月8日終于使這批書籍悉數完全運回清華大學。學校內外對豐華堂藏書的購進大都歡欣鼓舞,認為此事不僅使清華圖書館在華北第一,即使在全國也將居于首列,“豈僅為本校生色,亦中國文化學術之幸也!”《清華大學校刊》、《清華大學圖書館增刊》密切注視并連續報道事情進展。書籍到校后,圖書館工作人員日夜加班,整理出簡略的書名目錄登載在校刊上,以及時的供校內研究之用。 七七事變后,清華大學南遷,所藏古籍的善本精華被挑出隨行南下,豐華堂藏書尚未編目者和其它古籍不下數十萬冊只得忍痛割舍,留在北平。南運的圖書儀器四百余箱由漢入川,至1938年冬尚留存重慶北碚。這批善本總6 660種, 9 692函,共12 764冊,分裝224大箱,內中有清華館藏全部宋元版書。學校曾以兩千元代價在北碚鑿山洞一個,以備藏書,然受托保管者不負責任,將這批寶藏放在地面房屋中,而將此山洞用作自己躲避空襲之所。1940年6月24日,日機轟炸北碚,空投的燃燒彈使這批圖籍頓時淹沒在火海中,保管人麻木不仁,待大火燒至第三日晚才通知學校。校方立即組織人力連夜滅火,僅于灰燼中搶得殘卷1 000余冊,而10 074冊珍本已盡付一炬,其中便有豐華堂藏書的全部宋版書和大部分元版書約一千余種。這段痛史書來,至今仍讓人扼腕嘆息,唏噓不已! 1952年院系調整后,清華大學改建為一所社會主義多科性工業大學,楊氏藏書中的譜錄類書籍隨之被調至人民大學等兄弟院校。從此豐華堂藏書余下的4 252種便再無散失,至今仍珍藏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 三 據1929年8月30日洪有豐給學校的報告中統計,所購豐華堂藏書中宋版書2種,元版書6種,明版書400余種,清版書及民國以后刊本4 000余種,抄稿本200余種,總計為5 720種。其詳細情況見下表…… 豐華堂藏書與丁丙、丁申兄弟的八千卷樓藏書同時,歷經兩代人、數十年的窮搜極訪,雖宋元刊本不能與丁氏媲美,然而其特藏亦可稱雄一方。其中的浙江省各府、廳、州、縣、鎮、鄉志書,以及山志、水利志,非但名目可稱無遺,而且版本咸備;金石之書亦復如是;詩文集中尤以浙江先哲著述為多;眾多珍貴的抄稿本;特別收藏的日本刻本等等。為此豐華堂主人曾被洪有豐譽為是近代浙杭私人藏書家中僅次于丁氏者。并且這些藏書大都書品上佳,紙墨瑩潔,反映了藏書家的苦心經營。楊氏父子世代居住杭州,對于有關浙江的歷史、地理文獻情有獨鐘,共收藏了230種,2 402冊浙江省地志書籍。上至明朝,下至民國年間所撰修的各種浙江地志書應有盡有,并且刻意收藏修志當年的原刊、初印之本。僅《杭州府志》就有明萬歷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宣統三年和清朱絲欄精抄本六種版本,其中清乾隆四十四年的《杭州府志》一一○卷,題“王燧修”,事實上此志為乾隆四十三年杭州知府邵齊然所修,當時的浙江巡撫王望因貪瀆而廢黜邵齊然,轉任如皋人王燧為杭州知府,王燧聘錢獻之、王文治校厘邵齊然所修《杭州府志》,并于乾隆四十五年付梓刊行,書上冒題為自己所輯。此后王因故褫職,至乾隆四十五年杭州知府鄭□復以邵稿續修印行,鄭志一出,而王志即廢,因此此志流傳極罕,殊為稀見。除各種刻本、抄本外,豐華堂藏書中還有三種極為珍貴的手稿本清魯燮光所輯《湘湖志》、清錢玫輯《家山鄉眷錄》、清咸豐年間王振綱纂《上虞縣志備稿》,因其從未刊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有關金石文字的收藏亦是豐華堂藏書的一大特色。楊復篤好金石,家藏262種金石方面的書籍均未鈐“豐華堂書庫寶藏印”,而是鈐以“復庵鑒藏金石文字”朱文方印或“復庵讀碑記”朱文長印以示區別。并且大多濃圈密點,滿布校勘題跋,所用的浮簽也是專用的印有“復庵言事”字樣的簽紙,這些都顯示出主人的興趣所在和格外喜愛之情。如清王澍撰《虛舟題跋》,為清乾隆二十五年楊建鶴刻本,全國孤本。王澍為康雍時金石鑒賞名家,此書集漢魏直至明季各種碑文、名帖、墓表、造像、器銘近200種,錄其文字,多重要史料,兼具書法研究價值。它如明萬歷二十七年于承祖刻《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清初抄本《天下金石志》、清順治七年謝世萁刻本和清乾隆二十七年盧見曾雅雨堂刻本的《金石錄》、清康熙刻本《金石文字記》、清雍正七年嘉興李氏刻《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清乾隆刻本《東巡金石錄》、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使院精刻《兩漢金石記》、清嘉慶二十四年江漢書院刻《湖北金石存佚考》、清道光抄本《關中漢唐存碑跋》等,其中尚有清康熙刻本《金石史》和清抄本《敦好齋藏漢碑題跋輯略》等數種海內孤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刻本的收藏。豐華堂藏書中共有30余種日本刻本,其中日人翻刻漢籍的和刻本,許多已成為目前國內僅清華大學圖書館保藏者,如日本天明六年(1786年)刻《廣金石韻府》、日本鈔清道光本《百金方》、日本刻本《江村消夏錄》等;日人漢文書籍也有許多是日本國內都已非常稀見之本,如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年)尾張刻《世說音釋》、天保十年(1839年)刻《國史纂論》、明治九年(1876年)東生書館刻《國史略》、明治十一年(1878年)鉛印的《南葵文庫藏書目錄附索引》、明治十一年刻《新橋雜記》等。其中日本大正十年(1921年)東京本草圖譜刊行會刻《本草圖譜》多色套印,極為精美工致,有中國工筆畫風;并且圖文并茂,是研究中醫藥學的重要文獻。 豐華堂藏書中為數眾多的抄稿本是其另一大特色。如清黃以周的手稿《十翼后錄》。黃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清同治、光緒間著名學者,曾主講南菁書院十五年,為學不拘漢宋門戶,尤邃三禮。此書為其治易之作;清沈豫的《皇清經解輯說》稿本,沈豫,字小敷,號補堂,是道光時諸生,通學經史,善四六文;再如清許尚質的《釀川讀書記》稿本、明許惠的《新刻時賢詩集》稿本等;抄本如明朱墨兩色抄本《大統萬年歷》,明抄本《天文秘籍》、清周氏秋聲山館抄本《東林三君子傳》、清抄本《禁扁》、《三魚堂集摘抄》、《老眉集》、《西域總志》等大都內容豐富,可以補各已刊出版物之不足,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 其它重要藏書如《治水筌蹄》,明萬恭撰,明張文奇南旺公署刻本。是書詳載明弘治、正德、嘉靖、萬歷間宿遷、徐州、揚州筑堤防洪治理黃淮事跡。全國孤本,僅《千頃堂書目》有著錄,不見于其它書目。作者萬恭曾任隆慶、萬歷兩朝總理河道的兵部侍郎,主持黃河、運河等水利工程,此書是作者根據前人經驗,結集群眾建議,驗證自己實踐,隨手札記成篇的,可說為千萬人治水經驗的結晶,常為明清時期水利專家們引用,至今仍有借鑒意義。1985年水利電力出版社將其做為《中國水利古籍叢刊》的一種影印整理出版。《楚辭新集注》,清屈復集注,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此書系全國唯一傳世初印之本,另有少量后印本分藏各處,但封面均已改鐫為“受業門人同梓”,只有此書反映了原書面貌。《欽定四庫全書》中史部政書類的《南巡圣典圖》卷九十六、九十七共四冊(此為重新裝訂后的冊數)。其它被《全國善本書總目》調查、確認為全國孤本的還有明弘治十八年刻《大儒大奏議》、明刊本《蜀中著作記》(上有傅增湘跋語)、明刊本《文章軌范》、明泰昌元年刻《經遼疏稿》、明萬歷二十五年刻《新刻選文選》、明天啟三年松塵軒刻《張可庵先生書牘》、明天啟四年刻本《陶幼美先生集》、清康熙二十九年掃葉山房刻巾箱本《增補字匯》、清康熙三十一年仁壽堂刻《黃文貞公忠節紀略》、清康熙四十七年永慕堂刻《同聲續千字文序》、清乾隆仁和黃氏刻巾箱本《文藻四種》、清乾隆活字本《少陽公文集》等。還有名人批校本,如何義門批校《蘇學士文集》、盧抱經批校《論語集解》等等。 杭州素稱文獻之邦,私人藏書遺風流緒,代有傳人。楊氏父子盡兩代人之功,窮搜二酉,收書不輟,為保存祖國的文化遺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豐華堂藏書琳瑯滿目,珍品雜陳,雖然藏書未及楊氏身后即散,但幸運的是化私為公,終得其所,為清華大學培養“以著述為畢業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做出了不少貢獻。追述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更好地保藏,管理和利用這批寶藏是不無裨益的。
參考文獻 [1]《杭州府志·卷一四六·文苑三》,光緒二十四年修,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2]《國立清華大學校刊》,民國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第85期。 [3]《清華大學圖書館增刊》,16—17期、31—91期。 [4]《浙江省圖書館志》,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 [5]《清華大學史料選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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