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的困惑

yiyidaodao 20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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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的困惑

于謙是明代歷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稱他“英邁過人，歷事三朝”。他的命運與明朝的兩次重大事件——土木之變和奪門之變緊密聯系在一起。土木事變之后他成為救時英雄，舉國擁戴；而奪門事變則使他身敗名裂，命喪刑場。于謙的悲劇固然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有一個問題可能是于謙至死也未能想透的，那就是自己一身正氣，可同僚為何最終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變震驚世人，不僅明英宗淪為瓦剌軍隊的階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岌岌可危。危難當頭，掌管兵部的于謙挺身而出，排除各種干擾，率領各方力量，同仇敵愾，擊退了入侵的瓦剌軍。與此同時，他還同文武官、內外臣一起擁立朱祁鈺稱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挾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領在無奈之際，被迫放歸英宗。這是歷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歸的皇帝。英宗在南宮平靜地做了六年太上皇后，終于在1457年的奪門之變中重新坐到皇帝的寶座上。

奪門之變是文臣武將及宦官聯合“倒謙”的結果，形式上是擁立一個皇帝，廢除一個皇帝，但擁立的是老皇帝，廢除的是新皇帝，因而事件的背后就蘊含著深意。在“倒謙集團”中，文臣、武將、宦官分別以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為代表。這些人在土木之變后，曾與于謙共同守衛京城并共同擁立新君。然而，在隨后的日子里，這些人對于于謙由協作、支持逐漸轉變為敵視，欲除之而后快。

文臣徐有貞，因在瓦剌軍隊進逼京師之時，率先提出“南遷”主張而遭到于謙等人的嚴正駁斥，并屢為內外朝所譏笑，久而不得升遷。他多次請求于謙舉薦，希望謀取國子祭酒一職。于謙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認為徐有貞在危急關頭大唱“南遷”調子，造成極壞影響，不允提升。未能遂愿的徐有貞非常懊惱，他以為是于謙從中作梗，影響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對于謙恨之入骨。

武將石亨掌管著京師駐軍的兵權，一開始雖因與瓦剌軍戰遭敗而被謫，但旋蒙于謙保薦而復任，并在于謙的領導下，扭轉敗局，立下大功，被封為世侯。如此優厚的封賜使石亨受寵若驚，為了表達對于謙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請求封賞于謙的兒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他的阿諛奉迎不但被于謙在朝廷上義正辭嚴地拒絕，還被指責為徇私。于是，石亨由恩生怨，二人關系破裂，積怨日深。

宦官曹吉祥既得老皇帝的寵信，又是新皇帝的新寵。在景帝當政時期，曹吉祥掌管禁軍與內廷侍衛，常常擅作威福，且手下太監多有不法之事，但屢被于謙壓制。于是，以曹吉祥為首的內宮太監對于謙也多懷忌恨。

就這樣，文臣武將、內宮外廷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謙勢力。一番密謀之后，終于付諸行動。徐有貞等是行動的策劃者，石亨、曹吉祥等則是行動的執行者，他們趁景帝病重之際，猝然發動宮廷政變，奪門成功。

徐、石、曹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既不是英宗英明，也不是英宗有恩與他們，最根本的原因是與于謙積怨已深，勢難并立，為了一己之“私”，于是起而倒謙。然而，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的于謙對于身邊同僚內心世界的變化完全不明所以，依然一如既往，竭力維護王朝的利益，對于任何不良的行為和現象毫無姑息之意。對于部將僚屬，于謙也同樣要求嚴苛，故而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員。于謙當時的處境似乎正應驗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古訓。

古人做官頗有講究，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與官僚士大夫長期接受的儒家正統教育既契合又相悖。于是乎，在傳統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在官場便出現了兩種截然對立的價值觀。一種是剛正不阿、不諳熟也不見容于圓滑的官場，不愿曲意奉迎他人，對于怯弱、貪腐多所鄙視；另一種則是投機鉆營，左右逢源，見縫插針，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拉朋結黨。毫無疑問，在傳統社會的官場中，后者更為普遍，于謙的被孤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于謙的故事從一個角度揭示了傳統思想文化、道德標準確有其內在的弊端。于謙當然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只是堅持自己的信念，律己律人，但最終的悲劇性結局一定在他內心留下了永久的困惑。

于謙是一個執著的理想主義者，他至死都未明白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為大部分人所認同的為人為官之道。他的所作所為在后人看來是正義而高尚的，但在當時的人際環境中不僅難以被理解，反而成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于謙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類似于謙及其結局者不乏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