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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本書相遇是緣分 ——談余華的《第七天》
□程永新
作家余華時隔七年推出的長篇新作《第七天》自上市以來，引起了不小的動靜。
動靜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新書策劃方極盡夸張之辭的熱炒下，不少讀者懷著極大的期望進入閱讀，卻對余華寫作手法上的改變產生了不適和不滿。“這是余華最差的一部長篇小說”、“拼貼網絡新聞”、“語言極其粗糙”等評論充塞在各類社交網絡平臺、讀書交流中。
第二階段，媒體介入報道，邀請評論家對作品本身展開文學的專業批評。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接受本報采訪指出，這是一部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之作，雖有可讀性但總體上顯得“輕”和“薄”，并剖析了《第七天》的五大問題。另外有洪治綱、張定浩等評論家的文學評論見諸報端。
第三階段，余華首先通過郵件“廣撒”全國媒體，回答了一批問題。而后，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的《第七天》作品研討會上，他明確表示：“這是最能代表我全部風格的小說，只能是這一部。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現在作品里面的因素，統統包含進去了。我已經寫了三十多年的小說，如果沒有文學價值，我想我不會動手。”他還說，被一些讀者和評論家批評為“蒼白無味”的語言，其實他非常講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時候，改動的全是語言”。為何《第七天》引發如此豐富多樣的爭論？僅僅因為作者是余華？時隔七年，讀者（包括一部分年輕的新讀者）對余華的預期為何錯位，為何落空，這折射出文學閱讀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還有，評判一部作品的價值的要素究竟是哪些，如何看待新聞碎片進入小說？是時候開始第四階段了。
《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都是對余華作品及其本人十分熟悉的專業評論家。他們應邀為本報發來了各自對《第七天》的評說，其中亦包含了對社會上圍繞這部作品而起的爭議的評析，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編者
我是在飛機上讀完《第七天》的。假如不是媒體朋友一遍遍的追問，假如不是網上的一片吐槽聲，假如沒有去內蒙出差漫長的空中飛行，我也許就與《第七天》錯過了。
讀《第七天》帶給我的沖擊力，讓我想起多少年前讀納博科夫的《黑暗里的笑聲》時的體驗，無獨有偶，那本薄薄的不到七八萬字的小書，給納博科夫帶來的也不全是美譽。
從1987年在《收獲》發表的《四月三日事件》開始，到余華的第一部長篇《在細雨中呼喊》，到《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我一直是余華小說的首發責編和忠實讀者。《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為余華贏得了國內外聲譽，2006年出版的《兄弟》與《許三觀賣血記》的問世相距十一年，與《活著》相距十四年。把《活著》交給我時余華很興奮，他告訴我：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讓他數度流淚，《活著》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照此推算，《兄弟》應該就是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也許連余華自己都沒有想到，《兄弟》遭致如此多的非議，而且，大部分人喜歡《兄弟》的上部而不喜歡《兄弟》的下部。原因是上部延續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寫實風格，而下部則是以荒誕不經的敘事風格表現超現實的生活。如果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顯示余華作為頂尖作家超強寫實能力的話，那么《兄弟》就是高蹈對生活“正面強攻”的寫作理念，是對“中國最大的現實就是超現實”的奮力掘進。以我的理解，“正面強攻”無疑是“尋求突破”的另一種說法。
余華事隔七年后奉獻給我們的《第七天》，圍繞主人公楊飛意外身亡，講述靈魂游走人間與冥界的故事。奇異幻想和殘酷現實天然渾成，一掃充斥文壇的庸俗敘事，與大量偽寫實作品相比，《第七天》猶如存活率稀少的優質嬰兒。幻想和現實結合后的基因，汩汩流淌在此書的血液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也采用了魂靈游走的寫法，但余華借用《圣經》七天造人的啟示，既隱喻靈魂的輪回再生，又暗合中國本土民俗“頭七”傳說，正是這個精妙無比的開放性故事架構，為導入千姿百態稀奇古怪的現世鏡像提供了可能性。
對《第七天》吐槽比較集中的恐怕就是書中呈現的各種新聞元素，它們離我們是那么近，它們對我們來說是那么熟悉，但它們如此直接蜂擁地進入文本，似乎動搖和顛覆了人們對小說約定俗成的想法。其實，碎片化的甚至是泡沫化的新聞元素，恰恰是后現代和后后現代藝術潮流司空見慣的常用手段。當代歐美電影藝術片，經常剪入大量記錄片的鏡頭，受這股思潮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在中國導演婁燁、賈樟柯的電影里尋到蛛絲馬跡。當然，據此還無法來評判《第七天》的成敗。
這十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位優秀小說家，如帕慕克、奈保爾、庫切，甚至包括去年對莫言構成強有力挑戰的村上春樹，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流動著奇異的幻想元素。我們都非常熟悉《挪威的森林》，殊不知村上大部分的小說都在表現超現實。可以這么說，幻想元素幾乎就是后后現代主義的重要的價值判斷標準。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余華途經上海時，帶給我幾頁羅蘭·巴特與安東尼奧尼之間的通信復印件。在羅蘭·巴特的信中，他概括了藝術家的三種美德，那就是警覺，智慧，以及最為詭譎的不穩定性。羅蘭·巴特轉述的安東尼奧尼的話，后來成了理論界經常引用的一句名言：“我覺得需要在非現實的詞語中表達現實。”多少年過去了，我珍藏著這幾頁復印件，常常拿出來誦讀；多少年過去了，我相信余華也清晰地記得這兩位大師對話的精髓。要不，憑他的才情與智慧，他不會不知道“正面強攻”的風險，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早期的余華，現實都是通過隱喻和象征的方法進入他的作品，從《現實一種》到《鮮血梅花》到《古典愛情》，余華像一個魔術師，不停嘗試與探索小說的各種寫法。從《活著》開始，余華的作品慢慢得到知識階層的認同，其影響次第向最廣泛的讀者面蔓延。但余華骨子里就是一個“不安分”的人，細胞里浸透了藝術家的前衛意識，天生具備了“最為詭譎的不穩定性”。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他為何要在《兄弟》下部重新發力，啟動堅韌不拔的探索與裂變；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余華事隔七年后向讀者奉獻《第七天》的思考路徑。余華深信，藝術作品再荒誕，也荒誕不過世態萬象；二手經驗再疼痛，也疼痛不過生活本身。只有在非現實的詞語中，想像的翅膀才能騰空飛翔。
《第七天》在描述游魂間的交流時詼諧幽默，靈氣飛揚，在殘酷現實中又把溫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亦真亦幻的語境，讓充滿詩意的敘事獲得了廣闊的空間。比如：我穿行鐵軌，仿佛穿行在生死之間。又比如：他在陽光中睡去，又在陽光中醒來。海子面朝大海的詩句，也被直接用來應對楊飛悠悠蕩蕩的靈魂。在這部十三萬字的作品中，充滿詩意的句子如鮮花盛開，俯拾即是。最奇異的是結尾兩個游魂之間的對話：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的地方叫死無葬身之地。閱讀到此，不禁令人含淚苦笑，孤魂居然也有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悲愴情懷？
一部作品說好說壞其實都很正常。但從圍繞《第七天》的爭議中我不由想到，我們的思維模式有沒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們的閱讀習慣有沒有需要升級的地方？文學批評界那套陳舊的話語系統是否應該更新了？我們難道要求余華再向讀者提供若干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一樣的小說嗎？若真是那樣的話，余華自己會厭煩，讀者更會失望。
一部作品就像一幢建筑物，人們不僅需要遠望它，歸類它，還要潛心進入它的內部，對建筑物的內部構造作一個深入周密的考察，這樣才會領悟到藝術家的奇思異想，才會觸摸到創作者的脈搏心跳。
《第七天》也許不是完美的，卻具有文學史意義上的重要性。余華正朝向天邊外奮進的路上，也許艱辛，也許孤獨，但我知道他不會放棄。《第七天》有理由讓我們滿懷熱忱期待余華的下一部小說，因為他正處最具爆發力的中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