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時代 如何選擇死亡？

   

　　當人生走到尾聲，面對衰老和疾病，是忍受痛苦，接受各種治療來延長生命？還是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許多人在面對這一兩難的問題時無法痛快抉擇。凱蒂·巴特勒的已故母親瓦萊麗·德拉哈普·巴特勒卻不一樣，她很早就下決心選擇后者。最近，凱蒂在自己的新書中講述了母親如何坦然面對死亡。

　　熱愛生活，但不懼怕死亡

　　瓦萊麗在85歲的生日到來之前，在康涅狄格州一家醫院的病房內安然離開人世。凱蒂當時身在加利福尼亞州，沒能趕到醫院見母親最后一面，不過她知道，母親的辭世方式已經“足夠不錯”，因為母親很早前就已經做出了決定，她并不懼怕死亡。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瓦萊麗仍睡在自己家中的床上。離開人間的那一刻，她依然是神智清楚，并不像許多人那樣，是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下、接著各種醫學儀器在重癥看護室內去世，甚至一些人還要在去世前接受心肺復蘇術，接受電擊。
　　凱蒂說，母親其實熱愛生活：瓦萊麗和丈夫杰弗里·巴特勒在20歲出頭的時候離開出生地南非，隨著移民大潮來到美國，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擁有了三個孩子。杰弗里在一所高校擔任教授，瓦萊麗的生活也豐富多彩：作為一名業余藝術家，她為一所大學拍攝照片用于制作書封，此外還每天練習書法以及茶道。
　　邁入40歲后，瓦萊麗不幸被查出乳腺癌。她沒有猶豫，積極接受治療，包括兩次乳房切除手術和化療。按照凱蒂的說法，在那之后，瓦萊麗再次積極地投入正常的生活，“并保持了一貫的美麗大方。”即使到了80歲的高齡，她依然每天步行2英里，用縫紉機縫制女裝，還為花園除草，甚至親自給露天平臺刷油漆。
　　瓦萊麗77歲的時候，比她大兩歲的丈夫杰弗里因為中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瓦萊麗又扮演起護理者的角色，并且這個角色一演就是六年。在這六年里，瓦萊麗親眼看著丈夫依靠著體內的心臟起搏器維持著生命，但依然是一年不如一年，承受著老年癡呆等疾病帶來的痛苦直到去世。

　　大量醫療資金遭到消耗

　　丈夫依靠先進的醫學延長生命，卻承受了不小的痛苦，這讓瓦萊麗清楚地看到了借助現代醫學延長生命而需要付出的代價，她意識到，自己今后并不想要這樣的遭遇。
　　與瓦萊麗有相同觀點的人不在少數。在加利福尼亞州，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該州70%的居民希望去世時能在家里。而全美范圍的民調結果比這一比例還要高。不過事實上，在全美國，只有不到25%的人能夠實現這一“夢想”。四成的人在醫院去世，其中有一半是在重癥看護室。
　　這種狀況也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據悉，美國醫療保險資金去年的5500億預算中，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用于治療生命最后一年的病患。這些病患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在生命最后一年接受了手術，五分之一在最后一個月還接受了手術。此外，他們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曾在重癥監護室接受治療——這種徒勞的掙扎，10天的費用高達差不多32.3萬美元。據統計，過度醫療每年要消耗美國醫療系統1580億到2260億美元的預算。
　　那么，為什么這么多人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死亡的方式？原因有多個方面：一部分人宣稱希望安寧地死去，實際上的表現卻并非如此，許多人其實無法痛快地接受自己即將死去這樣的一個結果。除此之外，醫療技術的發展，也令此前界限分明的拯救生命和“延長垂死狀態”開始變得含糊。正是在諸多因素影響下，許多人開始忘記了如何準備迎接死亡，尤其是提前一大段時間計劃好自己的選擇。

　　不愿為了延長生命接受手術

　　不過，瓦萊麗卻并非如此。她早在去世前半年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隨時迎接死亡的到來”。凱蒂回憶說，2009年早春，她發現當時84歲的母親因為心臟瓣膜硬化，出現了無法喘氣的癥狀。凱蒂帶著瓦萊麗來到位于波士頓的布里格姆婦科醫院，這家醫院的專長就是為老年人動心臟瓣膜置換手術。
　　醫院查看瓦萊麗的情況后表示，如果她接受手術并存活下來，那就有可能活到90歲；如果不接受手術，則有50%的可能在兩年內去世。瓦萊麗又詳細詢問了關于手術的相關情況，了解到手術可能帶來中風和老年癡呆的風險，隨后她選擇放棄手術。
　　凱蒂也清楚，像她母親那樣年齡的老人，平時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旦接受手術或因住院而感染，身體狀況很可能急速惡化。凱蒂有個朋友就曾親眼看著87歲的母親在接受手術后的三個月內，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直到凄慘地去世。而瓦萊麗拒絕的正是相同的手術。
　　瓦萊麗的決定讓醫生十分擔心，護士也建議凱蒂勸說瓦萊麗重新考慮一下。因為，除了心臟有問題，瓦萊麗其他方面表現得十分健康，甚至可以說充滿活力。凱蒂咨詢了瓦萊麗的內科醫生。后者說：“我十分了解你的母親，也非常尊重她。她本人不希望冒險接受手術，讓自己陷入虛弱不堪、甚至需要進療養院的風險。如果是我的母親，我也會同意建議她不接受手術。”
　　凱蒂再次詢問瓦萊麗的意見：“你確定嗎？動手術的話可能讓你活到90歲。”瓦萊麗回答：“我并不希望活到90歲。”聽到母親的這個回答，凱蒂抽泣著說道：“我會想念你的，你不僅是我的母親，還是我的朋友。”從那天開始，凱蒂不再勸說母親接受手術。

　　先進技術改變對自然死亡的態度

　　其實，當前有相當一批中年人面臨著類似的兩難抉擇——先進的醫療技術讓人們誤以為可以控制死亡的時間。
　　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各種具有明顯效果的醫療設備逐漸問世，例如心臟起搏器、除顫器等，再加上疫苗、抗生素等藥物，以及透析、心臟開心手術、心肺復蘇術等先進且安全的醫療技術，大量用于挽救生命的發明改變了人們對自然死亡的態度。許多人死亡的地點從家中轉移到了醫院，同時也改變了包括死者本人和他們身邊的家人、醫生在其臨終所臥之床邊的行為。可以說，死亡從精神上的折磨變成了技術方面的抗爭。
　　受限于醫院的探視時間規定，臨終者的親友們無法一直陪伴在他（她）的身邊；由于臨終前嘴里往往接著維持生命的各種導管，彌留者也無法親口對身邊的人說出“遺言”。實際情況顯示，家庭成員在重癥監護室去世的人中，有不少在今后的幾個月時間內出現焦慮、抑郁甚至創傷后應激障礙等征狀。
　　而隨著更為先進的各種醫療器械的問世，死者的遺體外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日本一名入殮師青木新門（音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在1965年開始給死者沐浴收殮時，大多數死者都是在家中去世，他們的遺體看上去十分干癟，就像蟬蛹變成蟬后留下的外殼一樣。”
　　“如今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再也看不到那樣的死者遺體，醫院里的遺體大多十分鼓脹，大多數情況下雙臂上都有針頭留下的黑點，甚至一些死者身上還留著各種導管。他們的辭世已經不再自然，不再像秋天的落葉那般自然掉落。這種社會現象告訴我們，我們的醫療機構讓我們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疼痛就是事實，必須接受

　　2009年的春天，瓦萊麗親自修理了地下室的窗戶，扔掉了丈夫杰弗里尚未完成的作品的手稿。她告訴其他人，自己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不愿意在去世后給孩子留下一團糟。
　　不過，那時，瓦萊麗的胸痛癥狀已經逐漸惡化，呼吸急促的情況也變得更加頻繁。她在日記中寫到：“收拾花園、完成哪些之前沒注意到的工作時，都會感到疼痛。如果沒有疼痛，日子將變得與以往沒有什么兩樣。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必須接受。”
　　當年7月，另一名心臟病醫生建議瓦萊麗在體內安置支架以減少胸痛，同時接受二尖瓣置換手術。他在臨床筆記中記錄到：“當晚向她提及中風的風險后，她立刻變得沉默，不再愿意繼續我們的談話，再次表示只愿意接受緩和治療。”
　　8月，瓦萊麗突發心臟病。凱蒂當時正在趕工，無法到醫院探視。第二天，她接到了來自心臟病醫生的電話，指出瓦萊麗收縮的心脈令安置支架變得十分困難，他們已經準備好為瓦萊麗實施心臟搭橋手術和心臟瓣膜置換手術。后者正是瓦萊麗在5個月前拒絕的手術。
　　凱蒂意識到，自己的母親可能因為這兩起手術，變得虛弱不堪，甚至在重癥監護室內等待死亡的帶來，而這并不是母親所希望的。
　　于是，凱蒂告訴醫生，她的母親在之前條件更好的情況下都拒絕接受手術，沒有理由再次讓她做出選擇。在那之后，凱蒂還了解到，研究表明，13%的80歲以上病人接受上述兩個手術后，最終死在了醫院里，40%的人需要一直在療養院等待終老。

　　怎樣出生，就怎樣離開

　　做出決定后，凱蒂打電話給醫院里的母親。她說道：“我認為我們正在做……”瓦萊麗當即接下去說道：“……最后的掙扎。”她沉默了片刻，說到：“說實話，要放棄希望真的很難。”
　　幾個小時之后，瓦萊麗給凱蒂打了一個電話，她在電話中交代：“我希望你把我的縫紉機送給一個真正懂得縫紉的婦女。現在的機器已經不像以往的那樣了，這個可是純金屬制造，沒有任何塑料部件。”
　　隨后，瓦萊麗說道：“我已經準備好迎接死亡。”她還囑咐凱蒂珍惜伴侶布賴恩，宣稱自己“愛布賴恩，因為他為你做的一切。”凱蒂回憶說，她當時感到自己似乎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母親。
　　盡管身體狀況已經允許她留在醫院接受治療，但瓦萊麗還是帶著氧氣罐回了家。她更新了自己遺囑，用相機拍攝了一個剛剛從繭中飛出的蝴蝶，還拿出筆墨畫了一個圓，并在下面寫道：“用于我的追悼會。”
　　當天晚上，瓦萊麗不停嘔吐，不得不被送往醫院。躺在病床上，瓦萊麗摘下了一直戴著的銀質耳環。她這樣對身邊的護士解釋道：“我想要丟掉所有的垃圾，怎樣來到這個世界，就怎樣離開。”第二天早晨，瓦萊里讓陪伴在身邊的兒子打電話給遠在加州的其他兩個孩子。等他返回病床邊時，瓦萊麗已經寧靜地離開了人世。
　　凱蒂回憶說，自己沒能在母親最后的時刻感到她的身邊，為此十分傷心，但母親選擇了自己的方式迎接死亡，盡管也有疼痛，但這是瓦萊麗自己的決定。 

章磊　國際周刊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