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在古代發生過的戰爭

中越兩國在古代歷史上就有著極其復雜的關系，既有友好相處又有戰爭。新中國成立后的近30年間，國內出于維護“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書中避而不談歷史上兩國的戰爭，越南卻在講友好時也在史書中大講“兩千年反對北方侵略史”。結果雙方關系一旦出現不正常，中國人因缺乏心理準備而普遍對彼方的“忘恩負義”感到意外且難以理解。許多越南人卻多能迅速實現反目成仇的角色轉換。歷史是現實的鏡子。如今的人們在看待中越的歷史關系時，既要看到友好的一面，也不可諱言兩國間古代的戰事，并注重傳統基因對今天兩國關系的影響。為此，我們特約軍事歷史學家、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講述一下歷史上的中越關系中不愉快的一面。

史學界有句名言：“歷史沒有垃圾箱”。個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東西當成垃圾扔掉，人類每一段歷史不論多么不愉快卻都不能拋棄。回顧中國同越南的歷史關系，友好相處是主體，不過戰爭和沖突也不可回避。過去許多中國人總愿意顯示一種“天朝”的寬宏態度，不大計較同鄰居以往的沖突，對方卻常常以一種怨者心態理解歷史，以不正常的心理處理相互關系。因此，客觀地回顧以往的歷史恩怨，以史為鏡啟迪今人，才有利于促進國家間保持正常關系。

華夏文化開化了山越部落，越人進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縣時期”

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應該從其自身的國家結構形成、并有準確文字記載算起。例如中國古代有過“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媧補天”等傳說，這只是原始社會中尚無文字時的口頭神話描述，嚴肅的史學家都是從4000年前王朝國家建立的夏代作為中華民族國家的開端。我國周邊有些國家卻出于特殊的心理，總希望把自己的歷史拉長，于是把民間傳說和神話也當成了歷史依據。

從文字記載來看，如今越南地區的歷史只有2200余年，最早的記載還出于漢朝學者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前，如今五嶺以南的“山越”人還處于原始部落狀態，既無文字也無政權。近代越南編著的史書《大越史記》，卻認為越南人祖先為炎神農氏之后裔徑陽王，其父帝“明”為炎帝三世之孫。這全系民間神話傳說而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就如同中國古代神話“女媧補天”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傳說將其祖先說成“炎帝三世孫”，又顯示出一種認為與北方的“炎黃子孫”有并肩地位的好勝心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華夏地區，隨后50萬秦軍和隨軍民夫進入五嶺以南的山越部落區，順利地控制當地并建立了郡縣政權。后來越南史書上曾描述出有什么“甌雒國”和“安陽王”進行“抗秦”戰斗，這又是后來用于服務政治宣傳的神話傳說。當時山越地區只是各原始部落散居，既無文字也無政權，哪里有什么“國”和“王”？當地部落不習慣和不愿歸順外來軍隊，確實有一些抵抗，不過談不上是國與國的戰爭。

統一嶺南的秦軍將領是河北人趙佗，在秦朝滅亡后才在當地建立了“南越國”并自立為王。不久漢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后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區在長達1000多年時間內都成為中原王朝管轄的州、郡、縣行政區，漢代稱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稱為“千年郡縣時期”。不過越南現代史書將此期間說成“延續一千多年的亡國時期”，則是服務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為此前嶺南山越地區根本沒有建立國家，何談“亡國”？

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對統治下的人民自然有壓迫、剝削的一面，不過中原文明對邊遠地區帶去的文明開化還是主流。自秦朝、漢朝起，中原王朝控制嶺南、交趾一帶后，帶去漢字和儒學，才使當地有了文化教育。從那時起的一千多年問，當地知識分子一直用漢字，只有不識字的下層百姓才說當地方言——越語，不過也摻雜有大量北方的外來詞匯，連現代越南史書也承認其最早的語系是“漢越語系”。越南史學家也承認，正是秦漢時期中原人帶來了鐵制工具，使交趾地區農耕水平有了一個大發展。可以說，以漢字為代表的文明和先進的農耕技術南傳，才使當地有了最早的文明進步，由原始部落邁入了封建社會。

越人反對中原王朝統治有過暴動，“二征夫人”被樹為典型

從漢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對交趾地區（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統治確有封建盤剝的一面，激起過當地民眾的不滿。這種“官逼民反”的現象在中原其實也很普遍，在少數民族地區更容易引發自立政權。東漢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蘇定實施暴政，引發了當地民眾反抗。兩個女首領征側、征式姐妹乘機聚眾造反，陸續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據后來的越南史書稱：“山西一帶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說，二征夫人的母親叫謾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孫女”，早就有獨立建國的心思。公元40年3月，征側和妹妹征式舉兵后，當地許多人紛紛響應，攻打東漢在交趾的統治首府贏僂（令越南河北省順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國廣東省內）四個郡也相繼爆發了暴動。據稱暴動者一度占領了65個縣城，征側被推祟為“征王”，在兩年時間自立建國。

嶺南地區的暴動，驚動了東漢王朝。東漢光武帝劉秀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軍2萬南征，經過三年苦戰，終于平定嶺南，征側、征式于公元43年兵敗自殺。

在中國史籍里，馬援是“平亂”英雄，可是后來越南史書卻把“二征夫人”寫成了使“民族獨立重新得到了恢復”和建國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內的“二征廟”是重要名勝，從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來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都到此祭拜。稱“二征”是越南的開國之主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服務于鼓動民族情緒，并把“建國史”拉長到漢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動呢？中國古代史籍中將這兩人稱為“女賊首”，在新中國成立后頌揚反封建王朝起義的史學思潮影響下，又有人將其看成“起義領袖”。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時，曾由留學法國時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覽河內市區，看到許多民眾向一個廟進香非常擁擠熱鬧，便詢問是什么地方。身邊的那位當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為難地說明了這是“二征廟”，然后想回避這一話題，周恩來卻說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關系惡化時，越南有人曲解這一舉動，說成是為“侵略”道歉。其實周恩來的舉動表現的是當時中國國內的一種思潮，只是稱贊反對封建王朝的起義者。

“二征”暴動該怎樣評價呢？按不同的歷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稱謂，或說成“反賊”，或稱為“起義領袖”，馬援平定她們也可冠以“平亂”或“鎮壓起義”的不同定義。不過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當時交趾地區畢竟是漢朝的行政管轄區，著名的“伏波將軍”馬援的軍事行動畢竟是處理國內問題，這與越南史書中所說的“侵略”完全不是一個性質。

在三國的吳國、南北朝和隋朝統治交趾（后稱交州）期間，越族人一再發生暴動，唐朝重新平定當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來千年間成為當地稱呼。唐末藩鎮割據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強曲承裕成為節度使，朝廷實際上對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書又將此人稱為“民族獨立的奠基人”。

唐朝滅亡后，中國進入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安南節度使曲氏集團也割據當地，不過又一度被立都廣州的南漢國控制。不久，安南節度使吳權指揮當地軍隊在白藤江上打敗了南漢國軍隊。取得這個“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吳權廢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節度使職務，自稱為王。
公元968年，吳朝被“大瞿越國”（也稱丁朝）取代。丁朝對北方只稱萬勝王，在內部卻已經稱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獨立。

古代越南實行“北守南攻”戰略，千年間國土擴大四倍

唐朝滅亡后獨立的越國，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國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內為中心的紅河流域。越國脫離中國版圖后，在千年內持續采取了“北守南攻”戰略，即對力量遠比自己強大的北方“天朝”盡量緩和關系，對南邊的占城、真臘（柬埔寨前身）和西邊的老撾則是“柿子揀軟的捏”，從宋代至清代不斷向其征伐拓土，發動戰爭數十次，擴張的領土面積達到獨立時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領土變遷，自然不能按現代人的是非標準要求，而現代越南史學家為強調“民族自強精神”，總是宣傳所謂“兩千年反侵略斗爭史”，若按此邏輯，它自己獨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學家研究越南史后，稱該國為“東方普魯士”，恰恰說明其自古就有征戰擴張傳統。

越南獨立后，難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兩朝都曾想恢復對那里的郡縣管轄，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邊。蒙元征服亞洲之際和清朝中葉，蒙古軍、清軍也曾出兵越南。從總體上看，越南因國力比北方強鄰要弱得多，難以向北擴展勢力，因而多采取守勢，以保障其向南擴張時能有后方安全。

從軍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難攻。其邊境一帶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數山口可以通過，易于扼守。山岳叢林地帶又便于守軍隱蔽部隊，伺機實施游擊襲擾。南進的軍隊即便越過幾條東西走向的山脈，又會遇到數條湍急的河流，再向前還要進入紅河平原水田地帶，步騎兵都會困難于行進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氣候，往往是北方軍隊的克星。那里異常潮濕，半年是雨季，還有外來人難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間被中原人稱為“瘴癘之地”。在當地進兵作戰，一般都要選擇旱季（從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會河流泛濫，許多道路會被淹沒成為汪洋。從歷史上的戰事看，北方軍隊一般只能選擇旱季到此作戰，如不能速戰速決，一旦把戰事拖到雨季，往往就會因患病眾多、供應困難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紀后期宋朝統一華夏時，滅掉立都廣州的南漢國，越國的丁朝國王丁璉也上表稱臣，被封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權臣黎桓篡權自立。宋太宗為維護藩屬原來的王位而發兵征討，于981年春以水陸兩路進兵安南。宋軍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戰不利，進入山岳地帶陷入伏擊，前鋒被擊敗，后續部隊又供應困難。安南丁朝見戰爭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稱臣。宋朝進軍不得，在北方又受遼國、西夏牽制，無奈之下只好封黎桓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進行過多次戰爭，深深領會到那里的作戰條件惡劣。來自北方的軍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戰爭～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畢竟國力弱小，也難以持續對抗，挫頓對手后馬上又表示愿意進貢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于藩屬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舉北犯，遭宋朝反擊后又稱臣求得息兵

回顧中越之間的古代戰爭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進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襲擊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變法出現內部不穩，率10萬軍隊分三路大舉進攻兩廣，攻陷欽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殺軍民數十萬，成為歷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殺”。尤其是在進攻邕州（今中國廣西南寧）時，由于知州蘇緘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內“盡屠五萬八千余人，并欽、廉州死亡者幾十余萬人，常杰等俘虜三州人而還。”邕城光復后，宋神宗追贈蘇緘為“奉國節度使”并溢號“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門廢址建起一座“蘇忠勇祠”紀念。1920年，當地人在他一家殉難的地方豎立一塊刻有“宋蘇忠勇公成仁處”的大石碑，蘇緘殉難遺址于2002年還被南寧市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次安南主動進犯的作戰和屠殺，顯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卻一直將主持這些行動的李常杰稱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戰時南越還有一艘軍艦為“李常杰”號。越南民主共和國編寫的現代史，雖然也承認是李常杰主動向北進攻，卻說什么“宋軍的侵略陰謀已暴露無遺。邊界那邊，以邕州城為中心的敵人的許多侵略基地，正像許多把尖刀指向我們民族的軀體。李常杰認為：不能被動地等待宋軍的侵略，而是要先發制人主動進攻”。“由李常杰主動、靈活地部署的這次襲擊深刻地體現了積極的戰略指導思想——為了自衛，先發制人。”依照這種邏輯，進入別國都可說成“自衛”。

李常杰組織的這次犯邊，自然引起宋朝震怒，隨后便調集數十萬軍隊和民夫反攻，大敗李朝軍并進逼升龍（今河內）附近。不過戰事進行了三個月拖到雨季之后，宋軍半數患病。且因洪水泛濫而糧道中斷，李朝軍又不斷進行襲擾，戰局陷入僵持。此時李常杰也明白以本國的力量難以對抗宋朝，認為應乘機議和，“毋需勞累將士，避免流血犧牲，而又能保全宗廟”。于是，當李朝仁宗表示愿對宋納款稱臣后，宋軍就于1077年撤兵。

經過這一次大戰，安南再不敢北犯，在軍事上以保守著稱的宋朝也不愿南征。安南國見宋朝只求保全面子，便長期采取兩面政策。對北方中原王朝自稱“國王”而處在臣服地位，在國內關起門又自稱“皇帝”。當時中國鄰國的稱臣納貢，對自己也有很大好處，“天朝”的慣例是按貢品的價值“加倍賞賜”以顯示恩德。在此后近千年問，越南以楠木和其它土特產按“一年一貢”的方式送到中國的封建王朝，換得綢緞和其它工藝品的賞賜，等于是進行著對己有利的貿易。

三次挫敗強悍的蒙古軍，受明朝統治后又復國自立

公元13世紀內，蒙古軍在狂飚般地橫掃亞洲大陸時征服了南宋、南詔，建立了元朝，卻在進攻安南時三次受挫。后來明朝雖占領安南一段時間，面對反抗又被迫撤出，表現出當地確實是兵家忌憚之地。

1258年1月，忽必烈率蒙古軍首次南征時，用弓箭把交趾李朝的象隊射亂，使其反奔踐踏而大敗，越國皇族逃入海島，京城升龍（即今天的河內）被占。不過蒙古軍進入空空如也的京城駐扎了九天，就因找不到糧食處于困境。加上蒙古軍隊水土不服，患病和病死者眾多，只得迅速撤退，在撤退途中還遇到越國大將陳興道（此人后來也被越南稱為“民族英雄”）伏擊，兵員損失不小。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派使臣要越南臣服，陳朝表示愿稱臣卻不肯接受實際統治。1285年1月元軍再伐越南，并想掃蕩流亡到當地的南宋遺臣。安南國又實行焦土抗戰，清空京都，君臣率軍逃入山林。蒙古騎兵在水田無法發揮特長，又陷入游擊戰困擾，進入雨季的6月后只好撤退。

強悍的蒙古軍在越南連連無功而返，元朝統治者也惱羞成怒。1287年，元軍從三個方向南征，陸路從廣西、云南以步兵和騎兵夫攻，還以一支水軍從海路沿著白藤江進犯。2月間元軍攻占京城升龍，陳朝君臣逃入山林而采取堅壁清野，并分散兵力于山林中襲擊元軍，使進攻的蒙古軍因戰斗和疾病死亡過半。實力弱小的安南連遭進攻也損失不小，在戰事拖了一年多之后向元朝稱臣納貢。元軍得到面子，也就此撤退，放棄了在安南建省的計劃。

明朝建立后，成祖朱棣時兵力最強，曾在越國出現內亂時南征獲勝，平定了整個交趾并設立郡縣，越南史書將此間稱為“亡國”期。不過以黎利為首的反抗軍仍退入山林，持續同明軍進行游擊戰。明成祖死后，仁、宣兩帝都無法鎮壓或安撫，明宣宗便同意封黎利為王，將明軍撤回。隨后越南的后黎朝建立，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嘗試恢復在交趾的郡縣制的努力也就此告終。

1788年清朝曾派兵入越，主要是應黎朝求救派兵去協助鎮壓反叛的西山軍。渚軍初戰獲勝，卻在歡慶春節時被西山軍偷襲，受挫后退入鎮南關。西山軍阮氏奪得統治權后，害怕清兵再來報復，又急忙上表稱臣并納貢，清廷也順勢下臺階，承認了阮氏為王。

1802年阮福映登上國王寶座后遣使清朝，請求以“南越”為國名。嘉慶皇帝對此類問題非常敏感，認為南越之名包羅甚廣，于是冊封該國為“越南”，這一國名也就此沿用至今。

中越歷史上和平交往是主線，戰爭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

古代封建王朝內部或相互之間的戰爭，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才形成的“侵略”、“反侵略”一類概念來解釋。我國的一些周邊鄰國歪曲性地渲染這些戰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借古諷今，煽動民族情緒。以中越之間千年的關系來看，發生過的幾次戰爭其時間相加也不過幾十年，絕大多數時間是和平相處，文化、經濟交流又是主要內容。由于中原文明處于強勢和優越地位，越南及其前身山越部落在交流中受益更多，某些意義上說這促進了其文明進化。

在秦漢之交、東漢末年、晉室南遷以及宋亡、明亡時，無數中國內陸人士也涌向越南，為當地文化、經濟、土地開發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后來獨立的越南為了形成本民族的特定意識，創造了其“國字”——“字哺”。不過在法國統治越南和實行拼音文字之前，越南從皇室到民間教育仍普遍使用漢字，其服飾、禮義也都模仿中原王朝。如今作為古跡存留的順化皇宮，也是仿照北京故宮。當然，越南古代一些文化和物質成果，也影響到中原地區。例如明朝修筑北京皇宮（即今天的故宮）時，不僅大量選用安南進貢的楠木，也采用其工藝師的設計。

雖然古代的中越之間的和平交往是主線，但確實存在不平等的宗藩關系，不過今天的人們也無法苛求古人要有國家間的平等思想。對華處于弱勢的越南在千年間向南方采取擴張之勢，對中原王朝在臣服的同時又當成防范重點。不過因其實力遠不能與北方相比，一般是在顯示自身強硬不好對付之后，又要盡快在表面上臣服以取得實際利益。這種歷史基因，后來長期傳承到越南的上層人物的觀念之中，也嚴重影響了后來的兩國關系。

古代歷史上的宗藩關系，也包括“天朝”要幫助藩屬的一面。19世紀中葉法國入侵越南時，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國還為此從1884年至1885年同法國打了一場中法戰爭。在戰爭期間，中國付出了數千萬兩白銀的軍費，沿海還受到不小損失，越南國王卻率先屈服，當著法使的面焚燒與中國的藩屬文書，甘心投靠法國充當傀儡。雖說這是因為法國勢力強大，越南上層對華傳統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來法國統治越南期間，大力進行去中國化教育，故意大修“二征廟”，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轉移到北方，這又在當地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影響。

仔細了解古代越南同中國的恩怨史之后，人們往往會感慨，過去眾多中國人看待自己那個南鄰往往過于浮淺，關系好時便視為“同志加兄弟”，關系惡化時便簡單地罵其“忘恩負義”。歷史基因的傳承，卻使越南人很了解中國，特別是其上層對中國又經常有著兩重心理。越南的一些人還認為，入侵過自己的法國、美國都遠隔萬里，將其驅走后便不足多慮，而永遠是鄰居的北方強國才需要全力對待。近年來，飽受過美國蹂躪的越南人又歡迎美艦來訪，這使許多人感到奇怪，不過若是看看越南的對外關系史特別是對華關系史，也就可以理解。

溫故知新，鑒古警今。近現代特殊的國情，使許多中國人在研究對外關系時看重美、俄、日等強國，對越南這樣的弱鄰居卻始終缺少深入的研究，遇事便感到意外。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理性化，處理國際關系時要體現出理性，恰恰要注重研究歷史。看待現在的中越關系同樣要回顧古代的恩恩怨怨，才能使人保持清醒冷靜頭腦，并以符合現代思維的態度處理好對外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