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天主堂 華美的神圣

      今天，澳門只有四十多萬人口，但廟宇之多，神靈之多，教堂之多，在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也反映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氣氛。澳門政府對宗教的政策非常寬松，只要不違法，就不會被視為邪教，更不會被取締。在澳門的人口中，中國人占絕大部分，超過九成，而大部分中國人信仰佛教和道教，只有小部分人跟隨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但是，澳門的天主教堂卻數(shù)量眾多，而且，都修建得富麗堂皇。

明朝時，以葡萄牙人為首的歐洲殖民者的到來，也帶來了天主教的文化侵入。

--工整莊嚴的教堂

第一個踏足澳門的葡萄牙人奧維士于1513年到達澳門。當時葡萄牙已經(jīng)吞并了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王國，開辟了從里斯本到亞洲的航線。早期到達中國的那些葡萄牙人，在中國人眼里，是非常名聲狼藉的。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他們的貿(mào)易活動難以開展，他們于是在廣東和福建沿海霸占中國的地方，甚至勾結(jié)當?shù)氐暮１I，干了很多走私擄掠的勾當。

明朝政府為此對他們進行了多次軍事掃蕩，開始是廣東東莞縣屯門島和新會縣西草灣之戰(zhàn)，后來是朱紈率領(lǐng)官兵掃蕩其殖民據(jù)點——浙江的雙嶼港，直至最后將他們驅(qū)逐出去，葡萄牙人因此損失慘重。

現(xiàn)實，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改變其侵略手法。于是，被打敗的葡萄牙人又陸續(xù)回到了廣東沿海，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放老實一點，掠奪之心有所收斂，采取正常貿(mào)易和向廣東地方官員行賄的方法，混進了澳門，其后上岸居住。

上帝與財神同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動總是與傳教活動一起進行的。為從思想上統(tǒng)治中國人民，葡萄牙當局于1555年派出名叫巴萊刀的天主教教士到澳門傳教，澳門從此就變成了傳教士的大本營和亞洲的天主教中心，受耶穌會派遣，先后有五百多位傳教士經(jīng)澳門進入中國內(nèi)陸傳教。在澳門，他們宣傳教義，主持紅白喜事，發(fā)展教徒，傳播文化，逐漸修建起圣母望德教堂、圣安多尼堂、老楞佐堂，利用這三座澳門最早的教堂極力做好事，樂善好施，發(fā)展教徒，確實贏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當時到達中國的傳教士良莠不齊，有的借傳教為名，充當殖民主義對外擴張的幫兇，干盡傷天害理的勾當。法國就是借口兩名傳教士在廣西被殺，而聯(lián)合英國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

而一部分卻是真正懷著對上帝的虔誠信念來傳播福音和西方文化的，例如方濟各·沙勿略，他是最早隨西方人從海上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受耶穌會創(chuàng)始人西班牙貴族依納爵·德·羅耀拉的號召和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派遣，最先到達印度和日本傳教，吸收了大批的教徒。

耶穌會的傳教士發(fā)現(xiàn)，日本的許多文化傳統(tǒng)來自中國，兩國的文化淵源源遠流長，要征服日本必須先征服中國。1552年8月他抵達離澳門不遠的臺山上川島，這次旅程是以偷渡的方式進行的。他想進入內(nèi)陸，最大的愿望是進京覲見明朝的皇帝，宣布他的傳道使命，但發(fā)現(xiàn)這幾乎不可能，因為海邊通往內(nèi)陸的每條道路都有警衛(wèi)把守。他后來在島上染病，因得不到藥物治療和食物于12月3日逝世。

雖然沒有實現(xiàn)到中國內(nèi)陸傳教的愿望，但作為傳教先鋒，他一直受到天主教徒的極大尊敬，后人在澳門路環(huán)的海邊建了一座圣方濟各堂，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先行者。

針對中國人重視婚姻大事的特點，葡萄牙人1556年修起了圣安多尼教堂，供奉天主教的“婚姻主保”之神，與中國的花前月下的婚姻之神職責相同，澳門華人非常樂意前往，將此教堂稱為“花王堂”，耶穌教徒則把它叫做澳門第一所“天王之屋”。

圣母望德堂是澳門最早供華人使用的教堂，賈內(nèi)羅輔理主教1568年以此堂為基礎(chǔ)創(chuàng)建了仁慈堂，成為一所慈善機構(gòu)，專門賑災濟民，給流落到澳門的難民發(fā)放糧食，澳門難民蜂擁而至，將其稱為“支糧廟”。 賈內(nèi)羅輔理主教嘗到了甜頭，又以望德堂為基礎(chǔ)，修建起貧民醫(yī)院，還在望德堂后面開設(shè)了一所麻風病院，人們就把望德堂稱為“麻風廟”。

無可否認，天主教通過慈善活動贏得了大批的信徒，抵消了中國人的抵觸心理，是它的成功之道。由于社會制度的原因，中國社會自古至今對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關(guān)愛不足，天主教的慈善事業(yè)為貧窮階層帶來人世間愛的希望，也讓他們找到心靈上的寄托。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由于澳門未被日寇占領(lǐng)，大批難民涌來避難，使澳門人口達到空前的高峰，慈善機構(gòu)不堪重負，但是教會還是竭盡所能，安置難民，贏得了極好的口碑。

針對澳門多漁民和海員的情況，葡萄牙人頗費心機地修建起來老楞佐堂，供奉葡萄牙人航海的風信之神，與中國的媽祖有異曲同音之妙，所以這教堂又稱風信堂。它的不遠處還有著名的圣約瑟修道院和圣奧古斯定堂，此區(qū)是葡萄牙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教堂的分布較為稠密。

葡萄牙人在澳門和中國的傳教活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很多中國人對西方宗教是十分抵制，中國官員曾多次頒令禁止澳門的中國人信奉天主教，也多次拒絕葡萄牙人進入內(nèi)陸傳教的要求，一名多明我會士克魯斯1556年到中國傳教，遭到驅(qū)逐。在葡萄牙人在澳門落腳的初期，在澳門就曾發(fā)生香山縣知縣張大猷試圖拆毀青洲教堂事件，因受到葡人以武力對峙而未果，后其繼任蔡善繼終于將教堂成功拆除。

中國各地反傳教事件層出不窮，中國皇帝因為教會未經(jīng)批準就將中國劃分為若干教區(qū)而大為不滿，擔心影響到其統(tǒng)治。在中國的土地上，東西方之間的沖突不斷升級，教案不斷發(fā)生，中國人將反西方侵略的民族主義情緒發(fā)泄在西洋宗教上，最終引發(fā)清末義和團運動的爆發(fā)。因此，利瑪竇神父當初在廣東肇慶和韶州的傳教活動也是困難重重，他因此不得不修改教義，將天主教本土化，改穿和尚服裝，后來又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國人敬祖尊孔的儒家傳統(tǒng)觀念。

在清朝康熙年初期，又發(fā)生了德國籍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被迫害事件。由于順治皇帝去世，湯若望失去了宮廷保護人，他的命運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折，安徽籍大臣楊光先首先向西方傳教士發(fā)難，混淆科學、宗教與政治的界線，攻擊傳教士散播邪教。湯若望在鰲拜等權(quán)貴的迫害下致死，直到康熙親政后才獲平反。

對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國歷史正面影響最深的有三個歐洲人：馬可波羅、利瑪竇和湯若望。

馬可波羅傳播中西文化的功勞不容置疑，但他卻不是傳教士，而是一位旅行家。他的一本《游記》，將中國元朝描述成一個繁榮富庶的大帝國，讓歐洲人對這個古老而神秘的帝國趨之若鷺，因此才出現(xiàn)后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人向東方擴張的海上探險和殖民活動。

而利瑪竇和湯若望則是耶穌會派往中國的神職人員。他們先是在澳門圣保祿學院學習，然后才進入內(nèi)陸傳教。他們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為他們能夠?qū)⑻熘鹘塘x“本土化”，消除中國人的敵意。另外，他們想方設(shè)法進入明清朝廷，接近中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并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能夠做到這一點，是與他們的個人品德和博學多才分不開的。

利瑪竇是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一個高峰，受范禮安神父的邀請，他先到達澳門學習中文和中國禮儀，然后與另一教士羅明堅進入廣東傳教。在經(jīng)歷了各種艱難險阻后，他在北京實現(xiàn)了傳教使命的最大成功，萬歷皇帝也對他另眼相看，連當時知識界的名人徐光啟、李之藻等都先后受洗入教。

利瑪竇除了傳教的成就外，還有他傳播科學技術(shù)的極大功績，我們今天中學的幾何課本就是根據(jù)他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改編的，他還是第一個將世界地圖帶給中國的人，將外面廣闊的世界展示在中國人面前。以他的學識來說，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極大地影響當時的科學界，開創(chuàng)了明末西學東漸和科學探索的新紀元。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信仰自由，我相信，至少，心懷信仰的純良，是不會在牛奶里放三聚氰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