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國家時期的邦國與方國

　　內容提要：中國早期國家時期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后段，距今約5500—4000年間。中國古代國家經歷“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階段，而不是“古國—方國—帝國”或“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邦國是以古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式的地方性國家，是中國早期國家第一階段——初始的早期國家階段，大體相當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間；地處長江中游的澧陽平原經歷約2000多年的社會復雜化歷程，距今約5500年步入邦國階段。方國是邦國的聯盟體，即由一個較大的核心邦國聯合周邊的邦國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國處于從屬或半從屬地位的地區性國家，是早期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時間大致為前2500—前2000年；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晚期已開始向方國邁進，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國。“多元一體”的“多元”應為邦國文明的多元，“一體”則為王國文明的一體。

　　關 鍵 詞：早期國家 邦國 方國 王國

　　作者簡介：袁建平，湖南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近百年來國內外學術界矚目的重要學術課題。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所及的時空跨度擴大，年代、地區上許多空白得到填補。時賢運用考古材料結合傳世文獻、歷史理論乃至人類學、民族學理論研究早期國家，深度不斷增進，多有突破。然有關中國古代國家起源和形成諸問題的研究在學界尚遠未達成共識。筆者曾以湘西北城頭山地區古代文明化進程為例，論述中國早期邦國文明的起源和產生，提出中國早期文明經歷了一個邦國文明階段。①在本文中，筆者進一步研究認為邦國是初始的早期國家，之后的方國是典型的早期國家，方國晚期則為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準王國階段。中國古代國家的演進歷程更準確的表述應為“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個階段，而不是“古國—方國—帝國”或“邦國—王國—帝國”三部曲。②邦國、方國為早期國家的中國模式。

　　一、新石器時代晚期后段：中國早期國家時期

　　對于中國早期國家的時段，學界眾說紛紜，概而言之，有“新石器時代晚期”說、“夏”及“夏商周”說、“商”及“商周”說、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夏商周說四種主要觀點。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約為距今7000—4000年間。也有學者將晚期后段出現少量銅器但還不能有意識地制造青銅合金的階段，單列為銅石并用時代，時間約為前3500—前2000年，③筆者認為中國早期國家時期就在此時。盡管西方學者早就提出“早期國家”概念，④有方家認識到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但在有關討論中卻鮮見結合考古材料的具體闡述，對其階段性特征認識不足。故筆者試圖就此作進一步討論。

　　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以及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的進一步結合，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時間也逐漸向前推移。林沄主張中國古代文獻中提到的“邦”、“國”就是早期國家，并以考古所見自龍山時代即已出現的都鄙群這種聚落形態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的組織形式。⑤蘇秉琦提出：“不遲于四五千年前，全國六大區系大都進入古國時代即城邦、萬國林立的時代。”⑥王震中認為：“中國的城邑最早出現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處于銅器冶煉鑄造的初期，在中國歷史編年中大體相當于考古學的龍山時代即夏王朝之前的顓頊堯舜禹時代。”⑦張忠培認為前3200年，中國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遼河流域的諸考古學文化，應屬于文明時代。⑧嚴文明也認為前3500年前后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一系列城址或中心聚落，象征著小國林立。⑨2009年，由科學技術部等主辦的特展《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通過一系列考古發現和出土文物的實物證據，展示了約前3500年至前2000年早期中國的大致歷程。

　　哈贊諾夫認為：“早期國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類型的國家，是原始社會解體后的直接繼承者”，“它們代表一種不穩定的群體政體，保留著很多先前發展階段的特征，社會結構是復雜而不穩定的，有不同種類的從屬關系，其中沒有一種關系占據肯定或絕對的優勢”。⑩克賴森認為早期國家是處于最初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介于非國家組織和成熟國家之間的社會形式，其先驅形式即酋邦或大人社會。他將早期國家分為初始的早期國家、典型的早期國家、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三個類型，且指出早期國家在中國大約發生于5000年前。(11)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指出早期國家保留了許多酋邦的特點，早期國家社會一般表現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態。(12)

　　根據早期國家理論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往不少學者所主張的夏、商、周為早期國家說值得商榷。夏、商、周盡管保留了一些早期國家的因素，但發展水平、文明程度總體上已處于成熟國家階段，顯然不符合西方學者關于早期國家的概念。以夏為例，考古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代后期的都城遺址。該遺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為公元前二千紀前半葉最大的中心性城市。從考古發現可知其為一座經過縝密規劃的大型王都。這里發現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等。(13)劉慶柱把古代都城、城邑分為單城制、雙城制、三城制三種類型，指出“單城制的‘城’的出現與‘邦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雙城制的‘郭城’與‘宮城’的出現與‘王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內城’、‘宮城’的出現與‘帝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并推斷二里頭遺址的都城是郭城與宮城區明確分離的雙城制。(14)

　　大量考古發現證明，中國社會在距今約5500—4000年之間發生巨大變化。如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自10000多年前起步，文化譜系清晰，經歷4000多年的發展，到距今約6300年始的大溪文化階段，開始向國家演進的進程，到距今約5500年始的油子嶺文化時期，開始進入早期國家階段。長江下游地區、黃河流域、燕山—長城南北地區等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均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盡管此階段的國家還具有原始性，既復雜又不穩定，各地區發展也不平衡，但此期社會主體已是早期國家階段。若還是依傳統觀點把夏作為奴隸制的早期國家，就很容易走進一個誤區。也就是說，如果不管夏之前各區域文化多么發達，都把其歸到國家和文明史前，對一些文明現象統統冠以“文明的曙光”之名；或按西方人類學理論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早期國家一概視為“酋邦”，將會錯誤地估計中國早期國家的產生時間和發展水平。

　　筆者認為，學術界之所以對中國早期國家的認識存在較大分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認知與運用有偏頗。20世紀后半段興起的以美國學者塞維斯等為代表的“酋邦—國家”學說被國內外不少學者借鑒以研究中國國家起源形成問題，這對于完善此前有關人類早期社會組織進化學說，推動中國古代國家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積極意義。不過有學者稱夏以前的早期國家為酋邦，認為它可以對應于古代文獻中“天下萬邦”的“邦”，即“族邦”，并認為“如果我們以夏代作為我國進入國家社會的開始的話，可以說酋邦社會階段在我國延續了幾近兩千年左右”。(15)也有學者認為，屈家嶺文化古城是由多級城址構成的復雜體系，屈家嶺文化社會與“酋邦社會”的諸多特征相似，可作為中國早期國家文明的典型代表。(16)另有不少國內外學者運用酋邦理論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幾乎無一例外主張夏或夏商周為早期國家。(17)

　　筆者認為，酋邦不等于早期國家，“天下萬邦”應是先哲對新石器時代晚期一些早期國家的概指，盡管這些“邦”可能既包括早期國家，也包括酋邦乃至原始部落，但此階段的主流已是早期國家。王青運用泰森多邊形分析和遺址資源域分析等西方聚落考古及環境考古比較常用的方法，對豫西北地區濟源、焦作、新鄉三地部分龍山文化時期聚落的控制網絡與模式作了分析探討，發現該地聚落的社會性質比酋邦性質更為發達。(18)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此時已是早期國家階段，酋邦在此前更早階段。

　　第二，受文明形成因素理論的局限。摩爾根將人類社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時代，認為文明時代“始于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19)恩格斯發展了這種觀點，指出正是“由于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20)柴爾德則認為城市的出現是文明的標志。(21)中國和日本學者后來提出應補充一個標準：冶金術的發明和使用。因而，城市(包括復雜的禮儀建筑)、文字、冶金術的發明和使用被認為是文明形成的標志。其中以夏鼐提出的“都市、文字、青銅器”(22)三項標準最有代表性。夏鼐以此解讀中國文明的起源，的確有劃時代意義，但考古新材料的不斷發現，令人反思是否只有這三項因素或一定三要素齊全才佐證文明的產生。當年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就曾提出只要具備高墻圍繞的城市、文字、復雜的禮儀中心三項因素的兩項就是一個古代文明。(23)有學者主張將玉器、漆器等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的要素，還有學者主張將考古發現中可以直接觀察到的物化形態(如城市、文字、禮儀建筑、冶金術、玉器、漆器)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物化因素，而將國家、階級等上層建筑范疇因素作為隱含在物化形態背后的社會形態因素。(24)筆者認為文明起源在世界范圍內各有特點，在中國呈現出不平衡性、多樣性，需具體分析研究。

　　第三，受“內華夏外夷狄”傳統觀念影響。中原以外的考古發現，已逐步改變“黃河文明”一元論。費孝通系統提出并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25)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廣泛認同。蘇秉琦等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26)考古學上的區系類型理論和社會學中的多元一體理論在構建國史的過程中遙相呼應。考古發現已充分說明中華文明起源猶如“滿天星斗”，因此，除中原地區外，我們還應到長江流域等地區尋找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源頭。

　　第四，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認識和運用偏差，也是導致對早期國家認識不一的原因。就目前的研究進展而言，應該繼續遵循唯物史觀指導，同時根據傳世文獻和考古發現，借鑒西方人類學理論，以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和中國特色的早期國家材料去不斷完善以往的認識，這樣才能揭示中國國家起源和產生等有關問題的本來面貌。否則，在一些問題上就很難達成共識。

　　二、邦國：初始的早期國家

　　學界或以邦國概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早期國家，或認為邦國、方國通用。蘇秉琦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可以概括為發展階段三部曲，即“古國—方國—帝國”，認為“古國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27)王震中則認為“都邑?城市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最早出現的文明，大多是都邑國家或城市國家式的文明”；并將古代國家發展修正為“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28)蘇先生的“古國”及王先生的“邦國”概念都是對夏以前早期國家的泛指，早期國家被界定為一個階段。筆者認為，早期國家可分為邦國、方國二個階段。邦國是以古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式的地方性國家，是中國早期國家第一階段——初始的早期國家階段，大體相當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間。

　　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國就是從城邦開始的。如幼發拉底河沿岸的小國以城邦國家面貌出現，也許遠在烏魯克晚期(前3200年左右)就已存在。這種城邦以一個城市為中心，包括其周圍的鄉村(村社)地區形成的統一政治經濟共同體，由共同體自由地支配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區，類似自由獨立的國家。尼羅河兩岸也可能存在過這種小國。印度河流域的城邦文化至遲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代產生。(29)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是否也是從城邦開始?答案是肯定的。

　　日知指出：“最早發生的國家是小邦小國，這是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不管東方西方都一樣。”“作為國家，城邦是最早的國家形式。因之，國家的起源問題，必須而且只能從城邦時代說起。”并認為：“幾乎所有最早出現文明和國家的地區都留下城邦時代城邦聯盟的證據。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的起源，毫不例外也是從城邦和城邦聯盟開始的，也是從小國寡民的政治單位開始的”。(30)顧準也曾指出城邦是以一個城市為中心聯合周圍鄉村地區構成的國家。(31)

　　從考查“國”的詞義中，可知“國”最早作都城、城邑講。甲骨文的“或”即“國”。“或”從“戈”從“口”，戈是武器，亦是軍隊；口為四方疆土，亦象城。“國”本身近于城墻之形，孫海波釋“或”謂“國象城形，以戈守之，國之義也，古國皆訓城”；徐中舒等認為“按孫說可從”。(32)在金文中“或”可做邦國或作疆界解，如《毛公鼎》銘文：“康能四或”、“廼唯是喪我或”。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關于“國家”、“萬邦”或“萬國”的記載，如《尚書?立政》“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戰國策?齊策》“斶聞古大禹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而稱寡者乃二十四”；《荀子?富國》“古有萬國，今無十數焉”；《呂氏春秋?用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其中既有邦國，也包括方國、酋邦等。

　　地處長江中游地區的澧陽平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就可清晰勾勒出作為初始的早期國家——邦國的產生和發展。其位于湘西北，為江湖沖積平原；南、北、西三面環山，東臨洞庭湖西北岸，呈喇叭形扇形帶，與江漢平原連成一片，澧水從其南部臺地流過，東西長約100多公里，南北最寬約50多公里，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人類較早在此繁衍生息。該地目前已發現史前遺址近400處。(33)

　　人類早期文明幾乎都產生于自然生態優越的地區。普列漢諾夫曾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于原始部落有著很大的影響，就是對于所謂開化民族也有著很大的影響”。(34)中國文明起源的人地關系已成為近年來學術界致力的重要課題之一。(35)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和新石器時代，湖南地區處于熱帶—亞熱帶氣候環境。中、日學者通過對城頭山遺址出土花粉、寄生蟲、昆蟲、硅藻類微化石、動物骨骼、人骨DNA等的取樣分析和遺物的放射性碳素精確測定，認為當時此地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亞熱帶濕潤地區。(36)優越的生態環境是澧陽平原稻作農業的基礎，而稻作農業又是該地先民從游群發展到定居部落和逐步產生復雜社會的物質基礎。

　　澧陽平原從舊石器時代末期到新石器時代階段演進有序，過渡期的年代范圍大致為前14000—前8000年。郭偉民根據最新考古發現資料及碳十四測定數據等材料，綜合研究構建了澧陽平原和漢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大致年代框架。(37)

　　筆者認為澧陽平原油子嶺、屈家嶺文化時期曾存在一個以城頭山古城(中后期為雞叫城)為中心的邦國。城頭山遺址位于澧陽平原中心腹地，是中國迄今所見最早的城址。(38)鑒于該城址的典型性及其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義，試以其為例分析邦國的產生及其主要特征。

　　當今關于人類社會依次遞進的發展階段主要有四種著名理論：摩爾根的“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說；恩格斯的“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和國家”說；弗里德的“平等社會、等級社會、階層社會、國家社會”說；塞維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國家”說。(39)酋邦理論是對摩爾根學說的發展，被證明具有較強說服力。而恩格斯理論也是發展了摩爾根學說。酋邦理論可以用于豐富恩格斯的論述。近三十多年來的考古調查、發掘，基本上揭示了澧陽平原的文明化進程，可以發現其社會進程與酋邦理論比較接近：

　　第一，游群階段(距今約50萬—1萬余年)。據袁家榮研究，迄今所見湖南最早的舊石器時代地點即在地處該地的津市虎爪山，距今50萬年甚至年代更為久遠。(40)

　　第二，部落階段(距今約1萬余年—7000年)。竹馬遺址人工堆筑的土臺上清理出一座1萬多年前面積達24平方米的橢圓形建筑，據研究為定居的房屋臺式房基。(41)距今1萬—7800年的彭頭山文化時期，已從散點式定居點進一步發展為環壕部落階段。迄今所見16處該期的聚落遺址中，以位于中部的彭頭山遺址和東北部的八十垱遺址最有代表性。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不僅功能齊全，而且具備定居性農業聚落的一般規模及特征。湖南地區是稻作農業起源較早的地區。道縣玉蟾巖發現了數枚距今120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稻標本。(42)彭頭山遺址發現大約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實物，八十垱遺址發現9800余粒古栽培稻的稻谷和稻米實物及大量古植物遺存。(43)豐富的栽培稻遺存的發現說明稻作農業在當時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指出：“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44)原始農業的發展以及后來至成熟階段產生的多種農業經濟結構的形成是文明和國家起源和形成的基礎。由于農業的發展，澧陽平原在長江中游地區率先出現定居聚落。

　　高廟文化位于沅水中上游河谷地帶，距今約7800—6800年。除發現大型祭祀場所、居住遺跡外，裝飾白陶是最重要的發現。在罐類器的頸、肩部，缽、盤和簋形器的上腹部，通常飾有由戳印篦點紋組成的各種圖像，賀剛稱之為“藝術神器”，并認為該遺址已是一個區域性的宗教中心。(45)高廟文化時期已有一些酋邦的跡象。

　　第三，酋邦階段(距今約7000—5500年)。西方學者認為酋邦模式擁有2—3級決策聚落等級，一般面積1400平方公里；簡單酋邦聚落等級層次為2，管理等級層次為1，數千人；復雜酋邦聚落等級層次為3，管理等級層次為2，1萬—數萬人；國家聚落等級層次為4，管理等級層次為3，1萬—10萬人。(46)澧陽平原經歷了兩個酋邦階段。

　　1.簡單酋邦階段(距今約7000—6300年)。湯家崗文化時期，該地進入簡單酋邦階段。湯家崗遺址一些墓葬隨葬一種精美的白陶盤或白衣紅陶盤，紋飾繼承發展了高廟文化“藝術神器”那種繁縟的風格，模印、壓印、戳印獠牙獸、鳳鳥、八角星紋、菱形紋等。經檢測，白陶的成分與高嶺土極為相似，但是，該遺址附近并沒有發現高嶺土礦源。有分析認為其原料需輸入，其與外界有了貿易往來。(47)何介鈞認為洞庭湖地區是白陶的原產地，其呈輻射狀傳播北到漢中盆地，東達杭嘉湖平原，南抵珠江流域。(48)先民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湯家崗遺址發掘100余座墓葬，墓地已分墓區、墓組、墓列，連同墓地，為四級結構，據此分析，當時既有核心家庭，也有擴大家庭，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復雜，而且北區、南區隨葬器物已有明顯的等級之分。(49)

　　丁家崗遺址面積近10萬平方米，發現湯家崗文化時期設有二層臺的高等級墓葬、多座祭壇及10多個祭祀坑、陶窯等。(50)城頭山遺址則發現湯家崗文化時期的居住區和水稻田及與之相配套的灌溉設施，說明當時已有利用和控制農田用水的能力，此地已是一處重要的農耕聚落遺址。湯家崗聚落與城頭山及丁家崗聚落之間至少已存在2個等級層次。其時湯家崗既是一個宗教中心，又是一個經濟文化中心。湯家崗文化的影響力、分布面積等都符合簡單酋邦理論。

　　2.復雜酋邦階段(距今約6300—5500年)。大溪文化時期的澧陽平原則已進入復雜酋邦階段。王巍指出，聚落形態反映社會結構特點，是了解古代社會結構演變的重要方法，在文明起源研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1)按統計分析，該時期澧陽平原聚落有了重大變化，已查明的遺址數量50處。無論是聚落面積、數量、內部結構，還是聚落的空間分布，都有了重大變化。(52)筆者認為其變化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聚落數量、規模、人口急劇增加。與湯家崗文化相比，聚落數量擴大不止一倍，且出現分布在澹水、涔水兩岸，分別為城頭山、麥芽崗、三元宮為中心的聚落帶。出現大型聚落，甚至特大型聚落。人口被看作是社會復雜化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柯恩指出，除戰爭之外，人口壓力或人口密度的增長是代表國家形成特征的一種因素。西方人類學家估算，隨著新石器時代出現的定居和嬰兒出生間隔的縮短，人口增長率很快變為以每代翻兩番的速率增長。哈桑根據一些民族學資料提供了一些史前人口統計估算數字，如伊拉克迪亞拉河下游平原60％的村落平均人口為150人，40％的村落的平均人口為300人。(53)參照這一數字，以每一聚落平均人口200人計算，澧陽平原聚落人口可達2萬余人，若考慮到10多個大型聚落人口數字遠不止200人，澧陽平原酋邦估計總人口數約3萬人。

　　(2)已有符合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位置理論”(54)的聚落集群。以城頭山古城為中心的聚落集群，成了澧陽平原區域聚落的中心，與普通聚落相比，地位、等級都較高。其擁有一大批大型聚落，大墳臺、李家臺、橋家壩、鄒家山、荷花臺等聚落面積均超過3萬平方米。城頭山古城既是聚落集群，又是澧陽平原區域聚落的政治、經濟、宗教中心。城墻、城壕和城內建筑布局有序，古城初具規模。城址西南部發現大型建筑遺跡，包括大型基槽和柱坑，成片紅燒土堆積，以及作為禮儀性建筑的祭臺。還發現3處大溪文化時期的祭壇和大量祭祀坑；環城城壕和澹水相連，在城壕發現木槳、木艄和帶榫眼的可能是船結構的木板及木排的組成部分，顯然這里已成為水上交通樞紐；該期九座陶窯、大量紡輪和植物纖維紡織品的發現，說明當時已有專門的制陶、紡織等手工業，這里已是一個手工業中心。從澧陽平原及鄰近地區該酋邦領地遺址分析，酋邦區域內等級分化已非常明顯。以城頭山為中心的聚落帶整體發展水平、等級最高，以三元宮為中心的聚落帶次之，以麥芽崗為中心的聚落帶規模最小，等級也最低。至少有總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一般聚落3個等級層次，有總中心聚落、中心聚落兩個管理層次。

　　(3)作為聚落集群中心的古城體現了酋邦首領的神權。M678、M680男、女墓主人左手掌上放置一小陶鼎，其可能為酋長夫婦，鼎寓示其權威。M678墓主左側有一小孩頭骨，在墓坑四周各有一座空無一物的屈肢葬墓。這四座墓和小孩頭骨說明當時已有了人殉人祭現象。在這些墓葬西北20米處，發現數十座屈肢葬墓，有些呈被捆綁的姿態，有的身首異處。(55)這些人不應是戰俘，否則進不了其公共墓地。其可能為酋長權力處罰的犧牲品，說明澧陽平原酋邦的酋長可能有了哈維蘭所說的“生殺予奪之權”。(56)當時已有一定的權力機制，酋邦首腦行使神權、行政權。古城的修筑是澧陽平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大溪文化一期，這里開始建造城壕工程，現存Ⅰ期城墻頂寬5.2米、底寬8米、高1.6米。M706為Ⅰ期城墻筑土中的一座葫蘆形土坑墓。墓主為一成年男性，無任何隨葬品，似作為城墻奠基的犧牲。(57)Ⅰ期城壕東西長311米、南北寬211米，周長約為819.54米，城壕橫截面積19.25平方米。據測算，挖掘整條城壕的土方數約為15776.15立方米，按每人平均挖掘1立方米折算，以每天100人次計，則需要大約半年時間。(58)Ⅱ期城壕修筑更加復雜，并出現了木樁捆扎一體的嚴密緊湊的蘆席護坡設施。

　　(4)聚落集群社會復雜化程度與普通聚落相比也較高。城頭山城址所反映的貧富分化現象已相當突出，數十座大溪文化二期墓葬中，既有隨葬品豐富的墓，又有未見任何隨葬品的墓。如M678東西向，墓主為身高約1.75米的成年男性。墓坑長2.5米、寬1.1米。墓坑底分布有零星朱砂，隨葬精美的磨光紅陶豆、盤等30余件器物，有2件瑪瑙璜置于頸部。與其并列同時期的M679、M680規模略小，其中M680有磨光紅陶豆和盤、玉塊等隨葬品近20件。瑪瑙璜、玉塊和長江下游地區風格相同，(59)見證該地和外地的貿易往來。從墓葬等遺跡、遺物分析，核心家庭、擴大家庭已是這一時期主要家庭形式。

　　總之，此地大溪文化時期已是早期國家的前身，也出現了諸多早期文明起源的因素。(60)

　　第四，邦國階段——初始的早期國家階段(距今約5500—4500年)。澧陽平原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處于領先地位，并影響周邊地區。彭頭山文化時期，澧陽平原是稻作農業的區域中心，其中心地位一直延續到大溪文化時期。郭偉民認為大溪文化三期，漢東地區率先迎來快輪制陶等手工業技術的突破，社會形態也發生變革，出現了油子嶺文化。該文化迅速壯大成為強勢文化，并向周邊擴散。原先被劃分為大溪文化四期、屈家嶺文化一期階段澧陽平原的聚落結構、器物風格都發生重大變化，應為漢東地區油子嶺文化擴張的結果。因此，他主張將這兩個時期劃分為油子嶺文化。(61)城頭山遺址油子嶺文化墓葬出土20余件石鉞。漢水中游宜城顧家坡油子嶺文化墓地的237座墓葬中出土石鉞達177件之多，這些石鉞被認為是戰爭的直接證據。(62)

　　澧陽平原和漢東地區有著文化的交流互動。是油子嶺文化的擴張還是澧陽平原對外文化的吸收導致澧陽平原器物風格的變化，目前還難下結論。到油子嶺、屈家嶺文化時期，澧陽平原已形成邦國。澧陽平原酋邦內部的進一步分化和對外戰爭是邦國產生的動力。當時社會已發生劇烈變化，聚落形態進一步演變，從“人神雜糅”到“絕地天通”，從無序到有禮，社會組織結構和人地關系進一步復雜化，主要具備了如下一些邦國特征：

　　1.有了一定規模并有復雜祭祀、禮儀建筑的城市。城頭山古城遺址是油子嶺—屈家嶺文化前期的邦國之都所在地。古城地處澧陽平原腹地、澧水支流澹水北岸。作為邦國之都，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古城從大溪文化時期酋邦古城發展而來。到了油子嶺—屈家嶺文化前期，約公元前3200年前后，城頭山聚落結構發生重大變化。Ⅲ期、Ⅳ期城墻的建造和其周邊聚落的情況足以說明問題。也許是古城所處的中心戰略地位，抑或是對古城的眷戀，當時沒有另建新城而是在原有古城的基礎上擴建城池。Ⅲ期城墻即壘筑在Ⅱ期城墻之上，時間約相當于油子嶺文化二期。Ⅲ期城墻的外側不久又在屈家嶺文化一期加寬，形成第Ⅳ期城墻，此期城址直徑已達到315—325米，連城垣面積約8萬平方米。有四個城門，其中北門為水門，通過水門、護城河及其和澹水之間的人工開鑿水道可直通澹水、澧水。古城通過陸路或水路和澧陽平原其他聚落四通八達。盡管古城面積不算很大，但功能齊全。Ⅲ、Ⅳ期城墻遠比Ⅰ、Ⅱ期城墻高大，整體寬度在20米以上，高度達2—4米。墻體之外是寬達40—50米、深2米的護城河。城內居住區、手工業區、公共墓地布局有序。除去城垣、手工業區、公共建筑、墓地等，若按居住區面積50000平方米、人均面積10平方米計算(除少數貴族特權階層，平民、手工業者、商賈應占人員多數，其住房面積不大)，估計城內人口約5000人。

　　祭祀已是較高等級、較大規模的行為。一處敷墊燒成磚的建筑，建筑平面上排列有正殿(SBI)、前殿(F23)和側殿(F57)，而另一處接近正方形的居址F87，繞有列柱回廊。宮本長二郎認為前者具有祭祀祖先、舉行儀式的宗廟神殿性質，后者是首領舉行儀式的祭政殿。安田喜憲則認為“在城頭山，既發現了祭祀場神殿(神殿)，又發現了祭政殿(王宮)。這樣，加之祭壇的發現，王宮、神殿、祭壇，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齊全。可以斷言，城頭山遺址是長江文明最早的都市”。(63)雞叫城遺址(64)位于澧陽平原東北部，澧水支流涔水南岸，西南距城頭山遺址16公里。此處油子嶺文化時期即出現聚落，屈家嶺文化一期開始筑城，當初不排除為阻擋來自東北部的侵擾，為拱衛城頭山古城在此筑城以起防御作用的可能性；屈家嶺文化中晚期，隨著城頭山邦國勢力的東擴，政治格局的變化，遷都至此。雞叫城遺址逐步取代城頭山古城的地位。

　　2.有一定疆域和人口。盡管當時領土觀念可能還不是很強，且因戰爭或部落內部分化不斷變化，但作為邦國有一定的疆域。根據同時期、同文化因素的遺址分析，該邦國范圍主體為澧陽平原，包括其東南部洞庭湖平原和東北部江漢平原的一部分地區，其面積可能達到5000—6000平方公里，到中晚期則可能達到10000多平方公里。僅澧陽平原油子嶺—屈家嶺時期性質相近的遺址就有約63處。(65)人口比大溪文化酋邦更多，按前述方法估算，總人口可能已達4萬多。

　　3.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是該邦國油子嶺—屈家嶺文化前期的社會結構已形成中心城池、次中心城池或環壕聚落、中型聚落、小型聚落4個聚落等級層次，3個管理等級。城頭山是澧陽平原邦國的中心城池；雞叫城開始成為次中心城池，也是城頭山聚落控制下的一個次中心聚落。其次是聚落內部等級分化。通過聚落形態分析，聚落等級分化相當顯著。劃城崗遺址中一期遺存屬于屈家嶺文化早期(油子嶺文化)。(66)其中的91座墓葬引起考古學界關注。吳汝祚根據各組隨葬品情況推定了埋葬者的貧富和身份，認為已經產生不平等社會。趙輝則認為墓地反映南區墓主人社會地位高于北區墓主人，同一區的南區也出現分化。(67)城頭山遺址屈家嶺一期墓葬隨葬陶器中的鼎、簋、壺組合較為常見，(68)禮制化趨向明顯，在數量上有等級之分。郭偉民認為城頭山社會此時是一種金字塔形等級，占有大量財富的人只是少數，而大多數是處在金字塔底層的貧民。(69)這既說明中心聚落等級的分化，也說明不同等級聚落的貧富差別。據何駑研究，屈家嶺文化時期，夫權和父權確立，男女之間出現政治權利不平等現象。(70)

　　4.強制權力產生。何介鈞認為當時的劃城崗“具有了強制性的權力”。(71)日本學者計算過建造城頭山Ⅲ、Ⅳ期城墻的規模和用工量，需要勞動力約為47萬人次，按每天200個成人勞動計算，需要6至7年時間。(72)城墻被視為檢驗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尺度。夯土城墻、城垣大型中心建筑是復雜的工程，既需要較為成熟的行政組織來組織大批人員，也需要有剩余糧食以供這些人員消費。說明在當時有了資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組織的復雜化等國家機構得以運作的必要條件，顯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會協調和支配機制來為其作保障和進行運營，當時已有國家力量驅使城頭山周邊聚落來完成該城的建設。服勞役筑城可能是邦國內居民盡義務的主要方式之一。

　　城址較澧陽平原大部分地區要高數米到十來米，地勢低的周鄰同時期遺址中未發現城墻設施。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對這里及周邊農田未造成顯著影響。日本學者從微地形環境角度分析研究認為，當時這里沒有受到洪水影響。城墻、城壕環繞整個聚落，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古城功能主要不是防水而是防御，“是防御外部敵對社會集團的掠奪和侵略，保護本社會集團成員的利益和財富，是為了守土安民”。(73)李禹階認為中國早期的氏族、部落在生態環境和部族戰爭等生存壓力下，在生產力低下，私有制還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在血緣氏族、部落的基礎上產生出早期的階級和國家。(74)澧陽平原邦國的產生適合于這種情況。

　　作為一個原生型國家，澧陽平原邦國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的。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使剩余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分工和分化了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復雜化，專門履行公共職能、維護共同利益的階層的出現，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必需。戰爭是其產生的催化劑。澧陽平原邦國具有早期國家特征，是“早熟的文明”。

　　從考古資料看，中國迄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址年代、規模、持續時間不一，其中不乏早期國家時期第一階段的邦國之都。這些古城遺址由早到晚形狀由圓到方，規模由小到大，并呈由西向東的發展方向。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17座新石器時代古城遺址見表：

　　資料來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雞叫城古城址試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5期；荊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報告》，《古代文明》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97—411頁；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東城墻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5期；荊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荊門市后港城河城址調查報告》，《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門市龍嘴遺址2005年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第4期；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童恩正主編：《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門笑城城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7年第4期；李桃元、夏豐：《湖北應城陶家湖古城調查》，《文物》2001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應城門板灣新石器時代遺址》，國家文物局主編：《199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劉輝：《江漢平原東北發現兩座新石器時代城址》，《江漢考古》2009年第1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6年度南方地區考古新發現》，《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孝感地區博物館、大悟縣博物館：《大悟縣土城古遺址探掘簡報》，《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

　　目前已知地處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荊州市陰湘城、荊門市馬家垸、天門市龍嘴城、公安縣雞鳴城城址、石首市走馬嶺等和澧縣城頭山屈家嶺城址時代大致相當或接近。龍嘴古城則為目前所見江漢地區最早的古城，其形狀、規模類似城頭山古城；其可能受到城頭山古城的影響且因戰爭而修筑。這些城址基本處在江河或湖濱地區臺地上，有城壕、城墻，形狀以圓形為主，面積8萬—24萬平方米，距離30—50公里。從其周邊遺址文化因素分析，應是有一定疆域的邦國之都。城頭山邦國的產生對其周圍地區進入邦國階段無疑有重要影響。

　　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在崧澤文化時期、巢湖地區在凌家灘文化時期也可能產生邦國。蘇秉琦曾指出：“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鄰境江漢之間的屈家嶺文化的關系，也表現為自南而北的影響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響……在此期間內，我國民族文化關系上發生的一個大變化……以東南方原始文化集中影響于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為主。”(75)張緒球也指出：“從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黃河流域文化的統一性不斷削弱。相反，長江流域從大溪文化第四期(即油子嶺文化)起，文化覆蓋面和影響范圍卻在不斷向周圍特別是向北方擴大……至屈家嶺文化時，長江中游的文化勢力達到了鼎盛時期。……由此可見，屈家嶺文化率先建立第一批古城，是有其必然的歷史原因的。”(76)據楊育彬、袁廣闊統計，20世紀河南省境內即發現近20處屈家嶺—石家河早期文化遺存，(77)也說明這兩階段文化北上的趨勢。黃河流域的古城相當于屈家嶺文化早期階段者目前只發現一處，即鄭州西山古城遺址。其近圓形，面積3.1萬平方米。李鑫認為其興起與塞維斯的酋邦興起模式極為接近。(78)說明黃河流域酋邦、邦國和古城的起源比長江流域相對而晚。西山古城的修筑是否也受到長江中游地區古城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三、方國：早期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方國”概念，則有“部落方國”和“方國文明”之說。石興邦較早提出“部落方國”概念，并將其作為指稱龍山時代社會發展狀態的一個術語，指出龍山文化時期的特點是部落方國林立，形成許多準國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國。(79)佟柱臣提出的“方國文明”概念是相對于夏商“王國文明”而言的。(80)后來有學者認為“方國文明”是夏以前龍山時代的社會形態，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81)而蘇秉琦運用的“方國”概念，則主要是指夏商周時期這一社會歷史發展階段。(82)

　　張忠培認為古代文明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國聯”組織時期，第三、四階段是王朝時期，第五階段是帝國時期。(83)王震中提出鑒于堯、舜、禹各自的政治實體都是邦國，應當稱為“邦國聯盟”或“族邦聯盟”。堯、舜、禹首先是本邦的邦君，又都曾擔任過邦國聯盟的“盟主”。夏商周三代王朝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就是由堯舜禹時期邦國“盟主”或“霸主”轉化而來的。(84)

　　筆者認為，張先生所說的“國聯”組織及王先生所謂的“邦國聯盟”即為方國。作為邦國聯盟的方國，時間大致為前2500—前2000年，是一個大邦國與其他眾邦國的統一體，是早期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屬于典型的早期國家。方國孕育于邦國階段晚期，與邦國的本質不同在于，方國是邦國的聯盟體，即由一個較大的核心邦國(宗主國)聯合周邊的邦國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國處于從屬或半從屬地位。方國聯盟中的邦國大部分是相對獨立的國體，作為方國之都的城市面積達數十萬乃至一百多萬平方米以上。方國之都的周邊地區是其核心統治地區。方國比邦國疆域更大，已是一個地區性的區域國家。有必要強調的是，筆者提出的方國概念不同于蘇先生視夏、商、周為方國的概念，也不同于時賢以邦國代替方國并概指中國早期國家階段的觀點，否則我們就無法詮釋石家河古國、良渚古國、陶寺古國這類“超級大國”的屬性。

　　“方”在甲骨卜辭中有“多方”之稱，金文沿用則有“井方”、“蠻方”之稱。在傳世文獻中，《周易》有“高宗伐鬼方”的記載。《詩經?大雅?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所謂“方”即“方國”。而《尚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這里的“萬方”如“萬邦”，應是概指。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是方國，滅夏以后就成為王國；同樣，周滅商之前是方國，滅商后成為王國。“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分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實力較強的方國。

　　由于各地發展不平衡，進入邦國階段以后，還有酋邦、部落共存；進入方國階段后，仍存在一些獨立的邦國及一些酋邦和部落。進入王國階段后，還存在一些邦國、方國乃至酋邦、部落。直到西周，文獻稱那時的小邦有成千上萬之多，如《尚書?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這些邦的性質仍基本與夏代以前的邦相似。進入王國階段后，盡管除作為方國聯盟的王國之外，也還存在著一些相對獨立的方國、邦國乃至酋邦和部落，但當時已屬于王權統治下的“家天下”時期。

　　澧陽平原邦國，到屈家嶺文化中、晚期勢力向東進一步發展，邦都也遷到雞叫城古城。雞叫城已是近方形的城址，面積比城頭山古城大，結構更為合理。邦國進一步整合、演進，兼并周邊地區，疆域更廣，邦都更大。到屈家嶺文化晚期階段，長江中游地區已形成以石家河古城為邦都的漢水以東、澴水以西地區，以城河古城為邦都的漢水以西、長江以東地區，以雞叫城為中心的長江以西的澧陽平原和鄰近地區，以澴水以東葉家廟古城為中心的地區這樣四個隔河而治的主要邦國。石家河邦國實力最強，處于領先地位，屈家嶺文化晚期已開始向方國邁進，到石家河文化早期，長江中游地區其他三個主要邦國被石家河邦國進一步整合，誕生了三苗方國。

　　石家河古城存在年代約為前2600—前2000年。由譚家嶺、鄧家灣、三房灣等數十處遺址構成。城內有著巨大的宮殿或宗廟等特殊用途的大型建筑遺址。其城內居民據估算為22500—50000人。(85)城內外都存在早于城址的聚落遺址，反映了它從中心聚落發展為聚落群權力的演化歷程，說明古城是在聚落群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除原來邦國的四級聚落外，進而形成以石家河古城為頂端的金字塔形五級聚落等級。石家河古城進一步確定中心地位，是典型的方國之都。大型宮殿區、宗教活動區和大量宗教禮儀區和宗教禮儀陶器的生產等，也說明已是一個方國之都而不是一個蕞爾小國的邦國之都。

　　1927年，蒙文通考察中國上古民族及文化，得出“古民族顯有三系之分”的結論。他還以地域分布稱此三系為“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傳說的“炎帝”、“黃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分稱三系為“炎族”、“黃族”、“泰族”，認為三族淵源不同，泰族祖居東方濱海地區(主要是渤海灣沿岸)，黃族出于西北，炎族則在南方。(86)徐旭生則從古代文獻和考古發掘兩方面入手，并結合相關民間傳說，力圖考證有文字記載歷史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況，包括當時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間的關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系統論證古代部族的三大集團——華夏集團、苗蠻集團、東夷集團，認為苗蠻集團的中心在今日的湖北、湖南兩省。(87)

　　已有學者論證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為苗蠻文化。(88)根據考古發掘可知，石家河方國范圍包括湖北、豫西南、湘北、湘中等地區，相當于三苗地區。《尚書?呂刑》中有對三苗濫施刑法的記載，盡管它可能是中原方國為征伐三苗的一個師出有名的借口，也間接說明三苗已有刑法。徐旭生引《說文》“靈，巫也”的說法，將“苗民弗用靈”釋為三苗不肯遵守華夏族的宗教(巫教)習俗。(89)說明中原方國力圖使三苗方國遵守中原的宗教習俗，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令其和中原方國保持一致，使其處于從屬地位。此時應已到方國的晚期階段——準王國階段。

　　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古代氣候溫暖適宜農業生產，水網縱橫便于交通運輸，分布著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以太湖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是這一地區的文化中心。莫角山古城面積達290萬平方米；其周邊方圓約50平方公里范圍內已發現100余處同時期的聚落遺址和墓地，其中包括多座大型祭壇和貴族墓地，該古城是這一地區的統治中心，周圍的聚落、祭壇、墓地等遺址組合成眾星拱月的局面。(90)

　　地處四川盆地的新津寶墩文化古城和海岱地區濱海的日照堯王城，則可能是龍山文化時期所在地區的方國之都。(91)而分布于內蒙古東部和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晚期遺址中，發現了代表紅山文化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積石冢及以玉雕龍為主的隨葬玉器。(92)此時的紅山文化也可能進入方國階段。

　　龍山文化晚期，石家河方國、良渚方國衰落，原因除戰爭說，方家提出神權與王權說、氣候或洪水說、糧食作物單一說等。(93)筆者認為戰爭是其直接原因。為了滿足土地資源、勞動力和財富等需求，中原地區一些實力較強的邦國先是“逐鹿中原”成為中原方國首領，再“征服天下”，成為“天下共主”。

　　先秦文獻中，有不少關于堯、舜、禹征伐三苗的記載。(94)在中原華夏集團強大的軍事“南征”之下，三苗文化迅速衰落，考古發掘材料基本可以印證文獻所載。新石器時代北方、南方地區在歷史上有過文化的交流互動，更有腥風血雨的戰爭。如蒙文通論及炎帝族為南方江漢間部族，炎族曾北上與黃帝族大戰，戰敗后“熊湘江漢之南猶為炎族割據”。(95)禹征三苗為堯、舜以來“華夏”與“苗蠻”兩大集團之間戰爭的繼續。(96)三苗也曾北上中原爭雄，但因深層次的社會、自然原因，而最終被滅國。三苗方國、良渚方國最終未能跨入王國文明的門檻，但其文明的成就匯入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之中。

　　《史記?五帝本紀》應有其符合歷史客觀事實的成分，盡管關于五帝時代的時間時賢有不同說法，新石器時代末期即為五帝時代晚期這點可能沒有異議。此階段即為方國階段，在此階段后期開始向王國過渡，進入準王國階段。

　　地處黃河流域中游的陶寺古城早期城址距今約4300年，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面積約56萬平方米，已是一座功能比較完備的方國之都。城南為公共墓地，已發掘1000多座墓葬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墓有隨葬品。其中9座大型墓，不僅墓穴大，還隨葬有象征權力的鉞和斧之類的玉石兵器、1.5米高的陶鼓、1米左右的鼉鼓和大石磬，而且都隨葬有直徑達50—60厘米左右的彩繪龍紋陶盤。(97)這些隨葬品顯然是墓主人作為方國之君權勢和地位的象征。《尚書?堯典》記載帝堯以德治協和天下萬邦，可佐證至遲在帝堯時期產生邦國聯盟性質的方國。

　　陶寺中期城址距今約4100年，面積達280萬平方米。其中有一座大型建筑基址面積達1萬平方米。從陶寺遺址中期大城相對獨立的宮殿區分析判斷，雙城制已具雛形。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出土一件青銅容器口沿的殘片。在高等級建筑以南發現每個直徑達10米多的類似“府庫”的儲藏用的窖穴群。還有被城墻圍合、由大墓與祭祀遺跡組成的類似后世的“王陵寢廟”區。有一座大墓長5米、寬3.6米，隨葬6件裝有漆木柄的跟禮儀有關的玉石鉞，說明墓主人地位的顯赫，極有可能為準王國之君。在墓穴的附近，有總面積1000平方米的集觀象授時與祭祀功能于一體的禮儀建筑遺址——觀象臺，考古學者通過近一年的模擬實驗，已準確觀察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其所體現的天文歷法內涵與《尚書?堯典》所載“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大體一致。而陶寺中期大城的王墓ⅡM22墓室東南角豎立一根漆桿，通過研究和實驗證明為測日影立中的圭尺，也說明政權的更迭以授收圭尺“中”為象征。(98)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出土朱書陶扁壺上的文字為“文堯”二字，并認為其為“堯都平陽”。(99)盡管對于這兩個文字還有不同看法，但考古學界基本認為其為堯舜時期的都邑。顯然，陶寺中期古城已是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準王國時期的都城，為早期國家的晚期即向成熟國家過渡期的國都。說明以此為都的堯舜之國為早期國家的晚期階段，距成熟國家已經不遠。“官天下”、“家天下”，禪讓、世襲，是過渡王國區別于典型王國的標志。

　　王國是方國的進一步發展，到夏代進入方國聯盟的王國階段。最初的王國夏王朝相當于方國聯盟，也就是一個實力強大的方國聯盟幾個方國或使一些方國處于從屬或半從屬地位。有關禹畫九州、禹跡，史籍及金文中記載頗多。(100)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土一些先秦文獻也有相關記載，如上博簡戰國楚竹書《容成氏》曰：“禹親執枌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徐州始可處。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于是乎競州、莒州始可處也。禹乃通蔞與湯，東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于是乎荊州、揚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澗，東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處也。禹乃通涇與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虛州始可處也。”(101)佐證了《禹貢》九州有關記載。邵望平運用文化區系理論對《禹貢》九州進行探索，認為自龍山文化時期以來形成的文化區系是九州劃分的自然依據，九州是龍山時代中華核心區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102)筆者認為《禹貢》九州大致相當于黃河、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所形成的人文地理區系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九個方國，是夏王朝九個聯盟國。

　　總之，從部落到酋邦，再從酋邦到初始的早期國家——邦國，再到典型的早期國家——方國，而后到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方國晚期的準王國階段，之后步入成熟國家的王國階段，這是早期國家的中國模式。所謂“多元一體”，“多元”應為邦國文明的多元，“一體”則為王國文明的一體。黃河中游地區邦國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邦國，并逐步發展到方國。盡管中原地區邦國起源、形成晚于長江中游地區，但后來居上，經歷了酋邦形態—邦國形態—方國形態—王國形態—帝國形態這樣典型、完整的國家形態演進階段。中原地區匯聚四方，逐步成為中國文明的中心。公元前21世紀禹建立夏，標志著王國的產生。到秦代則發展為帝國文明。西方人類學理論與中國早期國家問題研究，可以相互借鑒，互為補充。早期國家研究是一個牽涉多學科的系統工程。我們應當進一步堅持并科學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同時借鑒吸收國內外近現代人類學等方面的積極成果，嚴謹對待文獻資料，科學審視考古材料，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形成與發展，以得出更加貼近實際的結論。

　　注釋：

　　①袁建平：《試論中國早期文明的產生——以湖南城頭山地區古代文明化進程為例》，《中原文物》2010年第5期。

　　②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129—167頁；王震中：《邦國、王國與帝國：先秦國家形態的演進》，《河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③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并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④H.J.M.克列遜(克賴森)、P.斯卡爾尼克：《關于早期國家的各種學說和假說》，楊玄塞譯，哈贊諾夫：《關于早期國家研究的一些理論問題》，黃松英譯，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編：《古代世界城邦問題譯文集》，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年，第289—333、268—288頁。

　　⑤林沄：《關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第6期。

　　⑥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40頁。

　　⑦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256頁。

　　⑧張忠培：《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⑨嚴文明：《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國家文物局編：《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5—23頁。

　　⑩哈贊諾夫：《關于早期國家研究的一些理論問題》，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編：《古代世界城邦問題譯文集》，第289—333頁。

　　(11)克賴森：《關于早期國家的早期研究》，胡磊譯，《懷化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邢穎：《早期國家的結構、發展與衰落——荷蘭著名人類學家克賴森教授來北京講學》，《世界歷史》2006年第5期。

　　(12)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6—177頁。

　　(13)參見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4—18頁。

　　(14)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遺址布局形制的考古發現所反映的社會形態變化研究》，《考古學報》2006年第3期；《關于深化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光明日報》2010年5月11日，第12版。

　　(15)沈長云：《酋邦、早期國家與中國古代國家起源及形成問題》，《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沈長云等：《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頁。

　　(16)孟華平：《試論長江中游古城的興起》，吉林大學考古系編：《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155—161頁。

　　(17)參見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陳星燦、劉莉：《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復雜化進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形態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第2期；劉莉：《龍山文化的酋邦與聚落形杰》，陳星燦譯，《華夏考古》1998年第1期；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陳星燦等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段渝：《酋邦與國家起源：長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何駑：《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階段與特點簡論》，《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

　　(18)王青：《豫西北地區龍山文化聚落的控制網絡與模式》，《考古》2011年第1期。

　　(19)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1—27頁。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193頁。

　　(21)V. G. 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21, no. 1, 1950, pp. 3-17.

　　(22)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106頁。

　　(23)C. Kluckhohn, “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anding Society,” in C. Kraeling and R. Adams, eds. , City Invincible: A Symposium on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400.

　　(2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要覽》，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134頁。

　　(25)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36頁。

　　(26)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27)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29—167頁。

　　(28)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第254—256頁；王震中：《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形成——從聚落到國家》，《周秦文化研究》編委會編：《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73頁。

　　(29)羅曼?赫爾佐克：《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趙蓉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79頁。

　　(30)林志純：《孔孟書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國城市國家制度》，《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31)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8頁。

　　(32)參見陳源：《從文字角度看早期國家觀念演進》，《高等函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孫海波：《卜辭文字小記》，《考古社刊》1935年第3期；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362頁。

　　(33)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南分冊》，長沙：湖南地圖出版社，1997年。

　　(34)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張仲實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32頁。

　　(35)宋豫秦等：《中國文明起源的人地關系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3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編：《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37)彭頭山文化年代約為前8000—前5800年；皂市文化年代約為前5800—前5000年；湯家崗文化年代約為前5000—前4300年(漢東地區與湯家崗文化處于同一時間階段的邊畈文化年代約為前4800—前4200年)；大溪文化年代澧陽平原和峽江地區約為前4300—前3500年(漢東地區約為前4300—前3700年)；油子嶺文化澧陽平原和峽江地區約為前3500—前3200年(漢東地區約為前3700—前3200年)；屈家嶺文化的年代約為前3200—前2500年；石家河文化的年代約為前2500—前1900年。(參見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0、16—37頁)

　　(3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39)摩爾根：《古代社會》，第3—17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9—195頁；M.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40)袁家榮：《略論湖南舊石器文化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12頁；袁家榮：《湖南舊石器文化的區域性類型及其地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20—47頁。

　　(41)儲友信：《舊石器時代曠野居址初探》，《江漢考古》1998年第1期；袁家榮等：《三湘大地的原始社會》，田伏隆主編：《湖南歷史圖典》，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18—33頁。

　　(42)袁家榮：《湖南道縣玉蟾巖1萬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1—42頁。

　　(4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垱》，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82、508頁。

　　(4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5頁。

　　(45)賀剛：《高廟遺址的發掘與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2期，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第113—124頁。

　　(46)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116—155頁；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第145—175頁。

　　(47)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146頁。

　　(48)何介鈞：《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鄧聰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21—330頁。

　　(49)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安鄉縣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2年第4期；尹檢順：《湯家崗文化初論》，《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50)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7—109頁。

　　(51)王巍：《聚落形態研究與中華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52)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162—163頁。

　　(53)參見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第177頁。

　　(54)參見陸大道：《區位論及區域研究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5—31頁。

　　(55)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第390頁。

　　(56)哈維蘭：《當代人類學》，王銘銘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7頁。

　　(5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第290頁。

　　(58)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141頁。

　　(59)袁建平：《略論湖南出土新石器時代玉佩飾》，《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6期，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52—160頁。

　　(60)袁建平：《論服飾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求索》2010年第8期。

　　(61)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271—272、57—62頁。

　　(6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第478、594頁；賈漢青：《從顧家坡墓地的發掘看史前時代文化交叉地帶的部落沖突》，《華夏考古》2004年第4期。

　　(63)安田喜憲：《長江文明的環境考古學》，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編：《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第13頁。

　　(6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雞叫城古城試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5期。

　　(65)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180頁。

　　(66)湖南省博物館：《安鄉劃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

　　(67)吳汝祚：《劃城崗遺址中一期墓地剖析》，《江漢考古》1987年第1期；趙輝：《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墓地研究》，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考古學研究》(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3—54頁。

　　(6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第516—612頁。

　　(69)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第180頁。

　　(70)何駑：《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階段與特點簡論》，《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

　　(71)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第397頁。

　　(72)高橋學等：《長江中游澧陽平原的微地形環境與土地開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編：《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第18—31頁。

　　(7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第797頁；高橋學等：《長江中游澧陽平原的微地形環境與土地開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編：《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第18—31頁；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第460頁。

　　(74)李禹階：《史前戰爭與華夏早期文明的內聚式發展道路》，“推陳與開新：跨學科視野下的文明和國家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西安，2011年6月，第101頁。

　　(75)《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7頁。

　　(76)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220頁。

　　(77)楊育彬、袁廣闊：《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4—218頁。

　　(78)李鑫：《西山古城與中原地區早期城市的起源》，《考古》2008年第1期。

　　(79)石興邦：《從考古學文化探討我國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問題——紀念摩爾根逝世一百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80)佟柱臣：《中國夏商王國文明與方國文明試論》，《考古》1991年第11期。

　　(81)參見白云翔、顧智界：《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紀要》，《考古》1992年第6期；楊育彬、孫廣清：《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的幾個問題》，《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87—100頁。

　　(82)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45頁。

　　(83)張忠培：《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諸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84)王震中：《三十年來我國的夏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9年第5期；《夏代“復合型”國家簡論》，《文史哲》2010年第1期。

　　(85)石河考古隊：《湖北省石河遺址群1987年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童恩正主編：《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第213—294頁；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86)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36—61頁。

　　(87)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125頁。

　　(88)石興邦、周星：《試論堯、舜、禹對苗蠻的戰爭——我國國家形成過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輯刊。

　　(8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105—109頁。

　　(9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區良渚古城遺址2006—2007年的發掘》，《考古》2008年第7期。

　　(9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等：《四川新津縣寶墩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年第1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20世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25—226頁。

　　(92)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6—112頁。

　　(93)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國大范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考古》2004年第1期；趙志軍：《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期。

　　(94)參見《呂氏春秋?召類》、《尚書?舜典》、《墨子?非攻》、《尚書?呂刑》、《國語?周語下》。

　　(95)蒙文通：《古史甄微》，第66頁。

　　(96)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109—199頁。

　　(9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1期；《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國家文物局編：《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第65—67頁。

　　(98)王巍：《從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的起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國家文物局編：《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第29—39頁；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ⅡM22出土漆桿“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

　　(99)何駑：《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28日，第3版。

　　(100)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頁。

　　(101)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簡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8—271頁。

　　(102)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