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周信有 1

學中醫書館 201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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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醫經驗集——周信有 1

內經專家周信有學術經驗

溫麗芬整理

編者按：周信有教授從醫５０余年，刻苦鉆研中醫經典，孜孜不倦，廣尋博覽，通曉中醫理論各種學說，尤對《內經》有深刻的研究。他早年行醫安東，中年執教北京，后又行醫辦學于西北，為中醫教育事業和臨床事業可謂嘔心瀝血。周氏雖診務繁忙，但治學嚴謹，熟讀深思，數十年筆耕不輟，著述豐碩。本文對周氏的治學道路和周氏對《內經》的深刻研究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周氏的學術思想及臨證思路淵源于《內經》，又接受了唯物辯證法和系統論哲學思想的指導，使他在醫療、科研、教學工作中都游刃有余，成績斐然。周氏除中醫理法方藥應用有獨到經驗外，又注意吸收現代醫學成果，故對肝病、血液病、冠心病、肺心病、痹證等中西疾病，均有心得體會，所創方藥，配伍精當，療效確切，堪為同道楷模。閱讀本文，將使我們在治學臨證各方面獲得很多教益。

《內經》者……其文義高古淵微，上極天文，下穹地紀，中悉人事。大而陰陽變化，小而草木昆蟲，音律象數之肇端，藏府經絡之曲折，靡不縷指而臚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開生民之壽域。其為德也，與天地同，與日月并，豈直規規治疾方術已哉？

———《類經》序

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深自誤哉！

———《大醫精誠》

周信有，男，漢族，１９２１年出生，山東省牟平縣人。周氏自幼家境貧寒，９歲隨父離鄉背井、流落安東。１５歲輟學習醫，從師當時安東名醫李景宸、顧德有名下。在嚴師指導下，刻苦攻讀、殷勤侍診，學識與日俱增，１９４１年，偽滿政府實行漢醫考試，應試合格，獲得“漢醫認許證”，即開始掛牌行醫。由于他重視理論聯系實際，善于博采眾家之精華，醫技日益精湛。５０年代已在安東名聲鵲起。１９５６年任職安東市第二人民醫院中醫科主任，繼當選為安東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和安東市中醫師工會會長等職。

１９６０年調北京中醫學院任教。主要從事《內經》教學，兼任臨床帶教。在這過程中，他對《內經》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學有體會。１９６３年曾參與主編出版全國中醫學院二版試用教材《內經》講義。同時在臨床上運用《內經》的理論原則和辯證思維方法指導實踐，感到第一卷２７８得心應手，心明眼亮，思路明確，論理豁達。由于對《內經》理論的融會貫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他在學術造詣上日臻深化，這就為他以后的學術成就和建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１９７０年為了支援西北中醫事業，由首都北京調到甘肅，先在基層從事診療，１９７８年甘肅中醫學院成立，被調該院任《內經》教研室主任及教務長等職，至今已扎根甘肅２０余年。周氏從教學到臨床，從理論到實踐，刻苦鉆研，努力不懈。使他在學術思想、臨床經驗和醫學成就方面，日臻成熟，并取得卓越成就。由于他長期從事《內經》教學與研究，因此深諳《內經》經旨、理論造詣頗深。又兼長期從事臨床工作，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特點與技術特長。周氏認為，盡管《內經》理論博大精深，高古淵微，但自始至終貫穿著整體觀、系統觀和辯證觀的哲學思想。這一基本觀點，構成了《內經》學術思想精髓和核心。祖國醫學正是將醫學實踐知識與哲學方法相結合而建立起來的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作為中醫工作者，必須牢牢地掌握它的理論核心，在醫療、科研、教學中善于運用整體觀、系統觀和辯證觀的方法去分析問題，認識問題的實質。周氏在醫學上能夠高屋建瓴、統觀全局，形成自己精辟獨到的學術見解，正是在《內經》的哲學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周氏也認為，中醫的發展必須沿襲其自身的理論特點和長處，同時也要與現代科學相結合。所以周氏在臨床上，特別是對疑難病癥的處理———無論明確診斷，剖析病案，還是遣方用藥，都能吸收近代科學成就，參考西醫之所長，宏觀辨證與微觀檢查相結合，遵古而不泥古，終于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臨證思路與遣方用藥特點。

在臨床上，周氏曾自謂是個雜家。除了主要以《內經》理論指導臨床外，其它如傷寒學說，溫病學說，歷代醫家之長對他均有較大影響。如治外感病，多宗葉、吳溫病學說；治內科雜病多系經方、時方間采，擇優而從。因此他在臨床上，臨證思路開闊明達，不受一法一方的束縛，能夠“復方多法”，綜合運用，各種藥效有機結合，相輔相成，互相配合。善于寒溫并用，濕燥并用，升降并用，攻補兼施；善于揉合溫散、疏化、宣導、滲利、祛瘀、清理、扶正達邪、祛邪安正等諸般治法，集于一方面兼顧之。這種遵古而不泥古，辨證靈活，化裁多變，不拘一格的遣方用藥特點，也是他重視整體，善于運用辯證觀、整體觀的方法分析問題，認識問題實質這一學術思想的具體表現。

以他精湛獨到的學術見解和臨床經驗，近年來他潛心于“病毒性肝炎”、“血液病”、“肺心病”、“痹證”、“老年病”等疑難雜癥的專題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他在總結大量病例與治療經驗的基礎上，研制出治療乙型肝炎和各種肝病的“舒肝消積丸”，已通過省級鑒定，上報衛生部。

經過臨床驗證和藥效學實驗，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非常有前途的治療肝病的新藥。最近又投入新的科研課題“血腦絡通”、“膽舒”和中醫美容系列化妝品的研制工作，并已初見成效。

為了垂教后世，周氏診余筆耕不輟，著述甚多。自來甘肅，他除主編《內經類要》、《內經精義》等有關《內經》專著以外，還主編出版中醫診治急癥的專著《決生死秘要》，該著１９８８年４月經甘肅科技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０年６月又經臺北千華出版公司改成繁體字，更名為《診斷生死秘要》在臺灣獨家出版發行，成為港臺暢銷書之一。這對交流海峽兩岸文化，弘揚祖國醫學起到積極作用。他也曾作為《中醫內科急癥證治》一書的編委，撰寫書中“內科急癥的四診臨床特點”部分，１９８５年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此書曾作為中央衛生部舉辦的“全國中醫內科急癥進修班”教材之用。多年來，周氏亦致力于中醫養生保健和老年醫學的研究。曾參與合編《老年保健》一書，此書１９８７年９月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選為“全國老年大學”試用教材。

多年來，他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慢性乙型肝炎的辨治體會與舒肝消第一卷２７９積丸的研制》、《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的體會》、《中醫養生與防治老年病》、《中國傳統康復醫學關于抗衰老途徑的認識》等，后者曾被選送參加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傳統康復醫學學術會議”作為會議交流論文。由于周氏自幼習武，精通武術（曾在１９５３年全國第一屆武術表演賽上獲表演優秀獎），故在該論文中有關“傳統體育與健康長壽”部分的闡述中，能集中醫、武術于一體，從中醫理論的深度，闡發武術養生保健之精髓，因而頗受與會的國內外學者高度重視。

周氏從行醫安東、執教北京，到辦學蘭州，至今已５０余年。誠可謂嘔心瀝血，夙夜孜孜。

如今雖已年逾古稀，仍在中醫園地默默耕耘。他被選為全國５００名中醫指導教師之一，１９９０年秋，他作為甘肅省指導教師代表去北京參加“全國繼承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拜師大會”，深感國家對中醫事業的關懷與重視。自此，他又在繁忙的診務之余擔當起老師帶徒，培養后學的重任。

帶教過程中，周氏常與青年教師及學生談自己成才之路，指出：初學中醫的秘訣在于背誦，不但背歌訣，還要背經典著作的重要原文，要養成背誦、默讀的習慣，背不是死記硬背，而是熟讀深思，一篇文章能夠反復不斷地熟讀背誦、深思聯想，這不但能夠加深記憶，而且能夠悟出其中奧妙，領會其精神實質。同時還要注意勤查、勤寫、善思，即遇到古典醫籍中的生字、難詞及文義有不明之處，隨時查閱字典、辭典，并參考歷代名家注釋，對其不同學術見解，進行比較，以求領會其精神實質；勤寫即勤于寫卡片和心得筆記，每讀完一本書，一篇文章或一個病證都應記下自己的收獲、體會、見解。對問題還要善于思考，歸納分析，提出個人見解。周氏還指出：初學中醫應該在幾本書上下功夫，打好基本功，而后循序漸進，瀏覽群書，兼及諸家，有了淵博的知識，視野寬闊，進而在某一專題上搞深入的研究，古代成名醫家，多遵循此路。總之周氏認為：醫海無涯，學不可以已，在醫學上沒有什么捷徑，只有下苦功夫，“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邊苦作舟”，望后學以勤為徑，以苦作舟，登高望遠，乘風破浪，凌絕頂，達彼岸，為振興中華醫學多作貢獻，斯吾愿也！吾亦自勉之。周氏通過口傳面授，將自己學術見解，獨到的臨床經驗，毫無保留的傳授給青年教師和徒弟，以使自己的學術經驗后繼有人。

“霜葉紅于二月花”。年逾古稀之年的周氏，現還擔任甘肅中醫學院教授，內經教研室主任，甘肅省中醫藥學會名譽理事，光明中醫函授大學顧問，張仲景國醫大學名譽教授，全國內經專業委員會顧問，甘肅省武術協會副主席，甘肅省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會主任委員，甘肅省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每天仍在勤奮不息，時刻不停地工作，以迎接新的人生歷程，向人們展示生命的價值。周氏的這種刻苦鉆研，嚴于繼承，勇于創新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學術精華

一、崇尚《內經》，主張突出特色，發揮所長，推陳致新周氏學術思想淵源于《內經》，他認為古代著名醫家，莫不咸遵《內經》為圭臬，今之醫者也應奉之為準繩。因此，他畢生致力于《內經》研究，深諳《內經》旨意。他曾指出，盡管《內經》博第一卷２８０大精深，涉獵廣泛，但自始至終，貫穿一條主線，這就是統領全局的整體觀、系統觀和辯證觀的哲學思想。這一基本觀點，使中醫學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獨特的理論體系。同時也形成了中醫在認識疾病和處理疾病時的獨特的思維方法：即從宏觀的、聯系的、動態的角度去觀察人體生理和病理，用整體調節的方法去協調陰陽，以達恢復機體平衡，治療疾病的目的。因此，整體系統觀和辯證恒動觀是《內經》學術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中醫學術獨有的、區別于其他任何醫學的理論特色。

周氏歷來主張，作為中醫，不論是從事臨床、科研，還是教學和理論研究，都應該時時處處突出這一特點，才能在中醫事業上有所建樹，取得成績。他本人更是身體力行。如早在７０年代后期，他在論述藏象學說時指出：“藏象學說把人體看成是最復雜的自動控制系統，對各個臟腑的認識，不受臟腑實體即形態學的束縛，而是以功能系統為單位，著重研究他們之間的聯系，并用五行歸類和生克制化的理論，闡明機體內臟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和機體整體統一性，以及機體各系統自控調節的復雜關系。”又從陰陽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出發，分析生命活動的實質，認為：“人體的生命現象和所進行的功能活動，無不包含陰陽對立的兩個方面，而這相互對立的陰陽雙方，又都無時無刻不處在‘陰靜陽躁’，‘陽化氣，陰成形’的相反相成的矛盾統一運動規律之中，從而促進了人體的生長發育，產生了氣化的能動作用，推動了人體的生命活動。此說明藏象學說體現了祖國醫學在生理上的系統觀、整體觀和方法上的辯證思維理論特點。”對于病機學說的研究，周氏同樣強調要突出整體觀和系統觀。如他主編出版的《決生死秘要》一書，就是力求突出中醫診治急癥從整體觀念出發這一理論特點。他在序言中說：“中醫診斷疾病，決斷生死，不論望色、辨神、察舌、切脈、審證，都要著眼于整體，了解全身的變化情況，如精神的得失，四肢的寒溫，色澤的榮枯，舌色的死活及脈象的虛實等。而且還須結合自然變化，晝夜變化，四時氣候變化以及年、月、日、時變化等對疾病的影響，以窺測病機，決斷生死預后。”他又進一步解釋說：“這些診斷依據，是患者在整體平衡失調的疾病狀態下不斷表現出來的動態信息群，醫者站在宏觀角度上，將這些信息群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進行望、聞、問、切，歸納分析，這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分析的過程，這樣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必然是人體整體功能失調和高度概括。而這些活動的、不斷變化的信息群，卻往往是現代醫學在診斷疾病時所不夠重視甚至忽視之處，但它卻正體現了中醫理論的獨特和科學之處。”在臨床實踐中，由于他深諳《內經》旨趣，所以能在治療疾病時高屋建瓴，統觀全局，注重對整體病變的糾正。他的“綜合運用，整體調節”的遣方用藥總原則，就是在《內經》治則思想指導下創立的。從而使他在處理諸多疑難重癥時往往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臨床、科研，周氏還長期從事《內經》教學，已近４０年。他的許多重要學術精華

也往往在教學中得到體現。他認為中醫課堂教學同樣要突出中醫特色。而要突出特色，沒有良好的教材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認為《內經》教材改革勢在必行。教材改革涉及方面很多，但只要緊緊把握突出中醫特點這一中心，就不會走向歧途。正如他在《突出特色、發揮所長、為發展中醫事業而努力》一文中指出：“《內經》一書中熔鑄了我們祖先的驚人智慧和偉大創造，內容涉獵廣泛，豐富多彩，它不單純是研究人體生命的一門科學，其中滲透了古代哲學的內容，而且也綜合運用了當時與人體有關的各門自然科學知識，包括天文、歷算、地理、氣象、生物、物理等。所以，可以把《內經》看作是以醫學為主體的，綜合性很強的論文匯集。這就構成了它本身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和理論體系。因此，改革《內經》教材要善于揭示它的特色。”為此，他提出教改中必須重視的三個方第一卷２８１面：①突出《內經》綜合性特點。他說：“《內經》一書所具有的各科知識領域之間相互滲透的綜合性特點，體現了中醫認識問題的方法是從系統聯系的整體觀出發，重視各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滲透，這是祖國醫學理論的特點，應該繼承和發揚。現在看來，這也符合現時代的要求。當今世界教育改革，科技革命新的發展趨向，亦是由知識分化逐漸走向一體化、綜合化。以往是各學科知識越分越細，而現在是越來越走向綜合，打破了學科界限，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結合。

科學發展，逐漸由分析時代走向系統時代。《內經》一書所具有的綜合性、整體性學術特點，實際上是符合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的。所以，在《內經》教材改革時，無論是在選文、分類和按語分析方面，都要突出《內經》綜合性特點。”②突出哲理性特點。周氏指出：“任何科學都是理論與方法的結合，一定的理論總是由一定的方法達到的，獨特的理論必定含有獨特的方法。祖國醫學正是醫療實踐知識與哲學方法相結合而建立起來的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在《內經》一書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深刻地闡發了當時哲學領域的一些重大問題。并且在整本書中處處都滲透了系統觀、整體觀和辯證觀的哲學思維方法。”接著他又進一步分析道：“系統整體的方法，就是分類與聯系的方法，強調研究問題，要從整體著眼。整體觀念是系統觀的中心和出發點。辯證的方法，是把陰陽二分法作為一種認識工具，辯證地、動態地認識分析問題的方法。兩種方法的綜合，正體現了古代哲學體系的唯物觀和辯證觀的實質。因此，對《內經》每章所摘取的經文、注釋和按語等，就要考慮能夠反映祖國醫學這一獨具特色的哲理性特點，給以充分發揮。”③實踐性特點。周氏一貫認為，經驗與哲學，是《內經》理論形成的兩大淵源，哲學的合理性與經驗的有效性構成《內經》一書的科學價值。所以他認為改革《內經》教材，也必須突出其實踐性的特點。他曾提出：“所選摘分類的經文，應以能指導臨床實踐為衡量標準，對于那些限于目前種種原因而對其實踐意義尚未揭示和認識的經文，可以作為某些專門學者整理研究的課題。而作為教材，則不應兼收并蓄。

選文如此，注釋、按語與綜述更應如此。切忌由概念到概念，言而無物，空泛乏味，使學生覺得中醫是‘玄學’。尤其是摘選和分析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等與臨床密切相關的內容時，更需緊密聯系臨床，突出實踐意義，始能讓學生透徹理解《內經》實質。”在《內經》授課時，同樣注重時時處處突出中醫的整體性、哲理性和實踐性特點。他認為：“只有牢牢掌握這一總的原則，才能啟發和誘導學生從更廣闊、深遠的角度去領會《內經》的深刻含義。”理論聯系實際也是周氏授課的一大特點。長期的臨床，能夠使他對那些高深古奧的經文，講解得生動自然，有條不紊，有理有據，切合實際，容易掌握。無怪被同學們譽為“把枯燥的經文講活了”。

周氏雖然強調“發展中醫，必須保持中醫特色，發揮所長，推陳致新”。但并不是說中醫的發展可以離開現代科學的軌道，而是說中醫的發展必須承襲其自身的理論特點和長處，同時亦要與現代科學的成就相聯系，使之逐漸轉移到中醫現代化道路上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共同存在，互相結合與滲透，這反映了時代的特點。西醫是建筑在近代科學的基礎上，中醫是建筑在長期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又接受了古代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影響，兩者各有所長，亦各有其不足，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用彼之長，補己不足，以促進中醫理論的發展。

周氏認為：“在現代科學發展的時代，中醫傳統‘宏觀辨證’的方法，應與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微觀辨證’的方法有機結合，互相補充，這對發展中醫很有必要。但必須明確，中醫運用微觀辨證，同中醫運用傳統宏觀辨證一樣，都必須突出中醫特色，以中醫整體系統的方法為指導，運用中醫理、法、方、藥來辨證施治，不能走西醫診斷，中醫治療的道路。目前有一種傾第一卷２８２向，好像中醫一談微觀辨證，就是背離了中醫理論，失去中醫特點，其實這種顧慮是沒有道理的。消除這種誤解，應從思想上明確兩個概念。首先應正確理解中醫所謂的‘宏觀’，其確徹含義，是對疾病的認識，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只看局部病變，只重視實驗室的微觀指標，而是應重視局部病變同整體的關系，著重從宏觀方面來動態地觀察和分析機體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所引起的整體性病理反應；在治療上注重調節機體陰陽，使之恢復相對平衡的關系。也就是通過對機體平衡失調的整體調節，恢復體內自控性，使機體自穩系統達到最佳狀態。可知中醫的‘宏觀理論’不能單純理解為‘宏觀辨證’，而是包含了比宏觀辨證更廣博更深刻的內在含義，體現了中醫觀察人體，研究生命實質的一種認識觀和方法觀。”“其次，要明確‘證’是處于一定階段時的病因、病位、病變性質和邪正力量對比等各種因素的整體反應。這個整體反應，既然有肉眼可見的宏觀變化，也必然存在肉眼所看不見的微觀變化。因此宏觀變化和微觀變化都可作為機體整體反應的組成部分，二者關系是相互補充而決不是相互取代。微觀辨證是在傳統宏觀辨證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是傳統辨證在更深入的層次上，對機體整體病理反應的微觀認識，因此，同樣體現了中醫的整體觀和辨證觀思想。

兩種辨證的結合，就可使我們獲得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信息群，這是對以往四診的深化和補充，也是對中醫整體觀念的深化和補充。這必將使傳統辨證更完整，更準確，因而也更加本質地闡明‘證’的實質。”周氏在臨床上既重視宏觀辨證，又不忽視微觀辨證。如他在分析各類“肝病”的病理機制時說：“肝病患者盡管病程不同，證型各異，但在微觀辨證方面，常有共同的病理基礎，如肝細胞不同程度的變性與壞死，肝纖維組織的增生，肝微循環的障礙等。這些微觀病理變化，可以貫穿于肝臟病變的始終，它們有的可以同時反應于宏觀表現之中，有的卻未能及時得到反應。辨證時，只有既重視宏觀證候表現，又不忽略微觀病理變化，才能準確把握病機，抓住共性，區別個性，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治療措施。”周氏這一見解，為臨床采取綜合措施治療各種肝病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外，周氏還指出“微觀辨證”對中醫判斷臨床療效也提出更為明確的客觀指標。他說：“以往中醫沒有實驗室指標參照，對疾病療效的認識只能根據癥狀改善或消除來判定。現在有了微觀指標，對療效標準的認識就更加客觀全面。”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周氏對發展中醫的認識，既強調必須保持中醫特色，承襲其自身的特點和長處，又重視同現代的科學成就相聯系，使之逐漸轉移到中醫現代化的道路上來。

二、闡發病機十九條，見解獨到，論理新穎病機十九條，是《內經》病機學說的重要內容之一。周氏長期致力于《內經》研究，加上豐富的臨床經驗，使他對十九條有深刻的理解。不但在臨床上能靈活運用，而且在闡述經義時也辨析精詳。他所寫《病機十九條臨證辨析》（下稱《辨析》）一文，較全面地反映了他對《內經》病機理論的許多獨到見解。現將本文一些主要學術觀點綜述于后。

（一）謹守病機，無失氣宜周氏認為：“病機十九條是《內經》論述病機理論的核心內容。它是古代醫家在長期醫療實踐中把各種疾病所表現的錯綜復雜的病理機制概括歸納為十九條，作為臨證探求病機的理論第一卷２８３準則。言簡意賅，頗切實用，臨床指導意義頗大。”周氏認為：病機十九條雖繁，然歸納起來，不外五臟病機與六氣病機兩個方面。一般來說，五臟病機是就其病位而言，六氣病機是就其病性而言，然病位與病性又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言病位則離不開病性，言病性則又離不開病位。所以五臟病機總的來說，不外是六氣之化，而六氣的變化，又是臟腑陰陽盛衰失調所表現的病理反應。此即《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謂“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又謂：“謹守病機，無失氣宜。”“氣宜”即指六氣變化之機宜。說明五臟病機，主要是六氣之化，即肝病化風，腎病化寒，脾病化濕，心病化火，肺病化燥等。這反映了祖國醫學病機學說的理論實質。

五臟是人體的實質臟器，六氣是自然界的六氣變化。運用兩者之間的內外聯系，構成中醫病機學說的理論特點。即張志聰所謂“蓋天有六淫之邪，而吾身有六氣之化也”，這一理論的形成，主要是運用“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運用系統聯系，五行歸類的方法總結出來的。近代也認為自然界存在的物質因素，在人體也同樣存在著，這是客觀存在的必然法則。如以肝為例：“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提示“肝病化風”是肝的主要病機。“風”是天之六氣之一，“肝”是人體臟器，肝病所以會化風，是運用五行歸類的方法，認為肝與風兩者的性能有相近之處，皆具有‘木’的屬性和特征，而且是內外相應的。進一步分析，亦即它們都具有事物的生發、溫煦、振動的性能和特征。此即《素問·五運行大論》所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氣為柔，在藏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變摧拉，其中“暄”、“柔”、“和”、“動”是言兩者的正常性能，“摧拉”是言其反常性能。風是春天的主氣。春天風和是暖，氣候溫煦，陽氣升動，萬物生發，草木滋生，欣欣向榮，肝的生理特性亦是溫柔和順，條達疏泄，主升主動。然其升是微升，其動是微動，其溫是微溫，猶如春風之溫煦和暢，內外相應。肝臟在人體，只有維持溫柔和暢，條達疏泄之少陽特性，才能斡旋敷布一身之陰陽氣血，而使陽舒陰布，氣血和調，意志順遂，胸襟開朗。肝與風的這種性能與特征，《尚書·洪范》比喻為“木曰曲直”。“曲直”兩字含有剛柔相濟之義。如木之干挺直，若松柏之挺拔，木之枝屈曲，猶楊柳之垂柔。這提示木有曲直剛柔之雙重性。春風肝木之氣，只有柔中有剛，曲中有直，才能鼓舞啟動，舒發陽氣，鼓動生氣，發揮正常作用。如果肝與風一反其少陽之特性，就要引起“摧拉”的反常現象。自然界風邪太過，其力就可由柔和而變得急暴，引起摧枯拉朽之惡果。同理，人體肝陽，肝氣太過，就好像反常之風邪，其力也變得急暴亢奮，有上逆、下迫、橫逆、郁結之變。如此，就要引起“掉眩”而出現肢體動搖不定，拘攣抽搐，眩暈昏仆的肝風內動癥狀。也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謂的“風勝則動”。

周氏的上述分析，非常形象生動地把自然界之風與人體之肝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而闡明了肝病所以化風的道理。明白易懂卻又寓意深刻，使學者不但能較透徹地掌握“諸風掉眩，皆屬于肝”一條經文的精神實質，而且還能從更高的角度領悟到中醫病機理論所蘊含的整體觀的內涵。

周氏對五臟病機的分析，都以“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為準則。論理清晰，見解獨到，頗多發揮。

（二）審證求因，探求病機周氏認為：根據病機十九條的理論，認識與掌握疾病的病理機制，必須從分析證候入手。

“證”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臟腑的功能失調所出現的病理反映。“有諸內必形諸外，”任何疾病，通過對體表癥狀的分析判斷，就可以測知相應內臟的病理變化情況。所以，病機十九條的第一卷２８４每一條病機，都是通過主要證候表現，來審證求因，探求病機。如肝病化風的病機，主要是通過“掉眩”的癥狀分析得出，即所謂“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同樣，腎病化寒，脾病化濕，心病化火，肺病氣機失調的病機，亦是通過“收引”、“腫滿”、“瘡瘍痛癢”、“郁”的癥狀分析得出。只有通過體表的癥狀分析，辨明證候性質，才能明確病因、病機，掌握疾病的本質。這反映了中醫病機學說的理論特點。

另外，周氏認為，要加深領會五臟病機，還須結合五臟的陰陽屬性進行分析。心、肝皆為剛臟，亦為陽臟。結合“天人相應”運氣學說的觀點，又稱風火之臟。所以在臨床上，心、肝之病，多從實化、熱化。其病機和證候多表現陽亢氣逆，風火熾盛，急暴亢奮的特點。肝陽偏亢，肝氣疏泄太過，可致陽動風生，而出現“掉眩”、“強直”的急暴證候。此亦即《素問·藏氣法時論》所謂“肝苦急”。心火旺盛，擾動神明，可致神識狂亂，發生“瞀”、“躁狂、“口噤鼓栗”等病證。二者的治療皆宜苦寒折降，瀉其太過，以抑其急暴亢奮之勢。同時亦要佐以甘緩滋潤，以柔制剛，也即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所謂：“肝為剛臟，非柔潤不能調和也。”又謂：“心肝為剛臟，可受柔藥”。《素問·藏氣法時論》也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脾腎皆為柔臟，亦為陰臟。腎為水臟，為先天之本，內寓元陽、元陰，為“生氣之原”，脾居土位，為后天之本，濡潤澤物，為氣血生化之源。故在臨床上，脾、腎的病變，多表現化源不足，陰陽氣血虧損，而呈現虛損危重的證候特征。如腎陽虛損，命火式微，可致寒從中生，關門不固。癥見身寒、肢冷、惡寒倦臥、二便遺泄，遺精滑泄等。治宜補腎填精，溫陽散寒，回陽救逆。脾陽受挫，陽虛不運，不能輸布津液，運化精微，可發生浮腫、腹脹便溏、氣血虛損等病證。治宜溫運脾陽，健脾利濕，益氣生血。此即葉天士所謂：“脾腎為柔臟，可受剛藥。”至于肺介于陽與陰之間，為陽盡陰生之臟，與秋燥之氣相應，故肺病多從燥化。肺又主一身之氣，肺氣失調，失于宣發，又可發生喘逆、痞悶之癥。治宜降肺利氣，通調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