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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問·至真要大論》里，已有關于六氣、臟腑病機理論的一些專論，誰內容不多，記述簡要。唐代王冰注<素問》有所闡發。六氣、臟腑病機之說被重視并不斷完善，是在金代醫家開始研究以后。這些成就豐富了《內經》的病機學說，促進了內科雜病理論的發展。 (一)六氣病機學說 對六氣病機進行專門研究，并加以充實發展，首推金·劉完素。他根據<內經》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整體觀，十分重視五運六氣對人體的影響。他認為自然界的變化與人體生理活動和病理變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所以研究醫學必須重視自然界的變化規律。他綜合了<內經》人與天地相應的理論，指出在正常生理情況下不同臟腑與五運六氣的配屬關系，把五運六氣與人體腦腑直接聯系起來。同時，又應用“亢則害，承迺制”的理論，指出臟腑六氣之間，都具有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約的關系,因此,在臨證時,應以五行生克關系來理解病理變化。他特別強調臟腑的病變不一定全是“本氣興衰”的直接結果，《原病式·卷二·寒類》:“夫六氣變亂而為病者，乃相兼而同為病。”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六氣互相干而病”者，尤為常見。 劉氏還結合運用“比物立象”的方法，對《素問》“病機十九條”所列病證加以解釋和歸類,認為疾病證候的表現雖然紛繁復雜，而其變化機理，都可用五運六氣來概括。因而把病機中的心、肝、脾、肺、腎五臟疾病歸納為“五運主病”，其它病證則分別以風、熱、濕、火、寒統之，另增列“諸澀枯涸、干勁皴揭，皆屬于燥”一條，而成為六氣為病一類。 劉完素對六氣孰者為主，六氣之間是否可以轉化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觀點。他認為，六氣致病，以火熱為多。蓋六氣之中，火熱居其二;而病機十九條中，火熱居其九，并以此為據，在實踐基礎上進一步擴充，把病機十九條中六氣引起的病證由二十一種擴大到八十一種，其中由火熱引起的就有五十六種。同時強調六氣中的風、濕、燥、寒等也可由熱而生，或生熱化火。這樣，就從火熱為病的廣泛性和“六氣皆能化火”兩方面論證了絕大多數疾病都是由火熱所致，在病機理論方面確立了以火熱立論的學術主張。劉完素關于火熱病機的闡述，對后世溫熱病的證治有很大的啟示，被譽為溫熱學派的先導,前此無出其右者。 劉完素火熱論著眼于外來的火熱邪氣，其后之朱震亨則側重于體內火熱的化生。朱氏與劉完素有間接師承關系，所以受其“主火論”的影響也較大。朱氏提出“陽有余,陰不足”的著名論點，對劉完素未備之處予以補充。朱氏認為，由于人體的陰精難于生長，而相火又易于妄動，乃是人體發生疾病的重要原因。這就是朱氏“陽有余，陰不足”的學術思想，對后世內科學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溫病學派的養陰、救津、填精等治療法則，與他的滋陰降火的重要啟示不無關系。 私淑劉完素的張從正，也重視六氣,且以六氣分類病證，有“風從火化,濕與燥兼”及“三消當從火斷”之論。其與劉氏不同者，乃提倡治病以攻邪為主。尤嫻于汗、吐、下三法。張氏以祛除病因為主要療法的攻邪論觀點，雖未免失之于偏，但若運用得當，仍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 綜上六氣病機學術理論發展的概況，不難看出劉完素等人重視自然界對人體的影響，把運氣學說運用于內科臨床實踐，強調臟腑病變的相互影響和六氣可以相互轉化，并把它們作為病證的分類綱領，從而使“六氣”病機理論逐步系統化。由于他們對六氣病機的倡導和 發 揮，大大充實和發展了《內經》六氣病機學說內容，成為后世內科臨床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對火熱病機的深入研討，指出火熱病不但可以由外而來，也可自內而生，還可由其他邪氣轉化而成，豐富了內科火熱病證治的內容，對溫熱病學說的形成和火熱病證的治療以很大影響。
(二)臟腑病機學說 內科雜病多采用臟腑辨證。臟腑辨證始于《內經》、《金匱》，其后《中藏經》、《千金方》和《小兒藥證直訣》雖有所發展，但仍未能自成體系。使臟腑辨證趨于完善而具實際指導意義，是經過金·張元素對臟腑病機的研究整理的結果。 張元素在繼承《內經》和前輩醫家成就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豐富、發展了從臟腑寒熱虛實以言病機辨證的學說，組成了五臟六腑十一經辨證系統。對每一臟腑，首列其性質、功能、部位等生理特征，次敘脈之病理變化，再論其虛、實、寒、熱和諸種病變，并指出種種轉歸和預后，最后論述其治療。其論詳而有要，秩序井然，較之以往諸家，大有提高。此外，張氏還制定了《臟腑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把藥物的使用直接和臟腑病機聯系起來,既有利于提綱挈領地掌握藥物效用，又有助于一隅三反,使藥理直接與臨床聯系，理法方藥貫為一體，對臟腑辨證的應用和辨證論治原則的貫徹，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上述臟腑病機與辨證,是泛論各臟腑,無所偏重。到了宋代,這種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逐漸從某些主要臟腑來深入探討。如嚴用和說:“古人云: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如補腎,腎氣若壯，丹田火經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矣”(《濟生方·脾胃虛實論治》)。自金·李杲創“脾胃論”，朱震亨創“相火說”，脾腎的重要性便愈加突出。到了明代，就發展為“腎為先天之根，脾為后天之本”的說法。突出脾腎的重要性，是由內科實踐經驗的積累和對臟腑病機學說的發揮而產生的。 首先是李杲創“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李氏是張元素的弟子，他在張氏臟腑病機辨證的啟示下，根據自己的臨證經驗，別開生面，闡發《素問·太陰陽明論》“土者生萬物”的理論，突出脾胃在發病中的重要性,提出脾胃內傷學說，對于內傷諸病的證治，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不過,他側重升補脾胃之陽,于脾胃之陰的滋養則嫌不足，后經葉天士等人補充發揮后，脾胃學說乃臻于完善。 其次是明代薛己脾腎并重的治療思想。他說:“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以生。”因而薛氏在臨證時，往往一日之內，既服補脾健胃之劑，以培后天;又服補腎之劑，以滋化源。如是脾腎并重，對虛損病證的辨治，頗具裨益。腎的重要作用被特別突出，是明代命門學說形成的結果。早在《難經》中就有關于腎與命門的關系及命門作用的論述，經宋而至明代，隨著以命門主火，為生化之源作為基本論點的命門學說的形成，明確地把腎與命門并提，腎與命門的關系就是水與火的關系，五臟中腎的作用就變成至為重要了。明代醫家如李時珍、趙獻可、張景岳、李梃、虞天民等，對命門都有專門論述,然獨重于腎水命火者,莫過于趙獻可。趙氏把命門比喻為“真君真主”，治療主用六味、八味，一以養腎水，一以補命火。認為只要這兩方運用得宜,就能達到益脾胃而培萬物的目的。這就把命門提到至關重要的位置了。趙氏之說，雖未免失之偏頗,但從臨床實踐看,腎命確有其重要作用。 綜上可知，金元以后諸家對病機與辨證的闡述，各以不同的學術見解，從不同的方面發展了《內經》的理論。豐富了內科的學術理論和治療手段。 中醫鼻祖扁鵲，上古時期中土人士，姓秦、名緩、字越人。扁為通假字，翩翩飛舞的意思，鵲是喜鵲，合起來就是翩翩飛舞而來的喜鵲。因為扁鵲所到之處都能夠給大家帶來祛除病痛的快樂，所以被世人尊稱為：扁鵲。 秦氏中醫，擅長治療心腦血管病、腫瘤 、風濕類風濕、高血壓、糖尿病、婦科、兒科以及皮膚疾病等急慢性疑難雜癥，結合傳世驗方以及內病外治法、任督微針通絡法，多能立竿見影獲得良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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