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避稅案例研究和中國應對 BEPS的緊迫性分析及策略建議

中國注冊會計師非執業會員版2014年02期

　　一、引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跨國公司避稅的現象和趨勢愈發嚴重。谷歌（Google）在2011年把其當年全球利潤的80％（約98億美元）轉移至百慕大群島的空殼公司，避稅超過20億美元。2012年亞馬遜把在英國實現的33億英鎊的銷售利潤轉移至盧森堡，因而沒有納稅一分錢。跨國公司肆無忌憚的避稅行為，已經引起各國重視，20國集團領導人在2012年6月墨西哥首腦峰會上就跨國公司避稅的問題，鄭重提出防止和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稱BEPS或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國際課題，并委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稱OECD）就BEPS問題進行調研。2013年2月，OECD發布了題為“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報告，首次完整地闡述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國際現狀，并明確指出某些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已經造成全球商業競爭環境的嚴重不公平，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長期和致命的危害。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尤其受到跨國公司避稅的侵擾，同時考慮到我國企業正在“走出去”，全面、深入地參與全球化的競爭，需要認真對待BEPS問題及其挑戰，積極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重新制定，爭取應有的話語權。
　　本文利用目前已經公開的信息，研究和分析美國蘋果公司如何利用國家間稅收協定與各國國內稅法的漏洞以及轉讓定價等工具，通過復雜的投資架構安排和交易手段，把巨額利潤轉移到愛爾蘭進行避稅。透過對這個案例的研究，可以清晰地解讀OECD應對BEPS所要解決的問題和難點，更重要的是，這個案例涉及中國公司，與中國目前反避稅的現實需要密切相關。

　　二、蘋果案例的由來與背景
　　（一）蘋果案例的由來
　　2013年5月美國國會參議院舉行聽證會，就“海外避稅”問題，對美國蘋果公司的高管們進行質詢，所列舉的幾項重要避稅事實是：（1）向海外（即美國以外）轉移利潤：蘋果2012年末擁有的1450億美元現金或現金資產中有1020億美元游離于美國海外，而且幾乎沒有繳稅；（2）海外關聯公司的非稅收居民身份：蘋果在愛爾蘭的兩家關鍵的關聯公司自我否定了愛爾蘭的居民納稅人身份，也不承認為美國的稅收居民，他們是蘋果國際運營公司（Apple Operation International，下稱AOI）和蘋果國際銷售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下稱ASI）；（3）濫用成本分攤協議：成本分攤協議（Cost Sharing Agreement，下稱CSA），是蘋果把數百億美元的利潤轉移到愛爾蘭的主要工具。
　　（二）蘋果公司的歷史與概況
　　蘋果美國公司（Apple Inc，下稱API），1997年1月在美國加州設立，有著超過30年公開上市交易的歷史，最初是一家從事個人電腦的公司，現專注于設計、制造和銷售電腦、移動電話和其他高科技個人通訊和游戲產品；目前在全球擁有大約8萬名員工，其中5.2萬名在美國本土工作。蘋果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SEC）報告的2012年的收入為1565億美元，凈利潤為417億美元，每股凈收益（EPS）為44.15美元。

　　三、蘋果的主要納稅籌劃戰略與規劃布局
　　蘋果在其剛剛設立幾年后，就按部就班地悄然展開納稅籌劃戰略和規劃布局，至今已經是一個復雜、完整的體系，其縝密、機巧也無愧于蘋果“偉大”公司的名聲。
　　（一）蘋果通過自否居民納稅人身份的做法避稅，達到“雙邊均不納稅”的效果
　　現行的國家間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基本上采用的是OECD的稅收協定范本，然而當協定與某些國家的國內法結合使用時，就會出現漏洞。蘋果就是利用了這樣的漏洞，實現在美國和愛爾蘭的“雙邊均不納稅”。
　　1.蘋果的海外投資和組織架構設計
　　蘋果自1980年始，選擇愛爾蘭打造其全球的戰略運營模式和業務區域網絡。圖1是蘋果2012年末的海外關聯公司組織結構圖（下稱《組織結構圖》）。

　　2.蘋果國際運營公司（AOI）
　　美國國際運營公司，即AOI，是蘋果在美國以外的海外關聯公司組織結構的第一級關聯公司，100%為API擁有。AOI實際上扮演了蘋果在美國以外最高持股公司的角色，如圖1所示，設立在愛爾蘭的蘋果歐洲運營公司（AOE）、蘋果國際分銷公司（ADI）、ASI，設立在新加坡的蘋果南亞公司（ASA），以及蘋果零售歐洲控股公司都由AOI擁有。
　　然而，蘋果這么重要的一家海外持股公司AOI，在愛爾蘭卻沒有物理空間上的真實存在。AOI與AOE、ADI和ASI共享在愛爾蘭Cork市的一個公司注冊地址，而此有地址而沒有辦公室。AOI自設立以來的30多年沒有一名員工，只有三個自然人作為董事，然而他們中兩位是API的員工，居住并工作在美國加州，另外一位是ADI的員工，居住在愛爾蘭，并且AOI的董事會會議幾乎都是在美國加州召開的。
　　AOI的資產由API位于美國內華達州的一家專門從事資產管理的子公司負責管理，AOI的資產（主要是現金）存放在其開設于美國紐約的銀行賬戶，AOI的全部會計賬簿和財務記錄由位于美國德州的蘋果財務會計共享服務中心負責維護和管理，AOI在愛爾蘭沒有開設任何銀行賬戶。
　　以上情況是蘋果在其關聯公司間故意或特意而為，以證明AOI所有的業務活動和經營管理控制所在地不在愛爾蘭，因此自我否定了其愛爾蘭的居民納稅人身份，并且也不承認為美國的稅收居民。自2009年至2012年，AOI從其下屬的關聯公司共計收到股息300億美元，相當于這一時期蘋果全球凈利潤的30％，AOI沒有就此向任何國家納稅。
　　3.蘋果國際銷售公司（ASI）
　　ASI和其直接母公司AOE同樣設立在愛爾蘭，而AOE的直接母公司是AOI。在2012年以前，與AOI一樣，ASI也沒有自己的員工，其董事會成員是工作和居住在美國的API員工。自2006年5月至2012年3月的共計33次董事會會議都在美國加州召開。雖然2012年從AOE接收了約250名員工，但ASI仍然堅持認為它的實際經營活動和管理控制所在地不在愛爾蘭，否認自己愛爾蘭居民納稅人的身份，也不承認是美國的稅收居民。自2009年至2012年，ASI共計取得740億美元的利潤，幾乎沒有納稅。
　　（二）建立不同的運營結構和業務組織模式進行避稅
　　1.蘋果把全球市場劃分為美洲市場和美洲以外市場

　　從圖2中的《蘋果運營結構圖》可以清晰地看出蘋果的全球市場劃分，美洲市場包括美國本土和ALAC區域（ALAC區域包括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美洲以外市場包括中國、歐洲和亞太地區。一直以來，蘋果就是執行這樣的全球市場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蘋果全球的運營架構和銷售網絡，作為其全球價值鏈體系的組成部分。
　　2.蘋果的全球化采購模式和價值鏈設計
　　蘋果全球的研發活動都在美國本土進行，同時蘋果將其生產活動幾乎全部外包，使用第三方合約制造商來生產在美國研發出來的新產品。
　　蘋果采用全球化的采購模式，提供產品設計方案和技術作為合作條件，利用自己居于價值鏈上游的競爭優勢，按照自己的需求進行產品零配件的采購，并且通過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大幅降低采購成本。蘋果全球采購而來的零配件和部件全部運往中國，由中國的一家第三方合約制造商（下稱中國合約制造商）最終制成蘋果的各種商品。中國合約制造商是依據與蘋果達成的《合約加工服務協議》（Contract Manufacturing Service Agreement）向蘋果提供合約制造服務，這種服務包括，對蘋果全球采購而來的零配件和部件等進行最終的組裝、裝配、集成、軟件和系統的安裝、倒入、調試、測試、檢驗、包裝等一系列專業操作，而最終制成蘋果商品。
　　3.蘋果的全球銷售網絡與分銷結構
　　如《蘋果運營架構圖》所示，API和ASI（ADI受ASI委托）是中國合約制造商所制造出的蘋果商品的第一手買家。其中API負責美洲市場的銷售，直接把蘋果商品銷售給美國本土消費者，或轉售給蘋果在ALAC區域的關聯分銷公司，由其再銷售給ALAC區域的消費者。ASI（ADI受ASI委托）負責美洲以外市場，ASI把蘋果商品轉售給ADI，由ADI再轉售給分布在歐洲各國的關聯分銷公司，或者ASI把蘋果商品轉售給ASA，由ASA再轉售給分布在亞太區各國的關聯分銷公司，由這些關聯分銷公司通過各自的方式和渠道把蘋果商品最終銷售給歐洲和亞太區各國的消費者。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市場，ADI作為第一手買家，把蘋果商品轉售給中國的關聯分銷公司，通過當地的銷售網絡和渠道，把蘋果商品最終銷售給中國消費者。
　　4.蘋果通過轉讓定價等工具，把美洲以外市場的銷售利潤轉移至愛爾蘭
　　中國合約制造商在蘋果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只充當簡單功能風險承擔者的角色。雖然蘋果商品由其最終制成，但賺取的利潤是很低的，因為其與ASI簽訂的《合約加工服務協議》中約定了合約制造服務提供商的地位和功能，承擔有限的產品制造風險，因此只能取得有限的利潤，使得 API和ASI（ADI受ASI委托）能夠以很低的價格從中國合約制造商購買蘋果商品。
　　但是，當API把蘋果商品轉售給美洲市場的關聯分銷公司，ASI（ADI受ASI委托）把蘋果商品轉售給歐洲和亞太地區的關聯分銷公司時，就會附上很高的加價，換言之，API獲得了銷往美洲市場蘋果商品的利潤，ASI（包括ADI）獲得了銷往美洲以外市場蘋果商品的利潤。在蘋果價值鏈體系中，API和ASI被蘋果定義為資產、功能和風險的主承擔者（Principle），因為他們擁有蘋果價值鏈中最有價值的核心部分：知識產權，這是蘋果幾十年來對價值鏈和轉讓定價精心設計和運作的結果，使得API和ASI（ADI受ASI委托）在與各區域關聯分銷公司的關聯交易定價中，以“企業家（Entrepreneur）”的功能地位出現，并居于整個蘋果價值鏈和轉讓定價交易的核心，其結果是，通過關聯交易美洲市場的銷售利潤保留在API，美洲以外市場的銷售利潤保留在ASI（包括ADI，ADI在愛爾蘭享受2％甚或更低的所得稅率），ASI和ADI以分配股息的方式把利潤集中于AOI。
　　5.蘋果商品的物流模式
　　上述復雜的關聯交易中，蘋果商品的法律所有權被一次次轉移，是由一連串的合同或訂單完成的，實際上蘋果商品在物理空間上并沒有像其法律所有權那樣一次次地轉移。蘋果商品由中國合約制造商的工廠起運，被直接地、一次性地運到終端消費者所在的國家，交付給當地第三方銷售商或消費者手中，這樣節約了蘋果的大量物流成本。
　　（三）通過特殊的成本分攤協議將知識產權的部分經濟權利置于ASI名下，將利潤轉移至愛爾蘭
　　蘋果的另外一種轉讓定價工具，就是它的成本分攤協議（CSA），與其全球市場的劃分和價值鏈的設計密切配合。
　　1.蘋果CSA的結構、主要條款和運作模式
　　CSA主要由兩家蘋果的關聯公司簽訂，即API和ASI。ASI與API共同承擔蘋果全球研發活動的成本，分擔研發活動的風險，也共享研發活動的成果。當然，蘋果的分享方式與眾不同。
　　蘋果全球的研發活動幾乎都在美國本土進行，但CSA規定，由API與ASI按照各自負責的銷售市場實現的銷售收入所形成的比例，分擔蘋果全球研發活動的成本。例如2004年，蘋果美洲市場的銷售收入約占蘋果全球銷售收入的40％，其余60％的銷售收入來自美洲以外市場。當年蘋果全球研發成本為24億美元，按照美洲市場和美洲以外市場實現的銷售收入比例，API承擔蘋果研發成本的40％，即10億美元，而ASI承擔余下的60％，即14億美元。
　　2.CSA對蘋果知識產權的特殊安排
　　蘋果研發活動的成果，就是蘋果的知識產權，這是蘋果和蘋果商品的核心競爭力和價值源泉所在。CSA對蘋果的知識產權做了特殊的安排，把知識產權拆分為法律權利（Legal Rights）和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其中全部的法律權利由API擁有，即API是蘋果知識產權中的法律權利的唯一擁有者。同時API還是銷往美洲市場蘋果商品知識產權中經濟權利的擁有者，ASI是銷往美洲以外市場蘋果商品知識產權中經濟權利的擁有者。這種對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的拆分，既與API和ASI對蘋果全球研發活動成本的分擔完全對應，也與蘋果全球市場分為美洲市場和美洲以外市場完全對應。正是由于API和ASI擁有了這樣的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使得它們能夠在蘋果的關聯交易中充當資產、功能和風險的主承擔者（Principle）的角色，賺取企業家（Entrepreneur）利潤。

　　四、蘋果公司案例分析
　　（一）蘋果自否居民納稅人的籌劃邏輯
　　OECD的稅收協定范本最初是在1963年制定的，之后雖有更新，但與當今數字產品和網絡經濟的迅猛發展有著明顯的差距和諸多的不適應。該范本規定，是否構成某國的居民納稅人是該國政府是否擁有征稅權的前提，而“居民納稅人”卻由各國的國內法給予具體的定義和規范。普遍的原則是，要求納稅人在諸如經常住所（Domicile）、居住地（Residence）、公司設立地（Place of Incorporation）或者是管理所在地（Place of Management）等方面滿足國內法規定的一定標準，即成為該國的稅收居民。但各個國家的具體原則和要求差異較大，因此就存在漏洞，跨國公司可以人為地躲避形成居民納稅人，實現在國家間均不納稅。造成這種跨國公司在國家間均不納稅可能性的機制漏洞，就是BEPS試圖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蘋果正是利用了愛爾蘭國內稅法與美國稅收法典中關于居民納稅人相關規定的差異，自否居民納稅人身份。愛爾蘭的稅法規定，公司管理和控制的實際所在地在愛爾蘭即成為愛爾蘭的稅收居民，而不論這家公司是否注冊在愛爾蘭。與此相反，美國的稅收法典規定，依據公司注冊設立的地點來確定居民納稅人的身份。蘋果人為地形成AOI和ASI的實際經營和管理控制所在地不在愛爾蘭，自我否定了愛爾蘭的稅收居民身份，同時，又因為AOI和ASI不是在美國注冊設立，依據美國的稅收法典，也不承認為美國的稅收居民。
　　（二）對蘋果運用轉讓定價工具的分析
　　蘋果的納稅籌劃具備戰略性的長遠眼光，之所以選擇愛爾蘭設立關聯公司，是因為愛爾蘭的法定所得稅率是12％，全球看來已經是很低了。然而蘋果通過與愛爾蘭政府的談判，爭取到了更低的2％。
　　蘋果把全球市場分為美洲市場和美洲以外市場。蘋果在美洲市場的交易活動，以API為資產、功能和風險的主承擔者（Principle），賺取企業家（Entrepreneur）利潤，即蘋果在這個市場的利潤由API獲得，因為API擁有這個市場蘋果商品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在此區域的關聯交易中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2012年API向美國政府納稅600億美元，成為向美國政府納稅最多的公司之一，就是這個原因。
　　蘋果在美洲以外市場的交易活動，以ASI為資產、功能和風險的主承擔者（Principle），賺取企業家（Entrepreneur）利潤，即蘋果在這個市場的利潤由ASI獲得，因為ASI擁有這個市場蘋果商品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ASI在此區域的關聯交易中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ASI自否其愛爾蘭居民納稅人的身份，同時也不承認是美國的稅收居民。自2009年至2012年ASI共計取得了740億美元的利潤，幾乎沒有繳稅，這就是美國國會調查蘋果的原因。
　　（三）成本分攤協議（CSA）的作用分析：
　　蘋果和蘋果商品的核心價值，就是蘋果商品中所嵌入的知識產權和蘋果商品代表的商譽，而蘋果知識產權的根本來源是蘋果的研發活動。蘋果的研發活動幾乎全部都是在美國本土進行，是API的工程師和專家完成的。然而，在CSA之下，在美國本土進行的研發活動所創造出的價值極高的知識產權被部分地置于愛爾蘭公司名下，所賺取的巨額商業利潤，大得不成比例的被截留在美國以外，成功避稅。

　　如表1所示，自2009年至2012年，ASI依據CSA承擔了49億美元的蘋果研發活動成本，而此期間內，ASI卻因擁有蘋果的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而獲得了740億美元的利潤，投入產出比達到了驚人的1：15。

　　由表2可知，自2009年至2012年，API依據CSA承擔了40億美元的蘋果研發活動成本，而此期間內API獲得的利潤為387億美元，從這個角度看，API在研發活動中的投入產出比為1：10，這要比ASI的小得多。
　　事實上，API有能力自行負擔全部研發活動的成本，為什么API為了獲得49億美元研發成本的分擔，卻放棄740億美元的利潤呢？就是因為ASI是API的關聯公司和為了達到避稅的目的。蘋果CSA的真正功能是，通過轉讓定價工具，人為地安排蘋果價值核心的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在關聯公司間的擁有和歸屬，滿足現有轉讓定價國際通用規則的形式要件，把利潤轉移到愛爾蘭進行避稅。

　　五、中國應對BEPS的緊迫性分析及策略建議
　　BEPS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其實自我國改革開放、引進外資以來就存在，且趨勢愈加嚴峻。從對蘋果的案例研究可知，中國合約制造商在蘋果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居于最底端的生產制造環節，被定義為低價值創造的環節，因此留給中國公司的制造利潤很低。
　　（一）中國合約制造商只獲得微薄的制造利潤不合理
　　從功能風險配比的原則上看，似乎合理。但是，從價值創造的經濟本質上看，中國合約制造商只獲得微薄的制造利潤，是不盡合理的。首先，從對蘋果的案例研究中可知，蘋果過分地擴大了其知識產權在價值鏈體系中對各價值創造環節的作用，過分擴大了擁有知識產權的關聯公司在產品定價環節中的話語權，由此，蘋果按照自己的意志，人為地操縱其知識產權的持有結構，相應地把利潤轉移到愛爾蘭進行避稅。而生產制造環節的價值創造被過分地貶低，其實，再好的研發與設計，也需要通過生產、制造、測試、試驗、裝配、集成、組裝等一系列的物理實現過程，將虛擬的知識產權的隱含價值轉換為物理空間上的、可使用、可操作、可享受、可消費的真實價值存在，這就是生產制造環節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勞動創造價值，這是馬克思經濟學原理的核心，研發活動是勞動，制造活動同樣也是勞動。更何況，每一項研發和設計成果，都需要在生產和制造環節反復調整和修改，也只有在生產和制造環節才可以發現和捕捉到研發與設計環節的種種缺陷和不足，為進一步的研發和設計提供現場和實踐的經驗和數據支持，好的研發和設計需要在具體的生產和制造環節中不斷錘煉并最終定型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講，生產和制造環節不能被武斷地一律賦以簡單的功能和風險，對應微薄的利潤。
　　（二）全面主張中國的地域特定優勢，是中國應對BEPS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連續20年保持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范圍僅次于美國，中國是公認的世界制造工廠。因為中國擁有吸引外資進入的諸多優勢，這些優勢是外資來源國所不具備的或優勢不明顯的，具體說就是中國的地域特定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成本優勢，也可稱為選址節約（Location Savings），OECD《轉讓定價指南》對此的定義是：跨國公司通過將其業務從最初的開展地區轉移到相對成本較低的地區而實現的成本節約。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包括：人工工資低；工人的養老、醫療和各種保險方面的負擔低；基礎設施完善高效；社會穩定、安定，投資安全；豐富的自然資源；環境保護成本很低；堅實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儲備；悠久的文化和人文氣息等等。其二，市場優勢，也可稱為市場溢價（Market Premium），這方面包括，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市場的開放和自由程度；不斷上升的購買力。另外還包括目前國人對國外品牌的迷信和追求，中國消費者奢侈品的開支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跨國公司可以在中國市場取得超額利潤和難以想象的成功。
　　但是，中國的地域特定優勢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稅收收入回報。中國要在應對BEPS的國際行動中，明確地提出我國的地域特定優勢和征稅權的主張。對此，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準備：一要健全和完整定價的成本基礎，在稅收上把諸如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社會教育成本、社會醫療保障成本、社會養老成本、社會安全保障成本等等，并入到產品的定價成本范圍。這樣中國公司的成本定價基礎就可以接近跨國公司的成本定價基礎，即使使用交易凈利潤法（TNMM）的成本加成率指標或者營業利潤率指標來進行衡量，也可以在可比的平臺上把應該屬于中國的利潤留在中國。二要加強轉讓定價可比分析中的量化分析，建立數據和邏輯模型，運用國際通用的經濟學理論、統計學理論，把我國地域特定優勢的因素進行量化和模型化，有理有據地主張中國的權益。
　　（三）重視和加大對無形資產的主張，積極應對BEPS挑戰
　　目前，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對很多行業而言仍是全球最理想的投資地點，同時跨國公司也進一步將研發基地移往中國，然而研發活動產生的知識產權并沒被中國的企業持有，對應的利潤也沒有留在中國。原因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研發活動基本上采取委托研發（Contract R&D）的方式，即委托其在中國的關聯公司進行具體的研發工作,中國關聯公司因此被定義為成本中心，成本費用全部由跨國公司補償。實踐中具體的補償方式多為成本加成模式（Cost Plus）。因此跨國公司主張，由于中國關聯公司沒有承擔研發活動的風險，不能享有研發活動的成果，研發活動形成的知識產權由跨國公司擁有，中國的關聯公司只能獲得費用的補償和微薄的成本加成利潤。
　　跨國公司在享受中國人才資源和優勢的同時，通過報銷成本費用的方式拿走了研發工作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產權，當中國關聯公司需要使用這些知識產權時，要向跨國公司支付特許權使用費，這也是跨國公司轉移利潤和避稅的方式。
　　此外，對跨國公司在中國形成的營銷性無形資產（Marketing Intangibles）也應給予高度重視。美國國內收入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曾向世界制藥巨頭英國的葛蘭素史克公司主張其在美形成的營銷性無形資產，迫使對方支付了34億美元的稅金，還放棄了18億美元的退稅款。跨國公司在中國從事的大量市場推廣、渠道建設、策劃、廣告和營銷等活動，開發針對中國本地市場的子品牌，或發展獨立于境外關聯方的營銷渠道、網絡和重大關鍵客戶關系等，實質上形成了非常有價值的本地營銷性無形資產。目前OECD《轉讓定價指南》對營銷性無形資產的構成、歸屬和價值確定沒有給出詳盡的國際協調規則和規范標準。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中明確規定無形資產的概念范圍包括了營銷性無形資產的諸多因素，例如客戶名單、營銷渠道、牌號和商業秘密等，同時規定對無形資產轉讓定價交易的可比性分析應考慮“無形資產的類型及交易形式，通過交易獲得的使用無形資產的權利，使用無形資產獲得的收益”。但是，這樣的規定仍太過原則性和框架性，中國要借鑒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在今后的規則制定中考慮營銷性無形資產的完整概念和定義，確切范圍、哪些營銷活動可以形成，具體的識別和確認價值的方法，以及采用何種方法對因擁有營銷性無形資產應獲得的收益進行轉讓定價的調整，等等。這同時也是我國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亟待解決的問題和進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