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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書法史看，文字的書寫在漫長的演變之后，從東漢末年開始在觀念上產生了某種崛起的契機。這是審美意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漢，各種金文和刻石上的漢字已具有明顯的藝術意味，但尚未被視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到了東漢，情況發生了變化，實用書寫與審美書寫分化開來，開始各走各的路。這種變化，是與西漢大規模發展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關系。西漢王朝文字的書寫和應用空前頻繁起來，朝廷據《尉律》來課試選拔精于八體書者，任以郡縣和中央各機構的文吏，吏民上書奏事，如文字不規范，則舉其事而糾其罪。《尉律》雖在漢武帝以經藝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對文吏升遷，“能書”卻一直是考核的一項。書法與仕途掛鉤，促使了漢代人對書法的重視。為了書寫的方便快速，字體沖破了秦代小篆，產生了隸書、草書等多樣的寫法，文字書寫的好壞也成為做士人的一個必備條件，從而又使文字書寫開始與文人的生活情趣聯系起來。這就是書法在東漢末年發展成為一門藝術的重要條件。 東漢末漢字書寫的藝術自覺可以從下面四個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隸草行楷五種書體皆已出現，使書法具備了形式方面的條件；第二，實用書寫與審美書寫，過去是含糊地交雜在一起，到了東漢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家；第四，在這個時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理論。本文擬著眼于上面四個標志，對東漢末書法藝術自覺的背景進行研究。 一、五體的完備 兩漢是各種書體孕育、產生和演變的時期。隸書、草書、行書和楷書在筆法和形體結構上，與篆書相對單一勻稱的格局相比大為豐富。而篆書在漢代已不是實用性書體了，它只在某些莊重的場合上使用。 （一）隸書寫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時，日常使用中已產生筆畫方折、結體簡約、書寫便捷的隸書。當時奏事、官獄繁多，而隸書書寫因方便、簡易被廣泛使用。隸書的出現大大地改變了漢字書寫方式。與篆書的不分起止、沒有首尾的線條相比，隸書的線條起止分明，且充滿了提按頓挫的運動感。這種新書體一出現就迅速地代替了篆書，除了實際應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視它加強了書寫者對筆墨趣味的體味和把玩。從西漢簡牘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篆書的圖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漸漸形成了漢代隸書的基本造型和用筆方式。在漢代，隸書本身還在不斷發展，走向成熟，由西漢早期偏于縱勢的古隸演變為有明顯波磔而偏于橫勢的隸書。這種習見于東漢中后期碑刻中的隸書，即后人一般所稱的八分書。 東漢中晚期是隸書的全盛時期。碑刻是東漢書法的主要遺存，東漢人立碑的風氣，與這時流行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讖緯學說的社會氛圍有關，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種神秘的含義，同時也與東漢大力表彰賢良方正、有名節的人有關。因此，盡管當時政府重要公告都以章草來抄寫，但對碑刻文字卻十分嚴肅，通常寫得規范而整齊。正是從碑刻上，漢代人成熟發展了一套規范的隸書寫法，反過來說，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動中，規范的隸書寫法也找到了廣大的用武之地。與金文相比，東漢石刻可以說是走向庶民化。青銅器放置的環境是很貴族氣的，所以它應用的范圍較窄，從而給它帶來了大抵莊重典雅的風格。而石刻則不然，因為造福鄉里、鋪路架橋，十里八村的鄉民醵資樹碑，以揚功德。又如長者去世，生前行善積德，后輩子孫為之豎一塊石碑，以記行實，以彰道德風尚……這樣的生活內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豎碑成風，書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開。一般來說，碑文不僅講究其文章內容，而且也重視書法水平，因為這表示對碑主的尊重。這種情況無疑給書法作品帶來大量創作的契機，這就是東漢書法藝術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書法一旦走向平民階層，它在風格上是無法依國君、貴族等少數人的口味加以人為控制的，于是出現了書寫風格的多元性。這歸因于社會環境對風格的刺激與影響。 （二）行書和楷書的出現漢代篆、隸、章草諸體成熟，行書和楷書雖最后產生并成熟，然而它們也在這個時期已開始出現。日本清原實門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說：“大致說來，秦漢時期，篆、隸書向楷、行、草書發展，書體顯得多樣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雛形就是在那時形成的。” 八分書有較強的裝飾性，筆畫講究起止，多用于正規場合，以示莊重。但日常應用為了簡便省事，逐漸產生了一種也是由古隸分化出來的俗體隸書，它不注重波磔，轉折處多作圓轉，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現了鉤筆，一些筆畫也往往連帶。到東漢中后期，這種俗體隸書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新的書體，即行書。而楷法摻于隸書之中的明顯期，當屬東漢中晚期。例如東漢元興元年的《王稚子雙闕》，上有“漢故”二字，其書體顯然具有楷書特點，如兩字之撇畫已由隸書的逆筆回鋒蛻變為楷書的順勢出鋒，其收筆也少了波磔，而“漢”字由扁方變為正方形。再從東漢永壽二年的《朱書磚》看，該磚的書法楷意濃厚，其橫畫多楷書的頓鋒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點，純粹是楷書的筆法及其形態。由上可知，行書和楷書出現于東漢中晚期，隨后盛行于魏晉南北朝。 （三）草書的確立與盛行關于草書的產生，許慎《說文解字敘》指出：“漢興有草書。”但從出土的秦末漢初的資料看，只有寫得較為草率的隸書，尚無草書的實物。現在能見到的是在居延漢簡里夾雜著的草書。由此可知，草書的出現略晚于八分書，草書中的波挑是吸收于八分書的。這種保存有隸書的筆法、字字獨立的早期草書，魏晉以后為區別于連綿縱逸的今草，稱之曰“章草”，而漢代人只稱之為“草書”。 八分書作為規范的隸書形成的同時，手寫系統文字應用于實際生活中形成了兩個發展方向：一是草化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漸漸演化為楷書。章草的基本寫法早在東漢中期已形成，當時的文件、書信、賬簿甚至藥方一般都用極簡便的章草寫成。這時候，由于章草書寫的即興式發揮和愈來愈復雜的用筆技巧被激發出來，書家們沉迷于變化多端的筆墨技巧的表現與玩味之中，由此造就了東漢末一大批愛好藝術化草書的書家。趙壹的《非草書》從反面證明了東漢末草書的藝術追求盛行。趙壹從儒家實用觀點出發，認為草書是無益于圣人之治也無助于應用的贅物。他說：“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盡管如此，人們卻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趙壹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情況：“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骨出血，猶不休輟。”為什么崔瑗、杜度、張芝等當時書家們對草書如此沉溺? 既然趙壹說草書那樣無益于實用，那么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他們發現草書里有無窮的審美世界。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人是以充分自覺的藝術意識寫漢字的第一代書法家。 二、蔡邕與書寫的藝術化傾向 蔡邕也是與這些人一起屬于書法藝術的第一代人物，而且是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值得注目的開拓型書法家。東漢末，朝風衰敗，到了靈帝朝野提倡經學，朝廷主持刻石經儒家《七經》，于是蔡邕書刻石經。石經完工后，立于洛陽太學門外，前來觀賞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后漢書·蔡邕傳》）。這種場景具有特殊的含義。石經文字，其目的本在于實用，即讓后人有一個標準本子，以校核勘誤，也可據以攻讀。然而，當時前來洛陽的人不都是僅為這種實用目的而來的，即除研究經文外，還觀賞蔡邕的書法。如果是一般的人去寫，不會有這種場面的。其實，蔡邕并非刻石經的第一人。早在西漢平帝之時，王莽就令當時古文字學者甄豐摹刻古文《易》、《詩》、《書》、《左傳》為石經，但由于甄豐在書法史上缺乏足夠的影響，因此，雖著先鞭，卻并未得重視。在實用書寫領域里，包含著新的藝術成分，蔡邕的書寫首先具有這種意味。此外，我們在蔡邕創立的“飛白書”里又看到了其書寫的藝術化傾向。飛白書，相傳是蔡邕創造的一種書體。張懷瓘《書斷》云：“漢靈帝熹平年，召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飛白書純粹是為了文字的美化，它與實用無關，雖說以飛白這種文字的裝飾性美化不是真正的書法之路，但在東漢末書法的藝術自覺時期，飛白書是與實用相對，作為審美活動而存在的重要事例。蔡邕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的功績，不僅在于他創立了飛白書這種特殊風格的書體，更在于他通過飛白書把書寫導向審美的傾向，這正是我們研究東漢書法時應注意的地方。 三、書法理論著作的出現 專門的書論著作，到了東漢才出現，書法實踐在理論的指導下更加自覺地發展起來。沒有理論的指導，藝術的真正繁榮難以期望。書論著作的出現證明書法的藝術自覺已進入了相當高的程度。中國第一部書論專著是崔瑗的《草書勢》，它以形象比喻來形容草書的形態美，例如：“獸企鳥峙，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 或凌邃惴栗，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抱枝。”這種形象的比喻，體現了漢魏晉時代書法理論的特點。其目的就在于以書寫作為審美對象。與崔瑗同時代的趙壹寫出了中國第一篇書法批評論文《非草書》，說明書法理論的問世引起了重要的反響。東漢書法藝術的自覺還孕育出一位書法理論家——蔡邕，他寫了《筆賦》、《筆論》、《篆勢》、《九勢》等四篇書論，對書法的藝術本質作了形而上的思考，并且對書法的形式和線條提出了全面的要求。這反映了文士們將書法已看作藝術。 從整個漢代來看，嚴格意義上的書論專著不多，原因有二：其一，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尚未為人普遍意識到。到了東漢末，作為一門藝術的書法，才從實用領域中分開，獨立走自己的路。在此之前，用藝術眼光來看書法的甚少。其二，著作散佚較多，如崔瑗所撰《飛龍篇·篆草勢》，《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僅存其目，至《宋史·藝文志》已不著錄；蔡邕所撰《圣草章》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也均僅存其目。張芝撰《筆心論》，侯康在《補后漢書·藝文志》云：“芝見蔡邕作《筆勢》，遂作《筆心論》五篇。”但也已不復存在。先秦時期談詩和樂的言論很多，而談書法的則無。只有《荀子》曾講到倉頡創造了文字，《易傳》包含了與書法有關的思想，但未直接講到書法。因此，東漢末書論專著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從此以后，論書法和書法理論就逐漸成風。 四、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與紙的發明 東漢書法藝術的自覺與繁榮，還有兩點原因不容忽視。第一，東漢時知識分子群體有了顯著的發展。西漢太學生不過千余人，到東漢，京師太學生達三萬余人。 班固《東都賦》也云：“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雖有夸張，但也可見各地官學的興盛。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積極參與治國平天下，這種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無論對政治、社會，還是對文化藝術，都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書法也得以迅速興盛繁榮，遺存下來的那么多的東漢碑刻，就證明這一群體的活動。第二，中國典籍最初主要用竹木和縑帛書寫，東漢時發明了紙，《后漢書·蔡倫傳》云：“自古書籍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在古代，人們把字寫在竹簡上韋編成書，這樣太笨重，后來用輕巧的縑帛書寫，但這又太昂貴。蔡倫以后，制紙技術日漸改善，推廣至全國，甚至海外。漢末東萊人左伯能作紙，唐張懷瓘《書斷》卷下記載：“左伯字子邑，東萊人……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韋誕字）之墨，一點如漆；伯英（張芝字）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他在《書斷》卷中又引韋誕奏言云：“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經丈之勢，方寸千言。” 至2世紀后期，紙的質量更加改善，可以適應于書家們的各種要求，而且制紙成本也大大降低，因此，紙就成為最普遍的書寫材料。崔瑗答葛元甫的信中說：“今遣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北堂書抄》）由此，可知當時已有了縑帛和紙的貴賤之分。紙的出現和推廣，使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使書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紙價廉質輕，使用方便，特別利于書法的反復訓練；契刻在竹簡和石碑上，基本上要一次成功，而書寫在紙上則可以反復琢磨，直到理想的程度為止。同時，紙比任何一種書寫載體更能體現筆情墨意的書法美。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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