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何以繁榮？

許家祥

　　眾所周知，唐詩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燦爛的明珠。唐詩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傳統，大大發展了歌行體樣式，豐富了詩歌內容，把我國古典詩歌藝術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詩知名作者有2000多人，保存在《全唐詩》中的詩作40000多首。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骨陳子昂、詩杰王勃、詩魔白居易等詩壇泰斗，如滿天繁星，熠熠生輝，其膾炙人口的詩篇，千百年來廣為流傳。“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魯迅先生感嘆：“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動手了。”

　　唐詩的空前繁榮，主要是因為：前代的廣泛積累，為唐詩奠定了堅實基礎；經濟的發展，為詩歌繁榮提供了物質條件;科舉要考詩歌，造成了重視詩歌的社會風氣。再就是唐朝在發展中解除了諸多束縛，政治開明，提倡儒家、道家、釋家百家爭鳴，允許外來宗教在國內傳播，這對于開闊眼界、解放思想、促進文學藝術流派的交叉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為詩歌創作提供了“源頭活水”。

　　最關鍵的一條，唐朝國力強大，統治者對自身充滿信心，對存在的問題不避諱,人臣敢于進言，君主積極納諫，詩人創作自由，反映社會問題迅速而尖銳。

　　我們不難看到，唐詩題材廣泛，百花齊放，其中揭露封建社會的丑惡與黑暗，矛頭指向貪官污吏甚至皇帝老爺的詩也占很大比例。李白的《古風·秦王掃六合》諷刺唐玄宗信神求仙，杜甫的《三吏》、《三別》揭露官吏的殘暴和民間疾苦，白居易的《輕肥》抨擊了官宦們的奢侈腐化。批評時政是唐詩的特色之一，比其藝術特色更加難能可貴。

　　《容齋隨筆》載，“唐詩無諱避”，“唐人詩歌，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者，皆反復及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誠如作者洪邁所言，許多“諷諫諸章”，在唐朝詩人筆下“反復及言”，上面“不以為罪”，而“今人”、也包括很多古人皆“不敢爾也”。隋煬帝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后必殺之”。“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明朝詩人高啟因寫《宮詞》，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斬。李白、杜甫等如生在隋朝或明朝，可能死無葬身之地。

　　正是唐代的開放與自由，最大地拓寬了文學的創作空間，唐詩才能躍居文學之巔，成為詩歌之最。唐朝的強大催生了唐詩的繁榮，唐詩的繁榮折射了唐朝的偉大。帶刺的唐詩不僅沒有為唐朝抹黑，反而為唐朝的政治開明作了最好的注腳。

帶刺的唐詩告訴我們，強大的國家不懼怕批評,害怕批評的國家難以強大。批評不是洪水猛獸，諂媚的贊歌才是。

（載2013年8月4日長沙晚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