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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由統一轉為分裂和長期戰亂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及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學術上特別盛行玄學之風。玄學成為魏晉時期的主流思潮，它以老莊學為主，同時又貫通儒道兩家思想，用老莊來解釋儒學，并以先秦《老子》、《莊子》、《周易》為研究對象。玄學的盛行大大削減了儒學在教育中的獨尊地位，對中國古代傳統教育產生重大沖擊。 關鍵詞：魏晉 玄學 教育 沖擊 引文 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玄學?！靶敝x，本自《老子》中的“道”，“道”也就是“無”。魏晉時期，相當一部分士人，重視研究道家經典《老子》《莊子》和儒家經典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易經》，這三本書都著重探討宇宙或萬物的本源，內容深奧玄遠，時人略稱三書為“三玄”，稱研究“三玄”的學問為“玄學”。 玄學清談風氣形成于魏齊王曹芳的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后世稱之為“正始之音”。玄學倡導人為何晏、王弼。何晏著《道德論》，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他們“祖述老莊”，認為“無”是一切事物的根本。進入西晉，經過“竹林七賢”的提倡，玄學清談之風更盛，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否認儒家的一切禮法，他們飲酒作樂，放浪形骸。東晉時期，崇尚玄學的名士們主要追求放任不羈的生活，行為背禮違節，學術上卻無甚建樹。至南朝，盡管出現了周弘正、張譏等“玄宗領袖”，但他們在玄學上并無突出成就。劉宋時期，特設玄學館，讓玄學與儒學、史學、文學并立學林。玄學作為一門學問已得到統治者與社會的普遍認可?？梢?，玄學的興盛，對中國傳統教育產生重大影響。 兩晉南朝的崇儒文教政策 玄學的盛行，大大削減儒學在教育中的獨尊地位。但由于儒家是封建統治者治國安邦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因而，魏晉南北朝各統治者都不斷調整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 西晉時期，魏晉玄學和清談之風興盛，門閥士族中涌現的虛無荒誕的風氣進一步滋長，引起了朝廷有識之士的深深憂慮。傅玄在西晉初上疏指陳時務時，便力主早日推行尊儒尚學的文教政策，他認為：“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系名于太學，然不<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聞先生之風。今圣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盵1]因此必須亟定其制，重視興學。他說：“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粍t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盵2] 西晉名臣裴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于是專門寫有《崇有論》來批駁社會上的虛無思潮。這些人士迫切希望朝廷能大力推行崇儒的文教政策，以抑制日益高漲的浮華之風。 為了使儒學獲得尊崇的地位，晉武帝曾有過一陣大倡儒風的舉動。 泰始三年（267年）十二月，禁星氣讖緯之學。[3] 泰始六年（270年）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4] 咸寧二年（276年）五月，立國子學。[5] 然而，西晉平吳后，晉武帝遂怠于政術，耽于游宴，已無心興辦教育了。這一崇儒儒政策僅成為了一種政治姿態。再加上晉惠帝后，朝綱松弛，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在唯以門第為貴的西晉時代，門閥士族所提倡的玄學風行于世，從而嚴重干擾統治者政策的施行。因而這一崇儒儒政策終以失敗而告終。 東晉時期，門閥政治已經達到高度發達階段。“門閥士族真正實現了壟斷和控制國家政治的目標”[6]而且，獲取了各種特權的門閥士族熱衷的是玄學思潮。門閥士族接過清談的形式，沉溺于玄學的虛無和玄空的陶醉之中。他們口談玄虛，不論世事，專以詞辯取勝。在辯談中表面上似乎很重名理，實際上不問真理所在，只是詭辯，形成了一種矜高浮誕的風氣?！稌x書》卷五《孝愍帝紀》中“史臣曰”有一段對這一景況的描述“：學者以老莊為宗而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盵7]而《晉書》卷91《儒林傳序》評論這一時期的學術文化時也指出：“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籍，習正始之余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馳廢，名教頹毀。” 在這四面玄風中，東晉皇帝及若干儒臣幾次呼喊“篤道崇儒”，但由于中央官學時興時廢，他們的想法實施的不多。 晉元帝司馬睿登基前，王導與戴邈就上書請求興學。針對當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的狀況，王導強調大興禮樂教化是征服四夷安定天下之本。他說：“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伴宮而服淮夷?；肝闹?，皆先教而后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并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8]針對當時士族子弟虛玄華竟的風氣，戴邈主張“蕩近世之流弊”“篤道崇儒”進行儒家的禮學教育。邈曰：“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于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禮學。”[9]他們的建議得到了采納，元帝在即位那年（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設立了太學，而且多次發布“尊儒勸學”的詔令，派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10]但這一切在東晉建國之初熱鬧了一陣后，便又歸于沉寂了。 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瑰等在要求興學的上書中吁請朝廷“留心經籍，闡明學義”。[11]成帝表示贊同，并開始整頓國子學。無奈當時玄風正熾，成帝這次努力沒有多少結果；孝武帝司馬曜很想糾正虛玄宗誕之風，于寧康初年，大集重臣、宏儒，親自講《孝敬》，讓謝安等名流侍講、執經、摘句，轟動朝野。[12]孝武帝還屢次召戴逵、龔玄之等碩儒任國子博士，以提高儒學教育的水平。但不肯用心儒訓的士風已是積重難返，因而這次興學未見其效。 南朝時期，禮被看作治國的根本，禮治、德化被看成治國的綱領。面對玄學盛行、門第林立、風紀蕩然的局面，從下位起家的統治者只有利用儒家的禮制，才能建立起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維護統治者的尊嚴，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為此，宋文帝親自撰寫了《禮論》，南齊專設了修禮局。修禮局歷時終齊一朝。為此，梁武帝專門頒詔：“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盵13]這樣，朝廷頒布的文教政策明顯突出了儒學的地位。這一時期，南朝的玄學遺風已進一步向儒學靠攏，再加上人們對儒學的精髓又有了重新認識，南朝的崇儒貴學文教政策得以切實推行。 縱觀兩晉南朝的文教政策，統治者始終是圍繞著崇儒政策的恢復而出謀策略。玄學的盛行，對封建禮節、名教產生巨大沖擊，直接影響著統治者的教育政策。 玄學化的教育思想 所謂玄學化的教育思想，即是把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無為”調和起來而產生的教育思想，這種教育思想主張“名教本于自然”和“自然尚名教”為其要義。[14] 玄學教育思想是對兩漢經學教育思想的反動和揚棄。玄學家尖銳批判經學教育。嵇康指出經學教育“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目規矩為軒駕，目講誨為哺乳，由其途則通，乖其路則滯，游心極視，不睹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翼，唯學為貴，執書摘句，府抑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由此教育出來的人只能是一些“奔鶩”“求安”“詭志”之士。在玄學教育中，自身內在價值的追求和滿足既是出發點和手段，也是目的和歸宿。主體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被突顯出來，主體意識被強化。外物不再是孜孜以求和把握的對象，個體不再為外物所束縛，不再屈從于群體和外在的社會規范。外在功利追求變為內在審美向往是玄學教育思想中的目的。 此外，玄學家還認為，現實社會的一切綱常倫理、禮法名教、統治秩序及其文教制度都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摧殘，使人與人的本質脫離，應該去掉名教社會強加于人的一切外在東西，以崇自然之本，息名教之末，自然無為。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摒除現實社會一切束縛自然人性發展的東西，順應自然人性之自然自由發展。他說；“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難自然好學論》）。玄學家幻想只有回到前文明的原始自然狀態，人性才能擺脫災難，只有順應自然的教育，才能發展完善和占有人的自然本質，才能使人性獲得全面發展，主張用任性自而無為不施的教育。這種“任自然”的教育方法合乎人性地培養人材，培養知識分子的骨氣。魏晉南北朝多隱逸之士，與“任自然”的思想是不無關聯的。 儒玄雙修的教學 玄學從誕生開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雙修的道路。玄學家的開山祖師之一王弼，本通儒術，再研《易》、《老子》；玄學大師阮籍早年志尚詩書，推崇儒術，中年才轉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釋儒學，主張名教本之于自然。[15]；西晉玄談領袖樂廣，“善清言“，但并不拋棄名教；西晉的玄學理論家郭象，好老莊，談辯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他在《莊子注》中提出了玄學的“獨化論”，但仍然強調儒家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等封建等級觀念；而裴頠的《崇有論》則是極力調和玄學與儒學的矛盾；東晉的江惇“儒玄并綜”，著《通道崇檢論》，極力調和儒玄；南齊的杜京產雖專修黃、老，卻“學遍玄、儒。 在教學中，從事儒家教育的學者中，不少是儒玄兼通的。他們授課時或儒玄并舉，或有所側重。伏曼容是齊梁間的大儒，卻善《老》《易》，常年聚徒講授玄學；梁五經博士賀瑒對儒學《禮》和三玄經典皆有研究，在儒學五館中主持《禮》學館。而陳朝的孫瑒，常常在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南朝梁、陳學者張譏，少年時便通儒家的《孝經》與《論語》，但又好玄。在陳文帝時，他任國子助教，教授儒學；至陳宣帝時，他任東宮學士，又講《莊》、《老》。 在這種教育方式中，學生學習也往往兼學儒玄。謝幾卿，幼年入補南齊國子生，入學時已以“長玄理”而出名，齊文慧太子讓碩儒國子祭酒王儉“以經義訪之”，謝幾卿“隨事辯對”，談吐如流；[16]周弘正，十歲時已有玄學基礎，通《老子》、《周易》，入國子學后，專學《周易》經，少年成名；[17]顏之推出身儒學世家，家傳《周禮》、《左氏》，梁朝湘東往蕭繹“自講《莊》、《老》時，年方12歲的顏之推便被收為門徒。[18] 南朝時，學生兼習玄、儒，甚至佛教，已成一種時尚。劉宋文帝元嘉16年，開館于雞籠山，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學生，玄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赌鲜贰肪?《宋文帝紀》記載道：“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后言政化，稱元嘉焉?！庇纱丝梢?，玄學作為一門學問已得到統治者與社會的普遍認可。 玄風影響下的士人學習 玄學清談顧名思義多玄談少實用。玄學家口談玄虛，不論世事，專以詞辯取勝。在辯談中表面上似乎很重名理，實際上不問真理所在，只是詭辯，形成了一種矜高浮誕的風氣。這種矜高浮誕的風氣形成后，許多士人對儒學失去了興趣，即便入學也不愿埋首苦讀。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更是加速了士人們的墮落。 東晉時期，崇尚玄學的士人們主要追求放任不羈的生活，行為背禮違節，學術上無甚建樹。名士光逸避亂南渡，投友胡毋輔之。到那兒，胡毋輔之與畢卓等人在家里赤身裸體,閉門酣飲已經有幾天了。光逸要推門進去，侍者卻不讓他進。于是，光逸在院子里把衣帽脫了，從狗洞里伸頭進去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輔之聽到后，知道是光逸來了，趕緊請他進來一起喝酒，于是他們又喝個通宵達旦。此后，世族弟子竟相效仿這些名士，傅粉施朱，手搖麈尾，行步顧影，自比神仙。由此可見，玄學的品格在下降。 宋齊時期，儒學不振，“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大儒只肯獨善其身，后進徒擁經書，而無處求學講習。多數士族子弟崇尚玄學，只會夸夸其談，評估論今，既不憂慮喪亂之禍、戰亂之急，也不關心耕稼之苦、勞役之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隨波逐流，追隨玄風，隱藏自己的懶惰、無能，用放達脫俗來披掛自己的奢侈放縱。 梁朝時期，貴游子弟，多卻無術，他們借用玄風逍遙放縱。平時，他們“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保豢荚嚂r，“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宴會交際，“三九公燕，則假手賦詩”。這時，他們稱為“快士”。等到離亂之后，則“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19] 綜上幾點可看出魏晉士風非常墮落，這些士人平常往往酗酒放誕，反抗一切禮法，逃避現實，終日沉入酒色之中。他們借曠達之詞掩飾自身的自暴自棄。這些風氣在教育上造成的影響無非是“不重實學，流于荒唐；所治學術，無非空守章句，以辭藻典故為重。不求深入，不明義理”。 綜述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代。在這封建割據，戰亂頻繁的時代里，出現了玄學這一哲學思想，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亮點。而在這一哲學思想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政策、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教育成果都發生了變化。玄學影響著統治者的崇儒文教政策，統治者針對儒學的不振施行崇儒政策，而這些政策卻往往由于玄學的興盛而無效。這一時期，教育界也出現了任自然的教育思想，這些玄學化教育思想無疑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內容。但總體看來，魏晉玄學清談對教育的影響是弊大于利的。 參考文獻：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88。 羅宗強著：《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6。 楊承彬撰：《秦漢魏晉南北朝教育制度》，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程舜英：《魏晉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 馬秋帆主編：《魏晉南北朝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徐斌著：《魏晉玄學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卜憲群 張南著：《中國魏晉南北朝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94。 王金棟編著：《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略》，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 房玄齡等撰：《晉書[專著]》，中華書局，1974。 -------------------------------------------------------------------------------- [1]（唐）杜佑撰：《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9頁。 [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447頁。 [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31頁。 [4]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 34頁。 [5]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 ，1974，37頁。 [6] 李國鈞,王炳照總主編；蘇渭昌等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32頁。 [7] 李國鈞,王炳照總主編；蘇渭昌等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32頁。 [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1038頁。 [9]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849頁。 [10]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學?？?》。 [11] (梁)沈約撰：《宋書》，中華書局，1974，362頁。 [1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2177頁。 [13] (唐)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381——382頁。 [14] 王金棟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略》，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52頁。 [15] 羅宏曾：《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02—104頁。 [16] (唐)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708——709頁。 [17] (唐)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305頁。 [18] (唐)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583頁。 [19] :（南北朝）顏之推撰；卜憲群編著：《顏氏家訓·勉學第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79——8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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