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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道諸王由于是成吉思汗諸弟，按照蒙古觀念是無繼承汗位的資格的，雖然在忽必烈時期曾聯合海都，發動叛亂，但失敗之后軍隊遭到重新分配，勢力大損，已受嶺北行省與遼陽行省的節制，對中央的態度要更順服一些，往往成為中央打擊叛亂藩王的勢力。因此，遼陽行省與嶺北行省東部一樣，都是北元統治的大本營。甚至高麗境內之耽羅因是蒙古人聚居游牧之所，而成為順帝王亡國前預先想好的避難之所。“時（己酉十八年，洪武二年，1369）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來。世言于宰輔曰：'元皇帝好興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詔吾輩營宮殿耽羅，欲為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衣食。……'”可見北元政治中心之東移。順帝北走，首先勤王的軍隊便是遼東之部也速不花與賽因帖木兒，左丞相失烈門卒于道路后，也速不花便充任左丞相，成為此時元廷的中堅力量。元廷遷至上都后，也賴遼東的供應，才立住腳跟。“十五日，車駕至上都，上都經紅賊焚掠，公私埽地，宮殿官署皆焚毀，民居閑有存者。遼陽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獻幣二萬匹，糧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勢矣。”順帝去世之前，元廷所頼以保障者一直是也速不花，此人與明軍多次作戰。而為世人所熟知的擴廓帖木兒此時一直未至元廷，更未起到保衛元廷的作用，只是在昭宗即位后，才扮演了北元中流砥柱的角色。洪武二十年，明軍成功招降遼東木華黎（1170-1223年）后人納哈出部，使北元汗廷失去了側翼的保障，這才有了次年藍玉（？-1393年）奇襲捕魚兒海（今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貝爾湖），北元汗脫古思帖木兒（1342-1388年，1378-1388年在位）無奈之下西進，卻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兒所殺。 相應，北元汗廷以嶺北行省東部與遼陽行省作為統治的心臟地帶，對于異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地區，視為邊緣地帶，無法顧及了。明軍之所以能夠迅速占領甘肅地區，恐怕與北元汗廷將軍隊集中于中、東二路，放棄西路有一定的關系。同樣，明朝能在撤退甘肅之后，仍然可以從容不迫地再次收復甘肅，也得益于蒙古勢力內部的紛爭。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的勢力均衡，以及北元、東察合臺汗國皆以甘肅作為邊緣地帶的戰略觀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肅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明朝占領甘肅，確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條件。 西北地區在明朝版圖中的“邊緣化”地位與明初的不征西域 但另一方面，如果說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在甘肅地區處于勢力均衡的狀態，但隨著局勢的發展，在14世紀90年代，東察合臺汗國經過長期戰爭，受到帖木兒帝國的殘酷打擊，損失慘重，北元汗廷也被明軍殲滅，明朝在形式上完成了肅清沙漠的偉業，三方均勢的戰略格局已被打破，呈現了明朝一支獨大的局面。在這種地緣政治格局下，明朝完全有條件利用察合臺汗國內部戰爭的時機，如同漢唐那樣，進軍西域，實現對西域的直接控制。但明朝并未如此。另外，洪武十年（1377年），明軍曾進至昆侖山，占領青海地區。“洪武九年丙辰（1376），五月，衛國公鄧愈、西平侯沐英、南熊侯趙庸，上授以征西將軍印劍，伐川藏，以都指揮韋正為前鋒，直抵昆侖山，屠西番，獲牛、羊、馬匹數十萬以歸，遂于昆侖崖石間，刻'征西將軍鄧愈總兵至此'繪其地里進上。”山之背面即為東察合臺汗國，當時西域戰事正酬，明軍也并未借機進一步西進，雖有山脈阻隔之緣故，但恐怕也與其無西進之心有關。明朝滿足于與西域各國建立藩屬關系，通過朝貢貿易維持雙方的關系。這其實延續了元朝與察合臺汗國松散的關系形式。甚至在制御西域的方法上，明朝也呈現了繼承元朝傳統的特點，仍然以出伯系察合臺后王控制沙州與哈密，牽制東察合臺汗國，只是制度形式變成了羈縻衛所--關西七衛。 沙州、哈密是元甘肅行省最西端的兩個地區，也是較為特殊的兩個地區。忽必烈時期，察合臺汗國內部由于爭奪汗位的緣故，失利的出伯系察合臺后王選擇出走的方式，被元朝中央安置于沙州、哈密二地，借助其威望，以牽制察合臺汗國，維持元朝西部邊疆的安寧。最早注意到該地統治者與察合臺家族關系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此后，日本學者陸續開展研究，其中以衫山正明的討論較為深入。胡小鵬對明初建立的關西七衛與出伯系察合臺后王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察合臺汗國發生分裂，以出伯家族為首的部分察合臺后王在元朝扶持下，形成了另一個察合臺兀魯思。直至明朝初年，這一察合臺后王集團仍是嘉峪關外的實際統治者，明初的關西諸衛，主要是由該集團轉化而來。諸衛之上還設有兩個王號，目的是利用該集團察合臺正統的政治資源，使西陲平穩過渡到明朝統治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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