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陳廣恩：元朝經營西北與維護邊疆安全初探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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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的時間范圍，指忽必烈中統建元以后的元朝，即從1260年至1368年，西北的地理范圍指今天的陜、甘、寧、青、新西北五省。但在具體論述中，時間范圍會涉及大蒙古國時期，地理范圍會涉及五省之外如內蒙古、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區。

一

在整個蒙元歷史進程中，西北地區一直占據著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在不同歷史階段，其戰略地位也是不同的。元代西北地區戰略地位的變化，是元朝西北地區穩定與否、邊疆安全與否以及元朝中央政府是否能夠牢牢掌握對西北地區的實際控制權的晴雨表。

在大蒙古國建立之后到蒙古滅宋以前的這段時間內，西北地區分別被金朝、西夏、西遼，還有南宋和吐蕃等政權所割據。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之后，即開始向西、南擴展。但無論是向西還是向南進軍，西北地區都是必經之地，蒙古不消滅西北地區的割據政權，便很難完成統一全國的任務。在蒙古統一西北的過程中，畏兀兒首先臣服于蒙古。

成吉思汗時代，畏兀兒的亦都護是巴而術阿而忒的斤，他們接受西遼的統治。西遼為了加強對畏兀兒的統治，在畏兀兒境內設立少監一職專門監管畏兀兒事務。少監常駐高昌（元譯哈剌火州，又稱火州，今新疆吐魯番），監視畏兀兒首領的活動，并向畏兀兒人征收苛捐雜稅。因為少監為所欲為，驕奢跋扈，因此畏兀兒和西遼少監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成吉思汗西征時，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認為擺脫西遼殘暴統治的時機來了。1209年，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殺死西遼少監。當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臣到達畏兀兒后，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殷勤地款待了使者，立即向蒙古臣服。成吉思汗非常高興，遂將女兒也立可敦嫁給他，并賜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為“第五子”。

降服了畏兀兒之后，成吉思汗即刻發動消滅西遼的戰爭。當時乃蠻王子屈出律竊取了西遼的統治權。屈出律統治下的西遼，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十分尖銳，政權極不穩固。成吉思汗利用這個有利的機會攻滅了西遼。

盡管“訛答剌事件”引發了成吉思汗的西征，但西征期間，成吉思汗并沒有忘記西北地區。其實早在1205、1207、1209年，成吉思汗就發動了對西北地區最主要的割據政權——西夏的軍事進攻。1218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未能協助蒙古追擊西遼為借口，再度攻西夏。1224年，成吉思汗還在西征途中，又令木華黎之子字魯進攻西夏。西征結束后，從1225—1227年，成吉思汗舉大兵全力征討，采取分化夏金聯盟的策略，南北夾擊的戰術，最終迫使西夏國主李投降，西夏在蒙古鐵騎的六次征討下滅亡了，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在這次戰爭中病亡。

攻滅西夏后，蒙古沒有了后顧之憂，遂全力從事滅金之戰。成吉思汗計劃首先攻滅西夏，再經西夏迂回滅金，然后滅宋，統一全國。這個戰略任務因為成吉思汗病死而落到大蒙古國的第二任大汗窩闊臺身上。成吉思汗死前曾留下遺囑：“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太宗窩闊臺按照這一戰略戰術，由西北東進，假道宋朝，聯宋滅金。顯然，占據西北是蒙古東進滅金，進而滅宋的保證。

同時，西北地區對蒙古統一西南的吐蕃、大理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窩闊臺時期，封次子闊端于涼州（治今甘肅武威）。闊端受封后，通過對吐蕃各教派的深入了解，充分意識到藏傳佛教對于蒙古統一吐蕃的重要性。而原西夏領地和吐蕃割據的西北青海一帶，在蒙古滅夏之前藏傳佛教即已十分流行。可見，西北地區不但是元朝從地理上聯系西南蔵區的橋梁，而且也是蒙古統治者從宗教文化上聯系吐蕃的重要地區。闊端正是充分利用了藏傳佛教地區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輔以軍事威懾的同時，通過和談的方式，最終和西藏勢力最強的薩迦派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從而奠定了吐蕃歸附元朝的基礎。

早在蒙古滅金前，降蒙金將郭寶玉就提出了“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圖金”的戰術主張。1252年，憲宗蒙哥鑒于南宋長江防線不易突破，于是派遣弟弟忽必烈和老將速不臺之子兀良合臺繞道吐蕃，出征大理，以“斡腹”之術，迂回到南宋后方，以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攻宋。次年，忽必烈從位于西夏故地的蒙古軍事基地六盤山率大軍南下，過甘肅臨洮，抵達忒刺（今四川松潘），分兵三路，穿越吐蕃東部，進圍大理，并于年底攻占大理城。大理滅亡之后，中國版圖內就只剩南宋一個政權和元朝相對抗。滅宋戰爭中，忽必烈以“當天下一面”、“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二陲”的陜西作為西北、西南用兵的大本營，最終南下四川，沿江東進，攻滅南宋。由上所述，可見西北地區在整個蒙元統一全國過程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蒙古汗位繼承的爭斗，尤其是拖雷家族從窩闊臺家族手中奪得汗位，導致西部諸王和元朝的矛盾日趨尖銳。而窩闊臺家族和托雷家族兩大派系的斗爭，更是被日本著名學者安部健夫稱為“蒙古汗國之癌癥”，這足顯西部叛王對元朝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從13世紀60年代開始，直到武宗至大三年（1310），西北諸王之亂對元朝的西部邊疆安全和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困擾，雙方在今天的新疆地區展開了長久的拉鋸戰。至大三年，海都之子察八兒“盡率部眾，歸命闕庭”，正式歸附元朝，標志著雙方的軍事斗爭總算告一段落。其后楚王牙忽都在元朝慶祝察八兒歸附大會上說：

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部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眾，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

牙忽都的話，“清楚地說明了在蒙古貴族心目中，西北諸王之亂在元朝政治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察八兒歸降后，元朝西北戍軍潛在的目標只剩下察合臺汗國，這是導致雙方關系重新變得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因此，窩闊臺汗國的滅亡、察八兒的歸降，并沒有使元朝的西北邊疆安全有多大改變，元朝和察合臺汗國的對峙依然是劍拔弩張。仁宗延祐元年（1314），雙方再次爆發戰事。在仁宗的統一號令下，駐守西北的各支元軍協同作戰，其中原駐于金山（今阿爾泰山）之西的脫火赤丞相和床兀兒等人所部軍隊，以及鎮守河西、哈迷里一線的寬徹等人所部軍隊，奉命開進察合臺汗國。這場戰爭持續兩年，最后元朝取得了勝利，奪取了察合臺汗國大汗也先不花在塔剌思和亦思寬的冬營地和夏營地，但元朝取得的勝利是暫時的。到了元末，察合臺汗國經過長期的滲透，勢力范圍擴展到吐魯番以東、羅布泊一帶，而元朝則-步步放棄了對今天新疆大部分地區的控制。

由此可見，整個蒙元時期，元朝的邊防壓力主要來自西北諸王的叛亂，雙方斷斷續續、大大小小、曠日持久的戰爭和沖突一直持續到元末。不僅如此，因為歷史的原因和元初的分封，加上西北地區在全國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聯系東西方交通方面的樞紐作用，這里是窩闊臺系、察合臺系、拖雷系諸王，以及弘吉剌部駙馬系貴戚、高昌畏兀兒亦都護和諸如鞏昌汪氏、肅州達魯花赤唐兀舉立沙家族、臨洮趙氏地方世侯等各種政治勢力較量爭斗最為激烈的地區。因此，在元代西北地區的“舞臺”上，往往可以窺見元朝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乃至刀光劍影的廝殺，這里在某種程度上是元朝歷史的一個縮影。顯而易見，元朝政府為了完成王朝統一和維護邊疆安全與穩定，對西北地區的經營自不待言。

二

具體而言，蒙古統治者主要采取了分封親王出鎮駐守、屯駐重兵防御進攻、籠絡世侯為國出力、建省設官加強統治、平叛削藩維持穩定、移民實邊充實勞力、開展屯田保障供給、修建驛站便捷交通、尊孔崇儒興辦教育、多種宗教信仰自白等種種措施，苦心經營西北地區。

鑒于西北地區的重要性，歷代蒙古大汗往往分封子弟、駙馬等前往西北鎮守，以加強對西北地區的控制。如窩闊臺分封闊端，忽必烈分封忙哥剌、闊闊出、愛牙赤等，均屬這種情況。河西地區受封的還有窩闊臺系諸王、察合臺系渚王，貴戚有弘吉剌部赤窟駙馬系、高昌畏兀兒亦都護系等。其中世祖至元間，察合臺之孫阿魯忽諸于在阿姆河以北地區反對海都失敗后，出伯（亦稱術伯）和合班率族人逃入元朝，忽必烈遂將他們安置于河西一帶守邊。至元末，出伯因防守海都、篤哇的進攻立下戰功，破封為威武西寧王，后晉封豳王。上述封王往往擁有很大的權力，他們為元朝的統一和西北的邊疆穩定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如闊端對元朝統一西藏即作出了卓越貢獻；安西王開府關中，“秦蜀夏隴，悉歸控御，宸眷西顧，實為藩輔，稽古建官，一新庶政，發號施令，恒以愛養基本為務。蠲賦稅之常調以恤群生，省徭役之重困以息眾力。平獄寬刑，去瑕蕩穢。弛山澤之禁，罷關市之征，無非便利之道”；而察合臺系出伯和合班子孫襲替王位，擔負著防御察合臺汗國進攻的重任，為元朝的西北邊疆安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代邊疆安全的最大壓力來自西北地區。面對西部虎視眈眈的窩闊臺、察合臺兩大汗國，元廷自然要在西北屯駐重兵，以保證邊疆的安全。即便是在困擾元朝政府長達50年之久的西北諸王之亂，隨著察八兒的歸附而宣告結束之后，元朝和西部汗國的軍事對峙依然十分嚴峻。波斯文史料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伊利汗國史臣哈沙尼在《完者都史》中寫到：

合罕的軍隊的前鋒BHIRKA（?）在邊界上，如同并聯的手指一樣相連地駐扎著。與之相時、相平行的也先不花的軍隊也有禹兒惕。首先，與占據其禹兒惕闊客·火亦（KUK HUT）的都哇之子也先不花和也不干相峙，屬于合罕之軍的不花元帥（BuaqWīnshā）之子脫火赤（Tūghāgī）丞相，率十二土綿之軍，有其禹兒惕和居地，其駐夏地是野孫沐漣之畔，而其駐冬地則在火孛。緊接著他的是因征服諸國而［成為］伯顔大丞相的那可兒的欽察種的土土哈把阿禿兒之子床兀兒Dang（?）。迷里（Miri）和別帖失（Biktash）在其側率五土綿軍隊駐于Qunqurtu Walai Taq。與之相對，徹徹禿（JJKTU）之子失烈（Shira）斡兀立及其那可兒忽禿忽把阿禿兒率本部人馬相峙而駐。他們的下面是術伯之諸子喃忽里（LMGHU-LI，疑誤，似應為Namghuli）和伯顔塔失（Biyantash）以及Qiyan之子寬闍，率十二土綿之軍，駐于從Sīkhū直至感木魯（Qāmal）和畏兀兒思單之境（Walayat）。與他們相對的是都哇之子也先不花的兄弟葉迷里·火者（Imil Khwaja）率二土綿軍隊駐扎著，這些都是合罕軍隊的西部和南部側翼的前鋒和前線。

河西地區雙方軍隊的對峙情況，哈沙尼描述說元朝軍隊沿邊屯駐，就像手指并立，就像梳了齒一個個地挨著：

例如，貴由赤（Kmkji）M（i）tīkqānk之子不剌兒只（Bulārghī）與大量的軍隊在巴兒思闊（Bars kül）有禹兒惕和營地。忽禿忽與之相峙而駐著。在感木魯，合班之子率一支大軍屯駐著。［為了］對抗他，機敏的Siqan和萬戶阿合馬相峙而居。在吐蕃之地，忙古帶（Mughultai）Dudinsar之子章臺（Jantai）駐守備，與之相對Jabkjuk八哈石率一個千戶長屯駐著。

世侯世官在元初歷史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他們“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對元朝的中央統治構成了一定威脅，所以在發生李璮叛亂之后，基本上都被元朝政府取締了。但西北地區的世侯世官制度卻與有元一代相始終，這正是元朝中央政府苦心經營西北的用意之所在。元代西北地區世襲肅州達魯花赤的黨項人唐兀氏，世襲鞏昌都總帥的汪氏，臨洮世官趙氏以及禮店文州的江古族按竺邇家族等，都是世官世侯制度的體現者。尤其是鞏昌汪氏家族，白汪世顯至其曾孫，“王者三，伯者二，侯者一，公者十一。終元之世，身為顯宦者百八十余人”。汪氏家族在整個元代受到如此高的禮遇，正是元朝統治者“制約各方，穩定西北”的統治需要推行的結果，而汪氏家族“清錢幣以助軍力，寬斌役以恤民生，……屯兵戎，勸農桑，興文風，理獄訟，里閭安靜，邊境無虞”，堅定地貫徹元朝統治者的戰略意圖，在防御西北諸王叛亂，穩定西北政局，發展當地經濟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相應貢獻。這也正是有元一代世官世侯制度能夠在西北地區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元代文人王惲作《寄贈總帥便宜汪侯》一詩，對汪世顯家族大加稱贊：

瑊晟袍鎧鳳花紅，颯史英姿百戰雄。

歌雅有懷千里隔，停驂還喜一樽仝。

忠傳孝繼來家法，谷靜川空見驗功。

自古詩書出名將，將軍今日漢膠東。

隴西名將相山東，與別諸侯總不同。

隴右風塵天一柱，將壇恩禮漢元戎。

秦風盡詠車粼富，魯泮重看獻馘功。

想得朝天承燕衎，教坊金纛彩云中。

該詩歌頌了江氏家族的赫赫戰功及其在西北邊地擔當保家衛國的重要作用——“隴右風塵天一柱”。詩題中的“總帥便宜汪侯”，筆者認為應該指汪壽昌。江壽昌是汪世顯之曾孫、汪德臣之孫、汪惟正之子。汪惟正卒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汪壽昌的生卒年是1273—1347。汪惟正死后，汪壽昌“年未弱冠，赴闕朝覲，特命受承直郎、同知興元路事，承襲父爵，受昭勇大將軍，鞏昌、平涼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鞏昌府尹，復賜玉帶，授昭毅大將軍，職事如故”。可見汪壽昌任便宜都總帥是子承父職。至元二十九年，汪氏家族中汪惟和也擔任此職?！对贰份d，該年二月，“以汪惟和為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部總帥，兼鞏昌府尹，仍佩虎符”。詩的作者王惲的生卒年是1227—1304，詩前小序指出該詩作于壬辰年（即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此時離汪惟和擔任便宜都總帥一職還差一月，那么王惲的詩應該不是寫給汪惟和的，而是稱贊汪壽昌的。

設立行省等各級地方政府機構，是元朝加強在西北地區統治的另一項主要措施，忽必烈登上汗位，就于中統元年（1260）八月，設立秦蜀行中書省，治京兆（今陜西西安），旋改稱陜西、四川行省。至元二年閏五月，移省治于興元（治今陜西漢中）。三年十二月，自興元移至利州（治今四川廣元）。五年七月，還治京兆。八年二月，再移治興元。九月，罷陜蜀行省，以陜西諸路直隸尚書省，改立四川行省。九年正月，京兆復立行省，旋罷。因同年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即以王相府代行省治理陜西諸路。十七年十月，復立陜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安西。二十年三月，陜西行省罷。因汴梁以南至江由親王鎮之，以是知罷省后立京兆宣慰司，以安西王鎮之。二十二年，復置陜西、四川行省。次年，分為陜西、四川二省，陜西行省所轄惟陜西四路五府。中統二年，元朝于西夏故地始設西夏中興等路行中書省，治中興府（治今寧夏銀川）。至元三年，罷省，立西夏宣慰司，后改西夏恵民局。八年，復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旋改行中書省，十年，再罷行省。十八年，改立甘州行中書省，治甘州（治今甘肅張掖）。二十二年，又罷甘州行中書省，改設西夏行中書省。次年，徙省治于甘州，改名甘肅行中書省。三十一年，甘、寧實行分治，分設甘肅、寧夏行中書省。元貞元年，撤銷寧夏路行中書省建置，以寧夏府路隸屬甘肅行省。元末，寧夏又曾一度復置行省至元亡。其間省制旋建旋撤，體制多變，或撤省置宣慰司，或甘、寧分省而治者，且名稱亦多變換，但在分省之前，行省的轄地并沒有變化，只是省治在中興和甘州之間互徙罷了。省制的撤建及省治的互徙，與元朝限制西北諸王特權以及防止察合臺后王的軍事進攻密切相關。此外，至元十二年，忽必烈為了對付海都，曾在阿力麻里設行省，管轄伊犁地區的軍政事務，但為時不長就被海都的軍隊顛覆了。

元朝中央政府在中書省、行中書省和路、府之間，增設宜慰司一級地方機構，往往設于離省會較遠的地方，“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于下，郡縣有請則為達于省”，是省和路府之間的承轉機關。秩從二品，設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邊陲之地，宣慰司兼調度軍旅之事，故兼都元帥府，設官同宣慰司，分別兼任都元帥、副都元帥、僉都元帥事。這種地方行政機構在西北地區亦多有設置，其中陜西行省境內有察罕腦兒等處（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境，治察罕腦兒，今烏審旗南）；世祖時畏兀兒地有別失八里等處（治別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斡端等處（治今新疆和田）；宣政院所轄有吐蕃等處、吐蕃等路，皆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元朝在畏兀兒地區還設立都護府，以畏兀兒首領亦都護掌管，領所轄高昌等城及畏兀兒人遷居漢地者詞訟等事。設有大都護（從二品）、同知、副都護等官。成宗元貞元年，元朝“立北庭都元帥府，以平章政事合伯為都元帥，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蠻為副都元帥，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帥府，以釁都察為都元帥，佩虎符”。北庭即別失八里，曲先是庫車的古地名，曲先塔林在今新疆庫車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帶?？梢?，北庭元帥府和曲先塔林元帥府無疑是元朝為了抵御西部窩闊臺汗國和察合臺汗國的軍事進攻而設立的。

元朝為了發揮御史臺對地方的監察職能，又分設兩個行御史臺，簡稱行臺。其一即為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簡稱西臺，治奉元路，監臨西北、西南各省，設官、品秩與內臺相同，皆下轄察院，定置西臺監察御史二十員。為巡行按察各地，元初在御史臺之下置提刑按察司四道。以后陸續增設，至元二十八年改名肅政廉訪司，簡稱憲司。成宗時定置二十二道，每道設廉訪使二員，正三品，下設副使、金事官等。每年除二廉訪使留司以總制一道外，副使以下分立郡縣按治。其中陜西行臺所轄稱西四道，在西北地區的有：陜西行省境的陜西漢中道（置司鳳翔府），甘肅行省境的河西隴北道（置司甘州路）。

關于元朝和西北諸王之間的軍事斗爭，劉迎勝教授在其所著《察合臺汗國史研究》中已有詳細的論述。至于元朝和諸如安西王等西北封王之間的斗爭，筆者在拙文《元安西王忙哥剌死因之謎》一文中已有論述，茲不贅述。

除了從軍事、地方行政建置、交通等方面苦心經營西北之外，元朝政府也注意辦學興教，以加強對西北地區的文化教育建設。早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漢地時，他就曾任命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許衡為京兆教授，發展當地的教育事業。即位之后，忽必烈更是重視地方教育。中統二年，他下詔設立諸路提舉學校官，恢復地方官學設置，并明確規定發展教育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項職責。至元初，任命姚燧為提舉陜西、中興等路學校。仁宗延祐三年五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皇子安西王忙哥剌封王期間，對傳統儒家文化也是大加提倡和扶持。安西王府典書、京兆路府學教授孟文昌所撰《陜西學校儒生頌德之碑》載：

皇子安西王胙土關中，秦蜀夏隴，悉歸控御，宸眷西顧，實為蕃輔，稽古建官，一新庶政，……賢王慮文風不振，特頒教令：凡士之居境內，皆隸儒籍，仍全復其家，敕所在毋擾，敦勸學者以風四方。士當斯時，歡若更生，何其幸歟!……我賢王敬老尚德，本于天性；命相舉賢，月給廩秩，獎拔后進；開文學府，遣左右旁求經籍，增飾泮宮，廣設黌宇。隆恩以育人材，厚禮以聘俊彥。俾士類出氓編之雜，無繭絲之供，獲處樂土，熙熙于于。復圣道于已熄，救斯文于將墜。

在安西王的倡導下，京兆府大興儒學，出現各種尊孔興學之舉。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在京兆路府學教授孟文昌的建議下，安西王王相府頒發了一份《府學公據》給京兆路府學收執，這是一份以皇帝圣旨和安西王令旨的形式，向京兆路府學頒發的旨在保護當地儒學的公據。內容如下：

皇帝圣旨里

皇子安西王令旨里

王相府據京兆路府學教授孟文昌呈照得先欽奉圣旨節文道與陜西等路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管匠人打捕諸頭目及諸軍馬使臣人等：

宣圣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恒令灑掃修潔。今后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于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營造，違者治罪。管內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騷擾，使臣安下。欽此。卑職切見府學成德堂書院地土四至：東至廟，西至泮濠，南至城巷，北至王通判宅?？伤闹羶汝懲良胺可?，誠恐日久官司占作廨宇，或鄰右人等侵占，乞給付公據事。相府準呈，今給公據付府學收執，仍□□仰諾官府并使臣軍匠人等，欽依圣旨事意，無得騷擾、安下，及鄰右人等，亦不得將府學房舍四至地基侵占……

右給付京兆路府學收執，準此。

至元初，中書左丞張文謙治理西夏故地時，也很重視發展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當時“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仆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史，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

書院在元代比較繁榮，也是較為重要的地方“教育機關”。元代西北地區的書院主要集中在陜西，大約有8所，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魯齋書院。魯齋書院是由汪古人趙世延任陜西行臺侍御史時建造的。因是為紀念許衡而建造的，所以魯齋書院頗負盛名，不少文人都為書院題寫記文或賦詩，如程文海、張養浩、許有壬等。《魯齋遺書》還錄有《又題魯齋書院詩》一首：

南北風塵澒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

幾年力學尊尼父，萬里心傳得晦翁。

自信興王為大道，藝知伐國是元功。

當時歸老情何切，為愛西山萬玉峰。

元代西北教育比較發達的地區在陜西和甘肅行省，也就是今天的陜甘寧地區，而尤以關中地區最為突出。畏兀兒地區因為元朝與西部汗國長期的軍事對峙，不可能有大規模的教育推廣活動，當然，整個西北地區的教育與中原和江南地區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元代文化的特色在其多元性與開放性，這是至為明顯而應該沒有異議的。”這種多元性和開放性在西北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這里是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多種民族、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域，同時這里又是聯系東西方的交通大動脈——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在經歷了遼、宋、夏、金、高昌回鶻、喀喇汗王朝、西遼等政權割據時期之后，絲綢之路隨著蒙古西征再度暢通起來，操不同語言、有著不同文化背景、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形形色色的東西方人，往來穿梭于元代的西北地區。元朝政府對西北地區的文化和宗教采取自由寬松的政策，這對維護西北地區的穩定和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三

元朝政府對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是保障西北邊疆安全的根本。而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保證西北邊地的糧食需要。西北地區地廣人稀，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增加當地的勞動力，這在元朝初期表現得尤為明顯。為此，元朝政府通過括充戶口和遷移軍民等方式補充人口。

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展開大規模的括戶活動?！对贰份d：至元七年九月，“括河西戶口”；十年十二月，罷西夏奇官，括諸色戶；十六年六月，“拘括河西、西番闌遺戶”；十二月，“括甘州戶”；十七年五月，“括沙州戶丁”；二十九年八月，“括唐兀禿魯花所部闊彖赤及河酉逃人入蠻地者”。除此之外，朝廷明令禁止諸王、公主、駙馬、諸官員等隱匿不屬其位下的民戶?！对湔隆穼Υ擞涊d說：

諸王公主駙馬并諸官員戶計：

諸附籍、漏籍諸色人戶，如有官司明文分撥隸屬各位下戶數，曾經查對，不納系官差發，別無經改者，仰依舊開除。

諸迤北隨營諸色戶計，于壬子年籍后，前來隨處看守莊子，放牧改頭疋，或諸處寄留人等不曾附籍、即目于本使處送納錢物之人，隸屬各道。

諸位下并諸投下人員招收到附籍、漏籍、放良、還俗等人戶，會到合罕皇帝圣旨節該：“民戶內續數出來底漏籍民戶有呵，只教都屬那見住州城田地里有者。其元招收來底人不須管領又奉先帝圣旨：“諸王、公主、駙馬并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戶計。”及中統元年詔書內一款節該：“諸路應有漏籍戶并老疾、女戶，截日并行分付本路管民官收系，其斷事官元差頭目盡行罷去。”又至元元年諸王共議定圣旨條畫內一款：“依著先帝圣旨，諸王、公主、駙馬并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戶計。”除將各位下已收人戶，照依累降圣旨改正，分付各路收系當差，仍常切禁約投下人員，無得似前亂行招收。如有違犯之人，仰管民官捉拿取問是實，申解赴部，呈省究治。如管民官今后不肯用心收拾，及看循面情，縱令諸人招收人戶，定是解任斷罪。

但即便是通過多種方式括充戶口，西北地區發展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仍然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因此，元朝政府不得不向西北地區大量遷徙軍民，補充勞力。窩闊臺時期，曾調發平陰、河中、京兆等處居民二千前往鳳翔。蒙哥汗施政期間，將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委托給其弟忽必烈掌管，并讓忽必烈在南京（今河南開封）和關中（京兆）二者中選擇一處作為封地。謀土姚樞建議忽必烈選擇關中。蒙哥認為“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允許忽必烈從河南一帶遷徙民眾到關中地區補充戶口。忽必烈采納了蒙哥的建議，從中原一帶調遣軍民前往西北地區進行駐防、耕作。中統元年，元政府曾“遣靈州種田民還京兆耕作”。至元四年，“陜西行省以開州新得復失，請益兵，敕平陽、延安等處簽民兵三千人，山東、河南、懷孟、潼川調兵七千人益之”。七年，又從河南懷孟遷徙民戶一千八百余戶往河西居住?！对贰け?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志》載，至元八年，簽發己未年隨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戶，往中興居住。十一年，編為屯田戶，凡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續簽漸丁，得三百人。至元中，“分甘州新附軍三百人屯田亦集乃，徙戍甘州新附軍千人屯田中興，千人屯田亦里黑”。元初也有不少蒙古貴族曾將江南一帶的漢人當作人奴遷往西北地區從事耕作。平涼府就曾向陜西行省報吿，“有南人二十余輩叛歸江南”，后被遣返原地，這些叛歸江南的漢人正是被蒙古貴族當作人奴遷往酉北地區的。

蒙元時期，也有大量的漢人被遷往新疆地區，如丘處機沿天山北道西行至別失八里時，看到當地從事音樂伎藝的都是“中州人”。太宗時期，中貴苦木思不花奏請朝廷拔戶一萬，以為采煉金銀役夫和種田西域與栽種葡萄等戶，闊臺命令從西京宣德調遣民戶充任，耶律楚材說服太宗以河南民戶代替宣德民戶應役。13世紀50年代，常徳奉旨使旭烈兀處時，在別失八里也看到不少漢人。在天池（今新疆賽里木湖）附近的鐵木兒懺察關，見到“守關者皆漢民”。阿力麻里城中，“回紇與漢民雜居”。其南的赤木兒城中，居民多山西并、汾移民。阇鄽（今新疆且末南）地區也有來自河西、甘肅等處的富民千人和屯田軍雜居耕植。

加強經濟建設的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興修水利、開展屯田。元代西北地區的屯田主要有軍屯和民屯兩大類。對于元代陜西行省和甘肅行省的屯田，李治安教授有專門研究，并且列有“陜西行省所轄軍屯”“陜西屯田總管府所轄民屯”“元代甘肅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一覽表”等表格。使我們對兩個行省的屯田情況一目了然。另外筆者在拙著《元代西北經濟開發研究》中，對元代西北地區的水利建設和屯田均有論述。興修水利從陜西行省、甘肅行省、西北其他地區，以及陜西涇渠渠系的用水管理等方面做了論述，屯田從主要屯田區、元朝政府開展西北屯田的主要措施、元代西北地區屯田的歷史教訓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論述。

通過上述括戶、興修水利、開展屯田等諸項加強經濟建設的措施，元初西北地區戶口稀少、生產凋敝的現象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變，戶口有所上升，糧食產量大幅增加，農業生產得到了相應的發展，這為元朝經營西北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經濟基礎。史料對此多有記載。

至元元年，元朝設立陜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任命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為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蒞官三年，增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千二百二十五錠、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撙節和買鈔三百三十一錠”。朝廷以其功勞，“詔賞銀五千兩，仍命陜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并聽節制”。陜西安西路（即京兆路，亦稱奉元路)）下轄高陵縣的屯田，亦取得很好的效果，“高陵古為劇縣，縣有白渠之利，引涇水灌溉，田極膏腴，歲收入倍它邑。以故官置屯田，輸谷貯縣倉，恒以萬數”。至元二十年，陜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兒派遣都事楊欽修治涇渠，“凡溉農田四萬五千余頃”。這個灌溉面積是漢代涇渠灌溉面積的十倍。至元三十一年，陜西行省任命耀州同官縣雷平川人雷禎為平涼等處屯田提領。雷禎任期內“勸課有方，官民兩足”。大德七年（1303），負責安西地區鹽茶稅收等事的安西轉運司，“于常課外增算五萬七千四百錠”，為此，朝廷“人賜衣一襲，以勸其功”。稅收的增加，顯然是當地經濟發展的結果。再據《元史·世祖紀》記載，至元二十九年，“寧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脫兒赤”。并且當地“戶口繁多”，說明當時寧夏地區的戶口已經有了顯著的增長，經濟也有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四

元朝經營西北的戰略核心是圍繞著維護邊疆安全及穩定進行的，這是元朝經營西北與其他地區頗為不同的一點。從大蒙古國建立伊始到元朝中后期，情況均是如此。元朝政府經營西北的戰略戰術的調整，各項措施的付諸實施，歸根究底是為這一戰略核心服務的。

元初主要依靠分封親王出鎮西北，統攝西部軍事，同時安撫籠絡地方世侯，以完成王朝統一戰略目標。統一之后，元廷主要通過行省、行臺及廉訪司、行樞密院、宣慰司等派出機構加強中央政府對西北的直接控制。元朝在西北地區的地方建置，主要是陜西行省和甘肅行省，但是這兩個行省和其他各行省如河南、嶺北、四川、云南等比較，一個明顯的不同是軍權較弱。這是因為元初分封的諸王，西北地區的各種地方勢力的權力依然很大，他們往往手握重兵，因此元朝政府又不得不依賴這些力量以加強與西部汗國的對抗和維護西北的穩定。這就難免形成了一種以行省為主導，同時“又摻入蒙古宗王、行御史臺及廉訪司、都萬戶府多種軍政力量的復合體制”。這種復合體制在元朝對抗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及維護西北地區穩定的過程中，的確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導致了不好的結果。以陜西行省為例，到了元代后期，當行省及其所屬軍隊在鎮壓紅巾軍起義大大消耗了兵力之后，面對紅巾軍的大勢進攻，行省卻無法與之抗衡，甚至不得不向河南的武裝求助。《元史》對此記載說：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

尋出為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

（至正）十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魯帖木兒邸，眾洶懼無言，思誠曰：“陜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系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笔鶎⒓悼捅埣?，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陜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為唇齒，陜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陜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御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茍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北娔税病＜榷瀑\，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于朝，宜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陜，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

王思誠和陜西宗王等商議，最終求助于河南武裝才平定了當地紅巾軍，但導致了察罕帖木兒乘勢進入陜西，開啟了陜西行省被軍閥勢力控制的局面。

元朝在西北邊地開展的屯田，往往也是和元朝經營西北的戰略核心緊密相關的。尤其是甘肅行省較大規模的民屯和軍屯，對于部分供給駐屯軍隊軍糧，支持元軍抵御西北叛王海都、篤哇的進攻和穩定境內的統治，均有較為重要的作用。比如亦集乃路的屯田，元朝政府在至元中后期，曾從甘州等地調遣新附軍人開展軍屯，同時又以當地的西僧余戶開展民屯，盡可能“疏浚管內河渠”，發展灌溉農業。據黑城出土的文書顯示，亦集乃路開鑿的灌溉渠道有合即渠、額迷渠、沙立渠（又作沙剌渠）、吾即渠（又作吳即渠）、玉樸渠、耳卜渠等。元朝在亦集乃路不遺余力地開展屯田，直接目的是為了增加當地的糧食產量，而根本目的則是為西北大軍提供軍糧。因為亦集乃位于甘肅行省納憐道和從河西走廊沿黑水北上，過川進入嶺北行省的南北交通要道的十字交叉處，是向西北大軍提供軍糧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亦集乃的屯田就不僅僅是發展當地農業生產那么簡單了。再如別失八里、斡端和過川軍等屯田和元朝軍隊在上述地區的軍事攻勢和駐屯也是同步的。其臨時性，又直接為元軍在上述地區時而大舉進攻，時而被迫后撤的軍事形勢所造成。

加強中央政府對西北地區的直接控制，防止西北諸王和地方官員勢力坐大或者貪贓枉法，從而影響到西北地區的穩定，這也是為元朝經營西北的戰略核心服務的。如安西王忙哥刺和其子阿難答，本來是朝廷分封的西北宗王，是朝廷在西北的臂膀，是鎮戍西北的重要力量，但最終因為勢力坐大，走上了對抗大汗甚至是參與發動宮廷政變的道路，忙哥剌、阿難答因此而被大汗處死。再如察合臺后王出伯，至元間投歸元朝，受到世祖忽必烈的重用，擔當起在西北邊地抵御西部汗國的重任，曾與海都在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哈兒（今新疆喀什）一帶交戰。后來篤哇占據火州以后，他率領部下退守到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瓜州（今甘肅瓜州)、沙州（今甘肅敦煌）等地。出伯“在西邊十余年，為朝廷倚重”。他“一生為合罕效勞，并死于為合罕效勞”?！搬偻醭霾易鍔^起于西域，脫離察合臺汗國叛亂勢力而東歸元朝，臨危受命，出鎮河西至西域東部地區……其兵鋒甚至西指塔里木盆地西南邊緣的和田、喀什諸地，北方鞭及蒙古高原，始終站在平定西北叛亂勢力的最前線”?？梢姵霾从髭?，為元朝對抗西部汗國立下了汗馬功勞。為此，成宗時封他為威武西寧王，武宗時又封為豳王。但即便如此，朝廷對出伯還是有所防范。武宗初繼位，出伯就上言說:“瓜州、沙州屯田逋戶漸成丁者，乞拘隸所部?！钡袝〕紖s認為：“瓜州雖諸王分地，其民役于驛傳，出伯言宜勿從?！边@顯然是限制出伯壯大勢力的措施。

再如成宗大德七年，甘肅行省以平章政事合散為首，貪贓枉法，導致軍需錢糧出現問題。當時“大軍屯駐甘州”，軍需錢糧一旦產生問題，勢必會影響到軍心的穩定。對此，成宗鐵穆耳采取了措施進行處置。該年三月，“甘肅行省供軍錢糧多弊，詔徙廉訪司于甘州”。此處的廉訪司，當即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屬于陜西四道之一，隸屬陜西行御史臺。該司置司本來就在甘州路，不知此處“徙廉訪司于甘州”何指。但不管怎么說，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顯然是介入了對甘肅行省供軍錢糧問題的調查。緊接著，朝廷“罷甘肅行省差調民兵及取勘軍民站戶家屬孳畜之數”，這應當是廉訪司調查后很快做出的一項處理措施。兩個多月以后的閏五月，大概是廉訪司掌握了甘肅行省供軍錢糧問題的首犯是行省平章政事合散等人，朝廷于是做出了處罰決定：“甘肅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盜官錢十六萬三千余錠、鹽引五千余道，命省臺官征之?！敝?，六月，又“命阿伯、阿忽臺等整飭河西軍事”。這應當是朝廷對合散等人因貪贓枉法而造成不良影響的局面的修整。

元朝經營西北地區的這種戰略核心，筆者以為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第一，王朝沒有統一之前，西北地區由西夏、金、西遼、南宋、吐蕃等政權割據，這些割據政權是蒙古統一的對象。

第二，在蒙古滅金、滅宋過程中，西北地區是后方軍事基地，尤其是陜西“當天下一面”，“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是元朝西北和西南用兵的大本營。

第三，王朝統一完成后，西北地區直接面對西部兩大汗國（后期主要是察合臺汗國）的軍事進攻，這里是元朝最重要的邊防要地，也是有元一代邊防壓力最大的地方。

第四，西北地區處于絲綢之路的交通要沖，是聯系東西方的紐帶，也是元朝中央政府通往西藏等西南地區的橋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五，元代西北地區各民族的遷徙對流頻繁，民族間的分化與重組互相交叉，多種宗教并存，因此這里是元代民族和宗教情況最為復雜的地區。

第六，元代西北地區政治上的統一與分裂往往變化無常。這里是察合臺系、窩闊臺系、拖雷系諸王，以及弘吉刺部駙馬系貴戚、高昌畏兀兒亦都護和諸如鞏昌汪氏、肅州達魯花赤唐兀舉立沙家族、臨洮趙氏地方世侯等各種政治勢力較量爭斗得最為激烈的地區?！霸逊c國終始”，元朝政府在經營西北的過程中，除了要面對西部察合臺、窩闊臺汗國后王的軍事進攻之外，同時還要應對來自以各系親王為代表的各種政治勢力的干擾、破壞，甚至是叛亂。與其他地區相比，這種情況在元代西北地區比較頻繁，表現得也最為突出。因此，元代西北地區的“舞臺”上，往往可以窺見元朝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乃至刀光劍影的廝殺，這里在某種程度上是元朝歷史的一個縮影。

五

元朝經營西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的地方很多，應該說也很深刻，拙文尚難以做到將元朝經營西北的經驗和教訓的方方面面都總結出來。以下所談所謂經驗和教訓，只是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思考該問題時值得注意的幾個方面而已，不見得一定貼切或準確。筆者認為元朝經營西北的經驗，以下兩點似乎表現得較為突出：

第一，利用各汗國和汗國內部的矛盾來維護和鞏固元朝的邊防安全。如蒙古統治者在對抗西部兩大汗國期間，就利用兩大汗國的矛盾，聯合察合臺汗國消滅了窩闊臺汗國，從而減少了一個對抗勁敵。在與察合臺汗國對峙的過程中，分封歸附元朝的察合臺大汗阿魯忽之子出伯、合班等人，令他們駐守西北邊地，成為對抗察合臺汗國的前鋒部隊，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元朝聯合伊利汗國，對抗其他兩大汗國，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減輕了元朝西北邊疆的威脅和壓力。伊利汗國是旭烈兀西征時期建立的。憲宗時期，為了征服中亞西亞的木剌夷和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的阿拉伯哈里發帝國，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旭烈兀西征期間，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取勝。中統建元以后，忽必烈封其弟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遂在自己的封地里建立了伊利汗國，并向忽必烈繼承汗位表示擁護。因為忽必烈和旭烈兀同為拖雷之子，是親兄弟，于是元朝和伊利汗國之間保持著良好的交往關系，所以與其他兩大汗國相比，元朝和伊利汗國的關系要密切得多，而伊利汗國的大汗，也只有在得到元朝皇帝的批準以后才算合法。元朝在和察合臺、窩闊臺汗國對抗期間，伊利汗國也和察合臺汗國發生過激烈的軍事沖突，這無疑減輕了元朝的西北邊防壓力。

第二，比較寬松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西北地區的民族穩定起到積極作用。元代西北地區是多民族聚居地區，也是西方進入元朝的交通要道，民族的遷徙和對流很頻繁。這里不但有大量的蒙古人和漢人，而且還有回回人、畏兀兒人、唐兀（河西）人、吐蕃人等多種色目人。其中回回、畏兀兒、唐兀是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他們在色目人中人數較多、地位較重要、所起作用較突出，因此元朝的官方文書也常常用此三種人來代稱整個色目人。民族不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亦不盡相同，這里不但有傳統的漢傳佛教、道教，也有藏傳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等宗教流行。盡管蒙古統治者比較推崇藏傳佛教，各宗教也存在爭寵現象，但元朝西北地區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自由的。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馬可波羅行紀》中，都記載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的態度?！妒澜缯鞣呤贰酚涊d說：

因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義，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說，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學識的、虔誠的人，認識到這樣做是通往真主宮廷的途徑。他一面優禮相待穆斯林，一面極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孫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選擇一種宗教：有皈依伊斯蘭教的，有歸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輩、祖先的舊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類現在只是少數。他們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熱，不違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說，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

《馬可波羅行紀》記載忽必烈對各種宗教，也是均持禮遇的態度：

全世界所崇奉之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謂其天主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謂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謂是摩西(Moise)，偶像教徒謂其第一神是釋迦牟尼（Cakya -Mouni)。我對于茲四人，皆致敬禮。

蒙古統治者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西北地區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和地區穩定提供了宗教政策上的保障。

至于元朝經營西北的歷史教訓，有以下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元朝在西北地區推行行省與諸王并存分治的體制，但這種體制與元廷中央集權政治之間是矛盾的。盡管這種體制中行省和出鎮諸王之間有互相監督和制約的一面，但對于中央政令和措施的推行，無疑有掣肘的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元朝對西北地區的經營。如安西王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間的斗爭，出鎮諸王和元廷之間對西北地區民戶、土地的爭奪，察罕帖木兒進入陜西以后，開啟了陜西行省被軍閥勢力控制的局面等等，都是這種情況的反映。關于安西王和元朝政府之間的斗爭，《元史》對阿難答和成宗之間的較量有比較精彩的記載。元貞元年二月，“安西王相鐵赤等請復立王相府，不許?！贝文暾?，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而等復請立王相府，成宗明確表示反對，并對安西王府加以指責：“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钡㈦y答并沒有就此罷休，又遣使向朝廷索要財物。成宗再次訓斥了阿難答：

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圣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第二，元朝政府采取用巨額賞賜換取西北封王等地方勢力的權力和忠誠的辦法，對西北諸王、公主、駙馬、其他皇親國戚、百官、寺觀、僧道及各種相關人員進行濫賞濫賜，但效果并不顯著，反而對元朝政府造成了巨大壓力，一定程度地助長了西北地方勢力的貪欲和野心?！胺簽E賞賜”是“元朝財政上的癌癥”，對元代社會造成了嚴重后果，最終加速了元王朝的滅亡。元朝法典《至正條格》“賞令”篇即專門列有“泛濫賞賜”一目，共收有5條條格，由此也可看出“泛濫賞賜”對元朝政府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了。試舉一例以明之。仁宗延祐五年六月，御史臺向仁宗上奏：

御史臺奏：“監察每文書里說有：'近年以來，勾當里行的官人每，他每都要著名分，請著俸錢，因嫁著女孩兒、娶媳婦兒，或買田宅，為私己的勾當其間，互相結托，上位根底題奏，索要錢物的哏多有。為這上頭，錢物不敷支用有。真個有功勞合賞的人每根底與賞有，其余因著私己的勾當索要錢物的，上位根底奏了，合住罷?！吹?，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今后似這般勾當，教住罷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懲說的是有，教省家便行文書住罷了者。”

對于元代西北地區而言，因為這里的封王多，駐軍多，世官世侯多，寺觀、僧侶也多，并且這里是宣政院通往大都及東西方往來的交通要道，元朝政府出于穩定西北、維護邊疆安全的考慮，對西北地區的賞賜也就很多。元朝的賞賜主要是歲賜和朝會賜賚。歲賜，亦稱歲例，是蒙古皇室每年按定制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寺觀等的賞賜。朝會賜賚往往是新君即位時頒發的賞賜。歲賜和朝會賜賚自然會包括西北諸王、公主、駙馬、官員、世官世侯等在內，但除此之外，元朝對西北地區相關人員的各類賞賜也非常驚人。

下面僅以朝廷賞賜給西北諸王、功臣的金銀舉例，其數額就非?？捎^。如中統元年，忽必烈賞賜在西北征戰的諸王，合丹賜銀五千兩，只必帖木兒賜銀八百三十三兩，阿只吉賜銀五千兩。四年，賜諸王只必帖木兒銀二萬兩。至元二年九月，“賞諸王只必帖木兒麾下河西戰功銀二百五十兩”；十一月，“賜諸王只必帖木兒銀二萬五千兩”。三年，世祖因賽典赤治理陜西“政事修治，賜銀五千兩”。十九年，“賜諸王阿只吉金五千兩、銀五萬兩”。大德七年，賜安西王阿難答金五十兩，銀、珠、錦、幣等物有差。九年，“給還安西王積年所減歲賜金五百兩”。至大元年，因豳王出伯向朝廷進玉，武宗回賜“金千五百兩、銀二萬兩”，又賜“寬閣、也先孛可等，金二千三百兩、銀一萬七百兩”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而更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是中書省的官員特意指出要節制對甘州的濫賞濫賜。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建議朝廷節制賞賜的奏議中，提到賞賜經費浩繁的四個城市，除了兩都和西京之外，就是西北的甘州：“今歲給餉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經費浩繁，自今賞賜悉宜姑止”，這足以說明甘州在朝廷賞賜份額中所占比重是很高的，而這僅僅是甘州一地，加上西北其他地區，朝廷對西北的賞賜由此可以想見其規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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