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穰苴

田穰苴中文名：司馬穰苴

別名：田穰苴

性別：男

國籍：中國

職業：軍事 軍事家

代表作品：《司馬法》

齊景公時（公元前547—前490年），晉國于公元前531年派軍侵入齊國的阿（今山東省西部東阿縣）、甄（今山東省甄城縣的濟陰）地區，燕國軍隊也同時乘隙攻入齊國河上（故黃河南岸地區）之地，齊國守軍屢屢敗退。軍事上的失利，使齊景公深為憂慮。為了扭轉敗局，急需選拔和任用智勇雙全的將領。當時擔任相國的晏嬰，向齊景公推薦了司馬穰苴。晏嬰說：“穰苴系田氏遠族子孫，其人很有才能，長于謀劃，且熟知兵法，文能服眾，武能威敵，如以他為將，必能改變目前的形勢。”齊景公聽了晏嬰的介紹，立即召見司馬穰苴，請他談了有關治軍、用兵的方略和法則。

司馬穰苴在軍事上的杰出見解，贏得了齊景公的贊賞，遂拜他為大將，命他率軍抵御晉國和燕國的軍隊，穰苴說：“我的身份一貫卑賤，你把我從鄉里中提拔起來，位在大夫們之上，士卒還不擁護，百姓還不信任，人微權輕。我想請你選派一個親近的大臣，又在全國享有威信的人做我的監軍，這樣才好！”景公允許了，就派自己的親信大夫莊賈去擔任監軍。司馬穰苴整軍之后，齊軍面貌立刻改觀，成了紀律嚴明，軍容整肅，令行禁止，悉聽約束的能戰之師。然后，他立即率師出發，奔赴前線。在軍旅中，他對士卒們的休息、宿營、掘井、修灶、飲食、疾病、醫藥，都親自過問和安撫，把供給將軍的全部費用和糧食，都用以搞賞士卒，自己與士卒吃一樣的伙食。對體弱士卒特別親近。很快就取得了將士們的信任。三天后部署調整軍隊時，病兵都要求同行，士卒都爭著奮勇參戰。晉軍得知這個消息，就撤兵走了。

燕軍得知這個消息，也回渡黃河而取消了攻齊計劃。司馬穰苴率齊軍乘勢追擊，殲滅部分敵軍，全部收復了已失去的齊國城邑和土地。然后率兵回來。未到國都就解散軍隊，廢除軍令，誓盟之后進入城邑。

齊景公和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舉行慰勞部隊的儀式后回到住所。隨后接見穰苴，提升為掌管全國軍事的大司馬。田氏家族在齊國也日益受到尊敬。以后，齊國大夫鮑氏、高子、國子之輩陷害穰苴，在齊景公那里進讒言，景公罷了穰苴的官，穰苴離職后一心撰寫兵書戰策。不久病發而死。田乞、田豹等由此怨恨高子、國子等。其后田常殺了簡公，盡滅高子、國子的家族。

田穰苴真正使司馬穰苴進入一流兵學家行列的，并不是他執法如山、立斬違犯軍紀的監軍大臣莊賈的壯舉，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來犯敵師望風而逃的手筆，單憑這些，并不具備在“武成王”廟做陪祭的資格。司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顯，傲領風騷，根本原因在于他整理總結了古司馬兵法，即所謂“自古王者皆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記·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部兵法，代有傳播，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更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于當時的武學，成為將校必讀之書。

如果說，《孫子兵法》所體現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馬穰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無《司馬法》的規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后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穰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穰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這就是強調“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穰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于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應用于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應該說，司馬穰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鑒“國容不入軍”的思想、并運用于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司馬穰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于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穰苴區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復雜的事物，結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的，可謂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結果呢，“置將不慎，一敗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由此可見，避免一鍋煮，防止簡單化，說來容易做來難。司馬穰苴能夠清醒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且提出“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這樣高明的原則，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參悟到用兵治軍的奧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司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區別矛盾、不同對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終為人們提供著智慧的啟迪和文化的借鑒。

司馬穰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這就是強調“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穰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于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應用于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

司馬穰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鑒“國容不入軍”的思想、并運用于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司馬穰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于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穰苴區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復雜的事物，結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的，可謂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結果呢，“置將不慎，一敗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如果說，《孫子兵法》所體現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馬穰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無《司馬法》的規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后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穰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法》論述的范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系的統一。對于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書中論述了統率軍隊和指揮作戰的經驗，以及指揮員應具備的條件。同時也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的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爭觀點。它是我國古代戰爭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也是早期兵法理論的繼承和總結，歷來為兵家所重視。

根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后，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卷5篇的原型。此書受到歷代兵家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鉆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于《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于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后三篇為《司馬穰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于《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盡管由于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戰爭中存在著“輕”、“重”兩個互相制約的、也就是對立統一的因素。他說：“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互為輕重。”因此，在他看來，掌握戰爭規律的關鍵在于處理好“輕”、“重”兩者的關系，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才能抓住重點，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其次，司馬穰苴的軍事思想中，有著機動靈活的戰術意識。在練兵上，他主張“教惟豫，戰惟節”。也就是說，平時訓練要從嚴，戰時用兵要從寬、要有節制。在軍事指揮上，他認為應講究策略，不能輕重不分，要“上煩輕，上暇重”。將領的指揮只具體也就是所謂“輕”，就容易陷于繁瑣；只抽象地管管戰略上的運籌也就是所謂“重”，則又易流于空泛，所以，只有“輕”、“重”有節，才能指揮有度，保證戰爭的勝利。

再次，司馬穰苴的軍事思想中，還有著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戰術原則。他說：“攻戰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困，是謂戰參。”在他看來，進攻與防御應該相互補充，前進與后退應該各有限度，隊伍排列行進應該保持前后秩序，車兵、步兵應該互相倚重。他將這種互相對立與滲透的軍事方法，稱為“戰參”，加以突出強調。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軍隊行動有度、強弱互補，從而立于不敗之地。總之，司馬穰苴以其卓著的軍事活動在我國古代軍事史上占據有顯要位置，而其《司馬法》，也成了我國軍事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

田穰苴墓，位于今天的齊都鎮尹家村南250米處。墓高約10米，南北長25米，東西長約38米。因長年累月的風雨侵蝕，古墓的東、北兩側陡峭，而其他面坡度較緩和。“繁花簇擁丘高起，當年司馬眠于此”，田穰苴墓已在此矗立二千余年了。后人在游覽穰苴墓后，寫下了這樣憑吊的詩句：“勇冠三軍比孫武，謀雄七國似范蠡。不畏強權懲莊賈，豈懼燕晉退寇敵。難料凱旋受讒死，世代仁人為君泣”。（《悼穰苴》）在這首詩歌中，人們抒發了對穰苴不畏強權，忠耿賢良的崇敬之情。

由于田穰苴功勛卓著，地位顯赫又不善于逢迎，受到了許多當朝大臣的嫉妒，昏庸的齊景公黑白不分，是非不辨，將穰苴撤了職，把他逐出宮廷。穰苴郁郁不得志，最后終于“發疾而死”。穰苴死后，他的后人將他埋在了齊國這塊他曾經縱馬馳騁，用鮮血保衛過的土地上。穰苴墓深深掩埋著一代忠良，這塊土地因曾有這樣的賢良之才而自豪。先人不畏強權，報國愛民的行為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穰苴墓畔，回憶古人的悲壯業績，怎不叫人陷入深思和懷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