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時，中國第二受降區(qū)在廣州中山紀(jì)念堂舉行侵華日軍受降儀式，日軍在廣州七年的侵略宣告結(jié)束。
1946年2月成立的廣州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軍事法庭是公開的，可以旁聽。因為父親的關(guān)系，我有幸到現(xiàn)場目睹了這場大審判。
1945年8月14日中午，貴陽大街上突然槍聲、鞭炮聲、歡呼聲、鑼鼓聲、汽車?yán)嚷暋诬団徛暫透鞣N敲擊聲驟然響起，槍彈和鞭炮的硝煙彌漫著城市上空。人們奔走相告：“日本仔無條件投降啦、日本仔無條件投降啦！”
那年，我十一歲，和母親隨著在“桂柳大會戰(zhàn)”慘敗后的父親，跟著張發(fā)奎將軍的第四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抵達(dá)貴陽。
廣州受降儀式后不久，父親帶我們從貴陽經(jīng)柳州，沿西江水路，于1945年10月初回到廣州。為了不耽擱我的學(xué)業(yè)，父親安排我就讀于廣州國民大學(xué)附屬中學(xué)（今惠福路廣東省人民醫(yī)院宿舍處）。
1946年2月15日，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轅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簡稱“廣州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我的父親黃健生，時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軍法執(zhí)行監(jiān)部少將督察官，參與協(xié)助審判的文書記錄工作。
“女，今晚早啲瞓（早些睡），聽朝（明早）爸爸帶你哋（你們）去睇（看）審判日本仔田中久一。”一天傍晚，父親下班回家后對我和母親說。
1946年5月中下旬，一個風(fēng)和日麗的星期天早晨，父親穿上燙得筆直的土黃色呢軍裝，頭戴桶形軍帽，衣領(lǐng)上是鑲著一粒金黃將星的領(lǐng)章，腰扎雙孔武裝皮帶，肩跨皮禮帶，袖口縫著醒目的紅杠條，腳穿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懂事以來，我還從未見過父親如此英氣迫人的打扮。
我和母親穿上洗得干干凈凈的碎花棉布旗袍。早餐后，父親帶著我們從住處大德路沿著中華路（今解放南路），快步走向?qū)徟星秩A日軍華南頭號戰(zhàn)犯田中久一的法庭——廣衛(wèi)路廣州行營會議廳。
法庭四周用約五尺高的木柵欄圍著，大廳正面墻上高懸孫中山先生巨幅畫像，國民黨黨旗、國民政府國旗分列兩旁。主要審判官坐在正對門口的小高臺上。小高臺下，兩旁為其他審判工作人員；小高臺前，幾張靠背椅是被告和翻譯座；被告座后面是旁聽席，整齊地排列著的十幾排疏格長條木椅。能容納百來人的大廳，警戒顯得外緊內(nèi)松。
1946年2月15日，中國政府正式成立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任命石美瑜為庭長。圖為1946年12月31日，南京雨花臺刑場，日軍戰(zhàn)犯鶴丸光吉被槍決的瞬間。鶴丸光吉為較早遭到槍決的日軍戰(zhàn)犯，罪名為虐殺無辜的平民百姓。
行刑前，谷壽夫剪下自己十個指頭的指甲和三束頭發(fā)，裝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并寫下絕命詩：“櫻花開時我喪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獻(xiàn)此身化淤泥，中國不再恨日本。”之后，谷壽夫被押往南京雨花臺刑場，很多人前來圍觀。谷壽夫一槍斃命。圖為谷壽夫被押往刑場途中。
我隨母親坐在旁聽席前排的中間處，矮小單薄的我，被四周坐得滿滿、穿著便裝的大人們包圍著，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被告席。隨著一聲“帶被告田中久一”，作惡多端、被稱為“華南之虎”的田中久一，臉色蒼白、目光呆滯地被兩個士兵押上被告席。
審判官在列舉了大量田中久一帶領(lǐng)侵華日軍在華南奸淫擄掠、殘殺無辜的事實后，問田中久一：“以上所列舉的事實，你認(rèn)罪嗎？”田中久一略作沉思后，用低沉的聲音回答：“那是我部下的所作所為，我一點也不知情……”他的話音未落，會場已一片嘩然。
我雖沒有直接遭遇日軍，但清楚地記得，七年前，廣州淪陷的那年春天，我才五歲。黃埔軍校第四分校從廣州向西南遷移，時任黃埔軍校第四分校主任教官的父親，帶著我們加入了教職員工和家屬的遷徙隊伍。這次遷徙，跨三個省區(qū)，歷時七年余，逾千公里。
南京軍事法庭外裝有廣播器。高音喇叭下，擠滿了前來聽公審實況的群眾。在審理過程中，田中軍吉、向井敏明一再抵賴進行殺人比賽的事實。這是1948年1月28日，日軍戰(zhàn)犯田中軍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待處決，這是3人在行刑前獲準(zhǔn)抽最后一支煙。
我們在廣州、德慶、梧州、桂平、柳州、宜山、獨山、貴陽、南丹、安順等地穿行，與父親聚聚散散，時而坐軍用卡車、時而坐民用船只、時而走路翻山越嶺。每一個地方停留都不超過半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在遷徙路上的村鎮(zhèn)街市，無一不是彈痕累累、滿目瘡痍的。白天，路上是成千上萬逃避戰(zhàn)禍的難民。“日本仔追過來啦、日本仔追過來啦！”一聽到喊叫聲，極度混亂的場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現(xiàn)。
一到晚上，人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餓著肚子，三五成群地在荒山野嶺上圍著火堆，聽著遠(yuǎn)處野獸嘶叫，等待著天亮后再漫無目的前行。路上常見在水溝里的腐臭尸體和旱地里的白骨，饑餓的禿鷹在天上盤旋著。
那時，母親常常把我緊摟在懷里，遮擋著我的雙眼，不厭其煩地對我說：“想要見到媽媽，寸步都不能離開我啊。”如此刻骨銘心的恐怖場面，終生伴隨著我。
而眼前的法庭現(xiàn)場，隨著田中久一的狡辯，許多憤怒的公公婆婆、叔叔阿姨先后出庭作證，他們聲淚俱下、情緒激動地控訴田中久一在華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田中久一也不時從武器性能、指揮權(quán)責(zé)等方面為自己辯護，辯稱作為降將，自己理應(yīng)寬大處理。
其實，在“紐倫堡大審判”、“東京大審判”、“南京大審判”后，法官們已經(jīng)對戰(zhàn)犯的狡辯進行了分析，并準(zhǔn)備了充分的人證物證，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審判方案，這些戰(zhàn)犯們絕無可能抵賴其罪行。
1947年3月，廣州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接到南京政府寒文（36）防呂甚字第4578號代電，核準(zhǔn)執(zhí)行田中久一的死刑判決。3月27日下午，押解田中久一游街示眾的卡車上，白布橫額上書“槍決日戰(zhàn)犯華南最高指揮官田中久一中將”，田中久一戴手銬腳鐐坐在車上。
廣州萬人空巷，市民爭相觀看。行刑車隊由摩托車開道，喇叭聲響個不停。沿途所到之處，萬目怒視，唾罵連天。車隊途經(jīng)大德路時，我也隨人群從大德路口一路小跑追至惠愛路（今中山路）。
刑場設(shè)在流花橋，田中久一押抵刑場后，被令跪下，憲兵用步槍行刑后，將其陳尸數(shù)小時示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