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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北魏書風略論 公元386年由鮮卑族拓跋硅建立了封建王朝—魏，史稱北魏，亦稱拓跋魏、元魏、后魏。定都今山西大同東北的平城，史稱道武帝。到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燾統一了黃河流域，結束了長達百余年的十六國分割局面，并揮師南征，版圖領地擴張，日趨強盛，他實行了一系列的“改制”，能與江南宋、齊、梁三朝對峙，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494年孝文帝以南征為由遷都洛陽，此前的“改制”已使北魏的皇權擺脫了鮮卑族的控制，提高了漢文化的地位，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遷都洛陽后北魏漢化“改制”更加完全徹底，促使鮮卑貴族和漢族文化合流共域，出現了文武分途、崇文鄙武的政治變化，最后導致“文武之爭”。矛盾激化釀成“六鎮起義”，同時全國各地起義接踵而至，強烈的社會震蕩使北魏政權土崩瓦解，誕生了兩個拓跋氏政權國—東魏、西魏，歷時149年。 一、崔氏、盧氏在北魏書壇的地位和作用 據《魏書》中記載:“魏初攻書者，崔、盧二門”，“魏初重崔、盧之書”。可見北魏書壇領袖人物當為“崔、盧”書門的主支。崔氏一支主要指崔玄伯、崔浩父子，盧氏一支主要是指盧玄、盧淵祖孫。北魏建朝以前正值十六國后期，先后與北方十幾個立國的割據政權對峙了四五十年，這時留居北方的清河崔氏和范陽盧氏在十六國時期就有著出仕前秦、后燕、西燕、南燕、北涼等政權的歷史，可見入魏之前已是自成家法，立掌書門，入魏后書法依然被世人所崇。現在傳世書跡稀罕，只能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判斷，崔氏當以古文、篆書、草書見長。《周書·黎景熙傳》記載:“其從祖廣，太武時(424—451)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崔玄伯在崔氏擅長的書體中又加入“行押”，“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魏書·崔玄伯傳》)。崔浩能傳崔氏之長，且善隸書，“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魏書·崔浩傳》)。《魏書·江式傳》中又載，“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已后隸跡見知于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足見崔浩的藝術水平和影響，從中不難發現清河崔氏一脈所傳體式有楷篆、草、隸、行押(楷篆非楷也)。范氏一脈取法鐘繇，擅銘石書、章程文、行押，又擅張芝、索靖一路的草書。“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跡”(《魏書·盧淵傳》)。但入魏以后的盧玄一輩遺裔則不擅草書了。崔、盧乃北方的書法世家，盧氏要比崔氏早些。但在公元396年正值北魏立國11年，崔玄伯出任吏部尚書，公元431年崔浩又高官司徒，騰達位顯，隆盛門第，崔氏父子的權勢、地位均比盧氏家族顯赫，而且當時天子詔令朝廷文書大多出自崔氏父子筆下，到北魏中后期，盧氏家族名滿天下的只有盧淵一人，而崔氏一脈冠名四海者眾，有崔衡、崔向客、崔光、崔亮等，崔氏書家的威望也高于盧氏，居書壇主導地位，崔氏書風影響深遠直至北齊時期，推動了北魏書風傳揚的勢頭，所以清河崔氏書風的發展對入魏后的書壇發生的影響又早于范陽盧氏家族。 二、北魏書風的兩個重要時期 對北魏書風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平城時期”和“洛陽時期”兩個部分。 所謂“平城時期”就是指北魏遷都洛陽之前的百余年。在這個時期篆書主要由清河崔氏傳法，篆法承襲衛氏而來，其篆書更接近漢代書幡信鳥蟲文，雖是人們使用的書體，但它限于特定的、莊重的場合，而且流行于上層社會。比如《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司空瑯邪康王墓表》、《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嵩高靈廟碑》、《平國侯韓弩真妻碑》等多種碑額的書體均為篆書。雖然出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刻手、不同的書家，書寫風格有所差異，但其共性在書寫上都表現出了曲線和尖鋒。這一時期鄭重的碑刻、墓志都是采用隸書書刻，隸法承接十六國而來，也可看作是西晉隸書的余脈。許多碑志的鐫刻技藝粗糙、草率，筆畫形態不工整，并摻有楷書的筆法，有失隸書特有的平直之勢和漢晉隸書之莊嚴氣象。如:《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嵩高靈廟碑》、《嘎仙洞祝文刻石》、《宿光明冢》、《劉賢墓志》、瓦當文《富貴萬歲》等。當時的楷書大多“體兼隸楷”，在構字和體勢以及筆畫的姿態上都想學隸書，但書寫技巧不純而雜有楷式，其中隸多于楷，還有隸而近真，再有楷中帶隸，被人們稱為“正書”的變態書體。只有平城后期的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出現了楷書“斜結”的端倪，給研究北魏楷書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被康有為稱“豐厚茂密之宗”。“平城時期”的楷書以《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為珍，然后有《邑師法宗造像》、《光州靈山寺舍利塔銘》、《崔承忠造像》、《法家造像》等。這一時期的行草書比較罕見，從近年出土的單字或少字組合來說，雖表現出書寫狀態，但匆匆的刻畫顯得不熟而墜俗。 自清朝以來陸續出土的“平城時期”的書跡有碑刻、墓志、造像、地契、題記、瓦文、磚銘等，僅從品類論其書跡高達幾十品。可見對北魏書風的研究，“平城時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階段。 “洛陽時期”處于北魏后期的四十年，由于實行了漢化“改制”，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風尚，這種風尚對人們的書寫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最值得研究的是楷體書風的變化，這個時期楷書蔚為大宗，見于碑刻、造像、墓志、塔銘、寫經。大多碑刻采用了楷書題額，最大的變化是楷體書風出現了秀穎峻拔的風格樣式，姿態近于南朝墓志。在平城的后期北魏書風就吸收了大量的南方書法之長。遷都洛陽后的四十年間，隨著漢化“改制”的深入，“洛陽時期”的書風發展熾盛，逐步形成了“棄古趨新、舍質求文”的書風。康有為認為:“奇逸則有若《石門銘》，古樸則有若《靈廟》、《鞠彥云》，古茂則有若《暉福寺》，瘦硬則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則有若《靈廟碑陰》、《鄭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則有若《李超》、《司馬元興》，奇古則有若《劉玉》、《皇甫》，精能則有若《張猛龍》、《賈思伯》、《楊》，峻宕則有若《張黑女》、《馬鳴寺》，虛和則有若《刁遵》、《司馬升》、《高湛》，亢夷則有若《李仲璇》，莊茂則有若《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溫泉頌》，豐厚則有若《呂望》，方重則有若《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靡逸則有若《元詳造像》、《優填王》。通觀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后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后世所有意態，亦無不備矣。”這里所及楷書大多數是“洛陽時期”的杰作，從中可窺其體勢與風格，也可證明當時的楷書“字有定法”之論。統而觀之有草率與精美之分，也有新妍與古拙之別。近年來在洛陽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元氏墓志屢見不鮮，既精美又新妍，著名者有《元楨墓志》、《元簡墓志》、《元羽墓志》、《元思墓志》、《元嵩墓志》、《元詳墓志》、《元銓墓志》……還有刻工精良的造像題記《始平公造像》、《孫秋生》、《劉根》……這種書風點畫豐滿、俯仰向背各有姿態，橫畫起筆出鋒斜按，收筆下頓，左低右高的斜之態十分明顯，撇捺開張，收筆平挑，豎鉤上提，風靡上層社會，被稱為“洛陽體”。直至北魏后期傳習“洛陽體”楷法已蔚然成風，各地的墓志、造像記上的楷體都與元氏墓志同出一宗。同時也表現這種體式是“洛陽時期”銘石書風的主流形態。另外從敦煌遺書中也發現了北魏后期的經卷，可見這種書風對民間影響也很深遠，我們所見到的民間《姬伯度磚銘》就是用“洛陽體”所書，所以“洛陽體”也是應用于寫經抄書的“正體書”，是北魏后期楷書的“官方用字”。實際上北魏后期書法已經與南朝接軌，其平正一路的楷式在東魏以后漸漸成為楷體的“多數派”，到了公元6世紀后期的隋朝居于了主導地位，這就是公元6世紀北方楷書演變發展的脈絡。洛陽時期的隸書遺跡不多，就《姚伯多造像記》、《鄭長猷造像》、《劉氏七十人造像記》而言，均摻入楷式，屬于一種很尷尬的隸書樣式。這一時期的篆書大多用于墓志蓋，到了公元6世紀雖在北方的一些王公貴族中流行不衰，但已失去秦漢篆法之矩，與同期的楷書相比不足以論。 三、北魏書風的復蘇 一千多年以來，北魏書風一直處于塵封狀態，人們對北魏書風的重視，緣于清乾嘉年間金石考證之學的發達。考據風熾，學者士人搖旗吶喊，政壇要員推波助瀾。訪碑者夥，臨池者眾，使頹廢、保守的書壇精神為之一振，碑學大興。當時肯定北魏書藝價值的學者是嘉慶時代的阮元，他提出了包括北魏碑刻在內的“北碑”概念，但這是一種泛指。稍后的包世臣等飽學之士或著書立說，或躬身臨池，推動了碑學的發展，大力宣揚北朝碑刻，以開風氣之先河，極一時之盛，但仍沒有特別地推舉北魏碑刻。到了光緒后期，康有為才明確提出“魏體”、“魏碑”這樣的名詞。并說“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凡魏碑隨取一家，皆是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渟蓄，蘊于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康有為認識的“魏碑”，從他列舉的品目來看，既有“平城時期”的遺跡，也有“洛陽時期”的遺跡，但他對《張猛龍》、《始平公》、《爨龍顏》等推崇備至，心向往之。直至晚清，人們所學的“北碑”，主要是指“魏碑”，而且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后四十年間書刻的“魏碑體式”。現在所提的北魏書跡，大多是指北魏后期的作品，比起提倡“北碑”的阮元、包世臣和倡導“魏碑”的康有為書法視野，就顯得逼仄了很多，所以要了解北魏書法歷史的全貌，“平城時期”的書跡不可忽視，否則就無從知曉北魏后期書風的變遷。既知“洛陽”又知“平城”，方為治學之道。 四、北魏書風的美學價值 北魏王朝149年的執政中，前百余年在平城建都，后四十年孝文帝遷都洛陽為府，是避害趨利的選擇，并加大了改革的進程，落實了一系列的“改制”，使鮮卑與漢兩族文化融匯，促進了民族的團結，實現了“漢化”。可以說北魏王朝的歷史，就是一部“漢化”的歷史，由不自覺的“漢化”到自覺的“漢化”過程。書法藝術、美學思想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發展，經過了傳承、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隨著“漢化”制度的完成，南方的新書風大受歡迎，迅速傳播，北魏相傳已久的保守書風悄然發生變化，不再以舊體古法為主流，而是“洛陽體”楷書成為“正體”，這是北魏書風出現的重大轉折的標志，這時才真正是北魏楷式發展的“確立時期”。從北魏“洛陽時期”的書跡上看更為明顯，達到了較理想的境地。以剛柔相濟、骨豐肉潤的雄強之美，成為后人學習、仿效的典范。到此時，古代書法美學中各范疇因素幾乎都得到了展開，從客觀上探討了書法的審美本質，強調了造型和體格特征，注重了法度和技巧，人的主體因素明顯增加，對“情”、“神”越來越加重視，極大地增加了書法藝術的表現力，在中國書法史上確定了獨立的北魏書風的藝術地位。 “洛陽體”家族中的“成員”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從祈福的造像記、鄭重的碑刻、巨幅的摩崖到墓志等均出現了書寫者的名款，這表明書寫者已經注意到了書法的價值或個人的聲望，這是一種新的風尚，從而也反應出他們之間的風格差異。《元詳墓志》圓潤秀雅，筆力十足；《鄭文公碑》筆圓體方，含蓄穩重；《崔敬邕墓志》筆畫挺勁，結體之勢斜聳而周正；《張猛龍碑》筆畫如長槍大戟，天骨開張；《始平公造像》筆畫方銳厚實，結構嚴整，字勢雄強；《張黑女墓志》平畫橫結，方整平穩；《石門銘》筆畫圓渾，嚴整常態……但這種變化的“不同”是“和”中之“不同”，是“違而不犯”(孫過庭《書譜》)。可見北魏書法美既表現變化，又不超出整體之“和”，它強調了諸多形式美，進而達到樸素和諧統一，諸多矛盾因素在整體中實現了完美的結合，體現了“力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記白云先生書訣)。 北魏書風追求以“骨”、“力”為主，豐骨肉潤的藝術之美，強調了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的相融，北魏重“骨”、“力”，反對軟弱無力的書風，把“骨 ”、“力”作為重要的審美標準。《筆陣圖》有云:“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所以北魏書風屬雄強一脈。 北魏之“骨”與唐代之“峻歷”、“粗放”、“雄強”之“骨”不同，它是一種瀟灑俊逸之“骨”，“風流之骨”，爽爽寓于風神，是一種藝術境界。北魏之“骨”是“骨豐肉潤”之骨，是“剛柔相濟”之“骨”。它既追求“筆道流便”，又追求“骨豐肉潤，入妙通靈”(王僧虔語)。它強調“骨”與“肉”結合，缺一不可，達到“骨豐肉潤、肥瘦相和、骨力相稱”的境界。可以說北魏之“骨”是“形”又是“神”，是“意”又是“法”。“骨法用筆”與內在的風骨氣韻達到水乳交融的結合，形與神、意與法達到完美統一，崇尚清逸之氣、俊宕之骨，追求灑脫俊逸的精神氣度。在藝術創造活動蓬勃發展、審美意識不斷豐富的條件下，人們對北魏書風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規律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步，并直接影響著中國書法的發展，所以北魏書風是中國書法史上值得大書的一筆。 參考文獻： 1.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史》。 北魏《元文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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