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縣太爺不會孤身上任，必須自己掏錢雇傭一眾長隨、師爺護法。一縣之錢糧、訴訟、儀禮、治安等大小政事，全離不開這些臨時工。
長隨是縣太爺臨時雇傭的仆人
有清一代，縣衙的書吏、衙役都在本地任用甚至世襲，固有的宗族、婚姻關系加上地方上人情往來，借助公務徇私舞弊、貪污索賄在所難免。身為士子出身的知縣大人，如果僅僅依靠他們辦事，必然陷入五迷三道、不知所以的境況，一旦東窗事發難免波及自身。
于是，雇傭一些臨時工帶到縣府，替自己監視胥吏、辦理雜務，確保大小事務不生差錯，成了每一位縣太爺的不二選擇。
“長隨”是明代從六品宦官職務，在清代含義有變，但職能上仍有相似之處。雖然受雇于人，但長隨并不是縣太爺家中的奴婢，只是在官場中臨時雇傭的仆人。在縣衙之中甚至一縣之內，到處都有需要長隨的地方。
“門丁”是長隨中最重要的一種。門丁是直接對縣太爺負責的前臺和督查，凡縣衙人員出入、公文往來，都要經過他來辦理。如果門丁不是自己人，縣太爺連往來公文都把握不了，還怎么撫民治事？
除此之外，縣太爺還得帶上隨身小秘書“簽押”，為您掌管公文簽批收轉、登記往來文件、核驗內容正誤。
負責官印保管的叫“用印”，以壓名、騎縫等花樣，避免書吏對簽發的公文涂改作偽。法庭助手名“值堂”，替縣太爺做好審判準備、處理審訊細務。稅務助理喚作“錢糧”，監督賦稅征收、上繳的各個環節，以免胥吏橫生事端。“司倉”、“管監”、“管號”則分別是縣太爺在縣倉、監獄、驛站的常駐代表，替老爺監督小吏辦事，確保一切情況盡在掌握之中。
師爺是高級臨時工
剛剛當上縣太爺，雖然飽讀詩書十數年，但對于做縣太爺必備的種種基本技能，恐怕也不甚了了。比如斷案，科舉不考這個，不懂很正常。
這種時候，縣太爺多么希望能像狄仁杰一樣有個靠譜的幫手，可以問一句“元芳，你怎么看”，最好元芳直接寫完判詞，說“大人，事情就是如此這般，請畫押吧”。這倒不全是幻想，在清代，確實可以雇到這樣的高級臨時工——師爺。
師爺是口頭的稱呼，正式的叫法是“幕賓”、“幕友”。從這些詞中可以看出，雖然同屬臨時工，但他們并非縣太爺的仆人，更像賓客、朋友、高級顧問。
作為高級臨時工，師爺們自然有其非同一般的價值，首先體現在職業能力上。以刑名師爺為例，他們不但精通《大清律例》《大清會典》，還知曉種種從沒聽說過的典章制度，了解司法審判的每一個程序。他們對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區別有深刻認識，即使律例上沒有的情況，也能靠獨家積累、師徒相傳的先例成案寫出判決，即使不能讓當事雙方心服口服，也可以使上司無刺可挑。
刑名師爺之外，還有專攻審核錢糧賦稅、能找出藏在賬本里的非法支出或虧空項目的“錢谷師爺”，核算收支出納現金的“賬房師爺”，起草奏折信函的“奏折師爺”、“書啟師爺”，校閱試卷點選文章的“圈卷師爺”等，只有請不起，沒有想不到。
縣太爺也有“私人”小武裝
有長隨聽命跑腿、辦理雜務，有師爺出謀劃策、專業咨詢，是不是就能安心做官了？放在大清朝全盛時期或許可以，到了道光、咸豐年，外有洋人入侵，內有民間暴動，縣太爺可不是那么好當的。
清代的軍隊，一個縣往往只駐著一個把總幾十個兵，還不聽縣太爺的使喚。地方一旦有事，僅靠縣衙的四班衙役、一眾捕快恐怕應付不了。這時候，就需要武裝臨時工來擺平局面，在清代，稱之為團練。
團練源于保甲制度，通常由一個“保”（一般以1000戶為基準）或者多個“保”中抽調壯丁、籌措經費、購買武器組建而成，稱之為“局”、“團”。局、團的首領，稱之為局總、團總，由保內士紳、大戶擔任，平時負責組織訓練，戰時擔任指揮之職。在平時，可以用之清剿土匪、鎮壓騷亂、抗災救災，城鎮中還可以用于宵禁、救火。
但團練既非縣官直屬，難免會有不聽控制的時候。咸豐十一年（1861年），山東齊河縣廩生郭少棠因反對知縣提高銀錢比價而組織抗糧，被緝拿到濟南府待審，結果他所在的團練“公普團”竟然起而圍城，群呼“寧舍孩兒娘，不舍郭少棠”的口號，逼迫濟南知府放人。
畢竟，團練是以鄉土為基礎組成的臨時性武裝，與縣太爺之間并非如長隨、師爺一般的人身依附關系，他們有自己的利益。知縣運用得當，縱然能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如虎添翼，但如果關系鬧僵，可能會玩火自焚，在所有的臨時工中，團練堪稱是最危險的一種。
據《新周刊》 王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