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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確是有極深的淵源。
結構主義思潮真正肇始于瑞士著名的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在他之前用結構主義的科學主義精神研究人文科學的嘗試者不乏其人，包括意大利著名的法學家巴蒂斯塔·維科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學》，他分析了原始人的“詩性智慧”，即是說，原始人雖然不能用像今天這樣的科學準確程度來解釋周圍的世界，但是他們是以一種更為詩意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的，他們用隱喻、象征和神話等形式來解釋他們的實際經驗，這是一種生動的、令人滿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由于這些形式是產生于人的心靈，所以世界的的真實形式在他們看來就是他們心靈所賦予世界的形式，兩者是同一的。任何一種存在——即是說，任何一種事物——之所以有意義，只是因為它在這樣一種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類不斷將所見到的東西，所經驗的東西納入那種形式，包括他們自己。人類自身也就進入了由他們創造的社會結構中，被“結構”的力量所約束。人類就這樣被自己的“結構”本性所驅使，所奴役，在永恒的結構過程中人類心靈逐漸被麻醉。因此，維科所說的“詩性智慧”，就是人類所具備的形成結構的能力，也是使人的本性服從于結構要求的能力。既然“結構”是人的本質力量，那么，人天然是一個結構主義者。
結構主義的要義在于：它是解釋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它將個人的行為、感覺和姿態都納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各自的本質。因此，結構主義一開始是一種哲學思潮，是為了解釋世界和人類自身而產生的。既然任何事物只有被納入結構才有意義，才有價值，因此它的本質特性也必然是由結構賦予的。
索緒爾關于語言學的講授筆記以及一些手稿被他的學生整理編輯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在1916年出版，索緒爾用“結構主義”的思想研究語言，主張語言學應當研究語言的共時結構，反對歷時語言學對語言作材料收集和歷史描述。語言是一個自足的系統，語言要素之間因為差異性而獲得意義。至于語言學和符號學的關系，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語言學是符號學的一個分支，因為語言符號是符號的一個種類，而且是一個典型的種類，代表人物是索緒爾。一種認為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因為任何符號都體現出語言的內在（深層）和外在（表層）雙重結構，其實就是所指和能指，代表人物是羅蘭·巴特。羅蘭·巴特既是一個結構主義者，也是一個符號學家。他是用結構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符號（包括語言，服飾等等）的代表。
其實，更能說明結構主義和語言學關系的是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可布森，他的語言六因素說使得他與前期形式主義者的主張有所不同。一般形式主義者區分了實用語言和詩歌語言，認為只有詩歌語言才具備審美功能，實用語言重實用而不重表達方式。詩歌語言是對實用語言的扭曲和陌生化。而雅可布森則認為任何語言都具備六種功能，包括詩功能。只是只有在詩歌中，語言的詩功能顯得特別突出。語言的詩功能在詩歌中是通過各種手段實現的，包括隱喻、換喻等。雅可布森是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橋梁。他采用結構的方法考察言語活動，是把結構語言學應用于詩歌分析的重要嘗試者。
因此，結構主義和語言學以及文學的關系可以這樣概括：語言是結構主義的重鎮，文學作為語言的典型體現，文學也就成了結構主義天然的狩獵場。
結構主義的方法應用于文本分析，簡單地說應當是建立在能指和所指的基礎之上的（與之相關的還有共時與歷時，語言與言語，代碼與信息等一系列二項對立），但重在能指，也就是形式，我們可以把能指和所指的關系看作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所指并不是結構主義關注的重點。文學作品的結構畢竟是屬于形式范疇的東西。結構主義把詩歌看作一個精密組織的有機體，每一個成分在結構中都不是無意義的。這種結構所產生的意義是一定的，所以，只要揭示了作品的結構，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羅蘭·巴特前期是個結構主義者，后期是個解構主義者，表明他在結構和意義關系認識上的轉變。
至于新批評的“文本中心”與結構主義的區別，在我看來，沒有本質的區別。從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到法國結構主義，都是“文本中心”論者。都主張內部研究。結構主義和新批評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研究不局限于單個現象，是從宏觀上把我文學的結構，從所有的文本中推導出一個共時的結構，這個結構從決定了我們對文學的判斷，也就是說，這個結構一定會使我們把它看作文學的（而不是其他的）結構。它不僅把一部文學作品視為一個意義系統（結構），也把整個文學史視為一個意義系統。結構主義發展到后期，把研究的范圍從文本內部擴展到社會、文化領域，也就是說，結構主義把文學的研究重新由內部轉向了外部。（要知道，形式主義者以及新批評所作的努力，就是為了把文學研究從外部轉向內部，回到對文本自身的研究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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