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稱清政府保守貪財 是制造革命黨工廠

資料圖：辛亥暴動的新軍。

大清國在甲午慘敗之后進行制度變革的首次嘗試，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細觀當年，維新派在清廷所處之政治情勢，既有慈禧與光緒“大太后小皇帝”的特殊皇權架構，也有積弊甚久的中央、地方矛盾。維新派如同一頭意氣風發的大象，毫不顧慮地沖進了瓷器鋪，失敗的結果早已注定。

慈禧一直被視作扼殺戊戌變法的頭號反動人物，但她其實并不是變法的“天然敵人”。維新變法啟動時，慈禧說不上支持，但也沒有反對。變法宣言《明定國是詔》，就是經她的懿旨批準頒布施行。她也事先就聲明了底線：“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

慈禧看重的是“權”。雖然早在1889年就宣布歸政光緒，但她從未真正放權。光緒意圖以變法大展身手，甚至在變法前以“退位”要挾取得“事權”。慈禧已有不滿：“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變法開始后，光緒越來越“自作主張”，他革除違逆己意的禮部六臣、要開懋勤殿組建維新變法的顧問班底……光緒曾就懋勤殿向慈禧請示，精于權斗的慈禧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培植帝黨力量，搶班奪權。慈禧沒有回答，僅僅變了變臉色，就讓光緒“懼而未敢申說”。光緒嚇得當夜給楊銳密詔：“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大太后小皇帝”是既成事實，維新派人物、禮部主事王照建議把“變法之名歸諸太后”，以推進變法大業。但康有為等維新派核心人物看到密詔，卻想出了“圍園殺后”的政變計劃。

包括京中大員、封疆大吏等等實權在握的大批官僚是現有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戊戌變法的一個主要內容“變官制”，直接觸動了他們的利益，也讓他們成了變法的對立面。于是，變法政令如雨雪紛下，真正施行卻寥寥無幾。最終取得的唯一成果，僅僅是開設了京師大學堂一項。非但如此，“頑固諸老”集結于慈禧周圍，頻頻上書請太后“訓政”，反對變法的力量空前強大。最終，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新政盡廢。

這場“體制內”的變革被“體制內”的頑固力量聯手扼殺，社會變革的動力在“體制外”萌動。當“體制外”的力量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舊體制框架下平和改良的機會就很難再有。

梁啟超代草

五大臣報告

1905年12月，清政府委派鎮國公載澤、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鋒、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等五大臣組成代表團，分兩路前往日本和歐美考察西方政體。翌年夏天，五大臣先后回國，呈交“考察憲政報告”。

這份“考察憲政報告”可以說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綱領性文件，而它的真正作者是被清政府當做“逆黨”通緝的梁啟超。“通緝犯”介入朝廷最高層政治決策，這樣的事恐怕也只有晚清的亂局中才會出現。

為五大臣捉刀代筆一事，梁啟超只在給朋友徐佛蘇的一封信中，言語含糊地透露過這個絕大的秘密：

爾來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間履陸地者，不過三十余小時。公聞當亦大訝其行蹤之詭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萬言內外，因鈔謄不便，今僅抄得兩篇，呈上一閱，閱后望即擲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響否，望如云霓也。

梁啟超在船上閉關二十余日寫作，除高度保密的緣故外，顯然也因時限緊迫，交稿在即。與之對應的是，五大臣中的端方、戴鴻慈一路，出洋回國后，很不合常理地在上海停留了兩周。而戴鴻慈和梁啟超有密切聯系，據考證，正是戴鴻慈出面請動梁啟超捉刀“考察憲政報告”。

“考察憲政報告”出自“槍手”，并不能因此否定清廷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用心。五大臣深受觸動，他們看到英國議會的辯論：“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但是，認識到制度的落后和做出實質的改變是兩回事。五大臣向慈禧陳述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但主張“實行之期，可寬立年限”，以圖借“立憲”之名緩和國內矛盾，防止革命，使皇位永固。

“言高手低”維新派

對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一般歸結于“變革勢力與保守勢力實力過度懸殊”，如果全面看待這段歷史就會發現，維新派本身就帶著注定失敗的基因。

維新派的主體，是以康有為為首的一批毫無從政經驗的讀書人，他們做得一手好文章，縱論國事舌燦蓮花，卻“言高”而“手低”，貪功急進，缺乏政治謀略。回顧變法進程中那些招致反撲的作為，讓人有“書生誤國”之嘆。

維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體現在康有為身上。而康有為的不成熟，則體現在他的“狂”上。

“大陸我最大，愿起神州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寫出這首極度自負詩句的，正是康有為。

為宣傳變法思想，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假托孔子為維新變法樹立理論依據。這兩部書牽強附會，為秉承傳統文化的士大夫所不容，連贊同維新的清廷官員都不能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使變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翁同龢曾提攜康有為，但看到《新學偽經考》，斥其“真說經家一野狐”，看到《孔子改制考》，則跟光緒說“此人居心叵測”。大力支持強學會的張之洞，“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后作《勸學篇》“暗攻康梁”。即便是戊戌變法最有力的執行者、湖南巡撫陳寶箴，亦上奏光緒，應下旨讓康有為自行銷毀《孔子改制考》。

“設制度局”、“改官制”是康有為的變法核心主張之一，施行力度過猛，一下子裁撤京師十余處衙門，“連帶關系因之失職者及近萬人”。一時間官僚人人自危，自然站到了變法對立面上。而康有為還在建議光緒“殺一二”極品貴胄，以儆效尤。

在慈禧和光緒的帝后矛盾越發尖銳之時，維新派沒有設法調和，反而使其激化。光緒給楊銳的密詔，本來是讓他和劉光第等人想一個能夠把改革繼續下去，又不違背太后意愿的方案。而康有為想出的辦法是聯絡袁世凱“圍園殺后”。

慈禧在政變當天即下令抓捕康有為，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隨后接到袁世凱告密，血腥報復，“六君子”被處以極刑。

一個狂狷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夸夸其談的“狂想家”，毫無施政經驗，亦無政治權謀。這一點，連他的弟弟康廣仁都看得十分清楚：“伯兄規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亡命途中推“新政”

戊戌變法失敗的第二年，“山東教案”發生，義和團運動猝然而起。義和團的愚昧、荒誕、橫暴不需多言，但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甲午戰爭后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狂潮，在這個特定背景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是一個古老民族面對西方侵略和文化沖擊的強烈反彈。

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在清廷看來“民氣可用”，遂加以扶持利用。1900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進入京津，殺洋人，也殺入了洋教的中國人，還要毀掉一切沾“洋”字的東西。在這種情勢之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僑民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了又一次侵華戰爭。

這一次，一向軟弱的清廷也空前強硬，“向各國宣戰”。這樣大規模的宣戰，可謂空前絕后。結果，北京在8月14日被八國聯軍攻破，慈禧攜光緒倉皇出逃。

庚子之變，徹底把慈禧打怕了。西逃途中她就開始向列強乞和，并說出了那句足以讓她被萬世唾罵的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清朝統治者成了跪伏于列強腳下的奴才。

庚子之變，好像也把慈禧打明白了。1901年1月29日，逃亡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緒名義頒下諭旨，表示愿意“變法”，推行“新政”。

就其內容而言，“新政”比戊戌變法并無多少新意。不過“新政”發動于慈禧，自然比戊戌變法要政令暢通得多。大體而言，“新政”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設立工商部，鼓勵新施工商業發展，編練新軍，廢除科舉，開始司法改革等等。但清廷面臨的形勢已然巨變，這些變革遠遠不足以穩固清政府的統治地位。相反，“新政”的實施加速了滅亡。

在清朝倒臺之前，有識之士便已見及。1910年8月，《國風報》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國今日之新政，固速亂之導線也。十年以來，我國朝野上下莫不奮袂攘臂，囂然舉行新政。興學堂也，辦實業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營并舉，日不暇給。然而多舉一新政，即多增一亂端，事變益以紛，國勢益以搶攘。

大清朝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在清廷倒臺之前頒布了“罪己詔”，痛陳：“促行新治，而官紳或借為圖利之網。更改舊制，而權豪或只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

即便是一直為“新政”鼓與呼的梁啟超，也漸漸看明白了“新政”之下清政府的實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留日潮

戊戌變法失敗后，留日的中國學生數量迅速膨脹起來。1899年，中國赴日留學生為120人，1904年超過了3000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大勝沙俄，更進一步震動了中國的熱血青年。這一年年底，留日學生達8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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