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城市化大背景下，離別家鄉，涌入城市，時刻進行中。
一部名叫《鄉村里的中國》的紀錄片，則逆向關注了仍在鄉土的農民的生活現狀，短短一年內席卷12項大獎。有人盛贊它是“21世紀中國農村生活標本”，更有人因此懂得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鮮活的故鄉”。
此片導演焦波，成名已久。十幾年前，他在“用鏡頭留住俺爹俺娘”初衷下創作的攝影作品，感動了無數人。今天，焦波用一部紀錄片，從一個村莊打量中國，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故鄉，因為“留住了故鄉，也就有了能夠安放鄉愁的地方”。
記者對面的焦波，看起來比照片上清瘦。
他語速緩慢，娓娓道來，時不時一笑，臉上的皺紋溫和地擠在了一起。
他把373天鄉村拍攝的點點滴滴和依然鮮活的感動，變成了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
此刻，當焦波再度將這些過程與感動，用語言敘述出來的時候，記者聽到的，已遠遠豐富于一部紀錄片本身。話語過處，是故鄉，是鄉情，也是鄉愁，卻已不僅僅只屬于焦波自己，緩緩地道出的，是當下許許多多中國人共同的生活況味與情感指向。
故鄉就是一根線，一頭拴在兒子身上，一頭連在爹娘的心上
“為什么如此鐘情于鄉村題材？”這是一年多來，焦波面對最多的問題。
他把能想到的答案進行了歸納：本就是邊遠鄉村里長大的孩子，鄉村陪伴成長；進城做了記者，跑鄉村新聞變成了工作內容，鄉村幫助進步；后來開始拍電影，也是圍繞著鄉村，鄉村見證堅持。
但顯然，焦波更傾向于從內心出發的理由。他骨子里對鄉村有著揮不去眷戀，鄉村生活的絲絲縷縷總是會涌上心頭，于是有了對鄉村的關注，有了這些作品。
有時，他更愿意把鄉村看成伙伴、知音，而不僅僅是故鄉。他希望更多的人走進鄉村、了解農民的故事。
焦波出生在山東淄博南部山區一個叫天津灣的村子里。他這一代之前的焦家，是伴隨著苦難與辛酸一步步走過來的。焦波的爺爺奶奶前前后后共生了11個兒女，但最后只剩下他爹一人。父親15歲那年，瘟疫肆虐，他的弟弟妹妹一天死了仨，患癆病的奶奶昏過去了三次。后來，焦波的父親共生了8個孩子，卻也只有4個活下來了。
成人后的焦波，因為工作離開了老家。腳步越來越遠，從山東到了北京。
到北京工作后，每到周末，焦波就會心癢癢地惦念故鄉的親人和山水。沒辦法，只能每周都折騰著回家，火車轉汽車，再走上一段路，要花上大半天。
有一次，天已經很晚了，焦波告別爹娘要回北京。靜寂的山村，一片黑。
爹娘拿了手電筒，執意送到村口。在村口，老兩口停住了腳步，握著手電筒的手，伸得遠遠的，把光照在通往村外的小路上。讓那束光，繼續陪伴兒子趕路。
光越來越淡，慢慢的，小路被黑夜徹底籠罩。但回頭一看，焦波發現，那束光依然在晃動。“在黑黑的夜里，我看不見爹娘佝僂的身子，但我知道在那晃動的光束后面，有兩雙昏花的眼睛直直地望著黑漆漆的遠方，望著比手電光照得更遠的地方。”
焦波懂了，故鄉就是一根線，一頭拴在兒子身上，一頭連在爹娘心上。
租下一個農家院，掛上“村兒電影社”的牌子，他們成了村里第168戶人家
記錄，這個動詞或者動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說是一種提醒，有人說是一種享受，也有人說只是消磨時間而已。
但對焦波而言，這意味著人生的一種表達方式。
焦波學攝影，是從給他爹娘照相開始的。1974年，他就將鏡頭對準自己的爹娘，什么都拍，做飯干活、趕集聊天，甚至連拌嘴都不放過。焦波說，“把親情留影，把情感留住，這不僅僅是照片，而是生活的記錄。”
老兩口一直不知道兒子天天拿著個“方匣子”在干點啥，直到1998年，這上萬張照片涌入了中國美術館，爹娘的形象溫情脈脈，打動了無數人。
在那場《俺爹俺娘》專題攝影展上，焦波誠心誠意地捧出了自己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記錄，而被記錄的爹娘也因此體驗到了那些定格瞬間所帶來的感動。
中國老年大學協會會長張文范含著眼淚看完影展，他對兩位老人說，“焦波是個大孝子啊，這不僅是你們二老的福，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福。”牛群紅著眼圈對焦波的爹說：“我讓天下人笑，您兒子的照片讓我哭。”敬一丹看著照片，忍不住拉住焦波娘的手：“我和焦波同歲，我也叫您一聲娘吧——娘！”
一位在京打工的東北小伙子，一連兩天來看影展。他在焦波的傳呼機上留言：“影展讓我流淚。我已買好了火車票，這就回家看望父母。”最后一天撤展時，展廳里擠滿了觀眾，大家和工作人員商量，慢點撤，慢點撤……
作品之外，記錄也成了焦波的習慣。和農民聊天，隨手拍一張，再看到時就能回味當時的感受；和朋友聚會一定要抓拍幾張，彼時的笑容恐怕再難找尋；連接受采訪，他也要拉著記者拍上幾張，說是為人生存檔。
為了記錄鄉村，他依然在跋涉。即使在別人看來“功已成、名已就”，他還是不停歇，在路上。
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廣電總局的“命題作文”——《鄉村里的中國》：通過記錄一個村莊一年的變化和風情，反映農民身上的信念和遇到的挫折，“更重要的是展現他們困境中的堅持”。
此前也找過別的導演，可沒有人愿意在一個村里住上整整一年。焦波想也沒想，就答應了。
焦波選擇的是山東杓峪村，位于沂蒙山老區，共有167戶人家，500多人。那年立春，他帶著團隊在村里租下一個農家院，掛上“村兒電影社”的牌子，成了村里第168戶人家。一待，就是373天。
立春時節，天氣仍是寒冬模式，農家的屋里也沒任何取暖設備，晚上睡覺，過了半宿腿還是涼的，蓋兩床被子還不夠，大家又把衣服都攤在身上。焦波有個好辦法，腳冷，就把一只腳放到另外一條腿下面暖著，暖和了，再換只腳。
一年多時間中，第168戶農家小院里，養狗、養雞、種菜、做飯，種種農村活兒他們一樣也沒落下。洗澡就在院子里拉個簾子，冬天洗澡得去縣城，卻又怕漏拍鏡頭，也不敢輕易去。
如今談到這一年來的記錄，讓焦波感到驕傲的是自己的團隊。團隊成員平均年齡只有21歲。最小的一名攝影師劉明富，外號小北川，1996年生人，他是焦波收養的6個汶川地震孤兒中的老大。焦波挑選團隊的唯一標準就是要堅持記錄，不管多難、多苦，都不許離開鄉村。
拍一百個農民，就是和一百位智者對話，多有勁
對焦波來說，每一位農民都是智者。“拍一百個農民，就是和一百位智者對話，多有勁！”就這樣，從農民身上獲取的智慧一直滋養著焦波。
2004年，爹娘相繼去世后，他們的身影常常浮現在焦波的腦海。凌晨，身高只有一米四的娘在推磨，小小的身軀推著大大的磨盤，每走一步身體都輕微地一顫。焦波無數次問過娘，累嗎？娘回答，不去想那么多，走一步就少一步。
第一次學拉鋸，爹就告訴焦波：鋸要一鋸一鋸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看他拉得不耐煩，爹說：為啥學木匠要先拉三年大鋸？就是要你悟懂兩個理兒，一是懂得配合，二是要有耐心，腳踏實地。
如今，幾十年的人生路走下來，焦波才真正明白：所有的事不都是這樣嗎？多走一步距離成功就少一步；耐得住性子，便能一步步走得通。爹娘講的理通了，人生的路也就通了。
在373天《鄉村里的中國》的拍攝過程中，焦波體會到了更多來自鄉村、來自土壤的智慧。
當時，焦波帶去了三臺攝像機，在村中找尋合適的拍攝對象。
第一次去到農民杜深忠家時，滿臉溝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筆練書法。
焦波說明來意，“想拍部記錄村里人生活的片子。”
杜深忠的妻子張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計，脫口而出：“拍戲？俺這一輩子就是戰爭戲！”她向焦波埋怨丈夫“頭頂火炭不覺熱”，家里這么窮，他卻總想著看書寫字彈曲兒。“沒錢買宣紙，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寫。”
聞此話，一旁揮筆寫字的杜深忠，把脖子一扭：“你看，太陽亮光從門口照進來一塊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張很好的宣紙。”
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撥，“這話太有藝術感、太有智慧了!”
后來，焦波慢慢意識到，生活在鄉村里的杜深忠是個有悲壯情懷的人。那樣的人，天生是為了思想和精神活著。焦波知道，在中國任何一個村莊，都有杜深忠這樣的人才。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農民精神需求和物質現實的矛盾嗎？
他當即決定，拍杜深忠。
紀錄片要有故事，只盯著一家人的生活拍，可能不夠豐富精彩。深思熟慮后，焦波的方案是選擇三戶農家，一起拍。三個家庭，各有側重。杜深忠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線”，焦波還要繼續尋覓的是“政治線”和“情感線”的農民代表。
他想到了村支書張自恩。張自恩從2002年起擔任村支書，一張圓臉上常掛著憨笑，在村中費力斡旋。焦波覺得，在張自恩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國許許多多基層干部的生活狀態，“他或許不是優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個有代表性的村官。”
紀錄片的鏡頭追隨張自恩的身影，捕捉著整個村莊的生活軌跡：村口因修建小廣場砍樹，村民和張自恩起了爭執； 為了讓村里脫貧，張自恩不斷去旅游開發公司尋找機緣；村民張光愛與張光學的糾紛愈演愈烈，張自恩在中間反復“滅火”；有村民懷疑張自恩貪污，不斷上訪要求查賬……
在忙忙碌碌還有紛紛擾擾之中，張自恩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語帶心酸：“干一年支部書記，也就是賺了一肚子酒。”這是張自恩的煩惱，或許也正是千千萬萬農村干部遇到的難題。
而鏡頭在杜深忠兒子杜海龍那里，捕捉的是村里年輕一代的命運和鄉村的未來。片中的一個長鏡頭，讓焦波感受頗深，那是杜深忠對兒子的教育：
“我們總是被教育要熱愛土地，但我對這土地卻熱愛不起來，守在這里是無奈！貧瘠的土地不養人，年年勞作，所得甚少，為什么我們要全力供你讀書，就是想讓你擺脫土地的束縛。你別看我一輩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訓比成功的經驗還說明問題！這是一輩子的心血，一輩子的淚。”
不能為了揭露問題而揭露問題，因為那種表達本身就是一種虛假的真實
每當杓峪村蓋上夜的被子，辛勞了一天的農家漢子已經歇息，“村兒電影社”里，大伙兒還聊得熱火朝天。
他們擠在床沿上，反復回味著白天的每個鏡頭，每天的這個小會都格外熱鬧。
焦波對生活沒啥講究，不修邊幅，隨遇而安。但他對拍攝的畫面卻較真得很。他堅持不間斷的拍攝，一年下來，村民們看到攝像機都習以為常了。
村里的婚喪嫁娶，鄰里間的雞毛蒜皮，攝制組全部拍下。“我希望有什么大事小情，村民都能告訴我。他們也經常給我打電話，誰家兩口子打架了，誰家生孩子了，誰家生病上醫院了，都問問我要不要拍。”焦波笑道。
這樣的信任是焦波一點點賺來的。一次，焦波去杜家拍攝，途中杜深忠指著一座墳說，這就是俺爹俺娘的墳。焦波一聽，雙腿一跪，在墳前磕了幾個頭；一晚，村支書張自恩跑去敲焦波的門，見到焦波，這個粗壯大漢的眼淚，“刷”地掉下來，訴說：“焦老師，我里里外外不是人。”焦波陪著他喝酒，在山頭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在那里，焦波成了村里真正的第168戶農家漢子。村民都說，焦老師你看你，除了這長頭發不是俺們村的，這身上下都是俺們村人的樣子。焦波往往憨厚一笑，“本來嘛，我就是農民。”
但這位宣稱“我就是農民”的攝影師在完成一年多的拍攝后，感慨自己原來對于農村的了解太表面。“過去總是說農民苦、難，但具體苦在哪里、難在哪里，很少有人說得出，甚至不會有人去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而373天的拍攝，讓焦波終于真正了解了今天的農民，了解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了解了農民在這片土地上的現狀與愿望。
而觀看紀錄片的觀眾們，不止一次問的是，“你說那些農民，在鏡頭前，就真的和平時一樣嗎?”焦波回答，自己只能拍到相對的真實，他們試圖找到某種呈現真實的分寸。
焦波一直強調，自己是個導演，而非評論家。一部紀錄片不能過分放大某些矛盾，不能為了揭露問題而揭露問題，因為那種表達本身就是一種虛假的真實。而他只是把故事講述出來，“觀眾也好，官員也好，看到了美，呼喚起記憶和向往；看到了問題，想到了破解和變革，這是這部片子最多所能承載的”。
（插圖系焦波攝影作品《俺爹俺娘》）
對話
故鄉，永遠刻在心靈深處
解放周末：在農村出生，到城市闖蕩，又重返農村，對您來說，農村與城市分別意味著什么？
焦波：村莊是根，是生活的源泉，也是我創作的源泉。城市是成功的一個階梯，也可以說是一個舞臺。
我喜歡看農民的眼神，那里面的真誠與執著是城市中很多衣著靚麗、步履匆匆的人所沒有的。我不想融入城市的這個圈子，我也融入不進，我還是個農村人。
解放周末：因為那里承載著您成長的記憶與情感的寄托。
焦波：現在我回憶起家鄉，就會想起家門前的樹，一到春天開出的花，還有小溪、池塘。在我腦海中呈現一個非常美的圖景，我時常夢到那些，這是我的故鄉的形態，它永遠刻在你的心靈深處，是別的地方無法代替的。
但是，當有一天樹變成一樣的樹，房子變成一樣的房子，連愿望都是一樣的，這是可怕還是悲哀？
解放周末：故鄉變得相似，會讓很多人模糊了精神的原點。
焦波：這個時代，有太多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擠在工棚，靠出賣勞力換取家鄉的新房與新娘；有太多的“蟻族”蜷縮在地下室，為在城市搏出一隅之地消耗著心智與體力。當然，也有太多曾懷揣城市夢的年輕人最終逃離“北上廣”。
在工業社會中，離鄉別土的人們在流水線上，很容易產生一種漂泊感與不安全感。鄉愁無處安放。
解放周末：這無處安放的鄉愁，也讓人反思，是不是我們今天的社會缺失了什么，忘記了什么？
焦波：鄉愁其實是種情愫，演變成一種關注，最后落腳為回報。它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讓人們在回望、回味的時候，想想自己能改變些什么、能對家鄉回報些什么。因為鄉愁不僅僅是思想里的東西，而應變成實際的行動。留住家鄉的青山碧水、留住老鄉的質樸執著，這樣鄉愁就變成了一種美好的東西。我們留住了故鄉，也就有了能夠安放鄉愁的地方。
解放周末：無論在您的照片還是紀錄片中，您最想給人們提供的也是一個安放鄉愁的所在。
焦波：除此之外，我始終想表現的還是一種農民的信念：盡管現在還不夠富裕，但是在通往富裕的路上一直追求的信念。即使有著無奈和痛苦，也在無奈和痛苦中依然隱忍和堅持，這是對生活的執著，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身上最值得歌頌和敬佩的精神，可能也正是當下普遍焦慮社會中所缺乏的一種精神屬性。
#解放周末 思想悅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