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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唐代，國運興旺、萬國來朝，其中不乏乘木船斗惡浪九死一生而來的日本留學僧，他們數十年留居中國，習慣了唐朝豐裕的文化和生活，回國后難耐日本飲食，特別是齋飲的粗糙。而遠道帶回的茶在中國即是文人雅士的風流之物，也是出家山林的僧人們的清凈之物。于是，以其來自中國士大夫圈子的高雅脫俗，成為寺院齋飯的點睛精品和敬獻權貴的珍品。 日本留學生還帶回茶種，栽種于寺廟周圍，公元700多年，日本有了茶園。可以說日本茶文化起源于僧侶及社會上層對唐風文化的崇拜和無條件的吸附，初始是貴族們趨附的風流雅事。日本"茶道"興起之初的"寺院茶"、"書院茶"，都還沒有脫離仿效唐風的影子，單中國士大夫們一言難盡的心志卻很難在日本說的清楚、找倒知音，日本畢竟不是中國，譴唐史們畢竟不可能進入中國只是分子們深層的精神生活。 中國唐代的改變曾一度中斷了日本學者僧人的來訪，而這期間，從中國唐朝帶去的種種文化都依存著日本人獨自的理解得到了發展，成為地地道道的日本文化。 16世紀中葉，連年戰亂中統一了日本的幕府將軍，為顯其權勢掩其粗俗，時而將茶道與吃喝宴飲連在一起，時而將茶道與財富連在一起，盡管幕府將軍們的參與使茶道大為發展和普及，但形而上學來的茶道，喪失了清凈風雅的本來面目。千利休大師出家學道，終成茶道名士，幕府將軍愛其才、慕其名，千利休隨將軍左右，指點茶道，身價極高。而當千利休晚年終于悟透茶道不過為"世外淡泊之好"而創造并堅持取之自然、展示自然的古樸風格時，終于不能為集權的將軍所接受，不得不接受了將軍的賞賜--剖腹自盡。 千利休開創的"草庵茶"風格，講究"以佛法修行得道，屋以不漏雨，食以不餓肚為足，此為佛之教誨，茶道之本意"。千利休的茶風受到世人的推崇，將軍后亦追悔莫及難忘與千利休共同度過的恬靜幽雅的時光，終于招回千利休逃亡中的兒子，賜還千利休行茶道所用的一應物品及宅邸。由此，日本茶道成為家族藝術，由家族掌門人世襲。千利休的后人們自此隱逸不仕。 千利休被日本人稱為茶圣，千家茶道流傳至今發展為3大流派：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3家各有風騷，且和睦相處，均不離千利休風格。其他小流派尚有20來支，均為早期的千家弟子們開創。
今天日本的茶道，作為藝術，已與書畫、園林、建筑、飲食藝術融為一體，千利休力主茶道之精華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內涵，就其宏觀意義而言，幾乎回到了中國茶文化精神的原點。但由于日本茶道作為藝術是以修行方式代代相傳的，所以統一規范的形式和嚴格的格式成為必須，這點，在中國的茶道中極為少見。 在日本茶道中，茶室中書畫的風格及擺放，茶室的建筑及庭院的布局，一應茶具的選用和擺放，飲食的烹制，甚至每次"茶事"進行的時間，每項內容的時間，每個動作的幅度，來客交談的"臺詞"，每塊榻榻米走幾步，一碗茶喝幾口，甚至客人洗手時先洗哪只手…都是規定動作。留給茶師們的發揮余地只有選茗、蓄水、備具、烹煎、品飲。用"寫意"形容相當格式化的日本茶道藝術顯然已不再妥當，日本茶道是一種需花時間的嚴格修煉，并不容修煉人隨心所欲，任性寫意，作"風歌笑孔丘"的狂人之態。 日本茶人的聚集也極有組織、極有規范。掌門人稱"家員"，學茶得道的人可被授予"茶名"，且"茶名"均以"宗"字打頭的二字名稱，如同佛教中的法號，嚴格到有幾粉象中國的武林世界，不象中國的茶道揮灑自如，無拘無束。 可以說茶道所要求的規范正是日本人至今的行為規范。 日本飲食的清淡，人們對色彩素雅的喜愛，建筑風格、室內裝修和布局的簡單，日常禮儀的規范，無不受到千利休茶風的影響，甚至潛移默化至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千利休不僅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更始日本文化藝術史上開創一代世風的大師。 千利休時代的茶道，是男人的風雅，而近代，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更多的人，特別是有錢、有閑、有文化的婦女們希望具備茶道的修養，使自己的氣質更加典雅高貴。于是茶道幾乎成了婦女的天地，而她們的輕柔、秀美及多彩的和服使茶道少了些高深，少了些士大夫式的難言之隱，而成為一種有傳統、高層次的群眾性的文化活動。 為尋求異國國民的理解，日本茶道的各大流派紛紛走出國門，著名的里千家還在北京設置了常駐機構。相信日本茶道的"回爐"，不僅將開拓國人之眼界，更將升華國人的內秀與優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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