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喝茶，卻只有日本人喝出了茶道

經(jīng)與緯 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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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靜波

復旦大學日研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

中日文化關(guān)系、中日文化比較

主要著作

《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

（1923—1946）》

《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種形態(tài)》

日本的茶道到底是什么？

茶道這個詞的誕生是相對比較晚近的事，它在當初被稱為“侘茶”，又被稱為“茶湯”。

“侘”在日文中的解釋有三種，一是“煩惱、沮喪”；二是“閑居的樂趣”；三是閑寂的風趣。茶中的“侘”，主要取第三種釋義。“侘”字古漢語中也有，意為失意的樣子，現(xiàn)已不用。

在日語中，原本也是失意、沮喪的意思，后來在連歌中漸漸演變?yōu)橐环N閑寂的美，與茶聯(lián)系在一起，就使茶上升到了一種空靈的哲學境界。

那么顧名思義，“侘茶”應該是一種具有閑寂情趣的飲茶文化。

它是對鐮倉后期喧鬧、奢靡的上層武士飲茶之風的一種反省和反動，甚至與室町幕府的將軍所舉行的茶會也有很大的不同。

這種新的飲茶精神不再追求豪華的樓宇、爭贏斗勝的刺激和呼朋招友的熱鬧，甚至都不在意茶質(zhì)的優(yōu)劣和藝術(shù)品陳列的排場。

而是非常注重內(nèi)心的寧靜和愉悅，體現(xiàn)了對自我、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理解，既比較完整地包含了日本人的價值觀，也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了日本人的審美意識。

這種新的飲茶精神的核心部分便是禪。

這樣的新的飲茶精神及相應的禮儀規(guī)范等大概就可以稱之為茶道，日本近代美術(shù)教育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岡倉天心（1862~1913年）在用英文寫成的《茶書》（The Book of Tea）中稱茶道是一種審美的宗教。

它不只是具有審美的意義，而且還包含了宗教、倫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在日常的俗事中找到了一種審美的價值。

岡倉天心著《茶書》

（The Book of Tea）

“茶湯（或譯為茶之湯，在日語中是日本茶道的代名詞——引者）是禪的儀式的發(fā)展”，“正是這種發(fā)源于中國的禪的儀式發(fā)展成了15世紀的日本的茶湯。

”這里我想特別強調(diào)的是茶道與禪宗的關(guān)系，甚至可以不夸張地說，日本茶道是禪宗精神在飲茶程式和禮儀上的一種表現(xiàn)。

茶道在日本的發(fā)生、發(fā)展和完成，主要經(jīng)過了三個人的努力，一個是村田珠光（1423~1502年）。

是他首先創(chuàng)立了茶道，一個是武野紹鷗（1502~1555年），茶道在他手里有了很大的發(fā)展。

還有一個就是聲名最響的千利休（1522~1591年），他最終全面建立了茶道的體系和宗旨，現(xiàn)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都是千利休一脈的沿承。

村田珠光

村田珠光少年時曾到京都大德寺跟隨著名的一休和尚（1394~1481年）去學禪。

一休和尚是臨濟禪的高僧，他不循傳統(tǒng)的禮法，狂放不羈，人稱狂僧，卻是獨樹一幟，對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觀物察事，往往勝人一籌。

一休贈送給珠光一幅中國宋朝僧人圜悟克勤的墨跡，作為入門的明證，后來這幅墨跡被珍視為茶湯開祖的墨寶。

珠光大概在一休那里悟到不少禪的真諦，他尤其欣賞一休視富貴如糞土的平常心。

他決心將茶事從奢華的世風中解放出來，而使其成為常人修身養(yǎng)性、提升品性的一種方式。

總之，珠光后來被傳為“侘茶”的創(chuàng)立者。珠光認為，不完全的美是美的一種更高的境界。這一審美意識對日后日本人審美理念的最后形成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

武野紹鷗

武野紹鷗雖是商人家庭出身，卻喜好文藝，1525年他25歲的時候來到京都，拜當時極有名的文化人三條西實隆為師，在聽他講《和歌大概之序》過程中深有所悟，此時正是下京茶湯相當興盛的時候，于是他在此學茶參禪。

后來他在京都營造了一處茶室曰大黑庵，脫去了上層武家講究裝飾的傳統(tǒng)，茶室的“座敷”改為四帖半，墻面只是儉樸的土墻，他將枯淡美引入茶湯中，在將書院茶發(fā)展為四帖半的草庵茶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指導性的作用。

紹鷗后來又到和泉南宗寺學參禪，從而開創(chuàng)了茶人參禪之風，最著名的是，他還提出了茶禪一味的主張，將茶與禪連為一體，或者說在茶中注入了濃郁的禪的精神。

由此，在他的努力下，初步形成了一種極具禪意的、崇尚簡素靜寂的“佗茶”。

千利休

在整個日本茶道史上，千利休的名聲最為顯赫，他被看成是茶道的最終完成者，茶道在他手里，才最終成為一種道。

與紹鷗一樣，他也出生于堺，并且是紹鷗的入門弟子。不久他便在茶事方面蓄積了不淺的造詣。

利休是一個在感性和悟性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人，在茶事的實踐中，利休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侘茶”的理念和具體的程式。

“侘茶”在利休那里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草庵茶”。利休推崇的“草庵茶”，希望是一種出世間的茶，“將心味歸于無味”，真的具有很濃郁的禪意。

為了洗去講究格式法式的上層武家茶會的貴族風，他把原先4帖半的茶室再加以縮小，一舉改為2帖（不到4平米），以追求主客之間的更加近距離的交流。

一直保存至今的京都妙喜庵的待庵，相傳是利休的作品，從外觀上看，實在是非常不起眼的一間小茅屋，而且沒有門，只有一個低矮的躪口，人必須彎腰或屈身才得以進入。

其目的是讓人有一種緊張感，以拂拭人的世俗性或日常性，來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京都妙喜庵的待庵

利休的生前，正是日本的戰(zhàn)國時代，人們深深感嘆生命的無常，人生的無常，于是就有了利休的“一期一會”之說。

意為人生如萍水，相逢是一種緣，此次相會，不知何時再能重聚，因此要珍惜偶爾一次的相會。

后世利休的繼承者，往往都將他抬舉得很崇高，但利休本人雖然對禪具有較深的參悟，卻似乎并不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

當時的一代梟雄織田信長（1534~1582）旌旗浩蕩長驅(qū)直入京都之后，利休就有意親近信長，信長便起用他擔任茶頭。

信長在獲得了地盤金銀之后，也開始仿效足利義滿等室町幕府的將軍，對中國傳來的各種文物珍品頗為饞涎，在大肆收集之后，也不免附庸風雅，召集些茶人，舉行幾次茶會，同時展示自己收集的珍奇寶貝。

1584年信長在京都本能寺遭到部將的襲擊，自殺身亡，不久另一個梟雄豐臣秀吉（1537~1598）率兵崛起，平定了天下。

于是利休又成了秀吉的親信，擔任了他的茶堂。

1583年，豐臣秀吉建成了大坂城，并在城內(nèi)建造了名曰“山里丸”的茶亭，取市中的山里之意，似乎多少有些利休“草庵茶”的意味。

但豐臣秀吉顯然無心追求“閑寂枯淡”的境界，他更在意稱霸天下的權(quán)力和炫目輝煌的排場，于是1586年在宮中小御所內(nèi)營造了貼滿了金箔的黃金茶室，里面裝飾了純金打制的一套臺子茶具。

在1887年10月于北野天滿宮舉行的一場規(guī)模空前的大茶會中，利休等人是主要的角色。

北野天滿宮

秀吉這個人物猶如中國的曹操，既有雄才大略，猜疑心也很強。利休受到了寵信，也就有了些狂妄。

1589年在為其亡父做50年忌的時候，出錢在大德寺山門上增建一層，并在樓上安置了自己的木像，這不免引起了秀吉的猜忌，于是下令利休返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堺，并對利休的行動處處加以限制。

利休終于意識到自己觸怒了獨裁者，但他不愿意請求秀吉的寬恕，于是在70歲時悲愴地自刃身亡。

利休一生浸淫于茶事中，也有了很高的修養(yǎng)，留下了不少足以供后人學習的言行，最終卻未能看明白世態(tài)炎涼，心境不能完全平靜，時時有浮躁之舉，說來也很有些諷刺意味。

茶道文化在江戶時代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

其第一個標志是誕生了沿承千利休一脈的“三千家”、以古田織部（1544~1615年）為創(chuàng)始人的“織部流”和以小堀遠州（1579~1647年）為始祖的“遠州流”等影響深遠的茶道流派，并形成了以茶道為中心的演藝方面的所謂“家元”（也許可以譯為“宗師”）制度。

千利休的孫子千宗旦（1578~1658年）1648年在京都建造的“今日庵”，僅有三平米左右，窄小素樸，為其晚年的隱居地。

他拒絕了江戶幕府請他做茶道示范的邀請，比其祖父更為徹底地堅持了“侘茶”的精神。

今日庵

此后，宗旦的第三個兒子宗左繼承了利休的茶室“不審庵”，自立門戶，創(chuàng)立了“表千家”。

而宗旦的第四個兒子宗室則繼承了宗旦的“今日庵”，又自立一流派，因其居所在傳統(tǒng)老屋的里面，稱為“里千家”。

宗旦的另一個兒子宗守則自己創(chuàng)建“官休庵”，嚴格遵守宗旦的家風，這一流被稱為“武者小路千家”。

以上就是日本茶道界影響最大的所謂“三千家”，名義上，都遵奉千利休為始祖。如今，以“里千家”的勢力最為興盛。

另外，每一家的歷代“家元”即宗師或曰掌門人，都沿襲最初創(chuàng)立者的名號，以體現(xiàn)其一貫性。

嚴格地說，在千利休手中最后完成的茶道是日本本土的產(chǎn)物，雖然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文化明顯的影響。

中國古代對茶的種種講究，還只是一種茶藝，而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茶道。

在唐人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中曾出現(xiàn)過“茶道”一詞，但細讀全文，就可知這里的茶道顯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茶道，而是指飲茶的風尚。

陸羽的一部《茶經(jīng)》，詳述茶的起源、種類及茶的采摘、煎煮和茶具的選用、茶的飲用等，具有相當?shù)睦碚撔院涂刹僮餍裕€只是就茶論茶，顯然還不具有哲學的底蘊，還沒有上升到一種“道”的層面。

《封氏聞見記》

爾后宋代蔡襄的《茶錄》、宋徽宗的《大觀茶論》，一直到明代顧元慶的《茶譜》等幾十種論茶的著作，大抵都重在茶的選用和烹煮上。

只有明代屠隆的《考磐余事?茶》中講到了人品，但強調(diào)的是好茶須有具有清風雅趣的人才能辨識和欣賞，而非通過茶事來修行人品。

倒是明代以后，隨著葉茶的興起，在江南一帶，飲茶染上了濃郁的文人趣味，在茶具的選用和飲茶的情趣上，更多地與琴棋書畫融為一體。

但這種由飲茶體現(xiàn)出來的文化情趣依然不能歸之于茶道。

雖然日本的茶道在形成的過程中明顯地可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痕跡，茶具的種類和樣式也沿襲宋的物品，禪宗的精神更是直接來自中國。

但將禪與茶連接在一起，在茶中寄予了人生的哲理，并通過茶來透現(xiàn)出比較完整的審美意識，則是日本人的創(chuàng)造。

茶道形成之后，茶已經(jīng)不單單是一種飲品。

從茶庭的設計、茶庵的營造、茶室內(nèi)的格局和裝飾、茶具的選用到點茶的方式、茶禮的制定，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縝密細致的規(guī)范。

乃至于有《山上宗二記》《南方錄》《宗春翁茶道聞書》和《茶道舊聞錄》《茶湯古事談》等多種茶道經(jīng)典的問世。

“和、敬、靜、寂”的茶道精神的確立，都說明了日本的茶道有自己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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