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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源流 詩歌起源于上古的社會生活，因勞動生產、兩性相戀、原始宗教等而產生的一種有韻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語言形式。《尚書．虞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早期，詩、歌與樂、舞是合為一體的。詩即歌詞，在實際表演中總是配合音樂、舞蹈而歌唱，后來詩、歌、樂、舞各自發展，獨立成體，詩與歌統稱詩歌。 詩歌起源于勞動。原始人一面勞動，一面發出單純而有節奏的呼叫，以忘卻勞動帶來暫時的痛苦和振奮精神，協調動作。漸漸這種單純而有節奏的呼叫聲，發展成為模仿勞動本身的聲音和表達勞動者本身感情詩歌。西漢時代的典籍《淮南子·道應訓》里有這樣的記載：“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這幾句話是根據《呂氏春秋·淫辭篇》來的，“邪許”本作“輿謼”。所謂“舉重勸力之歌”，就是指人們集體勞動時，一倡一和，借以調整動作、減輕疲勞、加強工作效率的呼聲。舉重時是這樣，舂碓時也是這樣。《禮記》的《曲禮》和《檀弓》二篇都說：“鄰有喪，舂不相。”“相”是送杵聲，其作用與舉大木者的呼“邪許”正復相同。從現實生活來看，水手的搖櫓和拉纖，建筑工人的打夯等，都可以聽到集體的、個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聲，音調和諧而有節奏。除了在勞動中產生的詩歌，還有反映勞動的詩歌。《吳越春秋》記載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獵的歌謠《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它大意說:把竹子砍下來做成彈弓，用它把泥制的彈丸發射出去獵獲禽獸。 詩歌的起源還同宗教有關。《禮記》中記載了神農時代的一首祭祀歌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呂氏春秋．古樂》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其內容從八闋樂曲的題目來推測，“載民”是歌唱始祖；“玄鳥”即燕子，是部落的圖騰；“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奮五谷”歌唱五谷生長；“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則；“達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 詩歌的起源還要愛情。《呂氏春秋·音初篇》記載：“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這首詩是有史可稽的中國第一首愛情詩歌。愛情詩歌在《詩經》中收錄了很多。 在公元前6世紀，我國就編成了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對后代詩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它實際上是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成書的時間約在春秋中葉，它包括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約500年間的305首詩歌。《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頌”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樂的感情。四言為主、重章疊句的《詩經》顯示出我國抒情為主的民族文學特色，從它開始，我國詩歌走上了一條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詩也成為了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詩經》在先秦時代稱為“詩”，孔子稱之為“詩三百”，并無“經”的名目。到漢代“獨尊儒術”之后才被稱為《詩經》。 西漢末年的劉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當中收錄屈原所作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招魂》共23篇。楚辭發展了詩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直接影響漢賦的產生。又大量運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紛，誶，謇，傺”，帶有濃郁地方性色彩。楚辭突出表現浪漫的精神氣質，影響后世的李白、李賀、韓愈等詩人。香草美人的象征傳統源遠流長，影響一直綿延到清代《聊齋志異》。 繼《詩經》、《楚辭》之后，漢代的樂府詩登上詩壇，這些詩歌由西漢的樂府機關和東漢的黃門鼓吹署在民間搜集而來。樂府詩長于敘事，《羽林郎》敘當壚美女反抗強暴，《陌上桑》敘羅敷拒絕太守追求，《艷歌行》敘妻子為游子縫補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敘一個凄美的愛情悲劇。詩人的筆觸各自深入各自的階層，合起來就充分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真實面貌，既勸諫富貴又同情疾苦。漢代的樂府詩實現了四言詩向雜言、五言的過渡。 東漢的時候出現了文人群體創作的詩歌，五言取代傳統的四言成為新的詩歌樣式，甚至產生完整的七言詩。現存最早的東漢文人詩是班固《詠史》，而他的《竹扇賦詩》是比較早的完整的七言詩。五言詩達到成熟階段的標志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寫的是游子羈旅和思婦閨愁，因此鄉情和戀情就融匯在一起。同時當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討論永恒和短暫、人的心態和生命周期、悲傷和歡樂等問題。文人詩長于抒情，語言爐火純青、一字千金，直接影響曹植和陶淵明。 漢末建安時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傒、阮瑀、應瑒、劉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曹植的詩歌內容富于氣勢和力量，描寫細致、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代表詩作為《贈白馬王彪》。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戰亂現實的寫照。“建安風骨”，就是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中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它以作家慷慨飽滿的思想感情為基礎，形成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悲涼慷慨的特點。鮮明的個性色彩和時代特色成為建安詩風獨具魅力的標志。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最后轉變，開辟了五言詩的廣闊道路。 曹魏后期正始年間，司馬氏掌權，一批文人不滿司馬氏的統治，隱逸山林，以阮籍、稽康為首的七人，稱“竹林七賢”。阮籍的代表作是《詠懷詩》82首，開創中國文學史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詩中充滿孤獨苦悶，但政治高壓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興、象征來寄托懷抱。嵇康的詩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獨立。總體來說，正始詩風轉變為詞旨淵永、寄托遙深，體現出獨特的藝術面貌。 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西晉。西晉詩壇呈現出的藝術特色稱為“太康詩風”，表現為講究形式，描寫繁復，辭彩華麗，詩風繁縟。陸機的《擬古詩》就是華麗藻飾的代表作。太康詩風代表人物是三張（張協、張載、張亢兄弟）、二陸（陸機、陸云兄弟）、兩潘（潘岳、潘尼叔侄）。他們詩中山水描寫成分大量增加，為謝靈運、謝朓等人的山水詩人的先導。同時期的左思憑著《詠史》八首開創借詠史以詠懷的道路，成為后世詩人效法的范例。 東晉建立后一百年間，詩壇被玄言詩占據，詩歌藝術的發展脈絡中斷了。一直到中國詩歌史上第二位偉人陶淵明出現，才使這個脈絡重新接上。他的詩歌源于《古詩十九首》，得阮籍之遺音而協左思之風骨，魏晉詩歌甚至中國古代詩歌的古樸作風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為結束一代詩風的集大成者，成為了一座里程碑。他開創了田園詩，如《歸園田居》、《飲酒》等，寫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質樸的語言中不露痕跡地表達對人生的哲學思考。陶淵明是追求人生藝術化的魏晉風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歸宿之一，為后世文人筑起一個精神的家園。 東晉被宋取代，之后宋、齊、梁、陳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經濟條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現清麗纏綿的風格，代表作是長詩《西洲曲》，四句換韻，用連珠格，聲韻回環婉轉。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碩果，《敕勒歌》雄渾壯闊，是千古絕唱；代表作《木蘭詩》清新剛健，寫出一個女英雄的英風豪氣。 從南朝宋代的謝靈運開始，文人詩風發生轉變。他開創山水詩，特點是鮮麗清新，注重描寫刻劃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麗之極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樓》。他是開啟一代新詩風的首創者，影響著南朝整代的詩風。齊梁陳三代是新體詩形成和發展的時期，特征是講究聲律和對偶。沈約等人創立音韻嚴格的“永明體”，規定了四聲八病，主張要講究詩歌的音韻美。“永明體”代表詩人謝朓，繼續寫山水詩，避免了大謝的晦澀，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講究永明聲律，音調流暢和諧。齊梁兩代形成蕭子良、蕭衍、蕭統三個文學集團，詩歌創作都是以宮體艷情詩為主，但南方詩人庾信滯留北方，把南方文風帶到北方的同時，自己詩風也集合了南北之長，窮南北之勝。南方的清麗和北方的勁健的結合，為唐代新詩風的形成作了必要的準備。 詩歌發展到唐代，迎來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時間里，留下了近五萬首詩。唐詩成為了中國詩歌的標志。初唐四杰、陳子昂初唐詩人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創造了新體詩——律詩，五律在宋之問、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國勢強大，詩仙李白登上詩壇，他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云流水又變幻莫測，如《蜀道難》、《將進酒》等詩，骨氣端翔，無跡可尋又含蘊深厚。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的《燕歌行》、《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邁慷慨。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則把山水田園的靜謐秀麗表現得清麗空遠。公元775年，爆發安史之亂。杜甫以動地的歌吟寫戰火中的人間災難，“三吏”“三別”把深沉的抒情融入敘事，是詩歌表現方法的一大轉變，標志著詩歌從盛唐詩風轉向中唐詩風。杜甫是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其緣事而發開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開韓愈、孟郊、李賀、苦吟詩派；其七律律法開晚唐李商隱，成為后世典范。 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蕩、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并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與賈島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煉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柳宗元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郁。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辟了奇崛幽峭、濃麗凄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 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于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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