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50年~100年， 這五十年，西有羅馬和平，東有明章之治，世界各地都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態，為什么？同樣是和平，造成和平的原因有什么異同？天下大亂，英雄輩出；天下和平，什么最貴？這一節，我們要討論這些問題。 先看歷史，羅馬帝國： 繼凱撒之后是養子屋大維，屋大維在公元14年死后，傳位養子提比略。提比略獨斷專行，和元老院關系緊張，他于26年隱退，在一個小島上統治羅馬近十年，37年，提比略病死卡普里島。 提比略死后，近衛軍立卡里古拉為帝。卡里古拉患有精神病，不理國政，并喜怒無常，經常處死人或沒收財產，甚至任命自己的坐騎為執政官。41年，被近衛軍殺死。 卡里古拉死后，近衛軍擁立他的叔叔，年邁的克勞狄即位。克勞狄提高騎士地位，將羅馬公民權授予行省居民，54年，克勞狄被皇后小阿格里皮娜毒死。 克勞狄死后，養子尼祿即位。尼祿促使羅馬與安息和解，造成80年和平，但他卻是羅馬史上著名的暴君，因為他鎮壓了基督教。 尼祿 基督教當時還很小，核心思想是讓普遍不幸的大眾，在臨終審判的時候，獲得未來幸福的希望。當時，羅馬主要依靠奴隸為貴族們賺錢，羅馬貴族們才剛剛幸福，占領區其他行省的貴族都很不幸呢，讓普遍的奴隸們幸福，即便是未來的幸福，怎么可能呢？所以，必然鎮壓基督教，基督教的興盛還不到時機，還要等上三百年。 后來，基督教成了西方的最大宗教，但尼祿鎮壓了基督教，所以，西方歷史上，對尼祿一直是差評，就和對背叛耶穌的猶大一樣，猶太人一直背著迫害基督教的罪名。基督教的根源，也是“個體優勝”，所以，基督教“成為最好”之后，對它不好的，就都變成了罪人，尼祿和猶大都是如此。 所以，西方歷史上，說尼祿不理國政，殘暴嗜殺，熱衷于娛樂、演戲、玩女人，以“偉大的藝人”自居。64年，羅馬發生大火，尼祿大肆捕殺基督徒。此時，尼祿又到希臘進行長時間的巡回演出，稱“希臘人是唯一能欣賞音樂的民族”。 68年，加爾巴將軍造反，自立為帝，元老院立即承認，宣布尼祿為祖國之敵并判處死刑，尼祿在逃亡途中自殺。 有人這樣總結：“尼祿繼承了他的母親，然后吃掉了她；他強奸了他的妹妹；燒掉了羅馬的12個街區；處死了賽內卡；在拉特蘭嘔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釘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羅的頭；統治了13年零7個月；最后被狼吃掉了。”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說，歷史是橡皮泥，是優勝者的歷史，這是習慣于西方“個體優勝”邏輯的說法。其實，西方歷史的價值，只是告訴你歷史上有這個事情，至于怎么評價，你只要站在“天下”和“整體”角度，以“天下普遍幸福”作為衡量標準，一切，都能心知肚明。 比如對尼祿的評價，他之前，羅馬在與安息不停打仗，只有羅馬人，有公民權，他之后，羅馬帝國雖然內亂不斷，但外部和平了八十年，各行省的貴族也逐步成為了羅馬公民，普遍幸福的人群加大了一點，普遍不幸的人群減少了一點，雖然還沒輪到普遍不幸的大眾，但已經進步了，所以，羅馬和平，有尼祿的功勞，西方人對尼祿的評價，是站在“基督教個體”角度的歪評價。 讓尼祿時期不殺圣保羅，不殺圣彼得，當時，就以基督教為國教，那就太超前了，與大環境的需求不匹配。天道要求，什么環境做什么事情，基督教后來牛，但當時還輪不到它，以今天基督教的影響看當時的尼祿，這是西方人習慣了的“個體”角度，充滿了優勝劣汰的狹隘思維邏輯。 其實，羅馬帝國這幾位元首，就是在和羅馬貴族階層斗爭，競爭優勝。羅馬帝國，本質上，還是“軍人政權”，還是西方的“拳頭政治”。幾位皇帝都是近衛軍立的，說明，在羅馬帝國，誰掌握槍桿子，誰說了算。 凱撒是如此，屋大維也是如此，到了尼祿，和尼祿的繼承者，其實都是如此。在“拳頭政治”之下，才是貴族政治，貴族，就是大商人，誰有錢誰說了算，有權，目的還是賺錢發財，獲得自己的“個體幸福”。 但是，不侵略，新的資源就會枯竭，其他各行省的有錢人也會成為優勝者，所以，羅馬帝國被動的逐步放開了羅馬公民的范圍，然后，三百年后，也是被動的選擇，不得不放開普遍不幸的大眾的權利，這就是容許大眾獲得“臨終審判”和“救贖”帶來的未來的幸福可能性，到那時，才是基督教大行其道之時。 西方的核心思想是凡事從“個體”角度出發，個體與個體之間，只能存在互相競爭的關系，或者是討價還價的關系，直到產生優勝者。羅馬城邦與迦太基競爭，羅馬是優勝者；羅馬與馬其頓競爭，羅馬是優勝者；羅馬與埃及競爭，羅馬是優勝者；所以，羅馬帝國的貴族最容易賺錢，越有錢，越容易成為有權的人，越有權，越容易為自己創造幸福。 但是，羅馬帝國的空間有限，往西，當時的西歐、北歐是荒蠻之地，沒什么發展前途，更賺不到錢；往東，遇到了安息帝國，安息與羅馬勢均力敵，所以，羅馬帝國沒什么便宜可占，即便暫時占領了幾個地方，也守不住，更不賺錢，所以，羅馬帝國的空間就限制死了，這就是羅馬帝國的極限，也因此，帶來了羅馬帝國與安息帝國之間的相對和平。 羅馬帝國的空間只能如此，外部沒戲了，但核心價值觀是“個體優勝”，所以只能打內戰，這樣，羅馬從外部競爭過度到了內部競爭。內部誰優勝呢？最優勝的，當然是槍桿子，所以，名義上是元首最優勝，實際上，是掌握近衛軍的元首，如果不能掌握近衛軍，元首就不是元首，所以，羅馬帝國有一度，五十年換了二十六個元首。 “槍桿子”之下，就是“錢票子”，有錢就是優勝者，優勝者就是羅馬的貴族。做生意，其他行省的能人有的是，所以，失去了明搶機會的羅馬貴族，賺錢能力越來越差，其他行省的有錢人越來越多，按照西方“個體優勝”的邏輯，這些新的“有錢人”，也應該成為貴族，成為羅馬公民，所以，羅馬帝國是被動的，不情愿的，逐步放開了羅馬公民的范圍，這是“個體優勝”價值觀的必然產物。 “普遍幸福”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所以，三百年后，羅馬帝國內部，越來越多的大眾都希望獲得“個體優勝”，所以，羅馬帝國只能逐步放開基督教，容許普遍不幸的大眾，至少在死后，在將來，獲得未來幸福的可能性。所以，基督教勝出，這不是誰更英明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個體”之間互相競爭“優勝”，產生的必然結果。 因此，從天道角度看問題，一切順其自然，一切符合客觀規律。 接下來，加爾巴稱帝，但無力控制局面，導致羅馬帝國出現四個皇帝，最后，優勝者是韋帕薌，為了彌補財政上的巨大赤字，他猛增稅率，提高行省的稅額，將各行省貴族加入元老院，并授予許多行省貴族羅馬公民權。 79年，韋帕薌死后，兒子提圖斯即位。提圖斯為政溫和，在他任內，維蘇威火山爆發埋沒龐培城。提圖斯于81年去世，弟弟圖密善即位，傳言提圖斯為圖密善所毒死。圖密善專制獨裁，以“主上和神”自居，96年，圖密善死于宮廷政變。 這就是這五十年羅馬帝國的歷史，羅馬的外部和平，是因為不得不和平；羅馬的內部，照樣是優勝劣汰體制，有槍的，有錢的，都能追求“個體”暫時的幸福，但都不能提供長久的幸福，更別說普遍的幸福，貴族和公民，是極少數優勝者的特權，普遍的大眾，即便想獲得臨死時的安慰，死后的優勝，都很難。 東方與西方的核心價值觀不同，所以，雖然也是和平，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對貴族與公民的理解也完全不同。 公元57年，日本國王遣使入漢都洛陽進貢，愿為漢臣藩，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光武帝又賜其為“倭奴王”，并賜封“漢倭奴國王印”金印。這顆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賀島出土，成了日本國寶。 漢倭奴國王印 在中華，普遍幸福是公共價值觀。劉秀想，日本如果有一個王，也能讓天下安穩，對天下也是好事，所以，給他們一個金印，讓他們安分守己，好好過日子。羅馬帝國就不會這么想，對于附屬國，要么能收稅能賺錢，要么，管你死活。 劉莊（28年－75年），劉秀第四子，東漢第二位皇帝。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制度，但劉秀治國比較寬，所以，劉莊治國比較嚴。天道就是如此，過寬，產生了問題，就要嚴一些，過嚴，產生了一些問題，就要寬一些，這不是“寬好”還是“嚴好”的問題，一切要看當時的大環境，大環境需要什么，就補充什么，這就是順其自然的“天道”。 所以，他提倡儒學，注重刑名文法，為政苛察，總攬權柄，權不借下。他嚴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對貴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同時，還令班超出使西域。明帝之世，吏治清明，外無憂患，境內安定。 此時，佛教傳入中國。浮屠，就是佛陀的音譯，就是佛。佛教，核心思想是個體精神層面的追求。獲得個人在精神上幸福，當然是好事，所以，一般來講，佛教對“天下普遍幸福”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形成整體勢力，都去崇拜個體精神境界，不管公共社會的需求，不管物質文明，就會造成公私不平衡，就會造成精神與物質的不平衡，所以，照樣有可能產生“天下普遍不幸”。中華衡量一切的標準，都是“天下普遍幸福”。 當時，佛教的整體勢力不大，對“天下普遍幸福”有利的，因此，劉莊親自批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廟，白馬寺。要知道，在中華，鼓勵不鼓勵宗教，一切要看天道，這些宗教，符合天道，符合環境需求的時候，能為天下帶來普遍幸福的時候，就是好宗教，就可以鼓勵，反之，就不能鼓勵。天道，才是中華最高的大原則。 漢章帝劉炟（58年~88年），章帝即位后，勵精圖治，注重農桑，興修水利，減輕徭役，衣食樸素，實行“與民休息”，頗有長者之風，而且是一個書法家，并且“好儒術”，使得東漢經濟、文化在此時得到很大的發展。這時思想也比較活躍，此時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章帝還兩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區重新稱藩于漢，他還讓班固修漢書。 漢章帝書法 因為明、章兩代大體承繼了光武之施政方針，勵精圖治，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稱“明章之治”。 尚書陳寵上疏說：“治理國家大事就如調整琴瑟的弦一樣，弦調得太緊就會崩斷，刑罰太嚴也會激起人民的不滿。建議陛下進一步寬緩刑罰。”章帝聽從了建議，大赦天下，寬緩刑罰。漢明帝有些過于嚴，漢章帝就開始寬一些。所以，該嚴的時候嚴，該寬的時候寬，這就是天道，符合天道，所以產生了明章之治，天下普遍幸福。所以，中華的和平與盛世，源于天道。 漢章帝之后，是漢和帝。 漢和帝，名劉肇（79~105年），章帝死后繼位。漢和帝人小鬼大，十歲即位，十四歲親自用計謀清除了外戚權臣竇憲，可惜，27歲就死了。漢和帝期間，蔡倫發明了造紙術。 這就是中華的這五十年，一切按照劉秀的遺囑，遵循天道，治理國家。外部，沒有任何大的威脅，而且班超三十六人定西域；內部，可以說，“天下普遍幸福”，又是一個中華的盛世。但是，和平時期，往往沒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所以，從西方“個體”的角度來看，漢明帝、漢章帝、漢和帝也沒什么出彩的地方，因此，名氣上，這些人都不出名。 和平時期，在羅馬，核心價值觀繼承的是西方的“個體優勝”，所以，槍桿子第一，元首代表槍桿子；但羅馬的特色是賺錢，是商人之間的討價還價，所以，排第二的是“錢貴族”。因此，“槍桿子”+“錢貴族”=羅馬的執政黨體系。 和平時期，在中華，核心價值觀是“天下普遍幸福”，所以，天道第一，天子代表家天下；排第二的，就是“學習天道的讀書人”，讀書人，把握天道的人，就特別容易當官，即容易當文官，比如班固，也容易當武將，比如班超。所以，中華的官員選拔制度就是如此，不管你武官還是文官，只要想當官，必然先成為讀書人。因此，“家天下”+“書貴族”=中華的執政黨體系。所以，在中華，流行這句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里的“書”，指的是為天下帶來普遍幸福的學問，其實，就是天道。 這里，說的是和平時期。打天下的時候，另當別論。天下大亂的時候，讀書不讀書，有錢沒錢，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個，就是誰的拳頭厲害，先打贏了再說。但是，打贏了容易，和平時期的治理更難。西方人習慣于優勝劣汰，所以，個體英雄輩出，但能為“天下帶來普遍幸福”的真英雄，卻很少。即便是讀書，也是為了自己將來能優勝，而不是為“天下普遍幸福”，這就是東西方在本質上的區別。 在中華，讀書人，指的是學天道的人，至少，是讀六經的人，容易成為官，家族的讀書人多，成為傳統，就容易成為書香門第，“書貴族”就產生了。 所以，和平時期，中華的貴族是書香門第，執政黨的各級文武官員，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這些人，最容易遵循天道，最容易產生“天下普遍幸福”。不管你內心怎么想，表面上，不能為了“錢”，為了“權”，為了“個體”的“榮華富貴”。都要以“天下”為核心，說起來，都符合“天下的需求”，才能站得住腳，否則，人人喊打，中華，就是這種體系。 這樣，看起來虛偽，其實，容易形成一種必須“從天下角度”考慮問題的習慣，這就是官員必須遵守的公共價值觀，客觀上，這種虛偽，反而最容易產生“天下的普遍幸福”。 不虛偽，明目張膽的“就為自己”，不僅僅是天下的事情搞不好，自己單位、自己家庭的事情也搞不好。 比如夫妻之間，都自己合適，這日子就沒法過。家庭幸福，需要雙方都有節制，都為對方考慮，也都不能虧待自己。因此，不管你內心怎么想，為了婚姻幸福，都需要“一切從婚姻整體幸福的角度出發”，這就是幸福婚姻的智慧。 同理，處理同事關系，處理國家大事，原理都是一樣。不管你內心怎么想，表面上，都要習慣于從“天下”角度考慮問題。對于婚姻，夫妻就是“天下”；對于單位，公司就是“天下”；老板不從“天下”考慮問題，員工不從“天下”角度考慮問題，誰違背了這個天道原則，倒霉的都是他自己。 所以，中華的天子與西方的君主不同，中華的貴族與西方貴族也不同，最本質的區別，就在于兩者的核心價值觀不同。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瀏覽更多作品。 公眾號：老慢 (laomansixiang) 只發原創，以中華天道為核心，以八維測評為工具，全新視角和觀點解讀世間萬象。老慢新書《老子的天道》《天道易經》已出版。（淘寶店鋪：老慢講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