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的教育思想

江山攜手 2015-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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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胡瑗教育思想豐富，其“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體達用”等思想和首創分齋教學制度對后世影響較大。教人有法，與學生親如父子，是胡瑗在教育上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活動對今天教育工作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胡瑗  教化  明體達用  分齋教學  示范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陜西省安定縣），門人學者“溯其源”，稱其為“安定先生”。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與孫復、石介并稱為“宋初三先生”，同為宋初理學先驅。《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序錄》云：“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響則更大。他畢生從事教育事業，銳意改革，勇于創新，對宋初教育理論的發展和人才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教育主張有些至今仍對我們有啟發。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論
    胡瑗深刻認識到學校教育對于培養人才、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他在《松滋儒學記》一文中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職教化者在師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①精辟地闡明了實現“天下之治”關鍵在于人才，人才培養的根本在于學校教育的思想。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他批評自漢唐到宋初的學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種弊病，認為已違背“先王教化之意”。主張改革教育，改變空疏的“俗學”，講授窮經治事的實學，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視學校教育，重視人才培養，不只是局限于文職人才。他從宋朝當時邊事頻繁，迫切需要軍事人才的實際情況出發，在中國教育史上較早地提出設立武學，培養既“知忠孝仁義之道”，又“知制勝御敵之術”的武職人才。中國古代培養軍事人才的武學，最初設于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但設置僅數月即廢。胡瑗認為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設置武學。翌年，他上書請設武學，并提出了如何設立的具體主張。他說：“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②他還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胡瑗的建議雖然由于遭到反對而沒能成為現實，但是他從當時實際需要出發，提出設立武學，培養軍事人才的主張是正確的。
    尤為可貴的是，胡瑗在培養人才時，對那些初步顯露出一定才華的學生往往給以特別的愛護，熱心扶植。《宋史·道學列傳》記載，程頤在18歲時游太學，當時胡瑗剛到太學任教，他以“顏子所好何學”為題問諸生，程頤寫了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見《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作答。“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類似記載，在《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安定言行錄》中還有。例如：
    周之道，字覺民，湖州長興人。少刻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業。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勵志文行，聞胡安定倡學于湖，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
    胡瑗不愧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愛才之心，育才之切，躍然紙上。這是值得我們教師借鑒的。
    二、“明體達用”的教育目的論
    自隋唐盛行科舉制度以后，士人通過科舉考試，就可以入仕參政。唐朝科舉考試重詞賦。于是一般士人便熱衷于科舉功名，他們專習辭賦以應付考試，崇尚浮華文辭，而鄙視真實學問，“尚文詞而遺經業”。學校日益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科舉日益重，學校日益輕”。
    科舉考試制度對士人學風和學校教育帶來的這種消極影響，在北宋初年嚴重存在。劉彝在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說：“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陋薄。”③當時雖然設立了國子監，但成為品官子弟游寓的場所，有教育之名而無教育之實。仁宗時天章閣侍講王洙說：“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役然試藝，④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致千余。就試試已，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但為游寓之所，殊無肄習之法。居常聽講者，一二十人爾。”⑤王應麟在《玉海》中也這樣記載仁宗時國子監的情況：“每逢解試期，國子監召集四方學子前來應試，優者選送，此時監內，頗有人滿之患。迨考試終結，即云消煙散，熱鬧一時，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無教育之實。”胡瑗對此狀況深為憂慮。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記述胡瑗當時的心情，常常“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茍趨祿利”。胡瑗的學生劉彝也回憶說，在宋仁宗明道、寶元時期（1032-1040年），臣師“尤病其失”。為了糾正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專講究聲律浮華的辭藻，使世風民俗澆薄，學校教育蛻敗的時弊，胡瑗遂提出以“明體達用之學”教授學生，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作為學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謂“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⑥
    對于什么是“圣人體用”，劉彝曾對宋神宗作過概括的說明：“臣聞圣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⑦很清楚，所謂“明體”，指懂得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等封建倫理綱常和道德規范的基本內容和要求；所謂“達用”，指不僅要自己“明”，而且要能把封建倫理綱常、道德規范等通達于實際，運用于實踐。也就是說，學校教育不能只是為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要培養既精通儒家經書，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實踐中運用，具有實際才干的人才。
    胡瑗終身從事教育事業，可以說一直在為貫徹這個思想而辛勤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歐陽修在《胡安定先生墓表》中說，胡瑗在湖州州學，以“明體達用之學”教授學生，他們學成之后，又各以所學傳授，這樣“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胡瑗的學生劉彝更是概括了老師一生的教學活動，說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余人。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⑧。充分肯定了胡瑗一生貫徹“明體達用”思想的成功，以及對于糾正時弊、改變學風所起的積極作用。
    胡瑗“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對宋代書院及后世的教育也發生了積極影響。如宋代東山書院，“規矩為國初書院，肄業則明體達用如湖學”⑨。宋代以后有些著名教育家，也非常推崇胡瑗“明體達用”、“敦實學”的思想。如清初的顏元說：“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的實學不在空言……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⑩提出儒者士人“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他自己稱胡瑗為師，并因為不與胡瑗同時，不能當面求教而抱恨，安定先生“真吾師，恨不及門”。他主張治學當“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顯然是受胡瑗的影響。
    三、首創分齋教學制度
    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思想，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胡瑗對教學制度作了大膽改革，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制度，這是胡瑗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活動中最具有創新意義的內容，也是他對中國古代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獨特貢獻。
    分齋教學是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學時創立的一種嶄新的教學制度。這種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學校內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兩部分，經義齋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學習儒家經義。治事齋，又稱治道齋，齋內分設各種不同學科。《程氏遺書》載：胡瑗“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治事齋的學生可選擇其中一科為主修，另選一科為副修。“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⑾很顯然，經義齋和治事齋的培養目標不同。經義齋以培養比較高級的統治人才為目標，即所謂“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對學生的來源要求較高，學習內容是儒家經典；治事齋則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專長的技術、管理人才，“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⑿這種專長一般多掌握一門就多一樣好處，于是便有主修和副修的考慮。可見，胡瑗不僅分別設置經義齋和治事齋，規定學習不同科目，又提出各齋不同的培養目標，這確實是很有創造性的。
    胡瑗創立分齋教學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實學，反對當時崇尚的專講究聲律浮華的辭藻，以應付科舉考試的空疏之學，根據學生的不同材質，把他們培養成為通經、治事的有用人才。《宋史·選舉志》載：“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二十余年，世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清末易甲南在《經義治事兩齋論》中說得更透徹：“夫隋唐以來，仕進多尚文辭，茍趨功利，實學之不明久矣。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詞章記誦之功，而以經義之討論養其德；薄尋行數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干濟擴其才。既有以深之于根柢，使其學切而不浮，復有以練之于材，能使其學實而可用。”⒀事實也正是如此。經胡瑗分齋教學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信其師說，敦尚行實”。有的諳于經義，有的老于吏事。史載胡瑗在湖學的學生很多，經常受業的有數百人。從現在能考的二十多位學生中，其中精通經學的有顧臨、朱臨、翁仲通、杜汝霖、倪天隱、陳高等。練達治事的，有的善治民，如莫表深中進士后，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有的善戰，如盧秉因“擊夏酋有功”，官遷龍圖閣直學士；又如苗授因“累立戰功”，官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等；有的善治水，如劉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⒁因此，當時社會上盛贊湖州州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⒂。看來，這贊譽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胡瑗創立的分齋教學，是對教學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在中國教育史上，早在孔子設立的私學里，就有孔子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教人的記載。后來的魏晉南北朝時，宋朝設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個學館，又有開分科設學之先的說法。孔子以四科教人和宋朝開四館設學，在教育史上確實有其積極意義。然而，就分科的具體內容來說，無論是孔子的四科，還是南朝宋朝的四館，基本上僅是囿于文科，還沒有包括自然科技方面的一些學科。隋唐時期，設立了算學、書學、律學等專科學校，在中國學校發展史上是一大進步。但是這些學校的地位比儒學低得多，規模也小得多。直至胡瑗創立分齋教學制度，才在中國教學制度發展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學校中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同時傳授經義和時務；治事齋分設多科，把民、兵、水利、算歷等實用、自然學科正式納入官學教學體系之中，破天荒地與儒家經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治事齋學生治一事，又兼攝一事，開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聲。
    分齋教學制度產生后，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四方之士，云集受業”，紛紛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學來求學。甚至京城開封設立的太學，也“取胡瑗法以為法”。而且，這一制度對后世影響很大。顏元曾說：“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⒃晚年他規劃漳南書院，分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貼括六齋，是直接借鑒和發展了胡瑗的分齋教學制度。另外，清朝有些書院，如中江講院等，直接仿效胡瑗分齋教學的思想和經驗，設立經義和治事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在興學堂、改書院的熱潮中，胡瑗分齋教學制度又受到社會重視，作為一種理想的教學制度重新被提了出來。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著名的《請推廣學校折》中，提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其省學大學所課，門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經義治事之例，分齋講習。⒄”同年，翰林院侍講學士秦綬章提出整頓書院三條辦法：定課程、重師道和核經費，其重點在于制定課程，要求仿胡瑗分齋教學制度，分設六類課程，書院生徒可以自由選擇，專攻一藝或兼習數藝。他說：“整頓書院約有三端：一曰定課程。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經義，治事分為兩齋，法最稱善；宜仿其意分類為六：曰經學，經說、講義、訓詁附焉；曰史學，時務附焉；曰掌故之學，洋務、條約、稅則附焉；曰輿地之學，測量、圖繪附焉；曰算學，格致、制造附焉；曰譯學，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士之肄業者，或專攻一藝，或兼習數藝，各從其便。”⒅當然，在西學東漸，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已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清末，仍然推崇胡瑗的分齋教學制度“法最稱善”，其觀點未免有失偏激。但是，在新創設的省城大學，主張仿效胡瑗分齋教學的成功經驗，分齋講習各門課程，對以學習八股文、貼括為主的書院進行整頓，改而學習經學、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譯學等，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積極可行的主張。因此，分齋教學制度在清末興學堂、改書院熱潮中重新受到青睞，并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
    總之，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學時創立的分齋教學制度，是中國古代教學制度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但對于當時學校教育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對于宋代以后的學校教育，也有深遠的影響”⒆   。可以說，這種制度是近代教育中實行的文、理分科教學和主修、副修相結合制度的先聲，無論是在中國教育史上，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義。
    四、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
    長期的教學實踐活動和勇于改革的探索精神，使胡瑗逐漸摸索出一些積極有效的教育和教學方法。《宋史·胡瑗傳》說：“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具體說，胡瑗的“教人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1、突出重點，聯系實際
    胡瑗精通儒家經書，尤長于《易》和《春秋》。他向學生傳授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義。他講經抓住要領，重點突出，著重闡明儒家經典的“要義”———忠孝仁義禮樂之道，循循誘導學生掌握修已、治人的道理，很受學生歡迎。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說，胡瑗在蘇、湖兩州教授，“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學徒千數……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也說，他在太學執教，講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
    胡瑗講經還重在通經致用，他往往聯系實際，運用當時典型事例說明經義。他的學生王得臣在回憶當初在太學聽講的情形時說：“朝廷命主太學，時千余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還說，當胡瑗講到《易經》小畜，解釋“畜，止也，以剛止君也”時，舉了趙普不顧宋太祖的反對，接連三次推薦一個諫臣，直到宋太祖最后采納的事例。⒇
    2、因材施教
    根據學生的不同材質，學習不同的科目；針對學生的個性和愛好，“因其所好”，發展其長，實施因材施教。這是胡瑗在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不斷豐富并認真采用的基本教學方法，也是他的學生成才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
    早在他主持湖州州學期間，創立了分齋教學制度，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選入經義齋，學習儒家經典；其他學生則選入治事齋，學習治事、治民、講武、堰水等具體實用學科，體現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待到太學任教，他更是自覺地實施這一教法。他十分細致地了解學生的個性和才能，依據各人的志趣和特長，分成相應的組互相進行講習，使每個人都能夠發展專長，學有所成。而且，胡瑗還采取多種方式，啟發學生積極思考，引導他們展開討論。《宋元學案·安定學案》這樣記載了胡瑗在太學的教學活動：“先生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群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胡瑗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取得了“人人皆樂從”的良好教學效果，培養出了許多各有專長的人才。有的長于經義，如顧臨對于訓詁的研究，朱臨和翁仲通對于《春秋》的研究，以及杜汝霖對于《易》的研究；有的長于政事，如范純仁、錢公輔、江致一；有的長于兵戰，如苗授、盧秉；有的長于文學，如滕元發、林晟；有的長于節義，如徐積、周穎；有的長于治水，如劉彝；也有的長于古樂鐘律，如歐陽發，等等。歐陽修賦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皆賢才。”（21）充分肯定了胡瑗因材施教教學方法的成功。
    3、游歷考察
    胡瑗認為廣為游歷考察，對于開闊人的眼界，不斷獲得新知識是非常有益的。他曾說：“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于學者矣。”（22）因此，為了使學生的知識避免“滯于一曲，隘吝卑陋”，他的教學中除了重視書本知識的傳授之外，還十分注重組織學生游歷、參觀和考察，“以廣其聞見”，不斷增加知識和切實掌握知識，形成了胡瑗教學的又一個特點。
    在湖州州學任教時，他曾親自帶領學生數人，從吳興出發到陜西潼關等地游歷考察。丁寶書輯《安定言行錄》一書，生動地描繪了這次教學活動的具體情況：“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游關中，至潼關，路峻隘，舍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宗諒）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人的知識來源于間接經驗和直接經驗。胡瑗當時雖然不可能有這樣明確的認識，但是，他已經注意到游歷考察可以對人的知識起到“廣其聞見”的積極作用，并且在教學實踐活動中身體力行，親自帶領學生廣為游歷祖國的名山大川等，進行實地考察，了解人情物態、南北風俗等，這在當時“尚聲律浮華之詞”，一般士人熱衷于科舉功名的澆薄社會風氣中，無疑是吹進了一股清新的氣息。
    4、注重人格感化
    胡瑗重視經學教學，也重視對學生的道德教育。他既是一位卓越的經師，又是一位封建社會杰出的人師。胡瑗進行道德教育的顯著特點是注重人格感化。他以身作則，以自己的模范行為去感化學生，使他們如坐春風，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封建道德規范。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說：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也稱“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即使是在大熱天，他也必定是終日穿著公服坐在堂上會見諸生，行“嚴師弟子之禮”。胡瑗本人對于反映當時社會道德規范的各種封建禮節，如事父兄之禮、事君之禮等，平時也悉心研究，模范地執行。因此，當接受皇帝召對時，他無須“先就合門習儀”，而能做到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于朝者”。胡瑗曾孫胡滌曾生動地記述了這一情景：“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合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23）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學記》也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胡瑗以身作則，嚴格遵守封建道德規范的模范行為，產生了強大的教育力量，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教育效果。他的學生不僅勤奮努力進德修業，而且養成了“醇厚和易之氣”。他的高足弟子程頤經常對人說：“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24）甚至他的學生在言談、舉止、服飾、容貌等方面，也深受胡瑗的影響，使人一望便知道是他的弟子，歐陽修曾說：先生弟子“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余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25）。《宋史·胡瑗傳》也稱：“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
    當然，胡瑗進行道德教育，除了自己帶頭示范、以身作則之外，也強調對學生的嚴格要求。由于這種要求是建立在他自己“以身先之”的基礎上，因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容易為學生所接受，變成他們自己的要求與行動。他的學生徐積初次見他時，頭容少偏，胡瑗就厲聲地說：“頭容直。”徐積猛然反省，領悟到不但自己頭容要直，而且心也要直，從此不敢有邪心。后來，徐積常說他在安定先生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對于先生所教導的道理，他一個字都不違背。而且徐積在自己執教當老師后，在眾多學生面前，“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26）
    5、注意體育和音樂教育
    胡瑗重視傳授經學，注重道德教育，也關心學生的健康，注意體育。他在太學執教，常常教導學生吃飽飯后不可以馬上學習，而應當開展一些體育活動。《安定言行錄》載：胡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于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而且，他還注意音樂教育，以調節學生的學習生活。他對音樂很有研究，多次參加朝廷議樂和鑄造古樂器。著有《景祐樂府奏議》、《皇祐樂府奏議》和《皇祐親樂圖記》（與阮逸合著）等音樂專著。在太學，每次考試結束，他便“掌儀率諸生會于肯善（堂），雅樂歌詩，乙夜乃散”（27）。其他各齋學生也紛紛自己“歌詩奏樂”，以至在學校外面也能聽到琴瑟之聲。太學的學習生活既是緊張的，又充滿了活潑歡樂的氣氛。
    五、親如父子、情同手足的師生關系
    胡瑗與他的學生之間的關系，《宋史·胡瑗傳》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的：胡瑗“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許多事實表明，這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詞。
    胡瑗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弟，關心他們的生活和成長。如有學生病了，他會像慈父一樣關懷。學生安燾勤奮好學，胡瑗曾多次當眾夸獎他。安燾患有疾，但仍堅持聽胡瑗講經。由于聽講的人數多，安燾常常被擠在正房對面或兩側的小屋里站著聽，有時毛病就突然發作。胡瑗對他十分關心，急忙“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后來，安燾三作執政，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
    對于勤奮好學的學生，胡瑗是如此關心，對于那些在人生道路一度走過彎路的青年學生，他也同樣滿腔熱忱，寄于希望。他不是一味苛責他們的過失，而是重在開導，啟發他們自覺“洗心向道”。他說：“圣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28）《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記載了胡瑗諄諄教誨一個青年學子迷途知返的生動實例：“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為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赍千金，儇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閔而不責，攜之謁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后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問道，取圣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后為文章，則汝可以成名。’”這位青年學生果然不負胡瑗的教誨，他痛改前非，勤奮學習，最后終于“取上第而歸”，考取了進士。胡瑗如此關心愛護學生，難怪有人把他比作像冬天的太陽一樣溫暖可愛。
    胡瑗對學生深沉的愛，博得了學生對他的尊敬和愛戴。在學生的心目中，胡瑗不僅是他們道德和學業上的良師，也是他們為人的楷模。因而，他們努力效法胡瑗的言談、舉止、容貌、服飾等，以至“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對于胡瑗教誨的道理，學生更是牢牢記住，認真去實行。徐積就常說：“吾于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29）而且，他們還將所學去教育別人。范仲淹次子范純仁，早在蘇州郡學就從學于胡瑗，后來他因曾患目疾，不能看書，但遇有來訪者，仍不忘“舉諸經大義告之”。并且在講完之后，他總要說明“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他還常說：“學者當有所宗，其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30）表示了對自己老師的尊重和信任。
    胡瑗晚年因病辭離太學，當他離開京城開封，前往杭州養病時，太學學生和朝廷賢士大夫紛紛前往相送，出現了依依不舍的動人景象。歐陽修描繪說：胡瑗“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31）。《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也載：“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為榮。”老師東歸，出現學生百里相送的盛況，足以表明師生之間的深情厚誼。胡瑗與他的學生之間這種親如父子、情同手足的師生關系，實是胡瑗在教育上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值得每一位教師借鑒的寶貴經驗。
    綜上所述，胡瑗是北宋初年一位躬行實踐的著名教育家。他在長期從事教育實踐活動基礎上形成的內容豐富的教育思想，不僅曾在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于我們今天教育工作也有借鑒意義。這一份歷史上寶貴的教育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參考文獻：

    ①《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一五五冊，第7頁。
    ②《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③⑥⑦⑧⑾⑿（21）（24）（26）（28）（29）《宋元學案·安定學案》。
    ④《宋史》卷一百五十七“校勘記”云：此處文意不明，疑“役然”二字乃“投狀”二字之訛。
    ⑤ (27)  《宋史·選舉志》。
    ⑨《謝疊山集》卷二。
    ⑩《四存編·存學編》卷三。
    ⒀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
    ⒁《獨醒雜志》卷三。
    ⒂（22）（23）丁寶書輯：《安定言行錄》卷上。
    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
    ⒄《皇朝政典類纂》卷二二六。
    ⒅《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五上。
    ⒆陳學恂：《胡瑗的教育思想》，《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第4期。
    ⒇王得臣：《塵史》。
    (25)  (31)《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五。
   (30)《獨醒雜志》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