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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8篇：中國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傅玄的教育思想
逍遙行者
2011年4月9日
一、個人生平
傅玄(217-278)
，字休奕，北地郡泥陽(今陜西省銅川市耀縣東南)人。西晉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傅玄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祖父為漢末傅燮，北地靈州人，以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而知名，為漢陽太守，戰死。其父傅干，曾為曹操參軍，魏扶風太守。幼時，父被罷官，同逃難河南，“專心誦學”。“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賞、不落俗塵，同情農民。魏末，舉為秀才，任郎中，因博學，善于寫文章，被挑選參與《魏書》的撰寫，從此步入學術界，聲名漸著。后參加安東、衛軍軍事，任安東參軍、后轉任溫縣令,不久升為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掌管農業生產的民政）。期間精心政務，忠于職守，數次上書，陳說治國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見超眾，奏章明析，封鶉觚男。
公元265年，晉武帝即位。進傅玄爵為子，加駙馬都尉，與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傅玄以銳敏的眼光，提出在階級、民族矛盾的實際情況下，應以“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征不恪”。武帝贊同后，傅玄又針對晉社會依靠氏族，封官許愿，任人唯親唯勢，機構龐雜的情況，提出要以才錄官，考察官員政績，減少機構，使宦不廢職于朝，國無曠官之累。又針對農業衰敗，棄農商，富豪子弟游手好閑，不學無術的情況，提出“尊儒尚學，貴農商賤”。武帝甚悅，拜為“侍中”，成為近臣。公元268年
(泰始四年),
傅玄任御史中丞，位終司隸校尉，上疏最有名的“五條政見”，針對當時水旱災的情況，表達了他重農愛民的政治主張及反對“天命”的唯物觀點，晉武帝十分贊許地說：“所陳五事，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雙安邊御胡政事猛寬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信急務也”，乃下令按“五事”辦理，并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加封傅玄為太仆。
傅玄性剛直峻急，不能容人之短，屢上書言事。學識淵博，精通音律。一生喜愛讀書、寫書。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共四部、六錄，一百四十卷，數十萬言，起名《傅子》，刊行于世。書中批判了當時所盛行的玄學空談，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原書已佚，現存輯本五卷。他擅長樂府，今存詩約百首，十之八九為樂府體。其中有不少是郊廟歌辭或模擬之作，價值不大。又善為辭賦，今存較完整的辭賦20余篇，內容多寫景詠物，辭藻贍麗，但社會意義不大。其《馬先生傳》記述了三國時機械制造家馬鈞的事跡，如改進織綾機，發明龍骨水車，制造指南車等，在我國科技史上有重要意義。本傳稱其有文集百余卷，《隋書·經籍志》僅著錄十五卷，已散佚。明人輯有《傅鶉觚集》，清方濬師集校本較完備。278年，卒于家中，年62歲，謚號“剛”，追封“清泉侯”。
二、教育思想
傅玄論教育的文字很多,多集中在太始初年的上疏中和《傅子》一書中。傅玄反復論及教育問題,特別是對教育的作用、教育的內容、教師的修養及教育的途徑等問題提出了卓見,他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在中國教育思想史理應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教育的作用
傅玄認為,教育具有塑造人性,培養人才和化民成俗的作用。
1、塑造人性。傅玄認為,人性是可以培養的,“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叢書集成·傅子》卷三);環境對人性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太子太傅箴》),這樣就肯定了教育對塑造人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教育能提高人的內在修養,這種內在的精神自覺要比外部修飾更加重要。外部的修飾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滌其心”(《叢書集成·傅子》卷三),滌心比滌器更重要,因為“心”是萬理之統,“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延;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遠,而所濟彌近”(《傅子》卷一《正心》)。只有通過教育即“修心”,逐漸擴充人的內在的道德修養,才能使主體具備內在的倫理自覺。人性的塑造是一種知識內化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觸及皮毛的誦經,“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叢書集成·傅子》卷三),不能打動人心的誦經活動不是真正的教育活動,因而無益于塑造人性。傅玄批評這種錯誤的方法,意在指明以教育整塑人性的正確途徑。
2、培養賢才。傅玄認為,教育的根本作用是為國家培養賢才,“賢者,圣人所有共治天下也”(《傅子》卷一《舉賢》),治國賢才的出現得益于教育。秦朝以吏為師,“去禮樂之教”,擯棄了社會倫理教育,使官吏“任私心而在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傅子》卷二《通志》)。教育的倒退和逆轉,是促使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之一。漢王朝承襲秦朝的政治制度,同時“尊儒尚學”,官吏受到系統的教育,又有著高遠的目標和見識,才使得漢王朝存在了三四百年。泰始元年,傅玄上書晉武帝,敦請興辦教育培養賢才,“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以懲不恪”(《晉書·傅玄傳》)。賢才需要通過學習才能成長起來,教育設施及教育質量對學識的高低有直接的影響,“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叢書集成·傅子》卷三)。傅玄強調“通儒達道,政乃升平”(《傅子》卷二《釋法》),這在當時不失為治國良策。
3、化民成俗。傅玄認為百姓是可以教育的,“虎至猛也,可感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常人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乎!”(《傅子》卷二《貴教》)根據入性中向善的因素,對百姓進行正確的引導,就能形成很好的民風。當然,民眾教化的前提是富民,只有物質生活得到保障才能興禮義,“民富則安鄉重土,敬上而從教”“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晉書·傅玄傳》)傅玄繼承了王充的唯物主義觀點,用經濟生活來解釋社會風俗,因而使他對教育的化世美俗的作用不致流于空談。
（二）教育的內容
教育內容是實現教育目的決定性手段,因此“君子審其宗而后學,明其道而后行。”(《晉書·傅玄傳》)。傅玄主張以儒家的“三本”“五常”為核心的學說作為教育的內容。以建立“以禮教興天下”的有序社會。“三本”指君臣、父子、夫婦間的從屬關系,“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傅子》卷二《大本》)。三本的形成要以五常的潛移默化為前提條件。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信條,《傅子》中的《仁論》,《義信》、《禮樂》、《貴教》、《正心》等篇從不同方面闡明了以五常作為教育內容的觀點。
除了以儒家經典作為教育內容外,傅玄還主張用歷史知識教育人。傅玄曾經以著作佐郎參加編修曹魏國史《魏書》,所著《傅子》的中篇收錄了編《魏書》時留下的部分手稿,外篇為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故事,即讀史札記,從《傅子》的構成能看出傅玄重視歷史。在闡發他的教育理論時,傅玄自覺地提出了歷史教育問題。認為歷史教育有益于國家,歷史興衰的經驗教訓必須引以為鑒；歷史教育有益于人生。
（三）教師的修養
教師是人類文化的傳遞者和智能的開啟者,在教育活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曹魏后期,太學中的博士“雖有名而無其實,雖設教而無其功”(《宋書·禮志四》),嚴重阻礙了人才的培養。傅玄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國家太學教育,必須革除這種流弊,驅走濫宇充數的博士,“選明師以訓之”,遴選有真正學問的有德之人充任太學博士。博士應當能夠擔負起“弘道”的職責,“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也,尊其人之謂也。貴其也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晉書·傅玄傳》)。太學博士不僅要有淵博的儒學修養,還要具備良好的品德,這樣才能言傳身教,造就高質量的賢才。官吏們承擔著推行民眾教化的職責,在推行政令和頒布道德準則時應當以身作則,為民眾作出表率,“己所不欲,無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于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于饑寒,以及天下,含生無凍餒之憂矣。”(《傅子》卷一《仁論》)教師的修養實質上是以文化手段進行自我補充、自我調整的過程,學校的教師(博士)和民眾教化之師(各級官吏)都要在這個自淑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尤其是在品格上不斷下功夫,努力作到“心正”,“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國家正,國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卷一《正心》)傅玄的“正心”說抓住了教師修養的核心,是對《大學》中“矩之道”的繼承和改造。
（四）教育的途徑
傅玄認為,根據教育目的不同要求,應當努力開展兩種教育活動: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
1、學校教育。學校教育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現象,對于社會政治的延續、發展和更新有著重要的影響。由于社會動蕩不安,曹魏時官學制度混亂,博士學無所長,太學生魚目混珠,“冬來春去,歲歲如是”。(《三國志·王肅傳》)致使儒雅淪喪,嚴重破壞了太學的聲譽。晉初承襲魏制,這種狀況引起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和務實精神的傅玄的憂慮,提出應當分民定業,確定其社會身份“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作為太學教育和今后國家人才選撥的對象。傅玄提出太學教育的目標是為國家培養賢才,學成后朝廷可以根據他們才德的優劣來選用。在初百廢待興之際,太學教育應當優先考慮“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晉書·待玄傳》)。時任散騎常侍(職掌規諫皇帝)的傅玄直抒己見,受到晉武帝的重視,下詔褒獎他“欲佐益時事”,并且落實了他提出的部分建議。曹魏景元三年(262)有太學生三千人,到西晉建立后的第八年(272年),太學生增至七千多人,建國后第十二年(276年),西晉政府在太學之外更立國子學,專收五品以上的家庭的子弟入學,太學成為六品以下家庭的子弟的求學之所。西晉皇帝還親臨辟雍(即太學)。“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黃同”,可見統治者對太學教育的重視。以國子學和太學為主的官學教育體制的發展與傅玄的進諫倡導教育有很大的關系。
2、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比學校教育有更加廣泛的意義。社會教育(即教化)的目標在于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使人們言行有矩。傅玄提出要在民眾中弘普禮教,“禮教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失其藩衛也”。傅玄繼承了荀子“以善先者謂之教”的觀點,認為禮教能使人向善,“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也”(《傅子》卷一《義信》)。傅玄提出“分居定業”,即確定人們不同的社會身份,加強社會群體的歸屬感,使他們自覺遵循職業規范,使“士思其訓,農思其和,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晉書·待玄傳》)。這是一個通盤考慮的社會教育方案,傅玄希望以儒家倫理準則為繩墨,使全社會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念,各階層的社會成員能夠安于各自的職分。化世美俗絕非頒布幾條政令即可實現,“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下者,未之有也”(《傅子》卷一《義信》)。只有推己及人,身體力行,才能奏效,“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傅子》卷一《仁論》)傅玄對落實社會教育(教化)的觀點已觸及到問題的實質。
傅玄繼承了前代儒學大師的教育思想，在儒家倫理被鄙棄、社會風俗淫僻的情況下，以一種務實的態度倡導教育尤其是儒學教育。其教育思想中很大一部分是對前代觀點的舊話重提，因而帶有一定的保守傾向。然而在社會動亂頻繁發生、清談務虛泛濫成災、世風民俗日益澆離的情況下，在社會倫常規范失衡的前提下,提出以往昔的教育模式來培養和選拔人才,培養社會道德意識,并視之為晉初社會的當務之急,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傅玄發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提出的有針對性的治世良言。當然，傅玄的教育理論在社會矛盾復雜、思想領域混亂的情況下很難全部施行,傅玄死后,特別是太康之治的消失和八王之亂的發生,儒學被拋在了一邊,傅玄的良苦用心也付之東流。然而從整個教育思想史來看,傅玄承繼和發展了漢代以前的儒學教育理論,對隋唐時期的國家教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唐朝時期的類書,如魏征的《群書治要》、虞世南的《北堂書抄》、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徐堅的《初學記》及馬總的《意林》等輯錄了許多傅玄關于教育方面的言論,足見唐朝知識界對傅玄的教育思想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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