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庶吉士是“準(zhǔn)翰林”

鄧旺林

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15日）：“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敕郎，陳廣為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瓛為衛(wèi)府……其諸進士，上以其未更事，欲優(yōu)待之，俾之觀政于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監(jiān)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jīng)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見《洪武實錄》^（2）第172卷）《明史·志第四十六·選舉志二》指出：“進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而使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jiān)等衙門者，曰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

庶吉士最初并非只在專屬于翰林院。至明成祖永樂二年（甲申，1404）“庶吉士遂專屬翰林”。^（3）

翰林，作為機構(gòu)名稱，指的是翰林院。如“庶吉士遂專屬翰林”、“其在翰林、承敕監(jiān)等衙門者”。明、清時期，翰林院掌編修國史、編輯奏章、進講經(jīng)書和草擬詔諭等高級文字工作，是皇帝的高級文秘機構(gòu)。而人們?nèi)粘Ｋ^翰林，則多是指翰林院官員（下面我們所說的翰林便是），他們是皇帝的文學(xué)侍從官。

由于從明代永樂朝開始，歷代帝王都將庶吉士放在翰林院，而大多數(shù)的翰林官又往往是從庶吉士中選拔。因此，自古及今，很多人都把庶吉士視為翰林。很多地方計算當(dāng)?shù)貧v史上出過多少個翰林時，也將只是當(dāng)過庶吉士的人也計算在內(nèi)。嚴(yán)格說來，這是不合適的。

有人說，“庶吉士勉強可算做翰林”。其實，說庶吉士是“準(zhǔn)翰林”應(yīng)該更為合適些。^（4）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中指出：“所謂庶吉士，是一種尚未正式評級授官前的儲備官員。”^（5）吳仁安教授也曾指出：“庶吉士還不能算是正式翰林”。^（6）“吳振棫《養(yǎng)吉齋叢錄》卷十二記載，自乾隆二年（1737年）后，翰林院官員著官服皆可懸珠，而庶吉士未授職前，非有史館等差使，不準(zhǔn)懸珠，亦可作為庶吉士并非正式翰林官之佐證。”^（7）我們將庶吉士說成“準(zhǔn)翰林”，是考慮到庶吉士中有不少人曾做過翰林的候選人，而且有很多人也確實成了正式的翰林。

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闡明庶吉士充其量只是“準(zhǔn)翰林”這個問題。

一、翰林院官員編制中無庶吉士

明代黃佐的《翰林記》^（8）關(guān)于翰林院“官制因革”和“列銜”的記錄中均未提及庶吉士。

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在選部分庶吉士入翰林院的第二天，明太祖朱元璋“命吏部定翰林院官制。正官：學(xué)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讀學(xué)士二人、侍講學(xué)士二人，從五品；首領(lǐng)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jīng)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見《洪武實錄》第172卷）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勛階之升轉(zhuǎn)、俸祿之損益，歷年茲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勛祿之制，以示天下。”其中規(guī)定：翰林院學(xué)士正五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學(xué)士從五品，翰林院侍讀、侍講正六品，翰林院修撰從六品，翰林院編修正七品，翰林院檢討從七品，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正八品，翰林院典籍從八品，翰林院侍書正九品，翰林院待詔從九品，翰林院孔目未入流。并無提及庶吉士。（見《洪武實錄》第222卷）

正德四年（己巳，1509）八月戊辰（初八日），“改定翰林院官制額為二十四員。學(xué)士一員，侍講、侍讀學(xué)士各一員，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五員，編修八員，檢討四員。有缺則量選庶吉士教養(yǎng)除補，或推諸司有學(xué)行者調(diào)補。”（見《正德實錄》第53卷）

順治元年（甲申，1644）十一月乙酉（初一日），“大學(xué)士馮銓等奏言：翰林院，明初原定為正三品衙門，后因詹事府有翰林三品、四品官，遂改為五品。今議暫罷詹事府，仍宜復(fù)翰林院為正三品。原額官二十員。學(xué)士一員，今應(yīng)正三品；侍讀學(xué)士、侍講學(xué)士各二員，今俱應(yīng)正四品；侍讀、侍講各二員，今俱應(yīng)正五品；修撰三員，仍應(yīng)從六品；編修四員，仍應(yīng)正七品；檢討四員，仍應(yīng)從七品。員缺俱于新舊翰林中查其資序才能，通融補授。再查翰林原額雖止二十員，然明朝因職務(wù)殷繁，又為儲才之地，將來備內(nèi)閣、宗伯、少宰之選，故用人多至三四十員不等。會典開載以為無定員。正為此也。若庶吉士三年一選，或二三十員，亦無定數(shù)，臨期請旨定奪。誥敕房辦事典籍二員，并首領(lǐng)官孔目一員，俱應(yīng)仍舊。其博士五員、侍書二員、待詔六員，舊不常設(shè)。今應(yīng)裁汰。得旨：翰林院著為正三品衙門。詹事府，并尚寶司衙門，俱著裁去。”（見《順治實錄》第11卷）

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閏三月庚寅（30日），“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折庫訥、王熙奏言：‘翰林官自侍讀學(xué)士以至檢討，與臣等俱為同官，原無統(tǒng)屬。凡給假省親、終養(yǎng)、遷葬、告病等項，宜令自行陳奏。永為定例。’報可。”（見《順治實錄》第125卷）

順治十六年九月乙酉（27日），“吏部定議翰林官外轉(zhuǎn)例。除侍讀學(xué)士、侍講學(xué)士以上照常升轉(zhuǎn)外，侍讀以下應(yīng)照科道^（9）例，每年外轉(zhuǎn)二員。春季一員、秋季一員。侍讀、侍講以參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編修、檢討以參議用。從之。”（見《順治實錄》第128卷）

乾隆元年（丙辰，1736）二月辛巳（17日），“命翰林官擬進上諭。諭總理事務(wù)王大臣：翰林以讀書為職業(yè)。然讀書將以致用，非徒誦習(xí)其文辭也。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xué)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于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于詩賦外，亦當(dāng)留心詔敕。掌院學(xué)士以下，編檢^（10）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xù)封呈朕覽。既可以覘其文藝之淺深，并可以觀其胸中之蘊蓄。倘有切于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fā)，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嗣后庶吉士散館后，即照此例行。”（見《乾隆實錄》第13卷）

以上材料說明庶吉士并不在翰林官的組織體系之中，也就是說，庶吉士并無翰林的身份。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從下面的有關(guān)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二、庶吉士是在翰林院進學(xué)、讀書的進修生

既然庶吉士并無翰林的身份，那么，庶吉士在翰林院中的身份是什么呢？他們是翰林院舉辦的高級進修班、培訓(xùn)班的學(xué)員。

所謂庶吉士“專屬翰林”，并不是說庶吉士都在翰林院任職，而是說讓庶吉士都在翰林院進學(xué)、讀書。這可從以下材料中得到證明：

永樂二年（甲申，1404）三月己酉（初八日），“吏部奏授進士曾棨等官。命第一甲曾棨為翰林院修撰，周述、周孟簡俱為編修。仍命于第二甲擇文學(xué)優(yōu)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進學(xué)。擢第三甲方昶等二十人為行人司行人。余于諸司觀政。（《永樂實錄》第29卷）

永樂三年（乙酉，1405）正月壬子（十五日），明成祖朱棣曾對新科一甲進士和新選翰林院庶吉士說：“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wù)實得于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負(fù)朕期待之意。”（見《永樂實錄》第38卷）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四月丁酉（初七日），“上諭大學(xué)士李時、尚書夏言曰：‘今科進士，考選庶吉士送翰林院命教習(xí)讀書，于十五日舉行。’”當(dāng)月十八日（戊申），“改進士趙貞吉……（30人）為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見《嘉靖實錄》第174卷）

順治三年（丙戌，1646）四月甲申（初八日），“選授進士多象謙……等四十六名為庶吉士，俱送翰林院讀書。”（見《順治實錄》第25卷）

可以說，“俾仍進學(xué)”、“送翰林院命教習(xí)讀書”是明永樂朝以來朝廷對庶吉士的常規(guī)性的安排。有專人負(fù)責(zé)教習(xí)、督導(dǎo)，有一定的學(xué)習(xí)期限（一般為三年），雍正末年還特設(shè)庶常館作為教習(xí)場所^（11），有嚴(yán)格的考核制度^（12）等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所博士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13）以順治時所定《庶吉士進學(xué)規(guī)條》對比清代各學(xué)校《規(guī)條》后曾指出：“庶常館與書院和學(xué)校十分相似，既有平時授課，又有定期考試，既須交作業(yè)，又要記考勤，既不能遲到，又不能早退恐比學(xué)校還要嚴(yán)格，而庶吉士與學(xué)生無異，只是身份較高，待遇較好而已。”

三、庶吉士“尚未授職”，“官未真除”

清代況周頤《續(xù)眉廬叢話》：“清制：各直省儒學(xué)廩膳生員歲支廩餼。翰林院庶常館，月之所支亦曰廩餼。雍正十年，張相國文和議奏：‘庶吉士廩餼銀每人每月四兩五錢。’蓋庶常未經(jīng)散館，官未真除，其隸翰林院亦猶夫肄業(yè)生也。”^（14）這里雖然說的只是清代的庶吉士，但同樣適合于明代的庶吉士。

天啟元年（辛酉，1621）九月明熹宗即位時，曾照例頒布“恩詔”，開列了若干“合行事宜”。其中一條是：“兩京文武官員，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yīng)得誥命，先給領(lǐng)者進本品勛階一等，品同而職銜不同者，照現(xiàn)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試御史、試中書、庶吉士、吏部守部進士，及給假守制等官，候?qū)嵤凇⑹诠佟?fù)除之日補給。”（見《天啟實錄》第1卷）庶吉士屬于“候授官”，說明其尚無官職。

《清史稿·志九十·職官志二》：“庶吉士舊隸內(nèi)弘文院，后設(shè)本院（按：指翰林院）始來屬。雍正十三年建庶常館。故事，散館后始授職。”“散館后始授職”正說明清代的庶吉士“官未真除”。下面先引用兩個自康熙朝以來庶吉士散館時所用的“模板”來看看。

1、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閏七月丁酉（24日）。“諭吏部：庶吉士李錄予等學(xué)習(xí)已久，今加考試，應(yīng)分別授職。除蔡啟僔、孫在豐、徐乾學(xué)已授修撰、編修外，李錄予……（14人）俱著授翰林院編修、檢討。車萬育……（4人）俱著以科道用。德赫勒……（15人）俱著以部員用。”（《康熙實錄》卷之三十九）^（15）—— 這是康熙、雍正兩朝的通用“模板”。在該“模板”中，有時將“學(xué)習(xí)已久”改為“教習(xí)已久”。

2、乾隆二年（丁巳，1737）五月甲寅（27日）。“內(nèi)閣、翰林院帶領(lǐng)丙辰科散館修撰、編修、庶吉士引見。得旨：清書庶吉士彭樹葵、鄧時敏俱著授編修。興泰……（6人）俱著授為檢討。漢書修撰金德瑛（狀元）、編修黃孫懋（榜眼）已經(jīng)授職。庶吉士董邦達……（16人）俱著授為編修。鐘音……（14人）俱著授為檢討。史積琦……（6人）俱以部屬^（16）用。顧之麟……（10人）俱以知縣即用。羅世芳……（8人）著歸進士原班銓選。（《乾隆實錄》第43卷）^（17）——這是從乾隆朝起使用的“模板”。

不管從哪一種“模板”，我們都可以看到庶吉士在散館前并無官職可言。一甲進士則不然。一甲進士是帶職進修，故散館時說明“已經(jīng)授職”。

下面再引幾則材料來說明庶吉士“官未真除”：

1、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四月丁亥（17日），乾隆帝因“本日引見京察各員內(nèi)，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特地諭令：“該員尚未散館授職，不應(yīng)遽膺薦剡。著徹去。嗣后庶吉士保送一等之例，著停止。”在吏部帶領(lǐng)京察保送一等之翰林院編修等人引見時，乾隆帝又再次明確指示：“庶吉士吳壽昌，尚未授職，不必入京察，著為令。”（見《乾隆實錄》第883卷）吳壽昌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五月選授漢書庶吉士，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授編修。

2、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二月乙酉（初七日），乾隆帝就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清書庶吉士黃壽齡參與纂修《四庫全書》期間于上年六月遺失《永樂大典》六冊一事下諭：“庶吉士黃壽齡，上年因遺失永樂大典，經(jīng)部議以降二級留任，仍罰俸一年。因該員尚未散館授職，無任可留，令再學(xué)習(xí)三年，方準(zhǔn)散館。固屬咎所應(yīng)得，第念《四庫全書》處，未定章程以前，纂修等將書攜歸校辦者，諒不止一人。黃壽齡第因遺失，遂干吏議耳。其情尚稍可原。黃壽齡著從寬，準(zhǔn)其同壬辰科庶吉士一體散館。其議處之案，改為罰俸三年。”（見《乾隆實錄》第976卷）黃壽齡于乾隆四十年四月散館授編修。

3、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的狀元潘世恩（官至大學(xué)士。曾任上書房總師傅）曾在《玉堂鳴盛集·序》中說：“庶吉士非官也，散館乃授七品職”。正如邸永君博士所指出的：潘世恩“做為當(dāng)時深諳玉堂掌故之人，此當(dāng)非妄語。”^（18）

“尚未散館授職”，說明庶吉士在散館前確是“官未真除”，這也印證了上面所說的“庶吉士是在翰林院進學(xué)、讀書的進修生”這一點。

四、不是獲準(zhǔn)散館的庶吉士都能留在翰林院任職

庶吉士中，有留級、留班，“再教習(xí)”若干年（一般是三年）后才散館授職的，也有因種種原因被革除的。這些我們不去說它。這里只說已獲準(zhǔn)散館的庶吉士。他們并不是都被安排留院任職。這是庶吉士不能稱為翰林的最好證明。

“《大明會典》云：凡庶吉士，內(nèi)閣奏請學(xué)士等官二員教習(xí)，本院仍行戶部給燈油錢，兵部撥皂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飯，內(nèi)閣按月考試，俟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并除各衙門職事。”^（19）

《明史·志第四十六·選舉志二》說：“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這里有個錯誤，就是說“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明史·志第五十·職官志二》對其已作出否定或者說糾正：“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進士在翰林院、承敕監(jiān)等近侍者，俱稱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為翰林院庶吉士，選進士文學(xué)優(yōu)等及善書者為之。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則為給事中、御史，或出為州、縣官。”

弘治六年（癸丑，1493）四月，大學(xué)士徐溥等針對“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shù)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nèi)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采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而提出：“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此建議被弘治帝采納（“上納之。命今后內(nèi)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見《弘治實錄》第74卷）

嘉靖六年（丁亥，1527）十一月丁丑（初三日），嘉靖帝“諭內(nèi)閣：庶吉士不須教養(yǎng)，并除遣之。”大學(xué)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大學(xué)士張璁則認(rèn)為“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嘉靖帝采取折中辦法，留2人于科道，13人于部屬，4人為知縣。無一人留翰林院。（詳見《嘉靖實錄》第82卷）這雖說是特殊情況，但從楊一清所謂“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來看，庶吉士散館時留少量在翰林院乃是“常例”。

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月甲子（29日），“大學(xué)士楊一清等言：進士改庶吉士令讀中秘書，蓋自我成祖（按：即永樂帝）始，其所選士，或限年、或拘地、或采名、或即取之制策。夫限年則老成見遺，拘地、采名或有偏私之弊，惟取諸制策之優(yōu)者為得。及孝宗（按：即弘治帝）立為定制，每科必選，選止二十人，留亦不過三五輩。”（見《嘉靖實錄》第99卷）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五月，工部左給事中張岳就“庶吉士之選”建議“每科取選，每選不過三十人，每留不過四五輩”。其建議得到嘉靖帝的認(rèn)可（“從之”）（見《嘉靖實錄》第546卷）

萬歷十四年（丙戌，1586）二月，吏部提出“今后凡遇科年，考選庶吉士率以二十余人，儲養(yǎng)成才，留授編、檢官無過七八輩，其余酌量才品，分授科道、部屬等官，著為定例，永遠(yuǎn)遵守。”“上是之”。（見《萬歷實錄》第171卷）

熹宗天啟五年（乙丑，1625）六月庚辰（初四日）下旨：“庶吉士散館，科道、部屬通用”（見《天啟實錄》第60卷）

下面看看明代幾次庶吉士“散館”的實際情況：

永樂十六年（戊戌，1418）五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任編修者6人，任中書舍人者7人。離院任職者占54%。

洪熙元年（乙巳，1425）明宣宗自七月至十二月，先后給19位庶吉士授職：翰林院檢討1人，給事中6人，監(jiān)察御史12人。離院（院：指翰林院。下同）任職者占94.74%。

弘治六年（1493）六月所選癸丑科庶吉士20人，授編檢7人，給事中6人，監(jiān)察御史3人，主事4人。離院者占該科庶吉士總數(shù)的65%。

嘉靖元年（壬午，1522）十一月下旬先后給21位庶吉士授職，6人授編修，6人為給事中，5人為監(jiān)察御史，4人為主事。離院者占71.43%。

萬歷五年（丁丑，1577）五月選28人為庶吉士。自萬歷七年起陸續(xù)授職，授編檢11人，給事中6人，御史8人，部屬2人，不明者1人。離院者占57.14%以上。

《清史稿志·志八十三·選舉志三》：“凡用庶吉士曰館選。初制，分習(xí)清、漢書，隸內(nèi)院，以學(xué)士或侍讀教習(xí)之。……三年考試散館，優(yōu)者留翰林為編修、檢討，次者改給事中、御史、主事、中書、推官、知縣、教職。”

康熙三年（甲辰，1664）五月選庶吉士15人，自康熙五年至十一年陸續(xù)授職，任編檢3人，科道5人，部屬6人。另有1人情況不明。離院者占73.33%以上（若將情況不明者計入離院者，則離院者達到80%）。

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庶吉士12人，授編檢7人，科道4人，部屬1人。離院者占41.67%。

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庶吉士27員，編檢13人，科道2人，部屬11人。不明1人。離院者占41.67%以上（若將情況不明者計入離院者，則離院者占51.85%）。

清代歷次庶吉士散館，離院任職者多于留院任職者（即授職編檢者）的情況屢見不鮮。例如，康熙朝22次中庶吉士散館中，13次均有人離院^（20）。離院者多于留院者的有4次，其中最典型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庶吉士散館，授編檢者僅10人，而歸進士班用的竟有30人，離院者是留院者的三倍。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庶吉士散館時還有若干次是無人離院的，而自乾隆朝起，直至光緒三十三年，歷次庶吉士散館均有人離院任職。例如，咸豐朝五次庶吉士散館，每科都有10人以上離院。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四月庶吉士散館時乾隆帝說的話很值得我們注意。當(dāng)時有庶吉士等34人散館，其中31人授編檢，離院者僅3人（均“以部屬用”）。留院者占總數(shù)的91%多。乾隆帝曾特加說明：“此次因辦理《四庫全書》，需員纂校，是以散館人數(shù)較上次少，而留館者轉(zhuǎn)多。后不為例。”^（21）此后乾隆朝還舉行了8次庶吉士與一甲進士一起散館，再沒有一次“留館”者人數(shù)超過85.20%的。

以上種種材料說明，庶吉士只是翰林院舉辦的高級進修班、培訓(xùn)班的學(xué)員，是翰林、科道、部屬等方面人才的后備力量、備選對象。在他們當(dāng)中，有的人散館時得以留院任職，躋身于翰林之列；但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人離院任職，未能獲得翰林的職位。對于這些離院的庶吉士來說，他們在散館前沒有翰林的身份；散館時又沒有得到留院的安排，也許就畢生與翰林身份無緣了（除非遇什么特殊的機遇被皇帝“加恩”授為翰林院編檢）。要說他們與翰林有什么關(guān)系的話，那就只是曾被作為翰林官的培養(yǎng)對象或候選人而已。

對于散館后成為翰林院編檢者，人們自然會以翰林稱之。而對于沒有成為翰林的庶吉士，自然不能稱為翰林（當(dāng)然也不應(yīng)該計入翰林之中），一般說來也不會以“準(zhǔn)翰林”稱之。那么對他們該怎樣稱呼呢？吳仁安教授曾經(jīng)指出：“社會上對庶吉士的稱呼也比較特別，有時稱之為‘太史’或‘太史公’，有時稱呼其散館改授之官職，通常則稱之為‘庶常’。例如，那位撰有《秦音》、《蜀典》等著作的清代學(xué)者張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四年館選為庶吉士，散館落選外放為知縣，初令玉屏，繼知屏山、興文、永新、滬溪等縣，故在別人的記敘和文牒中或稱之為‘張介侯太史’，或稱之為‘張介侯明府’。又如蔡元培，當(dāng)他在光緒十八年被館選為庶吉士時，翁同和在該年壬辰五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即稱他為‘新庶常蔡元培’。再如清代著名戲曲家洪升的岳父黃彥博，他于康熙三年館選為庶吉士，但他未及散館，而于康熙四年巳夏秋間即病歿于北京，故人們多稱他為‘黃庶常’，有一篇悼念黃彥博的文章，題目就叫做‘祭黃庶常’。”^（22）

順便說一下，在仕途、事業(yè)等方面，最終只有庶吉士身份的離院者，未必總會遜色于留院成為翰林者。倒是有些離院者，其人生的輝煌讓許多的留院者望塵莫及。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七月有32位庶吉士散館授職。其中康熙三十三年的庶吉士朱軾^（23）不要說沒能留院，而且連科道、部屬官也沒當(dāng)上，而是“照原甲第以知縣用”。^（24）然而，他從湖北潛江知縣起步，官至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xué)士，封光祿大夫。一生揚歷中外，位高權(quán)重，其功績之卓著、榮耀之顯赫，不要說和他一起散館時的21位留院者無人能及，就是整個清代又有多少個翰林官能與之并駕齊驅(qū)？另外，乾隆帝經(jīng)常要來個“考試翰林、詹事等官”，并“親加詳閱，按其文字優(yōu)劣分為四等”。有些留院者，因在該考試中名列末等，當(dāng)翰林官不過一年多時間便被免職。^（25）最倒霉的則是一位在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月中旬散館時才授為編修者，次月上旬便因同一原因免職，只當(dāng)了二十天左右翰林官。他們實在比離院用為知縣的庶吉士還要沒面子，至于其仕途的短暫、黯淡那就更不用說了。因此，翰林的榮光其實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璀璨耀眼。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硬把庶吉士與翰林扯在一起，讓庶吉士去沾翰林的光，以致弄出個不尷不尬來。

   注：

1．見周秉鈞所著《尚書易解》一書，1984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2．“洪武實錄”也稱“太祖實錄”。

3．《明史·志第四十六·選舉志二》：“永樂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簡等官，復(fù)命于第二甲擇文學(xué)優(yōu)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專屬翰林矣。”

4．有人將孕婦稱為“準(zhǔn)媽媽”。如果這孕婦把孩子生下來了，她就是真的當(dāng)上了媽媽；如果她遇到別的變故（如流產(chǎn)）沒能把孩子生下來，那她就沒做成媽媽。可見“準(zhǔn)媽媽”還不一定能當(dāng)上媽媽。作為庶吉士的“準(zhǔn)翰林”也一樣。如果他后來真的授職翰林院編修或檢討，那他就是真的當(dāng)了翰林；而如果他后來授職任科道、部屬等官，那他就沒當(dāng)上翰林官。可見說庶吉士是“準(zhǔn)翰林”，比說庶吉士“勉強可算做翰林”要合適些。

5．見該書第九卷丙編第九章第二節(jié)“（明代）考試制度”。

6、22．見吳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論》一文，該文刊載于《史林》(滬)1997年04期第33～39頁。吳仁安時任上海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副教授。

7．見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一文。該文所在網(wǎng)址：

http://www.cxbdf.cn/content/12/0308/22/1146003_192866272.shtml

吳振棫 (1790—1870)，字仲云，號毅甫。清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慶十九年(1814) 甲戌科二甲進士，入選清書庶吉士，二十二年（丁丑，1817）四月授編修。曾任貴州鄉(xiāng)試副考官、云南大理知府。

8．黃佐：字才伯，香山人。正徳十六年（1521）辛巳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跡具《明史·文苑傳》。《翰林記》二十卷，載明代洪武至嘉靖間翰林掌故。

9．科道：明、清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jiān)察御史的總稱，俗稱為兩衙門。

10．編檢：翰林院編修、檢討的省稱。

11．《清史稿·志八十三·選舉志三》：“雍正十一年特設(shè)教習(xí)館，頒內(nèi)府經(jīng)、史、詩、文，戶部月給廩餼，工部供張什物，俾庶吉士肄業(yè)其中”。這一教習(xí)館，被稱為“庶常館”。《清史稿·志九十·職官志二》記為雍正十三年建庶常館。

12．如果庶吉士沒有認(rèn)真完成任務(wù)學(xué)業(yè)，會受到一定的處罰。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庶吉士散館，考核38人，就有20人因“文義荒疏，俱不準(zhǔn)授職，再教習(xí)三年”，3人“文字俱劣，俱革職”（見《康熙實錄》第225卷）。

13、18．見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一文。參看前注7

14．張相國文和：指張廷玉。據(jù)《雍正實錄》第134卷記載，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八月丙辰（初八日），“大學(xué)士管翰林院掌院事張廷玉等遵旨議奏：‘新科庶吉士，蒙恩議給廩餼。謹(jǐn)酌每月各給銀四兩五錢。其器用什物，向工部支取。并撥給官房一所為教習(xí)館，令庶吉士等肄業(yè)其中。新刊上諭每人各賜一部。內(nèi)府所刊經(jīng)史詩文，每種頌發(fā)三部。永遠(yuǎn)存貯館內(nèi)，以資課習(xí)。’從之。”

況周頤（1859～1926）晚清官員、詞人。字夔笙，一字揆孫。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寶慶。光緒五年舉人，曾官內(nèi)閣中書。一生致力于詞凡五十年，尤精于詞論。與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合稱“清末四大家”。

15．按：蔡啟僔、孫在豐、徐乾學(xué)三人分別是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的一甲進士。他們已于康熙九年授職。他們在翰林院與康熙九年的庶吉士一起學(xué)習(xí)清書。又，在本次散館的庶吉士中，主要是康熙九年的庶吉士，另有康熙三年和六年的庶吉士各二人。

16．部屬：指中央六部各司署的屬官。

17．此次散館授職的庶吉士中，有11人不屬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庶吉士。其中雍正二年、五年、八年的各1人，雍正十一年的3人，乾隆元年“博學(xué)鴻詞”中授庶吉士者5人。

19．見黃佐《翰林記》卷四。參見前注8

20．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庶吉士散館時44人均授編檢。此次散館是在上個月有11位庶吉士被“革去庶吉士，于教習(xí)進士處照常學(xué)習(xí)”之后進行的，應(yīng)視為有人離院的散館。

21．乾隆四十年四月散館的34人中,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庶吉士1人，三十六年辛卯科庶吉士4人，三十七年壬辰科探花1人、庶吉士28人。“留館”者31人（其中庶吉士授編檢者30人），以部屬用者3人。“上次”散館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月，庶吉士32人，加上辛卯科一甲3名進士和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探花，一共是36人。“留館”者26人（其中由庶吉士授編檢者22人），以部屬用者 10人。所以乾隆帝說本次“散館人數(shù)較上次少，而留館者轉(zhuǎn)多”。

23．朱軾（1665－1736）：字若瞻，號可亭，江西省瑞州府高安縣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三甲進士，選庶吉士。曾以大學(xué)士管吏部尚書事、總理水利營田事務(wù)兼管兵部尚書事，曾署理翰林院掌院事務(wù)。曾任纂輯《大清會典》總裁，纂修《康熙實錄》總裁、三禮館總裁。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廉潔，多有惠政。雍正朝曾任皇子弘歷（即后來的乾隆帝）的老師。乾隆元年九月卒于京城。卒后乾隆親臨致奠，發(fā)帑治喪。贈太傅，謚文端。

在今江西高安市村前鎮(zhèn)的朱軾墓，1987年公布為江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4．見《康熙實錄》第184卷）

25．乾隆八年（癸亥，1743）閏四月因考試成績居于末等而休致的十多位翰林中，就有五人是上一年四月下旬散館時的留院者。

本文初稿于2012年12月23日發(fā)表至新浪網(wǎng)“芙蓉書閣的博客”上一段時間后才發(fā)現(xiàn)，早在2008年2月12日，新浪網(wǎng)博主“冰古腦”便已提出庶吉士是“準(zhǔn)翰林”。該博主（當(dāng)時網(wǎng)名是“含苞待放的微笑”）在其博客中發(fā)表的《清代翰林與現(xiàn)代博士》一文中說：“會試得中的三甲進士們，除了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直接被授予翰林官職外，二甲和三甲進士都要通過‘館選’的考試——‘朝考’，才有機會成為‘準(zhǔn)翰林’——‘庶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