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歷史的新干青銅文明

24年前，江西新干大洋洲發現商代大墓，撩開了古代南方青銅王國的神秘面紗，表明遠在3200年前的贛江、鄱陽湖流域就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改寫了江西、江南乃至中華民族的遠古文明史，成為江西一張厚重的文化名片。

　　江西省博物館原館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青銅器考古鑒賞專家、中國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彭適凡先生受邀于“江西人文大講堂”，首講“改寫歷史的新干青銅文明”，再次將人們的目光聚焦江西古代青銅文明的輝煌歷史，走進3000多年前這幅充滿傳奇的歷史畫卷。

　　沙丘取土驚世發現

　　新干出土商周青銅器群的消息不脛而走，全世界歷史考古學界為之震驚，國內外一批接一批的專家，連續不斷的來到江西。

　　在新干縣大洋洲鄉一帶，有“三把半傘”的傳說：不知哪朝哪代，有幾個富商巨賈或達官顯貴擇土冢葬于此，墓冢中陪葬九缸十八甕的財寶，每個封土堆猶如一把雨傘，后來只剩下“三把半傘”，隨著長期的取土和墾殖，“三把半傘”已夷為平地。

　　1989年9月間，大洋洲鄉組織數千民工維修贛江大堤，不少民工在程家大隊周家村旁的澇背沙丘掘取沙土。根據航測資料顯示，澇背沙丘原來是一處橢圓形的封土堆，可能是傳說中的一把雨傘。9月20日下午四五點鐘時，有人挖出了古色斑駁的青銅圓腹鼎，開始以為是一個香爐。為了探究是不是“金香爐”，幾個民工竟然將銅器砸碎。后來，不知是誰叫了一聲“不得了，九缸十八甕寶貝出世了”，一下子引起村民們蜂擁而至，有的加入掏挖，有的渾水摸魚，有的哄搶，有的勸阻制止，更多的是看熱鬧……在搶挖、哄搶的過程中，有的青銅大鼎破成兩三瓣，最后老百姓還把這些或完整或破碎的文物帶回家去。

　　澇背沙丘哄搶文物的消息，很快由村至鄉、由鄉至縣。當晚，新干縣分管領導帶著文化局、公安局的同志連夜到農民家里收繳。收繳后一統計，共有17件青銅重器。應該說，文物大部分追回，但也有“漏網之魚”，如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清理時少了一條變體虎形扁足，高約30厘米，不曾想，次年它竟在英國蘇富比拍賣行高價拍賣。

　　在距澇背沙丘5公里的牛頭城遺址，省考古隊詹開遜等4人正進行發掘。得知消息后，他們21日一早便全隊開拔趕往澇背沙丘。在大批群眾圍觀的試掘過程中，他們不斷發現青銅禮器、兵器、生產工具等，他們及時向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報告。9月21日下午，省文物局局長楊鳳光和我帶一批專家趕赴新干。一路上我們揣測，這是不是宋代以后仿古銅器的窖藏？

　　當我們來到現場，一看到方鼎的立耳上臥著一只圓雕老虎，我立刻感覺到一路的揣測完全是大錯特錯。因為，從方鼎的造型和獸面紋等諸多特點看，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但是，雙耳上臥虎則是中原青銅器上從未見過的。我們馬上與縣里商量，暫停發掘，就地保護，向國家文物局報告。經國家文物局同意，9月25日成立新干大洋洲考古發掘隊，由我領隊。到11月16日，全部遺存已基本暴露地面，考古隊員興奮得徹夜難眠，深感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發掘商代青銅珍品如此大量集中出土，不僅是江西，就是在整個南方地區也是破天荒的。

　　當得知11月16日至19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帶領一批文物專家在湖北黃石開會的消息后，我想，清理這樣的遺存，如果北京能有專家來指導，那多好呀！ 19日晚23時許，我們在黃石市敲響了沈竹下榻賓館的房門。當聽到已經取出的商代青銅器大小有近百件，經發掘暴露出來的至少還有近百件時，他心動了。

　　11月21日，當我們把油布揭開，面對堆積在長8米、寬4米的發掘區內的青銅瑰寶時，沈竹副局長十分激動地說：“衷心祝賀你們！衷心祝賀你們！怎么也沒有想到南方地區竟發現這么多商代青銅器，真是大飽眼福。瑞昌銅嶺發現了商代采礦遺址，今天又出土這么多青銅器，連續抱了兩個‘金娃娃’。江西好運氣！”

　　當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殷瑋璋說：“太好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李作智說：“江西真是物華天寶、人杰地靈！”11月26日，國家文物局給江西省文化廳發來賀電，“這是我國近年來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它標志著江西的文物考古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幾天后，國家文物局下撥5萬元專款，作為考古發掘經費。

　　最早來到我們發掘工地的，是中國著名青銅器專家、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新干縣武裝部軍械庫，馬承源一行仔細觀賞了已出土的青銅器，他說了一句使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話：“新干這一批青銅器，將來一定會震驚世界！”果然不出所料，新干出土商周青銅器群的消息不脛而走，全世界歷史考古學界為之震驚，國內外一批接一批的專家，連續不斷的來到江西，穿梭于新干與南昌之間。

　　地下寶庫改寫舊史

　　早在3000多年前，贛鄱地區就有著較為發達的青銅文明，有著一個與中原殷商王朝政權并存發展的青銅王國。

　　經過全面修復、保護和整理，新干大墓總共出土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瓷139件。

　　新干青銅器群發現的重大意義是什么？

　　海內外著名青銅器專家、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現在是清華大學的終生教授。他看了之后，萬分激動：“今天還難以估計，還要有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體會到，不過通過該墓的發掘，江南的古代文明史要改寫，商代的古代文明要重新評估，從高度、廣度來說都不過分！”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系鄒衡教授說：“這是長江以南空前的發現，它確鑿無疑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在商代，中國南方已出現了一個掌握有相當權威的統治者，表明這里已有一個政權，國家已經產生，進入了文明時代。同時，這樣豐富多彩的青銅重器，說明其文化發展水平甚至與中原不相上下，有力證明了南方開發很早，至少在3000多年前，江南人民就已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次發現的意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海外學者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系羅泰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系貝格立教授、英國倫敦大學考古系艾蘭博士、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羅森夫人等先后來到南昌，在參觀大洋洲出土文物后，都一致肯定這一地下藝術寶庫的發現，為中國古代文明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揭開了新的篇章，昭示著傳統的江南為“荒蠻服地”的歷史誤會的終結。回國后，他們都分別對新干出土的禮器、樂器、兵器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發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這里還有一個插曲。1998年10月，我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訪問講學，講演的題目就是新干青銅器，但著名考古學家、著名青銅器專家張光直教授因患嚴重帕金森癥，深感不能前來現場為憾，會前，通過李永迪博士征詢我的意見，把幻燈片放給他看看。我深為感動，欣然同意。在欣賞的過程中，他一直驚訝著，最后還堅持要愛人扶他起來送我出門。這么多著名的專家、教授，對新干青銅器出土感到驚訝，一言以蔽之，就是因為改寫了歷史。

　　長期以來，歷史學界、考古學界認為，在中原擁有高度發達的商周青銅文明的時候，整個南方地區尚屬“荒蠻服地”或者是“荒服之地”，也就是原始社會狀態。

　　江西夾處于吳越、荊楚之間，號稱“吳頭楚尾”，這個地方理應在歷史上起重要的影響作用。然而，直到春秋時期，史書上才只見個別地名，真正成為古史的空白點。至于兩周以上，就更不必說。《左傳》主要是寫春秋時期歷史的，在這部重要的古史中，真正有屬江西地名的只有兩個地方，一是《左傳·定公六年》(公元前505年) “吳太子夫差破師取番”，其中“番”指的就是今江西鄱陽縣；二是《左傳·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6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其中“艾”指的是今江西修水縣。秦始皇設九江郡的時候，九江郡郡治不在江西，在安徽的壽縣。所以，在很多人看來，講春秋歷史的一部史書涉及江西的只有兩個地方，更何況在商代，江西更屬荒服之地，歷史書、教科書都是那么寫著。

　　郭沫若是鼎鼎有名的大家，他也一直認為，中國南方地區很晚才被開發。很典型的是1958年他參觀安陽殷墟殉葬坑后詩興大發，寫了幾首詩，其中有一首詩這么寫的：“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漸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也就是說到商代以后，南方才漸漸開發。郭老那時候沒有看到，也沒有想到，在整個贛江流域，能夠發現這么大的一個商代墓葬，能發現這么多青銅器。

　　在新干大墓發現之前，1973年開始在贛江西岸的樟樹，我們發現了一個吳城遺址。吳城遺址的發現，已經證明了在商代，贛江流域就已經有一個方國文明。就是說在中原安陽殷墟王朝的時候，中國就有很多方國，包括山西、山東，甚至包括我們江西也有一個方國。這個方國對中央來講，有時候依附于它，有時候又是獨立，它是松散的。但是吳城遺址從1973年開始發掘，歷經幾十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甚至有鑄造青銅器的石范，也出土過少數幾件青銅器，但目前沒有發現商代大墓，不曾想到在位于贛江東岸的新干大洋洲卻發現了青銅大墓。

　　新干大洋洲青銅器墓葬的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贛鄱地區就有著較為發達的青銅文明，有著一個與中原殷商王朝政權并存發展的青銅王國。

　　青銅瑰寶異彩紛呈

　　出土諸多“土著”特色的青銅禮器、樂器、農具、兵器、法器等，證明鄱陽湖贛江流域的青銅鑄造工藝歷史悠久，根基深厚。

　　新干大墓出土了什么樣的青銅器，它憑什么能改寫歷史？

　　新干大墓出土青銅器475件，可以劃歸為五大類，一類是禮器和樂器，共52件；二類是農業工具和手工工具，18種共143件；三類是兵器，11種231件；四類是神器與法器，30件；五類是雜件，共36件。

　　從禮器來看，新干大墓的禮器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器物的造型和紋飾風格與中原地區的一模一樣，即所謂的“中原型”。如提梁方腹卣，目前僅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一件，但是其鑄造技藝和保存情況遠不如大洋洲出土的。第二類是器物的造型和紋飾作風基本是中原的，但是新增加有不等的土著因素，即所謂的“融合型”。如臥虎大方鼎，其造型和紋飾構圖都與鄭州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期方鼎基本相同，唯雙豎耳上有臥虎，這在中原商殷方鼎上從不曾見過，明顯帶有南方地區的濃郁風格。立鹿大甗，高1.05米，重78.5千克，體形巨大，氣勢雄渾，奇美詭異，為迄今所發現之青銅甗中最大者，也是新干青銅器之最龐大者，有“甗王”之譽。從整個體型和結構來看，與中原商殷時期的甗形器無異，尤其與陜西禮泉縣朱馬嘴出土的饕餮紋大甗相近，但豎耳上分別立有雌雄兩只幼鹿，再加上耳外側和口沿環飾燕尾紋，這又是商代銅甗中所未見，是南方古代居民的獨特裝飾。第三類，器物造型的結構與中原的完全不同，即所謂的“土著型”。如銅镈的發現，無疑是該類樂器目前發現時代最早者。又如折肩鬲，是一種仿陶瓷器造型而鑄造的一種全新的銅容器，這是南方居民發明獨創的，中原地區沒有。

　　出土不少青銅農具，這是新干青銅器群的又一大特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商王朝核心地區。過去，傳世的青銅犁頭，但不知道哪里出土的。目前有確鑿出土地的商代銅犁頭，就是新干大洋洲，而且出土了幾件，還出土了耒、耜、铚、鍤、钁、鏟、錛、鐮刀等11種農具及修刀、鑿、錐、手斧等7種手工工具。這說明南方古代農業文明很發達，而且較多使用青銅農具。

　　新干大墓出土231件兵器，數量多，特色更濃厚。兵器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殷商型”，即從器形、形制和裝飾等方面都表現與中原殷商兵器相同，有72件，占29.8%。第二類是“融合型”，即從器形、形制等方面與殷商方面基本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進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帶有一定的地域特色。這一類74件，占到30.5%。第三類為“土著型”，即兵器的種類和形制乃至裝飾紋樣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獨特創造，在中原及其以外地區從未見過。這一類如寬刃劍、鏤空鏃、虎頭戈、琵琶型戈、方銎鉞等共有92件，占總數的38%。第四類為“先周型”，即這種兵器的器類和形制不見于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卻在甘、陜地區的先周文化遺存中多有出現，是受先周文化影響而仿造的。這一類數量很少，只有長胡三穿戈、長條帶穿刀和勾戟等4件，占1.6%。新干大墓青銅兵器以“土著型”最多，次為“融合型”和“殷商型”的客觀事實，清楚表明贛鄱地區土著居民的獨特創造，再次證明鄱陽湖贛江流域的青銅鑄造工藝歷史悠久，根基深厚。

　　在神器中，目前唯一存世的商代雙面神人獸面青銅像，造型獨特，人性與神性完美的融合，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反映了商代南方獨特的信仰崇拜神人與獸面融合一體。它旁安兩耳，頂插雙角。上圓管下方銎，管銎相通。頂上圓管可插羽冠，下部方銎能裝木柄。上管圓、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圓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貫通天地的能力。

　　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中，虎是最有代表性的圖像，是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符號。9件青銅鼎的27只扁足呈變體虎形，10件鼎耳上立有20只虎，2件戈以虎首裝飾，青銅鏟柄上有2只虎紋，1件青銅杖首以虎首為造型。其中伏鳥雙尾青銅虎最令人驚嘆，為迄今所見最大的青銅虎，形奇詭異，有“虎王”之譽。當年，我們發掘出土的時候“虎王”左邊的獠牙沒有了，應該是1989年9月20日群眾哄搶文物的時候被群眾帶走了，之后也沒有收繳上來。后來，竟被南昌的一位收藏家收藏到手。去年，這顆“虎牙”經藏家主動熱情捐獻回到省博物館。如今缺失了20多年的獠牙重新修補上去了。

　　青銅王國奧秘待探索

　　新干大墓是一個3000多年前的青銅藝術寶庫，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揭開了塵封悠久的歷史面紗，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諸多奧秘。

　　毫不夸張地說，新干大墓是一個3000多年前的青銅藝術寶庫，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通過它，給我們揭開了塵封悠久的歷史面紗，但也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奧秘。

　　第一個問題就是，新干青銅器群的遺存性質究竟是什么？是墓葬還是祭祀坑？抑或是沉船？有的專家認為是祭祀坑，這么說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1000多件文物出土的現場，它沒有明顯的墓邊。中原的墓葬都是有坑的，有很整齊的墓邊，但是新干大墓確確實實沒有墓邊，所以很容易懷疑它不是墓葬。我們參加發掘的同志都認為是墓葬的可能性較大。一是新干商墓所在地，位于大洋洲鄉程家澇背沙洲，從其地下全為淤沙堆積情況判斷，說明遠古以前這一帶曾是古河道，也即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期，這一帶早已經形成沙洲，在沙洲上建墓葬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正因為是在沙灘上建墓，怎么可能有墓邊呢？！墓葬東西長8. 22米、南北寬3.68米，盡管沒有墓邊，但是墓室里面的土色、包含物和外面明顯不一樣；在發掘清理過程中，我們發現出土的文物基本上是有規律的分布。所有玉器大部分都集中發現在相當于墓室的棺材里，一條由18塊玉塊串成的項鏈在繩子斷后仍呈東西向橢圓形分布。陶瓷、兵器等器物也是有規律的布置……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個墓葬的可能性更大。新干大墓中還發現有24顆人的牙齒。經檢測，有14顆牙齒屬于3個個體，一個年齡在20歲左右，一個2歲左右，一個是10歲到12歲之間的未成年小孩，這與墓葬有何關系值得研究。

　　再一個問題就是墓葬的主人是誰？有的人講，這個墓葬的主人應該是中原王朝派到南方的軍事首領。我不這么認為，我認為他是晚商時期地處南方贛江流域的一個方國的最高統治者或者其親屬。這一方國文明，既受到中原殷商文明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又鑄造了很多有自身特色、能夠反映南方民族自身風俗、信仰、崇拜的青銅器。其墓主人的族屬也有可能就是土著的揚越民族。

　　第三個問題是新干青銅遺存屬于什么年代？有“商代中期說”，有“殷商晚期說”，也有的認為西周乃至春秋說。根據對出土的青銅禮器、玉器和陶瓷器的分析，以及與吳城遺址出土物比較，再參照新干商代大墓的有關碳-14年代測定數據，我們認為，新干商代大墓的下葬年代，應在商代晚期前段為宜，也即相當于殷墟中期，如果說具體點，就是距今3200年左右。

　　當然，無論是遺存的性質、墓葬的年代以及墓葬的主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新干商代大墓與附近牛頭城遺址、樟樹吳城遺址的關系究竟如何，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說，新干青銅器群的重大發現，不僅改寫了江西的歷史，改寫了南方的歷史，還改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這是大家不可否認的事實。

　　人文互動

　　徐佳銘 (南昌大學歷史系學生)：彭老師我想問一下，您覺得新干青銅墓群會跟吳城方國遺址有聯系嗎？

　　彭適凡：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新干大墓被發現后，一開始我們把大墓的主人與樟樹吳城遺址的吳城方國首腦聯系起來，理由是新干大墓中出土的陶瓷器與吳城遺址上出土的陶瓷器相同，不過對吳城遺址幾十次發掘始終沒有發現青銅器比較集中的大型墓葬。可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廣明同志在距離新干大墓5公里左右的牛頭城遺址考古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宮殿遺址，還發現了城墻，而且牛頭城遺址的時代也是商代，甚至跨到了西周，這比吳城遺址的時代更早一點。新干大墓和牛頭城遺址都在贛江東面，而且相距那么近，這就不得不讓人重新考慮，是不是新干大墓的主人與牛頭城遺址的首腦有關系。

　　新干大墓與牛頭城遺址、吳城遺址這三者的關系到底怎么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不過我想新干大墓應該跟牛頭城更有關系，因為二者的時代和出土文物的關系更緊密。

　　隋志偉 (南昌大學歷史系學生)：彭老師您好，您說新干大墓改變了中國歷史。我想問一下，安陽殷墟是公認的商代政治文明中心，那么新干大墓青銅器文明是否達到了殷墟文明的地步，當時南方的文明能與殷墟平分秋色嗎？

　　彭適凡：我們既要看到新干青銅文明藝術寶庫的豐富內涵，要看到它的重要意義，但實事求是地說，無論是從出土文物還是制造類型，比起我們中原核心地區特別是安陽殷墟的青銅文明，新干大墓還是遜色一些。應該這樣說，新干大墓發現的青銅器，是受中原地區文明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我們認為，中原還是核心地區，南方文明“超過中原”、與中原“平分秋色”這些提法有些過度，但是，南方也決不像過去人們認為的那樣屬于“荒蠻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