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 篆隸草楷之名實

  中國書法文字是華夏各民族融合共創的人文象征。書法升華于文字書寫運作；而文字肇自然而成六書“四象”之文。四象者“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漢書·藝文志》）六書“四象”形于篆化而成六書象形文字。

         六書象形文字反映了構成文字點畫的書寫創意原則。故篆、隸、草、楷諸書體，無不在六書原則下使點畫化由簡到繁，由繁到簡，以簡制繁；從而達到簡約成體，創意成形的目的。

                                                               第一節   篆書

           篆書，指形體弓曲圓彎，以圓轉為書寫運作特征的篆化書體。

        《說文解字》說：“篆，引書也”；“引，開弓也”，象引弓之形。故把弓曲圓彎，平直交錯之形體稱之為“引”，把形體如“引”的篆化文字稱之為“引書”。

        “引書“，即篆書之謂。“引”者，篆之形也；篆者，“引”之象也。它是由先文字時期的圖繪文，篆化而成。其創制內涵，以成“六書”之文。

        六書所構成的文字內涵，包羅自然萬象，事物人文。以甲骨文為例：“日月”象其形，“上下”指其事，“武信”會其意，“江河”形其聲。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六書記載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象”；而轉注和假借，今人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中說是“用字之法”。

        六書是古人對創造文字和用字之法的研究總結。也就是說先有文字創造，后有六書之說。但創造文字的方法實為四種，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或稱六書之“四象”；而轉注、假借，則是“用”相關文字本義來借以產生“古今字”、“通假字”、“假借字”。這種孳乳而成的用字方法，絕不可與“四象”造字的內涵相混同。但書法文字書寫運作，關聯于“六書”，因為“六書四象”構成文字形體。于是，在書寫運作過程中，形成了文字遞變和書法演繹的有序性。而書寫運作的社會環境，則是促使文字發生遞變的客觀因素；書寫運作行為，則是完成書法文字形體演繹的動因；人們對文字書寫的審美，則是驅動書法藝術的命脈。

        從先文字時期的圖繪文到甲骨文形成，大約經歷了3000年的演變歷史；從甲骨文到周、秦文形成，大約有1000年的演變歷史。后因書寫形態紛呈，人們便稱“文”為“篆”。

       篆書屬具象文字范疇，具象文字是抽象文字之源。具象文字是在描摹客觀事物形象或反映主觀、客觀概念的創意中逐步篆化形成的。因而，具象文字反應了“六書四象”創意原則及其篆化范疇。

       據《晉書·衛瓘傳》載：衛瓘之子衛恒善草隸書，著《四體書勢》以究書體之源流。他說：“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就是說，具象文字在人們結繩、觀鳥跡“以興思”的創意中逐步形成的。1954年先后在西安半坡出土的113個陶文，代表了5000年前仰韶文化時期文字之特征。此后，陶文發展一直延續到商周，甲骨文、金文與之有著相承關系。這就證實了具象文字從圖繪文篆化為六書象形文字的史實。具象文字篆化過程，發展到周、秦已形成風格多樣的完美體系，故衛恒形象地稱“其曲如弓，其直如弦。”

        周宣王（前827——前782年）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用以教國子（學生）從《六藝》之道。“六書”作為《六藝》內容之一，已成為當時教育必修之課。“大篆”則是以“六書”為原則的周文范體。因此，篆書發展到周宣王時，以“大篆”為正書。后來，漢人稱秦李斯篆為“小篆”，稱周太史篆為“大篆”。

      公元前770年，周室東遷。由于“諸候力政，不統于王”以致“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顯然，語言文字已形成地域特色。而文字則出現與周文大篆相去的異文異形。從而引發出漸離大篆之形的去篆化運作。但魯國文字仍然以大篆為宗。這與魯人尚周相關。如公元前518年，孔子（前551——前479年）適周，在考察了周文化典制后，發出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贊美和羨慕之情。可見魯人尚周觀念是何等強烈。孔子晚年修《春秋》，編《六經》所用文字非大篆莫屬。其所讀《易》經，或為周人“原版”，以至于“韋編三絕”。可見魯國文字仍循大篆法度。

       秦因襄公護平王東遷而受封于周土，始列諸侯，故其文字以大篆為宗。“石鼓文”則反映了秦文字與大篆相因相依的狀況。

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二年，篆漸隸文字形體已通行于簡牘。又經數十的演變，秦隸成體。

       秦隸的出現意味著去篆化運作已經形成“楷草并化”的文字形體塑造；意味著中國書法文字演變已進入了歷史性的轉折。但篆書仍然是先秦社會用來記述文化、傳播政治思想的主導書體；盡管篆書發生了“文字異形”的演變，但以“篆”為塑造文字之法的書寫方式，仍然是當時書法文字演繹的總導向。因此，以篆書體系所書寫的古文經典（后人稱之為“古文經”），仍然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知古”的文化延續和書法傳承。

      先秦諸子之典籍的流傳，皆有賴于篆書。

      然秦初兼天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說文解字》），以實行“書同文字”（《史記 .秦始皇本紀》）。遂廢諸國文字而推行小篆；數年后，即公元前213年下令焚經滅典，“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敢有偶語《詩》、《書》者棄市”（《史記. 秦始皇本紀》）。

       在焚滅經典的同時，使三代以來歷2000余年所形成的篆書體系，隨之毀滅殆盡。是時，秦隸潛化風行，與小篆兼行而用以同天下之文。故“古文由此絕矣”，小篆卻因秦亡而衰之；秦隸“以趣約易”，已上升為當時社會的主導書體。

       在漢興數十年后，當時人們只知有隸書而不知有篆系。尤其在漢文、景時，隨著儒學復興，一些因避秦火而藏于民間的諸如類似“孔壁古文”之先秦“原版”篆書簡冊發現后，時人反而視之為“奇怪之跡”，并稱其文字為：古文、奇字、異文、科斗……者。

         “古文經”的發現，始使人們宛如從“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隔世氛圍中走出。由是而引發出曠日持久的“今文（漢隸）經學”和“古文（篆書）經學”之爭。故而許慎搜集金文、大篆、六國文變、小篆以及異形奇文者，著《說文解字》。以究篆形之演變，明篆文之本義。此后，先秦篆系昭然于世，與其它書體并存至今。

        文字異形，并非始于先秦。早在夏商周三代歷史更替的過程中，篆書不斷“改易殊體”（《說文解字》），發生遞變。這與社會變革的需要相關。無論“改易殊體”或“文字異形”，都是反映篆化或去篆化的文字運作。

         夏商周三代的篆化文字，以大篆為最。大篆穎脫于甲骨文形成之后的篆化演進形體中。從西周晚期《散氏盤》、《季子白盤》、《毛公鼎》，到先秦《秦公鐘》、《石鼓文》，其篆化演進形體，有如一氣呵成而又無不體現出篆書規范如儀的六書趨向。雖然“大篆十五篇”已成絕跡，今人難覓其蹤，難睹其容。但《石鼓文》端整園轉的儀形，醇厚含蓄的韻味，正是宗周大篆風采永恒的表現；正是文字篆化藝術至高至美的境界。難怪唐宗以來，文壇巨擘為之擊節高歌，大唱贊美之詩；書界驕子為之折腰傾倒，奉為筆墨法寶。“金鈿落地，芝草團云，不煩整裁，自有奇采。”康南海此言，極盡“石鼓文”奧妙之所在，篆化文字至大篆已極。

         但在社會大變革中，文字的去篆化運作，已成趨勢。從出土的《侯馬盟書》、《郭店楚墓竹簡》等書寫“墨本”中，已全方位地反映出去宗周大篆面目所形成的篆意恬淡，形體簡樸的書寫風貌。這種去篆化的書寫風貌，已在先秦列國表現的形形色色，各具風采。

          正如叢文俊先生在《春秋戰國青銅銘文書法論析》中所指出的那樣：《楚王盦感鼎》以工細、潦草、簡率互見；鄭人《哀成叔鼎》“留下書寫出鋒的尖筆”；衛人《卅二年平安君鼎》其不為聲勢，“怡情悅目，溫文爾雅”；《秦公鐘》“拗曲勁直”；《秦公簋》“卻不很潦草”；《商鞅方升》“大篆的古意古形消逝許多”；《相邦樛斿戈》“是比較潦草的類型”；“魯國為周公所封，而其子伯禽居之，行天子制，王室政衰，禮在魯不廢。所以魯國大篆書法仍然有著貴族文化的繁縟謹嚴，體現貴族的、整體的文化趣味有余，藝術上的創造和變革不足，正如后世科舉應制的風格類型，尚法度秩序而少個性活力”；“《厚氏鋪》所體現的藝術精神，幾乎代表了中國書法史發展的主線。”……

        鄭人“出鋒”恰是書法法度的衍生；而衛人“溫爾文雅”則是篆書書風多樣化的典型；楚人“潦草簡率”表達了去篆化運作的急迫感；唯魯人恪守宗周風范。可惜，皆因勢終而止，留下了一簡殘譜，讓后人為之惋嘆！

       相反，秦人的“拗曲勁直”、潦草，使大篆古形漸消許多。其點畫運作，循法進變，方整取直。以抑曲揚直，直中見平，平中求拗、拗中形仄之法來表現篆書的形體。這顯然是漸蛻大篆之形所形成的去篆化運作表現。其“潦草”是倉促急動的表現，而倉促急動則是去篆化的動因。于是，因動因形成了去篆化形體。

       去篆化所形成的篆書形體有二種，一是草篆、二是楷篆。楷篆以抑曲揚直，簡疏方整為特征，以秦小篆為代表；草篆以抑直揚曲，曲以簡形為特征，清人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乙亥鼎銘》是最早見于著錄的草篆書體，其形如團蚓、難以識辯。由草篆演繹的草書字體為數不多，但它的形成卻為草書的演繹，起到了媒化作用。草篆，并不等于草化，它區別于工整；是急促潦草的一種形態表現。

       去篆化運作，因秦人聲勢熾漲而得以始終有緒，篆隸相長。

       先秦諸國在去篆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書體、書風，同它們的詩歌一樣“思而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簡牘的發明、使用，使文字篆化，去篆化有了賴以運作的載體。《尚書.多士》中記載，“唯殷先人，有典有冊。”所謂“典”、“冊”，即是簡冊木牘之類的書寫載體。殷商典冊至今絕無發現。或有傳流，但因年代久遠，難免兵燹秦火，終歸不傳。但歷來不斷出土發現的先秦簡冊，不能說不是殷人“有典有冊”的遺緒。當紙張尚未發現之前，用簡牘作為書寫載體，無疑比陶器、龜甲、獸骨、石類更為書寫靈便。簡牘的發明使用，為加速書法文字演繹的進程，創造了有利條件。

       篆書自秦“書同文字”已變得方長疏朗，簡整肅穆。其點畫弓彎中見平直，轉折處變園為方。如，《繹山》、《泰山》、《會稽》刻石和《秦詔版》等，與周金文相較，更顯簡疏方整，似有不自意的楷化境界。

       篆書書寫法度，以體現園婉弓曲為特征。其形體變化不離對稱、均勻、和諧之態，若挽弓羿射，形努力張；其行筆必中鋒，逆入回出，以表現點畫起止皆園的筆墨形態。所謂起止皆園，即如蔡邕所說“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的筆墨效果。這種效果，已潛在著引發法度衍生的趨勢。一旦受客觀因素引發，其筆墨運作勢必由“凝垂下端”而破“珠（露）”出鋒，產生新的筆墨形態和新的書體。事實證明，正是基于客觀因素的驅動，才使“潛在”因動因而得以“顯現”；使“水露凝垂”之態，因破珠出鋒而得以演繹為秦隸。

        篆書因其古奧玄秘之特性所決定，自漢以來則形成嚴肅的碑額書法藝術，與其它書體并存、發展。

        篆書，依據書法文字篆化特征，大體可分為陶文、甲骨文、金文、正篆（大篆）、楷篆（小篆）、草篆五種書法形體。

                                   第二節 隸書：

         隸書，是隸于大篆而成體的書法形體。隸者，隸屬之意。隸書所表述的內涵，并不涵納這種書體的形體特征，而是指這種書體在演繹過程中所依附于篆書的從屬性。

        隸書屬抽象文字范疇。抽象文字源于具象文字，抽象文字是在具象文字形體的基礎上，涵變六書篆化運作，彰顯楷化書寫運作的簡捷性。其奌畫運作，潛化于弓曲圓婉之形；故以楷化疏簡之旨，簡約具象篆化之形，以求書寫運作之便捷而成抽象文字形體。隸書的構態，或方或扁，奌畫雖然疏簡，卻涵變六書“四象”旨趣；筆墨形態，尤顯“蠶頭雁尾”之特征。是楷化抽象文字形體之一。

       《說文解字》說，秦始皇“大發隸卒，興役戌，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秦大發隸卒，當在公元前212年，是時，“官獄”文牘繁迫，獄隸程邈省改秦隸，以應文牘繁迫，故稱這種文字為“隸書”。

        晉人衛恒在《四體書勢》中道，“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隸書者，篆之捷也。”這便是隸書的由來說。

但隸書產生的年代，早于秦始皇“大發隸卒，興役戌，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之說。

        1975年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睡虎地秦簡》和1980年出土的秦武王二年（前309）《青川戰國木牘》、1986年出土的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天水秦簡》，便是用楷草并化形體書寫的。是為秦隸。其最早的秦隸，見諸于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的“青川戰國木贖”。這幾批秦簡文字，涵楷、草互為蘊藉之形。雖顯大篆形跡，恰如古梅綻春，猶帶雪痕；雖歷二千三百余年，其秦聲古韻，仍猶繞梁不絕，令人不知肉味。

         所謂“秦隸”，隸于先秦大篆，形俱楷草并化，是由去篆化而進入楷化、草化互蘊的文字形體。因此，先秦隸書蛻變于大篆，是“篆之捷也”。屬真正意義的“隸書”初始形體。在這種初始形體之前所演繹的書寫形體，尚待發現。但其形成，與先秦諸國去篆化運作的大趨勢有著必然的潛化關系。從《侯馬盟書》、《湖北荊門郭店楚墓》、《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等筆墨形跡中，直觀地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去篆化運作漸演的態勢。其書寫法度變化，文字點畫演繹，筆墨形態塑造的多樣化，已潛楷、草并化的篆漸隸意蘊；其與秦隸相較，即有貫穿珠聯之趣，也有氣脈相因之狀。秦隸正是在這種去篆化書寫運作的態勢下，得以涵納漸變，創意而成。

        朱由先生在《介紹近年江陵張家山出土的西漢簡書》一文中說：

“江陵張家山漢簡和云夢睡虎地秦簡一樣，它的隸書，在有些地方還或多或少保留著篆書的遺意，與四川青川出土的戰國木牘，也相去不遠。現把其中部分典型的字例，列表比較如下：……，不難看出，這里的字形結構，與篆書相去不遠，但在運筆與章法方面，已大異其趣，用筆方圓兼備，有明顯的提按變化，結體舒展、參差錯落，寫得都較為輕松自由”（《書法》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秦隸本身所俱有的篆意特征，正是“隸”大篆而脫穎的緣起。秦隸的形成、流行，意味著去篆化運作，已經形成楷草并化的文字形體塑造；意味著中國書法文字演變，已進入了歷史性的轉折，為兩漢隸書的藝術化進程，奠定了符合六書旨趣的文字演繹構架。

        隸書萌生于先秦，趨興于“書同文字”，完善于兩漢。

        漢文、景（前179—前141年）時復興儒學，不僅復蘇了原本已被焚滅的先秦儒家經典及其篆書體系，同時也加速了秦隸向漢隸轉化的運作。而“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對銜接書法文字演變歷史軌跡，起到了程前啟后的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罷不與秦文合者”遂廢六國文字；

        公元前213年，秦焚滅經典，“非秦記皆燒之”。是時，秦書有八種書法形體，即稱“八體”（《說文解字》），諸如，大篆、小篆、隸書、蟲書……等。秦“八體”既是用于不同場合的八種書法形體，其或用于官方政令文件，或用于碑石、印刻，或用于“徒隸”，或用于鑄金、旗幡等，不一而足。而“八體”皆為“秦記”所用文字，皆為“秦文”。秦“書同文字”必以“八體”為原則而同天下之文。雖然小篆推為“統一”文字之書體，但絕非“書同文字”之唯一書體，因而秦隸“以趣約易”，或又經程邈整理修訂，官方認同，而用于公務書寫，遂行于民間。在“書同文字”的實際操作中，小篆用于上而秦隸用于下。用于上者，隨秦亡而漸微；用于下者，因易書寫而風行于世，遂向漢隸轉化。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誌》）以興百家之學。在儒學復興之初，已凸現出“焚書”所造成無先秦原版經文可依的狀況，故儒家僅憑口授傳經，授業弟子則用當時的漢隸來記述口授經文，以成簡冊。是為“今文經”。于是在傳播“今文經”的書寫運作過程中，必以延續秦隸形體、內涵來達到向漢隸轉化的運作。其轉化運作過程，貫穿了西漢歷史的整個時期。到了東漢，隸書已趨于完美，並形成絢麗多彩、風格炯異的隸書形體塑造。“今文經學”在客觀上為確立漢隸的社會地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用。于此同時，漢經學家對“古文經學”進行了嚴肅而詳實的考證、研究，使先秦篆系復蘇、回歸到原本應有的歷史地位。雖然《說文解字》是古、今文經學之爭的產物，但它對銜接先秦、兩漢篆漸隸演變，及隸書成體的歷史軌跡，起到了承啟作用。

         篆漸隸之初， “尚存篆意”；之后，漸增波磔，已顯按挑之勢。從《青川戰國木牘》、《睡虎地秦簡》、《天水秦簡》、《江陵張家山漢簡》、《五鳳刻石》、《萊子侯刻石》、《開通褒斜道刻石》、……等文字形體中可以看出字形楷化，筆墨演繹變化的狀態。東漢后期，楷化形體因法度的衍生而顯“蠶頭雁尾”之書寫特征。此時，隸書的筆墨形態臻于至美。如《三公山神碑》、《石門頌》、《乙瑛碑》、《禮器碑》……等，形體已與篆書大相徑庭，自成一體。至漢熹平四年（175年）《熹平石經》刊立，隸書大約經歷了近500年的演變，已成當時楷化文字標準儀范。

        隸書的筆變，把篆書弓曲園彎，均勻對稱的點畫形體，變為顯方呈扁、波捺鉤撇、縱橫倚欹的點畫形體，使書寫便捷，實用性增強。尤其露鋒的衍生和頓駐提按的凸現，于一畫之中，藏、露相趣，頓、駐相生，提按相行。極大地豐富了法度的演繹性和筆墨點畫的內涵。因此，隸書的點畫，在結體中絕無同形之弊。雖然點畫呈蠶頭雁尾特征，但一字之中無雷同之筆，正如饑蠶嚙桑，無并食之形；群雁列陣，無雙飛之態，或成斬釘之勢，或成截鐵之狀。其結體平扁，如龜似鱉，顯得剛勁古拙。這種飛躍性的變化，顯然是在突破篆書形體的前堤下，使之顯現楷化形體。然法變形體，不拘于平扁；筆墨形態，已出現點畫相互呼應的勢態。隸書的筆墨運作，第一次使書法文字點畫具備了形態多樣的藝術塑造。尤其點、畫、波、捺、撇、勾的出現，為書法文字的多樣化、風格化鑄就了藝術典范。

        隸書的形成過程，折射出中國書法文字處于宏觀的遞變時期。當“漢承秦制”，漢人承統秦人典章制度的同時，事實上也承傳、延續、發展了先秦書法文字在演變過程中的運作理念。在楷草分化化過程中，漢人不僅演繹、完善了隸書楷化，而且演繹出了非楷化文字形體。非楷化文字形體則總括為草化導向，構成草化文字形體。

         從秦、漢簡牘筆墨書寫文字形體中，已全方位地、客觀地反映出楷化過程及其筆墨成因；同時，揭示了在楷化過程中草化運作是與之相因相生、和諧潛化，各成形體、互為并存的演繹過程。

        簡牘文字形體所具有的實用性和可塑性，使文字從書寫應用向書法藝術之嬗變。顯然，隸書形成的過程是書法文字向多元演變的過程。于是，草書、行書乃至楷書則因勢而發，應運而生。

       隸書，依據書法文字楷化的更生歷史時期，大體可分為秦隸、漢隸兩種書法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