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爾罕·帕慕克(1952～ )被認為是當代歐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學家之一，是享譽國際的土耳其文壇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主修建筑。于200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曾獲得歐洲發現獎、美國外國小說獨立獎、都柏林獎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紅》獲得了包括法國文學獎、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和都柏林文學獎在內的歐洲三大文學獎項。文學評論家把他和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師相提并論。
你為誰寫作？這是我成為作家后30多年間，最常聽到讀者和記者們追問的問題。他們提問的動機以及好奇程度因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所有的人都以相似的質疑且輕慢的口吻發問。 70年代中期，我最初決定做一個小說家的時候，這個問題代表了廣泛流行的市儈觀點：對于一個努力要躋身現代化進程卻貧窮的非西方國家，藝術和文學是難以承受的奢侈品。也有人說，一個“像你一樣受過教育、有教養”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為國家服務，比如做一個同傳染病斗爭的醫生，或者做一個建造橋梁的工程師。（讓?保爾?薩特贊同這一觀點，他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曾說過，假如他是一個比夫拉知識分子，他絕不會從事小說寫作。） 最近幾年，提問者們更想探明的是，我希望社會上哪個群體來閱讀和欣賞我的作品。我知道這是一個圈套，因為假如我沒有回答：“我為社會上那些最貧最賤的人們寫作！”我就會被指責在維護土耳其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如人們提醒我的那樣：任何一個聲稱為農民、工人和窮人寫作的思想純潔、心地善良的作家都不過是在為那些幾乎沒有文化的人寫作。在20世紀70年代，當我的母親問我為誰寫作時，她那憂傷而關切的語氣告訴我，她其實是在問，你打算如何養活自己？當朋友們問我為誰寫作時，他們譏諷的語氣暗示著：沒有人想讀像我這樣的人寫的書。 30年后，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聽到這個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40種語言。尤其是近十年間，眾多的采訪者們似乎擔心我可能會誤解他們的意思，所以他們往往喜歡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語寫作，那么你僅僅是為土耳其人寫作，還是現在也會顧及你譯作所影響到的、更廣泛的讀者群？”無論這些訪談是在土耳其境內還是境外，伴隨這個問題的總是那種質疑而輕慢的微笑。這令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假如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實可信的，我必須回答：“我只為土耳其人寫作”。 在我們探究這個既不誠懇又缺乏人情味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記住，小說是伴隨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的。19世紀那些著名小說創作之際，小說藝術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種民族藝術。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為新興的中產階級寫作，他們可以在自己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識別出每一座城市、每一條街道、每一幢房舍、每一間房間和每一把椅子；作家可以盡情享受與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相同的歡樂，探討在現實中探討的問題。在19世紀，重要作家們的小說最初都發表在本民族國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因為他們的作家是在對民族敘說。在他們的敘說中，我們能夠感受到焦慮的愛國者內心深處最誠摯的希望：國家昌盛。到19世紀末，讀小說和寫小說意味著參與一場有關國家大事的全民討論。 然而在今天，小說寫作和小說閱讀所承載的意義已與過去迥然不同。這種改變始于20世紀上半葉。那時，小說與現代主義的聯姻為它贏得了高端藝術的地位。正如過去30年我們所目睹的，交流手段的變化也是非常顯著的：在媒體全球化的時代，作家們已經不再是首先并且僅僅對著本國中產階級敘說的人了，而是能夠并且迅速面對全世界的小說讀者敘說的人。今天的文學讀者期待加西亞?馬爾克斯、庫切或者保羅?奧斯特的新書，正如前人期待著狄更斯的新作在最新的報紙中出現那樣。這一群作家在世界范圍內擁有的讀者遠遠多于那些作品只在本國流傳的作家。 作家為他們的理想讀者寫作，為所愛的人寫作，為自己寫作或并不為誰寫作。這是事實，但不是全部事實，因為今天的作家們也為那些閱讀他們作品的人寫作。由此可見，今天的作家們漸漸更多地為全世界那些閱讀他們作品的少數讀者寫作，而不是只為本國那些不讀他們作品的多數民眾寫作。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那些尖銳的問題，以及對作家真實意圖的懷疑，反映了人們對于過去的30年間漸成的新文化秩序的不安。 對此最為憂慮的人是那些非西方國家的輿論制造者和文化機構。他們對于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不確定，不愿意在世界舞臺上討論當今的民族危機或歷史上的污點。這些選民們必然對那些從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待歷史和民族主義的作家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看來，那些不為自己國家的讀者寫作的作家們是在將自己的國家異化以供“外國消遣”，并且杜撰出一些毫無現實依據的問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懷疑。很多讀者都認為本土文學作品應當保持本土性和純潔性，忠實于民族之根。他們隱秘的恐懼是：當一個作家成為“世界性”作家，從他自身文化之外的傳統中汲取養分時，他將會失去自身的真實性。對這種恐懼最敏感的是這樣一類讀者，他們渴望打開一本書，進入一個與世隔絕的異國他鄉，他們渴望觀看這個國家內部的紛爭，就像人們可以旁觀鄰居的家庭爭端。假如一個作家所面對的受眾中包括有其他文化背景、講不同語言的讀者，那么，這種幻想也會破滅。 正是因為所有的作家內心深處都渴望真實，因此即使在這么多年后，我仍然喜歡被問及我為誰寫作。但是，盡管一個作家的真實性確實取決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樣取決于他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斷變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不受社會禁律和民族神話妨礙的理想讀者是不存在的，正如理想的小說家是不存在的一樣。但是，所有的小說家，不論他是本土的，還是國際的，都在為理想的讀者寫作，首先想象著他們是存在著的，然后心存著他們而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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