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曉東：心理咨詢是面鏡子

心理咨詢是一面鏡子，這是我對這一行業的覺悟。

88年秋季，我在哈佛大學修了一門心理咨詢技巧的課程。老師讓我們在課下做一個練習——找同學彼此做心理咨詢,然后寫成報告上交。

我找了一個男同學做咨詢練習, 他是一所中學的副校長。我們議定談各自生活或工作中煩惱，然后給對方做心理咨詢。我談的問題主要是眼下的學習和生活壓力，而他談的是則是工作中遇到的困惑煩惱。而當我們給彼此做心理咨詢時,我們很快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我給他做咨詢時，總是有意無意地替他做問題分析；而他在給我做心理咨詢時，總是自然不自然地鼓勵我積極面對困境。

開始時，我們把這一現象歸因為文化作用的結果。即中國文化重師生關系中的指導性；西方文化重師生關系中的自主性。但后來，我們越來越發現，這種歸因方法有失全面。因為我雖然好替他做問題分析，卻并未具體指導他該怎么做；他雖然好為我做鼓勵，卻時常沒有深入展開。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去請教老師，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的差異不是文化作用，那一定是人格作用了。

沿著老師的思路, 我們倆人對彼此的咨詢風格做了一番深入的“自我心理分析”,結果發現我在給他做心理咨詢時,最看重的心理咨詢洞察力的表現;而他在給我做心理咨詢時,最看重是心理咨詢的自強力表現。這說明什么呢?依照老師,這說明在對心理咨詢的實踐上,我較他更加理性化,他較我更加感性化。

那么,又是什么人格因素導致了我們之間的這種選擇差異呢?老師告訴我們,人格的因素可以是個人生活經歷的作,也可以是教育熏陶的作用。至于哪一種因素更重要,老師讓我們自己去挖掘。

沿著老師的再次指點,我們倆人又對各自咨詢取向的人格基礎做了一番深入的心理分析。結果發現我之所以看重心理咨詢的洞察力是因為我在潛意識中把心理咨詢當學問來做了,所以對我來講,心理咨詢之奇妙莫過于其給人帶來的睿智啟發;而他之所以看重心理咨詢的自強力是因為他曾一度是個差生,后來在一個老師的鼓勵之下徹底改變了自我的形象,所以對他來講,心理咨詢的奇妙莫過于它給人帶來的人格變化。

當我們倆把這一發現告訴老師時,他又總結說我們每個人在心理咨詢的學習和實踐中, 都深受自我人格和生活閱歷因素的影響。具體地說,我的影響更多地來自多年的教育熏陶,而他的影響更多地來自早年的生活經歷。

老師還告訴我們,開始時,這些因素的影響多是無意識的或下意識的,但隨著個人咨詢經驗的不斷積累,一個咨詢學院應該越來越意識到這些個人和生活因素的影響,并主動地加以調整和轉變。

那么,一個咨詢學員怎樣做才可以完全意識到這種種因素的影響呢,我好問老師。老師沒有直接回答我的提問,而是告訴我在他心目中,做心理咨詢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培養對自我認識的完全透明度,那樣咨詢師才會有效地避免工作中的種種陷阱。末了他還特別補充說,佛羅依德[1]講精神分析就是使人“變無意識為有意識(Make the unconscious conscious)”,這絕不僅是針對來訪者講的,也是針對咨詢者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