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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印章出現于春秋時期，當時文字寫在竹簡上，印章主要是用來鈐印封泥。當時公私印章都可以稱為“璽”。秦始皇規定璽為天子專用，臣民印章只能稱為“印”。 中國印章圖案完全由文字組成，字形的形體美對印章布局之美起決定作用，最常見的大篆、小篆和漢篆，宋元以后隸書、楷書和各種宋體書也開始出現在印章中。由于漢字本身結構，無論采用何種文字入印，漢字整體形狀都成方塊狀，為體現對稱之美，從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韓國1948年建國以來的四代傳國玉璽 打秦始皇曾經命李斯把著名的和氏璧制作成傳國璽開始，印璽就成了國家政權的重要象征。時至今日，韓國（第五代印璽）、日本仍在用它們各自的傳國玉璽，以示正統。 而不知何時，我國各個機構的印章都變成了圓形。只在一個地方碩果僅存——那就是人民幣背面的“行長之章”和“副行長章”。 緬懷我們的印璽，就從印璽最初階段——兩漢、魏晉金質官印開始看起。 1.西漢 “文帝行璽”金印（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方形龍鈕金印，通高1.8厘米，邊長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狀，陰刻“文帝行璽”4字。鈕作一龍蜷曲狀，龍首尾及兩足分置四角上，似騰飛疾走。這枚金印鑄后局部又用利刃鑿刻而成，出土時印面槽溝內及印臺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劃傷，并遺留有暗紅色印泥，顯系長期使用所致，說明金印是實用印。“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是迄今所見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 趙眛是我國嶺南地區南越國的第二代國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稱“文帝”。此印文為莊重靜穆的陰刻篆書，印鈕為象征皇權至尊的盤龍。 2.西漢 “右夫人璽”金印（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右夫人璽”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為四個夫人中唯一黃金印璽。金印以龜為鈕。按照漢代禮制，夫人是皇帝和諸侯王妃妾的稱號，可以推斷，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國后宮的妃妾。漢代以右為尊，說明她應是諸妃之首。 3.西漢 “太子”金印（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太子”金印，含金量 98％強，重 74.7 克。印面陰刻小篆“泰子”二字。在傳世璽印中沒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系首次發現。據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趙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趙佗之孫，不應封稱太子，所以推測這枚“泰子”印應是趙佗之子，趙眛之父的遺物。這位當年的太子竟活不過他的父親，未及嗣位就死了，將“泰子”印留給了他的兒子趙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趙嬰齊將它們（另有一枚玉質“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4.西漢 “石洛侯”金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據《史記》、及《漢書》所載，石洛侯為城陽頃王之子劉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獲封，至征和三年（前90）因罪被誅，在位二十四年。因而此印也就成為不可多得的斷代標準品。 龜鈕形式自秦代出現，兩漢至南北朝時期較為盛行。其間七八百年中風格又是不斷演變著的。石洛侯既為西漢武帝時期所封，西漢早期至中期的龜鈕，龜首稍短，龜身俯伏而形體顯狹長狀，龜背則中部稍隆起拱形。 5.西漢 “滇王之印”金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出兵征討云南，滇王拱手降漢，漢武帝在其故地設益州郡，封滇王國國王為“滇王”，并賜“滇王之印”。 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館從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中發掘出這一“滇王之印”。這是云南隸屬中央最早的物證。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據《漢舊儀》當屬列侯的規格，但卻是王印，這表明滇王國同西漢中央王朝有著密切的政治關系，是一個個有特殊地位的內臣。 關于“滇王之印”的意義，有一點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確證了“古滇國”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史記》文獻記載的可靠。這也是為什么“滇王之印”會由國家征調而入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原因之一。漢武帝所賜“滇王之印”，滇王當代代相傳，不能用來隨葬，而且此印制作較潦草，字體亦不謹嚴，當是滇人的仿制品。 6.西漢 “諸國侯印”金印（即墨市博物館藏）
這方漢印1977年秋出土于漢代皋虞縣故地（今王村鎮）的小橋村附近。按說，被分封的諸侯都有這樣的金印，是一方諸侯權力的象征，而一般諸侯封地都會見諸于史書，因為分封諸侯這種嚴肅的事情一定會有詳細的記載，但是這枚金印卻讓眾多的文物專家百思不得其解，即墨的地方史料及《山東古國考》中，都沒有此次分封的明確記載，僅在《山東古國考》中記載，商周時期有擬姓“諸國”，但此印到底是擬姓“諸國”的侯國印璽還是別的諸侯的侯印卻一直沒有考證出來，給歷史研究者留下了一道謎題。 7.西漢 “宛朐侯執”金印 （徐州市漢兵馬俑博物館藏）
“宛朐侯執”金印，純金質。龜形紐，龜首較小，稍外伸上昂，背部拱起，背上刻飾有由外向內相套含的六邊形、五邊形、四邊形以象征龜甲。印臺為方形，四邊略有外弧，紐與印臺間有一圓形橫穿孔。印面刻白文“宛朐侯執”四篆字，1994年江蘇省徐州市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 8.西漢 “關內侯印”金印 （山東省博物館藏）
關內侯，爵位名。秦漢時置,為二十等級之第十九級，位于徹(列)侯之次。有其號，無國邑。一般系對立有軍功之將的獎勵，封有食邑多少戶，有按規定戶數征收租稅之權，可世襲。南北朝時沿用，僅成為爵位的一種品級。漢代大將衛青、李息等都曾被封為關內侯。 9.漢（新莽）“新保塞烏桓西犁邑率眾侯印”（日本京都有鄰館藏）
“新保塞烏桓西梨邑率眾侯印”，傳世品，早年流入日本。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是頒布給少數民族首領的印。漢書:“五威將奉符令印綬，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印文“西梨邑”是烏桓部落之名,“率眾侯”是新莽封烏桓之官號。此印是新莽授給內附之烏恒部落首領的官印。 西漢設烏桓校尉。東漢南匈奴歸附，烏桓也向東漢臣服。公元49年，遼西烏桓各部首領922人攜奴婢、牛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陽朝貢。其中81酋長自動內留，光武帝劉秀封他們為侯王君長，使率眾戍守北方10個邊境郡縣。在存世烏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眾”字樣，如“漢保塞烏桓率眾長” 、“漢烏桓率眾長”等駝鈕官印。 漢頒少數民族官印大致有如下特點：①首字多有“漢”字，以標明封建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②官印中多有族名。③賜給為朝廷征戰有功的少數民族首領印多用“率眾”、“率善”、“破虜”等字樣，對歸附投降的少數民族首領多賜帶有“歸義”一詞的官印。④印鈕絕大多數為別具一格的駝鈕。 到了民族大融合的魏晉時代，中央朝廷頒發給少數民族的官印更多。只是首字因改朝換代而由“漢”變成了“魏”或“晉”，但鈕式依然是以駝鈕為主。 10.漢（新莽）“偏將軍印章”金印（重慶三峽博物館藏）
“偏將軍印章”，1982年出土于重慶市江北區嘉陵江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被定為該館”十大鎮館文物之一”。 “偏將軍”其名源于先秦，盛于兩漢。起先“偏”為編制單位，如“五十人為偏”(《周禮》），同時“偏”也有作將佐稱謂，如“司馬令尹之偏” 。從西漢開始至魏晉時期，“偏將軍”一職使用逐盛。如《史記·陸賈列傳》記：“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王莽所置“偏將軍”，多封予郡卒正、連帥、大尹，以鎮壓四方民眾反抗。卒正、連帥、大尹均王莽改漢郡守之名。后因戰事頻繁，“偏將軍”的重視程度也時而有所提高。更始元年(23年)，劉秀亦曾為“太常偏將軍”。 金制官印流行于漢晉時期，全國目前共發現26枚，兩漢金印存15枚。“偏將軍印章”傳世多為銀、銅質，此金質印為僅見。 11.東漢 “廣陵王璽”金印（南京博物館藏）
學過篆刻的人，對這枚印璽應該對它特別熟悉，印文為陰刻“廣陵王璽”四字，布局疏密有致，行筆直中有曲，使全印非常飽滿，流暢和諧。1981年2月江蘇省邗江縣甘泉鎮2號漢墓出土，現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印是國內首個發現的漢代諸侯王璽，是漢代印璽中極為罕見的珍品。 這個金印的出現，解決了歷史上的一個文物難題。1784年日本福岡縣志賀島出土“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枚，頓時轟動全日本。根據《后漢書》的相關記載，這枚金印確系中國漢光武帝所賜，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間因為沒有其他考古學上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金印是中國制造。而“廣陵王璽”金印的出土徹底結束了相關爭論，完全肯定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及《后漢書》相關記載的準確性。“ 根據同墓所出器物銘文可以推知此墓主人為光武帝第九子劉荊。劉荊初封山陽王，漢明帝永平元年徙封廣陵王。 12. 東漢 “朔寧王太后璽”金印（陜西省博物館藏）
“朔寧王”是東漢初公孫述封隗（kuí）囂的封號。史傳的記載，隗囂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囂兵敗，王元入蜀求救時遺落在今陽平關的。其在今陽平關鎮被發現，說明此地漢時已經成為聚落。 漢復王朝是西漢末年天水成紀（今甘肅靜寧縣）人隗囂建立的。漢復王朝自隗囂公元23年稱王至隗純公元34年降漢，共歷二帝十一年。隗囂陵尚未發現。在隗囂城內出土一枚龜鈕金印“朔寧王太后璽”，為隗囂母親遺物，估計隗囂陵墓在此城中。 13.東漢 “漢委奴國王”金印（日本福岡市美術館藏）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灣口的志賀島上，發現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見方，0．8厘米厚，上刻“漢倭奴國王”五字。開始時，無人知曉這金印來歷，經專家考證，才知這是一枚很有價值的中國漢印。據《后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使者來漢朝賀，光武帝賜使者金印紫授。倭奴國王視這金印為權力象征，十分珍重。后來，日本列島發生內亂，國王害怕金印丟失，將其埋入地下。后來，這位國王死了，國也不復存在，金印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 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 (1784) 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農，在耕作挖溝時偶然發現的。金印出土以后輾轉百年，直至1979年一個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獻給了福岡市博物館。日本人視這金印為中日自古以來往來的有力證據，被日本人民視為國寶，現陳列在福岡市美術館――特制玻璃柜中。日本政府將金印發現地辟為公園，稱“金印公園”，入口處有一碑，刻“漢倭奴國王金印發現之處”十一個隸字。公園內豎有一巨大金印印文模型，并立有1995年郭沫若訪問福岡時題詩的詩碑。這里已成為日本重要的旅游景點。 14.南北朝 “關內侯印”金印 （私人收藏）
關內侯，爵名，戰國秦置。三國魏定為第十等，多系虛封，無食邑，以賞軍功。晉沿置之。漢朝時皇太子、列侯、丞相、大將軍的金印上，都以龜為雕飾，稱為龜鈕。曹植在《王仲宣誄》中稱：“金龜紫綬，以彰勛則。”指的就是龜鈕金印的珍貴品位。唐朝時，武則天改前朝舊制，命五品以上的官員用龜為佩飾：三品以上的龜印用金飾，四品用鐵飾，五品用銅飾。 15.漢魏 “濩（hù）澤侯印”金印（私人收藏）
濩澤，由上古時期綴于名山之間的一潭清池而得名，史書記載該池清澈澄瑩，不汗不竭，雨澇不漲，后雖逐漸消失，但因周圍水系豐沛，峻山環繞，自古被視為皇貴之地。先有舜帝自漁此地被帝堯發現終成華夏始祖，后有更始帝之后襲封于此。更始帝劉玄為東漢開國光武帝劉秀之族兄，因赤眉之亂被殺，光武帝念及手足之情，封其長子劉求于濩澤為侯，求后其子劉巡繼之。由是，濩澤可謂華夏一族血脈宗源發祥地之一。 16.三國·魏 “魏歸義氐侯”金印、西晉 “晉歸義氐王”金印、西晉 “晉歸義羌侯”金印 （甘肅省博物館藏）
曹魏時期短暫，頒布給少數民族王侯的印極為罕見。“魏歸義氐候”印應是曹魏政權賜予隴南一帶氐族酋長的。 “晉歸義氐王”、“晉歸義羌侯”印應當是武帝到晉惠帝之數十年間賜予隴南一帶的羌、氐族酋長的。漢晉時代，氐族散居於西北及四川地區，不同分支有青氐、白氐、蚺氐等“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魏略·西戎傳》）。“歸義”是中原朝廷對邊藩歸附行為的懿美。晉朝賜予氐族王印多銅質或鎏金，此二印為金質，與內陸諸侯王同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晉時復雜多變的民族關系。 氐、羌是我國古代生活在甘肅、青海、四川西北一帶的少數民族，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氐、羌族的這兩種社會組織，也就是常說的“遠夷”與“近夷”，“近夷”也就是“編戶”，他們與漢民一樣交租、納稅、服役，聽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長所授官職與漢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歸義”等用詞。因此“歸義”一詞僅用于“遠夷”或非“編戶”酋長。 17.三國魏 “關中侯印”金印
1977年河南泌陽縣板橋鄉采集，這方“關中侯”龜紐金印為魏晉時期侯爵官印，系國家一級文物，對考證魏晉時期政權封賞賜號及研究我國封建時期爵祿的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中侯始置于東漢末年建安二十年(215)，此時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已任丞相，掌握了朝中大權，他所設置的關內侯、關中侯在當時爵位很高，但皆不食米，在經濟上一點特權也沒有，只是一種虛銜，僅代表榮譽而已。 18.晉 “關中侯印”金印（邯鄲市文物保管所收藏）
1976年12月30日,煤炭部第十工程處在河北邯鄲市南郊的三堤村北約200米處,即“趙邯鄲故城——王城區”東側的人防工程施工過程中,民工在挖土時發現金印一枚。邯鄲市發現的金質“關中侯印”出土于趙都邯鄲兩漢時期的貴族墓葬區域內。 “關中侯”的設置始于東漢末年，是一種安撫諸侯王的虛銜。邯鄲歷史上曾有孫資在魏晉時期被賜爵關中侯，推測這枚金印極有可能就是當時頒賜給孫資的。 19.西晉 “鎮南將軍印”金印（湖南省安鄉縣文物管理所藏）
史載劉弘於太安年間（公元302年—303年）奉調鎮討張昌起義，及新野王司馬歆敗，代鎮南將軍。晉制四鎮大將軍位從公，皆假金章紫綬，此印正與之相合。漢晉金質朝官印傳世罕見。 將軍印是漢官印中的一種。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軍中急于臨時任命，而在倉促之間以刀在印面上刻鑿成的，所以又稱急就章。將軍印風格獨特，天趣橫生，對以后的藝術風格有很大影響。漢代的將軍用印，普通都不稱印而叫做章，這是軍印的一大特點。 20.西晉 “宣成公章”金印（湖南省安鄉縣文物管理所藏）
印文書體作懸針篆，為現存古代官印所僅見，別有一股清朗細勁的風韻。 劉弘，西晉時先后拜荊州刺史和寧朔、車騎、鎮南建軍，并以“勛德兼茂” 封宣成公。這枚金印的出土，既證實了史籍所記的可靠性，也印證了晉代“四鎮”將軍位從公爵，皆假金章的制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21.西晉 “晉烏丸歸義侯”金印（內蒙古博物館藏）
這枚印是西晉王朝賜給烏桓首領的。內蒙古烏盟涼城縣小壩子灘出土，同時出土的有“晉鮮卑歸義侯”金印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等珍貴文物。這幾枚印與四獸紋金飾件同出，反映了烏桓與鮮卑的密切關系。 烏桓自被曹操擊破后，勢漸衰落。當時除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烏桓內遷外，其它諸郡烏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實力。直至兩晉，無論在塞外或塞內，烏桓的活動尚頻見史冊。西晉初，幽州北邊障塞內外烏桓分別歸附鮮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統治，并逐漸與鮮卑融合。 魏晉以后，烏桓與其它諸族錯居雜處，民族成分發生了變化，形成所謂“雜胡”。《魏書》載：“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 22.西晉 “晉鮮卑歸義侯印”金印（內蒙古博物館藏）
這枚金印是西晉王朝賜給鮮卑烏桓族首領的印信。西晉王朝國力不足，對眾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懷柔政策。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出土的窖藏金銀器中，先后發現“晉鮮卑歸義侯”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將”等金印。 鮮卑部落集團在春秋時期已活動于大興安嶺山脈中部與北部，“鮮卑”作為族名最早出現于秦朝，春秋及春秋以前的族名是“山戎”，戰國時期的族名是“東胡”，語言與烏恒相同，屬東胡語（古蒙古語）的分支。鮮卑是蒙古人種，后來所說的鮮卑人“褐發白膚、高鼻深目”的外表特征，這是把鮮卑本族和被鮮卑征服的游牧民族搞混淆了，這種外表特征是其他被鮮卑征服的有中亞血統的游牧民族的，鮮卑本族的外表特征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種。 晉與十六國時期，鮮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禿發氏發展于甘青間，與拓跋同源，同音異譯），都曾與漢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統治階級結成雄據一方的政治勢力。 23.魏晉 “蠻夷侯印”金印（湖南省平江縣文物管理所藏）
1990年湖南平江縣梅仙鎮鐘字林的鐘姓農民在挖土燒磚時發現的“蠻夷侯印”金印是西晉王朝敕封蠻族首領的爵印，且是僅見的一方蠻族金印。此印出土地湖南平江漢、晉時代屬荊州，為當時蠻族聚居地區。此爵位當系蠻族首領所獲封。漢晉朝廷賜給南方蠻族官印，多用駝、蛇鈕，印文前并冠以朝號。此印未署“晉”，比較少見。該印為蛇紐，其蛇身繞于印臺之上，蛇頭昂起，生氣盎然。漢晉時代，蛇紐作為官印的紐式之一，流行時間較短，流傳數量也很少，故《漢官儀》中都不見記載。西漢中期以后，中原朝廷頒賜的蛇紐官印，主要用于頒賜給滇、東夷、蠻族等特定地區的民族官員，最著名的有“滇王之印”、“漢委奴國王”金印等，“蠻夷侯印”的出土。 24.北周 “天元皇太后璽”金印（陜西省考古研究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璽”金印，邊長4.5厘米，通高4.7厘米，重802.56克，是迄今所見最重的一枚金印。 獬豸鈕，獬豸是古代傳說中能明是非辨曲直的神獸。1996年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發現，底張鎮陳馬村北周武帝孝陵出土，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文物保護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璽”原是北周武帝孝陵的陪葬品，1993年被盜出后蹤影全無，直到1996年這件稀世珍寶才完好無缺地回到國家手中。 北周（557—581年）是古代少數民族鮮卑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長安，即今天的陜西西安。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邕是北周最杰出的皇帝，在位19年，重民興邦，提倡節儉。死后薄葬，不建封土墳丘，不置陵墓石刻與陵邑。所以唐代以后，人們已不知北周帝陵的具體方位。 金印的主人“天元皇太后”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為北方突厥國王的女兒。公元56年，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寶座，多次遣使迎親，直至8年后方將天姿國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長安，封為皇后。578年，武帝崩，宣帝繼位，尊阿史那氏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傳位宇文衍，自稱“天元皇帝”，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為大象元年二月到大象二年二月（579—580年）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稱“天元皇太后”時所用金印。這位曾歷經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與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璽”金印也一同隨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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