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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近來由于一些唱片公司起訴歌舞娛樂場所侵害音樂電視著作權案件的不斷出現，使得業內外人士對音像作品與音像制品相互關系的討論成為熱點。在唱片公司訴歌舞娛樂場所案件的審理中，雙方當事人爭論的焦點是，音樂電視是音像作品還是音像制品。作為權利人的原告主張，音樂電視是音像作品，歌舞廳以商業目的播放音樂電視侵害了原告的放映權。被告則主張，音樂電視是音像制品，原告不享有放映權，只享有鄰接權。一些法院的判決受到當事人的誤導，也把音像作品與音像制品對立起來，認定兩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甚至簡單地認為，音樂電視是音像作品，而斷然否定其是音像制品。但是我們注意到在另一些案件中，當音樂電視的制片人轉過頭來，以音樂電視的出版和制作組織為被告，起訴其侵害音像制作者權時，一些法院又認定制片人享有音像制作者權，音樂電視是音像制品。法院對音樂電視相互矛盾的定性，不僅使當事人感到茫然，也影響到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看來對這些模糊認識，有必要加以厘清。
那么什么是音像作品或者音像制品? 音像作品(這里主要是指具有作品性質的音樂電視)，是依據音樂內容和體裁的具體要求，選擇聲樂和器樂模式、人物形象、背景布景的情景氛圍，必要時運用數字技術的手段使情境與音樂合一，創作出的作品。根據我國著作權的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音像作品(包括音樂電視)屬于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一種形式。音像制品，是指對聲音與圖象等有內容的對象進行機械記錄或者復制所形成的，包括但不限于音像磁帶、激光視盤等產品。正是他們的含義不同，使得前者構成著作權，后者構成鄰接權。著作權保護的主體是作者，保護的對象是作品，保護的范圍是作者對之于作品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的內容廣泛，而且行使的方式不受限制。鄰接權則是與作品著作權緊密相關的傳播者享有的權利，鄰接權之所以受著作權法保護，主要是因為其基于著作權產生，相對于著作權而言具有從屬性和派生性，其保護的對象通常表現為制品，保護的范圍也僅限于有限度的財產權，其權利的行使也受到著作權的限制。由此可見，如果單純從概念出發進行描述，音像作品與音像制品兩者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如果將音像作品與音像制品這兩個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以音樂電視為對象，與有利害關系的相關主體聯系起來進行分析，于是事情似乎變得復雜起來。甲為了拍攝一部音樂電視，其首先創作或者選擇一首歌曲，其次依據歌曲的題材和內容，遴選演員、樂隊，創作布景、道具，選擇燈光和情境氛圍，第三由導演指導，借助于聲、光和電等現代技術手段，將上述要素在時空范圍中融為一體，進而形成獨特的視聽產品。于是甲以著作權法上的制片人的身份將上述音樂電視的演繹過程通過錄制工具，完整和忠實地記錄下來，所得到的這個視聽產品，對于擁有制片人身份的甲來說，應當認定為音像作品。而當甲使用錄制工具錄制上述內容的同時，乙、丙等也以上述完全相同的對象為內容，以與甲完全相同的方式記錄下來，而其所形成的視聽產品，則應當被認定為音像制品。由此看來，在司法實際中，所謂音像作品與音像制品的區別，與其說是針對對象本身，不如說是針對不同的主體來認識更有意義。作為一個司法實際工作者，應當樹立這樣的概念，決定音樂電視是音像作品還是音像制品，并不完全取決于音樂電視本身的特性(當然其本身的特性固然也很重要)，而在于不同的民事主體創作的內容和創作行為的性質。在德國著作權法中，“影片filme”這一概念涵蓋音像作品和音像制品兩個客體，按照德國司法機關的觀點，“影片filme”的根本特征，就是通過連接不同畫面在受眾中產生活動畫面的印象，影片內容、攝制方法、使用目的、保存介質和所用技術并不重要。區分作品與制品的界限，關鍵在于不同主體的智力創造的性質。由此看來，同樣一個音樂電視，制片人由于對對象創作行為的性質符合著作權法中規定的作品的條件，于是他是對象的作者，對于作者而言，其當然是音像作品。而制片人以外的其他人在同一時間和空間中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機械地復制對象只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制品的條件，其復制在介質的結果所產生的則是音像制品。
我們認為，搞清楚上述道理對于正確地審理案件，具有重要意義。在邏輯上，音像制品和音像作品的權利可以由不同的主體享有，也可以由一個主體享有，當然也可以轉讓或者許可。換言之，對于音樂電視的制片人來說，他通常既是音像作品的作者，也同時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當然在一些場合，制片人會將音樂電視的制作權授予其他專門主體(如音像出版制作公司)來行使。當音樂電視是音像作品的場合，作者通常既享有著作權，也享有鄰接權。在法律上，一個社會關系可能同時有多個法律調整，從而形成一個客體得到多個法律的多重保護的問題。應當說不同的法律保護的方式是不同的，保護的尺度也存在一定差別。當多個法律交叉調整同一社會關系，受侵害的客體，就能夠依據不同的法律擁有多個請求權。那么上述多個請求權，在程序上如何行使訴權?一般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分別行使，這種情況在司法實踐中例子不多。第二種是選擇行使，具有作品特性的知名商品的包裝裝潢，既受著作權法保護，也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當其遭到侵害時，權利人可以選擇依據著作權法、或者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任何一個訴因起訴。第三種是吸收行使，即主權利吸收從權利，在這種場合下權利人只能行使主權利，放棄從權利。而主權利對于權利主體而言有更大的保護力度。權利主體按照第三種情況行使自己的權利，既沒有損害權利人的實際利益，又有效地節約了司法資源，是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經常被采用的作法。當所有人將作品申請了外觀設計專利權，或者申請登記為注冊商標，那么權利人只能選擇以專利法或者商標法加以保護，法院不支持其再以著作權法來行使請求權。
對于制片人而言，音樂電視通常承載著音像作品和音像制品兩種特性，因此音樂電視制片人既是著作權人，也是音像制品鄰接權人。作為音像作品，按照著作權法地15條規定，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人享有，著作權的內容，按照第10條的規定，包括復制、發行、出租、放映等權利。作為音像制品，按照著作權法第41條的規定，音像制作者享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出租等權利。在制片人同時享有上述兩種權利時，法院應當責令其吸收行使。那么怎樣吸收行使?依據著作權法第39條的規定，音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音像制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使用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應當取得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作品的著作權人和原作品著作權人許可;使用他人已經合法錄制為音像制品的音像作品制作音像制品，在著作權人聲明不許使用的場合不得使用。從上述規定的精神看，鄰接權不僅是基于著作權衍生出來的權利，相對于著作權而言，其具有從屬性和派生性，而且其行使還受到原作品著作權的限制。因此音樂電視的著作權應當按照吸收行使的原則來行使。這就是說，音樂電視的制片人，無論是以侵害其放映權為訴因起訴歌舞娛樂場所，還是以侵害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為由起訴音像出版或者制作組織，其始終只能以音像作品的著作權人的身份行使訴權，而不能再以音像制作者的主體身份以鄰接權為請求內容行使訴權。這樣既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審判效率，也能夠有效地保護音樂電視著作權人的實際利益。
進一步需要探討的是，著作權法第15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人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人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中的劇本、音樂等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權單獨行使其著作權。音樂電視實際上是由承擔創作職能的編導和詞曲創作者等自然人具體完成的，他們的行為在著作權法上具備作者的性質，但考慮到他們是由制片人主持，主要利用制片人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而且作品是由制片人承擔責任這一情況，另一方面，考慮到由他們分別各自行使自己所享有的著作權在操作上存在諸多困難，所以法律通常確認制片人是著作權人，而編導與詞曲創作者的著作權實現方式，則通過他們與制片人之間所訂立的合同加以約定。因此制片人就音樂電視向以商業目的的放映者主張放映權的使用費時，使用費的內容包括制片人應支付給編導與詞曲創作者的報酬。進一步看，如果音樂電視的制片人使用的是他人在先完成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時，還應得到原著作權人的同意并支付報酬。這里的在先權利通常是指詞曲作者的著作權，在我國，按照慣例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往往會接受作者以信托的方式來代位行使上述權利。法院在判處音樂電視的放映權的使用者向音像作品著作權人支付費用時，可以考慮音樂電視作品是否存在需要支付費用的在先權利，音樂電視自身是“伴有畫面的音樂”而非“伴有音樂的畫面”的特性，以及使用放映權者的具體經營情況等酌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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