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青島大學_紅樓夢導讀_ 第五章《紅樓夢》藝術論

第五章《紅樓夢》藝術論

一、敘事結構

《紅樓夢》作為古典小說的高峰，在藝術結構的安排上也是獨樹一幟、登峰造極的。

吳宓曾說：“凡小說中,應以一件大事為主干,為樞軸,其他情節,皆與之附麗關合,如樹之有枝葉,不得憑空架放,一也；此一件大事,應逐漸醞釀蛻化,行而不滯,續不起斷,終至結局,如河流之蜿蜒入海者然,二也；一切事實,應由因生果,按步登程,全在情理之中,不能無端出沒,亦不可以意造作,事之重大者,尤須遙為伏線,三也；首尾前后須照應,不可有矛盾之處,四也。以上四律,《石頭記》均有合。”《紅樓夢》切合小說的結構安排，從總體來說，它的結構是“織錦”式的，這種結構的顯著特色就在于用結構主線結成網眼，展開情節。書中第五十二回寫晴雯補裘時，關于她的織補方法：“先將里子拆開, 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 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 然后用針縫了兩條, 分出經緯, 亦如界線之法, 先界出地子, 后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紅樓夢》的結構正如晴雯補裘一樣，先用結構主線分出經緯，再用豐富的材料做成的彩線來進行織補，最后才制成了這幅五彩斑斕的藝術巨錦。

因此，小說從描寫對象看, 可分虛、實兩大板塊, 即虛幻世界與現實世界; 從情節發展看, 可分經線與緯線兩大線索。

（一）虛線

太虛幻境和現實世界是《紅樓夢》所描寫的兩個系統，作家在作品中設置出于太虛幻境，既有藝術塑造的考慮也有現實因素的考慮。

在藝術塑造上，太虛幻境的設置避免了平鋪直敘，增加了神秘色彩和感染力，同時借由暗示勾勒出人物的輪廓，進行反復皴染。如作品第五回寫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 窺視“薄命司”所藏《金陵十二釵》正、副簿冊判詞及眾仙姑演唱仙曲, 暗示出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劇命運。在前八十回中, 《金陵十二釵》正、副簿冊榜上有名的人物從出場到結局寫完整個過程的只有晴雯和秦可卿。晴雯的判詞是“霽月難逢, 彩云易散。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可以看出, 實線中對晴雯的性格、品質、悲劇結局基本上是按照虛線中的這個提示進行描寫的, 這不只對讀者起到點示作用和埋下伏筆, 同時還豐富了作品的色彩。

 與此同時，這種虛線的設置更加密合情節的街接與發展。虛線中癩頭和尚與跛足道人的身影在整部作品時隱時現, 是虛線與實線連結的紐帶。如作品第一回引度甄士隱, 為香菱的悲劇命運設下鋪墊；第八回間接寫室釵金鎖乃癩頭和尚所贈，植下“金玉良緣”之由; 第二十五回寫賈寶玉、王熙鳳受魘魔法命危旦夕之際, 是癩頭和尚與跛足道人施救得以死里回生。總之作品在情節發展的關鍵之處總會出現癩僧跛道身影。

在康乾時期文字桎梏甚嚴的情況下, 作家創作時不能不有所考慮。作品開篇便首先交代本書所寫乃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棄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塊頑石, 經茫茫大土、渺渺真人從石上抄寫下來傳之于世, 然后才再經作者“披閱十載, 增刪五次”而整理成書，反復申明“此書不敢干涉朝政”，所敘不過是些“家庭閨閣瑣事”，“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況且“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這段交代說明書中所寫無所射影, 明顯有逃避文字獄的意思。

（二）實線

在《紅樓夢》的實線安排上，學術上先后有愛情主線說、賈府衰敗主線說、盛衰愛情雙重主線說、愛情主線盛衰副線說、鳳姐寶玉主線說、石頭主線說、陰陽五行結構說、兩翼對稱結構說等，個人比較認同盛衰愛情雙重主線說，即實線由經線、緯線交織構成，寶黛的愛情和賈府的盛衰構成了兩大線索。

(1)賈氏家族由盛至衰終至敗落的悲劇線索。這一部分具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這樣完整的過程。第一至五回為開端部分。首先借冷子興之口概括介紹賈氏家族歷史沿革, 人丁狀況, 猶如遠鏡頭給人一個整體的初步印象; 其次通過寫林黛玉、薛寶釵及相關人物進京, 把主要及相關人物聚集到賈府周圍這一典型環境中來; 再次通過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對作品主要裙釵進行勾畫。這樣, 就為作品情節的展開作好了準備。第六至七十三回是情節的發展部分。這部分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開始便由遠及近, 打開侯門深似海的賈府大門, 多角度地展現其中的人物事件。這部分是作品中篇幅最長、頭緒最多、涉及人物最廣、矛盾沖突最為錯綜復雜的部分。這部分寫賈氏家族興衰榮辱, 脈絡是很清晰的。賈氏家族最后的衰敗盡管在第五回太虛幻境眾仙姑演唱的曲子《飛鳥各投林》中已有所提示, 但具體描繪是寫劉姥姥三進榮國府, 即是說以三迭式結構方法用劉姥姥這位農家老嫗來見證賈氏家族的最后衰敗。作品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可看成是情節高潮的序幕。該回雖說是寫傻大姐因拾“繡春囊”而引發對大觀園進行大抄撿, 但其實質是主子之間、主奴之間、奴才之間各種矛盾沖突的大曝光。其后, 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第七十七回“俏丫環抱屈夭風流”等等, 都是為狂風暴雨來臨蓄勢。高潮的頂峰則在第一百零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革去世職, 抄沒家產, 發往海疆效力贖罪。

(2) 圍繞“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矛盾斗爭形成的寶黛釵愛情婚姻的悲劇線索。

寶、黛愛情悲劇在作品中也是具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這樣完整的過程。作品第三回寫寶玉、黛玉第一次見面就有著“曾經見過面”、“非常眼熟”的神交, 這一細節具有明顯的象征意義, 說明二人情與意、志與道的合拍是純真愛情的堅實基礎。其后作品用大量篇幅寫了二人的青梅竹馬、相互愛慕、表露衷腸等等, 盡管二人出于禮教和身份的原因, 常常互相試探、猜疑、鬧別扭, 甚至還出現過薛寶釵、史湘云所謂“金玉良緣”的干擾, 但二人堅貞的愛情這條線索是非常清晰的。

關于兩大線索的相互關系及作用，前人已經做了比較深刻的分析。虛白《紅樓夢前三回結構的研究》(1933 年1 月上海《青鶴》第1卷第4期)認為《紅樓夢》可分為兩大系“一系是寶、黛的姻緣；一系是賈家的盛衰”。小說第一回是在全書中心意識(盛衰聚散,都成夢幻) 方面作一種提綱挈領的說明,冷子興敘述與黛玉進府則是賈府盛衰一個提綱挈領的總說明。王啟忠《試論〈紅樓夢〉的藝術結構》認為這兩個中心“觸類旁通，四處伸展，副線縱生，過渡合理，連貫自然”。李興漢《〈紅樓夢〉結構線索新探》認為“這兩條線索互為經緯……它們各有自己的完整的發展過程，只有交叉關系，沒有從屬關系。”可以說這兩條線索在全書交織發展，不僅在結構上彼此消長，而且在內容上也互相補充，是小說保持了結構上的整體性，同時又有內容上的靈活性，構成了一部厚重深沉、情感細膩的偉大悲劇。

二、寫實藝術

《紅樓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藝術成就，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與其本身的寫實精神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首先，在題材內容上，雖然《紅樓夢》以三個神話開篇，但是這三個神話其實都是為寫現實做引導，為主題內容做鋪墊，這一點下文中將詳細論述，所以嚴格地講，《紅樓夢》的取材明顯突破了神話、歷史、民間傳說等方面的內容，而是展現了真實的社會人情。筆者認為，以往的小說，大都只是寫了社會人情或者是人生的某一個方面和層面，而整個一部《紅樓夢》，完整多樣而又真實地展現了人世的百態和人生的百態，讀來更讓人如臨其境，絲毫不讓人覺得虛幻。

在寫社會人情的基礎上，《紅樓夢》還是抒情小說，詩話詩意小說。這一點十分重要。它寫的是人生的大真相，又是王國維所說的悲劇不能涵蓋的。12首判詞與曲子是泛泛的人生詠嘆調。12種人，12種性格，12種命運。作家給人生的痛苦提供了“人生如夢”、“不如歸去”的答案，但是實際上并沒有給讀者答案，答案在每一個讀者的心中。可以說，其真正的主題是通過寶玉歷情悟道的歷史，表達了作者對整個宇宙人生的批判并且上升到了哲學和心理的深度。而這些來自感發。作者深刻地觀察感受了人生。可以用王國維評李后主的話“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來評價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這一點突破了傳統小說沒有個性地說故事的模式。通過人生經歷表現豐富人生意蘊和人生感受。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寫一個時代的社會悲劇，這是其普遍意義。

周汝昌也說，“《石頭記》一書不是愛情故事，也不是婚姻悲劇，甚至也不是像作者云的悲歡離合、炎涼世態那一個層面的事情和意義，這部書所包含的中華文化乃至宇宙精華的一層一面，細究起來博大精深，早已超越了個別人物、個別事件、個別經歷、個別感受的狹隘范圍了。這一點也是近年來若干有識之士開始領悟而不再以為是張皇夸大了。”或者說，說《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小說領域的巔峰之作，是因為其作者曹雪芹“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而使得作品眼界大、感慨深，也為我們提供了社會歷史廣闊而真實的畫卷。

其次，《紅樓夢》絕無僅有的是直接取材于作者自己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即此書是在作者對于人生與現實的深刻感受與體驗的基礎上寫成。歷來不少研究《紅樓夢》的大家支持《紅樓夢》是自傳性小說的觀點。“自傳說”的創立者是胡適。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到這一點的時候說：“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指索隱派) 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自敘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魯迅又重申了他對“自傳說”的贊同：

此說出來最早,而信者最少,現在可是多起來了。因為我們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書中所敘相合。雪芹的祖父、父親,都做過江寧織造,其家庭之豪華,實和賈府略同;雪芹幼時又是一個佳公子,有似于寶玉; 而其后突然窮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這一類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紅樓夢》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紅樓夢》既能如此真實地反映社會人生，必是建立在作者的刻骨銘心的經歷基礎之上的。這才是《紅樓夢》如此有哲學深度和心理深度的原因。

第三，開篇的神話與《紅樓夢》的寫實。既是寫實，為什么要以神話開篇呢？這一點上，我比較贊同傅憎享先生在《紅樓夢藝術技巧論》中所表達的觀點，他在書中有三章是這樣安排的：最真的詩是最假的詩——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初議；假作真時真亦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再議；孫悟空的返祖與倒掉了的雷峰塔——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三議。

真實的寫實并不是原搬生活的真實面貌，因為：真是假中見真意更真，無情寫情情更濃。況且人所不能見到的自然，也并非不能說明其不存在。“藝術家見到的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眼中的自然；因為藝術家的感受，能在事物外表之下體會出內在的真實。”而且，“藝術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并不是同一個東西，從生活中整個兒搬到藝術作品中的現象，會喪失現實的真實性。”一般說來，藝術以假寫真比生活之真還真切感人。《紅樓夢》以真假統領全書，實際上正是“展示了活的人間相”。

這一點也正好可以解釋《紅樓夢》以三個神話開篇，卻完全沒有損壞了其寫實精神。學者們對這三個開篇神話做了細致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石中琪在《超越悲劇的人生思索——《紅樓夢》開篇三個神話的寓意》一文中認為《紅樓夢》開篇‘補天’、‘還淚’以及‘太虛幻境’的三個神話“透射著深摯的現實關照和深刻的人生哲思，體現了作者對社會、愛情、人生以及生命的深沉探索，也是其矛盾的情感世界和真實人生體驗的藝術再現。”

具體講來，“補天”神話小說開篇即直溯事物之本源，顯露出作者對于生命源于何處又歸于何方這一哲學命題的思索，而小說主人公賈寶玉對自己身世本源揮之不去的濃重困惑則顯示出這一思索一直縈繞在作品的始終。寶玉的“無材補天”，作為全書的起點，正是對理想失落的一種探索，是作者自身的一種寫照。從這個角度上講，賈寶玉是《紅樓夢》中最中心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希望，也蘊涵了作者極其復雜的思想情感。而結局是賈寶玉懸崖撒手，天地之間唯有自茫茫一片，只剩下一首<飛鳥各投林》的哀歌，而這種哀除了從社會意義上講的繁華逝去的哀痛，更是對于人生歸處的疑問和探尋，表達的是對終極問題的探索，而這是每個人都無法避免的人生的實際問題，即是對于人生意義和人生歸處的思索。

“還淚”神話是一個凄美的愛情神話。木石皆自然之物，意味著這種姻緣出于自然，符合人之本性。“還淚”神話中所顯現的是“情”的世界里的“真”。木石前盟轉化為大觀園里的寶黛愛情，它與世俗世界里的的“金玉良緣”截然對立，又與“皮膚濫淫”相比照。金玉皆為造作之物，看似榮華富貴，實則勢利庸俗。故而所謂的“金玉良緣”，實為矯情，是“色”的世界對人情、人性的異化扭曲。而在書中，木石前盟成虛話。可嘆金玉結姻緣。對于黛玉和寶釵都是悲劇，而對于寶玉，則是走過了一場空幻的人生，是愛情、婚姻、人生的三重悲劇，在這個意義上講，《紅樓夢》所展示的正是一場“徹頭徹尾之悲劇”。而這也正是在當時的社會中，在社會人情的大實際中，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造成的悲劇，不可避免的“現實”的悲劇。

再次，“太虛幻境”神話的人生思索，這是對“情”的一種探索，作家借警幻仙子之口表達了“情即是淫”和“知情更淫”的觀點，而實際上內心充滿了困惑和矛盾，作家寫“太虛幻境”正是為了展開“情”的世界，擴大到“女兒”的世界，進而由這種描繪擴大到對整個社會人生的全面關照。甚至從這個角度講，“太虛幻境”一回是《紅樓夢》的總綱。作家創造“太虛幻境”，讓紅樓女兒回歸太虛幻境，其實是一種終極的關懷。

總之，《紅樓夢》開篇三個統領全文的神話體現了小說作者對生命以及社會、愛情、人生的深深思考。也使作品籠罩了一層“由好而了”、“由色而空”、甚至找不到解脫之道的絕望和疑惑。但作者以自己親身經歷和體驗寫出了“人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寫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脫的人生向往。”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強烈的欲求和留戀。 

三、象征手法

《紅樓夢》中運用了象征手法，這是紅學家們早就認識到了的。我想指出的是，《紅樓夢》不僅僅是有一些局部的象征描寫，象征在這里已遠遠不只是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服務的一種手法，也不能將它解釋為浪漫主義的一種表現，象征已作為“主義”貫穿作品始終，滲透在小說的一切主要方面。因此，小說創作方法的基本成分之一便是象征主義。

象征主義在《紅樓夢》中首先表現為它是總體性象征。這一點十分象詩，這是這部小說詩味濃郁、詩意盎然、難以達詁的基本原因之一。從情節體系著眼，小說的全部情節和主要人物寶黛的基本個性都建立在兩個充滿象征意味的神話故事基礎上，它們構成了小說情節發展的原動力。一個是經過改造重點轉移了的補天神話：原來說的是由于某種爭斗有人觸天柱導致天破，故女媧煉石補天，重點在“補”。而現在則由于作者將神話延伸，說是剩(多煉)了一塊，又棄而不用，而此石經煅煉已通靈性，要求下凡“受享”，故重點是“受享”或非“補”。這塊石頭對天頗有怨氣，不安于現狀，不甘寂寞，有自己的思想，能獨立思考。從它提出“受享”要求以及對“歷來野史”等的批評來看，顯然帶有強烈的反傳統色彩。靈石被點化為鮮明美玉，成為賈寶玉須臾不可分離的命根子。這樣，石頭不僅是全部事件的目擊者和局部的參與者，而且象征著這位第一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品貌才學和基本品格，也暗示了人物最終的命運。因為石頭終于還是告別了他曾羨慕過的富貴場與溫柔鄉，回到那寂寞的大荒山下，等待那“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暗示賈寶玉和一干人等最后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受享”。不論是主動地“懸崖撒手”，還是被動地為社會黑洞所吞噬，他們都將離開這個現實世界，回到各自原來的出發點——那些少女則又要回到寂寞的沒有愛情的太虛幻境中去。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另一個是作者虛擬的還淚神話。絳珠仙草由于得到神瑛侍者的每日澆灌得以久延歲月，最終“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正是由于絳珠仙草要追隨神瑛下凡還淚，“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這個擬神話的核心“還淚”象征著將要展開的一系列愛情故事注定是一一個個充滿纏綿哀婉的悲劇。絳珠仙草生命力的脆弱，其生命對神瑛之情的依賴，其生長之處的三生石及關于“還淚”的許諾，都象征著其俗身林黛玉的健康狀況、氣質性格和對寶玉情感的極度依賴。小說的總體環境也充滿了象征主義色彩，始終在假假真真、幻象實境的穿插變動中引導著讀者于閱讀中進行思考。故事基本上發生在一個大體封閉的環境賈府中。而由寧國府、榮國府兩部分組成的“賈”府．讀者已由“假語村言”與那副兩次出現的對聯中知其“假”的虛構與象征意義。由寧而亂，由榮而枯，好而終于了，正是作者在這一表象中想要傳達的意義。寧與榮，即安定與繁榮，是國家與家庭(“國”、“府”)普遍追求的目標。因而其亂、枯、了也象征著那個時代、社會的普遍結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石頭”的幻化物美玉和神瑛的俗身寶玉身處這樣的環境之中，寶黛愛情悲劇在這里展開，那么其社會意義便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投胎富貴人家和尋常愛情故事。大觀園這個女兒國也充滿了象征意味。這是作者為表現其頌紅、護紅、悼紅而虛構的一個桃花源式偽小天地。和外部世界相比，它相對潔凈，少女們可以享受到較多的自由與平等。但從大觀園的建造、賜名、賜住等處，作者已明確地處處暗示，這是一片完全理想化而不可能實際存在的凈土。它的誕生一開始就象征它很容易被摧殘：它本來就是“借著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邊”建起來的，因此會芳園的悲劇在這個新的“會芳”園中必定不可避免，只不過是內容與形式有所不同罷了。

《紅樓夢》中的象征主義不只體現在情節動力與基礎、人物命運與基本品格以及環境這幾個主要方面，而且體現在建筑、匾額、器物、花草、位置、詩簽等許多細微之處。《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極高的藝術濃度，經得起反復的品味式精讀和解剖式研究，那些充滿象征意味的含蘊于一物一象之后的暗寓意，是一大原因。“風月寶鑒”在小說中有兩個基本意義：一為《紅樓夢》的另一書名或成書前曹雪芹之舊作，其弟棠村為之序。據甲戌本“凡例”：“又曰《風月寶鑒》，是戒妄動風月之情。”正文一回也說孔梅溪為題此名。二是跛足道人給賈瑞的一面鏡子，為“警幻仙子所制，專治邪思妄動之癥，有濟世保生之功。”他叮囑“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這樣就出現了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暗寓意，背面的骷髏似乎是一種荒唐的想象，卻是“假作真”，暗含著真正的警告：不許紈褲子弟們玩弄女性，否則便將受到命運的嚴厲懲罰!這是作者對少女們的保護意識的一次鮮明表現，與小說的頌紅、護紅、悼紅主旨是一致的。通過寶鏡的象征意義，我們也就進一步理解了曹雪芹“舊有”之書和增刪修改后《石頭記》的深刻主題。有許多象征性的事物由于太細小，如某些花花草草，常常為讀者所忽略，非多次研讀，前后聯系，反復品味，不能悟其深意。十七回至十八回賈政視察剛剛修建完畢的大觀園時，來到后來被賜名為怡紅院的處所，眾人見一種海棠極美，贊不絕口。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系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從后院出去，青溪前阻，原來是外面東北山坳里經村莊引進來的水“共總流到這里，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說是“荒唐”，看亦平常，不過一花一水而已。其實聯系創作主旨，人物遭際，就會發現，賈寶玉住在這個有出自“女兒國”(并非只有女人，而是由女王執政)的“女兒棠”的“怡紅”院，象征著他對少女的尊重愛護，表現了作者認為男性應使女性得到快樂(“怡”)的思想。“水”在《紅樓夢》中象征女性，這里暗示大觀園中的少女出于各種原因都和賈寶玉有深淺不一的關系，都圍繞賈寶玉的活動展開自己的命運之畫，最后終不免從這個相對潔凈的世界出去，經受骯臟現實的污染。有的象征文字雖少，由于包含著多層次的歷史文化積淀，故更加隱蔽，一般讀者絕難發現，就是研治紅學的學者也不易很快全面掌握。賈政一行人出“曲徑通幽”，過“沁芳亭”，來至一個“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小院。話及題匾賈寶玉說“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莫若‘有鳳來儀’四字”。這便是后來賜名的瀟湘館。據《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簫韶為舜所制之樂，鳳凰聞而和鳴起舞。鳳凰象征后妃。表面上是指此乃元春進園第一處游憩之所，實際上象征、暗示的意義相當豐富。有些學者曾對第五回《紅樓夢》曲“懷金悼玉”心存疑惑，認為釵黛在作者心中難分高下。其實不然，作者雖有“兼美”愿望，但態度卻是鮮明的。這是最靠近怡紅院的處所，元妃賞園時最先到的便是這兩處，可見黛王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不一般。黛玉位居金陵十二釵之首從“第一處行幸”也見出了消息。“行幸”二字本指帝玉宿妃嬪處，用此當另有所寓。早就有學者指出賈寶玉暗指帝王。馮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聞》就有一節談“賈寶玉的后宮夜生活”，認為“大觀園系后宮框架”，賈寶玉“這種廝混是帝王級的”。以生活方式、建筑格局等索隱(馮稱“考隱”)，不防聊備一格。不過我覺得從作者為賈寶玉取的雅號“絳洞花主”中，已經賦與其王者之尊。只不過把他定性為“女兒國”之王，是一位能平等對待女性(主要指純潔的少女)的君主。而黛玉是眾少女中唯一以“妃”為號的，這顯然絕非偶然，極不尋常。而且稱其為“瀟湘妃子”，就與舜南巡歿于蒼梧，娥皇、女英二妃南下尋夫，死于湘江之間，淚濺竹上成斑，名為瀟湘竹的傳說，聯系了起來。因此“有鳳來儀”、“瀟湘館”的名字與位置，院內翠竹(二十六回還特地通過寶玉的眼光點出“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等具有內涵豐富的象征意義。

四、人物描寫藝術

《紅樓夢》塑造出了成群的性格鮮明而又富有社會意蘊的人物形象，這是此書之所以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新境界和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面對《紅樓夢》一書中數百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以其生花妙筆采用了不同的人物塑造方法，為中國古典小說之人物畫廊增加了很多生動逼真、有血有肉的不朽形象。本文即對《紅樓夢》一書中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進行了簡單論述。

（一）人物的立體化描寫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曾提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魯迅先生的論述即提到了《紅樓夢》在塑造人物時注意人物統一而又復雜的性格內涵的特征。

在《紅樓夢》第二回中，作者即借賈雨村之口，指出正邪兩賦之人性格的復雜：“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在有了這樣的思想認識，曹雪芹一改前人小說中那種人物性格單一化及靜止化的缺點，利用其杰出的藝術才華展示出了諸多人物真實的性格特色及其變化發展，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都顯得異常豐富飽滿，堪稱中國古典小說史上的一大創造。

以賈寶玉為例，他追求個人價值，對某些正統觀念不滿，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稱熱衷功利的人為“國賊祿蠹”。但是他畢竟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正統觀念在他心目中依然頗重，如他在賈政面前的俯首帖耳。另外，在三十六回還提到他認為“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的頌圣思想。此外，他對林黛玉有著真摯的情感，但又沒有去主動爭取自由愛情的行動，而且還有“流蕩優伶”的行為。他對金釧兒、晴雯等丫頭的遭遇深表同情，但當她們遭受不幸時，自己卻不露身影，遠禍全身。由此可見，“寶玉既堅定執著，又脆弱妥協，既忠誠專一，又風流輕薄，既善良正直，又弄性尚氣。”他是一個真實而又復雜的人的形象。脂硯齋在己卯本的夾批中也評價賈寶玉：“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脂硯齋不能用簡單的是非標準來對賈寶玉的性格做出準確評價，正可見賈寶玉思想性格的豐富與復雜。

（二）在對比中刻劃人物

對比手法是《紅樓夢》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重要方法，曹雪芹“往往能以獨特的畫面，簡煉的筆墨，刻劃出人物在相互聯系中個性差異，在相同事件的相異色彩中，呈現出不同的個性神彩”。從而達到既避免相類相重，而又“特犯不犯”，“各盡其妙”的藝術魅力。

《紅樓夢》中的對比手法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對有聯系及可比性的人物之間的對比來展現不同的人物性格。如在第三回寫了林黛玉“拋父進京都”后，緊接著在第四回寫了薛寶釵進賈府，并在第五回的開頭部分即使二人各自的外貌神態，在眾人的觀察比較中得以呈現：

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

針對釵黛二人的不同，在甲戌本第五回的側批中，脂硯齋曾指出：“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實系千部小說中未敢說寫者。”另外，在同一本子的第八回中，脂硯齋針對描寫寶釵的“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還下批語道：“這方是寶卿正傳。與前寫黛玉之傳一齊參看，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難其左右于毫末。”此外，“不僅指出將釵、黛‘兩個行止攝總一寫’的妙處，能夠以目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使二人在鮮明對比中，顯出各自美姿嬌容與個性特色，又能使她們在兩相對照中各賦神彩，‘各盡其妙’，而且指出了這種寫法的獨異千古的創造意義”。另外，在第二十一回還對林黛玉與史湘云的睡姿進行了對比：

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云卻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

關于此處對二人的對比，庚辰本的脂硯齋夾批可謂精準：“寫黛玉之睡態，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云之態，則全然是個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人俱盡，人人俱盡，個個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從兩人同床而睡時不同的睡覺姿容上，進行性格的對比，指出二人的同中之異。

另一種對比手法是通過對有聯系的事件之間的對比來映襯出事件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色。《紅樓夢》是以人物為核心的小說，小說中的事件描寫也是為映襯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個性服務的，在事件中進行人物性格塑造亦成為人物塑造的一種重要方法。如《紅樓夢》中以較多筆墨描寫了薛寶釵、王熙鳳及賈母的生辰慶祝活動，而且寫出三人三個生日的三種不同的規格與特色。作者之所以對此三人的生辰活動作如此濃墨重彩的描繪，自是為了顯示這三個人物在賈府中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淋漓盡致地刻劃這三個人物。

另外，在第七回，同是周瑞家的來送宮花，但幾位女子的表現卻很不相同。惜春笑道“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里呢”；鳳姐沒有直接露面，而且叫下人送給秦可卿兩枝；而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在得知都已送到后，便說“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作者借送宮花這一事件，把幾個人物形象串在一起進行刻劃，圍繞著對花的態度或對送花的不同態度，把各個人物的個性特點有區別地表現出來。對此，脂硯齋也評點道：“余閱送花一回，薛姨媽云‘寶丫頭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寶釵正傳。又出阿鳳、惜春一般，則又知是阿風正傳。今又到顰兒一段，卻又將阿顰之天性，從骨中一寫，方知亦系顰兒正傳。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啟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數之筆也。”

（三）人物的心理描寫

中國的古典小說一般不大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寫，但《紅樓夢》一書卻多次運用了心理描寫，在進行人物形象塑造時具有重要意義。《紅樓夢》的心理描寫有兩個區別于外國小說的鮮明特征：一是“它是緊伴著人物的行動出現的，與行動刻劃交匯融合在一起，而且言簡意賅”；一是“利用詩詞，讓人物傾訴內心的情感”。

前者如第十九回，襲人在以“贖身之論”規勸寶玉時的心理活動：“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后好下箴規。”更為典型的是第三十四回，黛玉悟出寶玉命晴雯送來兩條半新不舊的手帕的意思后，對黛玉的心理描寫：

這里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思，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

這段描寫真實地展現出了林黛玉那悲喜交集、疑懼參半的復雜的思想感情，對其性格的刻劃頗有傳神之妙。

《紅樓夢》中提到詩詞的地方比比皆是，有的詩詞是作者直接所作，有的是通過書中人物而作。書中人物所作的詩詞在展示人物內心感情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紅樓夢》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方法。如二十七回林黛玉的《葬花詩》，此詩雖然也是采用的習見的傷春的形式，都卻表現了這個少女的不同流俗的內心世界。“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黛玉的特殊處境以及孤單的生活織成了她的一腔愁緒。吟詠落花也即是吟詠她自己，落花的遭遇也是她自己的遭遇。“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黛玉意識到了自己身體與心靈無一日不在遭受著摧殘，自己夢想也一步步走向破滅。但在那個環境中，她只能迷茫：“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葬花詩》是林黛玉感于自己的不幸命運而發出的慘痛呼號，展示了她內心深處的真實感情，難怪引起當時在場的唯一聽歌者寶玉的全心的共鳴，使他“不覺拗倒在山坡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一首葬花詩，立即把林黛玉這個典型人物推到了一個新的精神境界，并且使她心靈深處隱秘的活動歷歷可見。”

另外，寶玉的《芙蓉女兒誄》也展示了他當時滿懷情感的內心。在這篇誄文中，寶玉指出了晴雯遭迫害致死的原因，表達了自己內心的不憤：“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豈招尤則替，實攘詬而終。既忳幽沉于不盡，復含罔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于羽野。”他也詛咒了那些迫害過晴雯的人：“鉗诐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另外，寶玉還滿懷深情地回憶了自己與晴雯親密無間的情意，痛楚地寫道“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汝南淚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余衷，默默訴憑冷月。”真摯的話語展示了寶玉內心對晴雯的同情及思念。

（四）人物個性化的語言

曹雪芹堪稱語言大師，他繼承我國文學語言的優良傳統并加以豐富和發展，并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塑造人物方面，曹雪芹通過高度個性化的人物語言刻劃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人物語言能準確地顯示人物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備地表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征。

在《紅樓夢》第四十回中，賈府內設宴行酒令，當輪到劉姥姥行令時，她所言的酒令如“大火燒了毛毛蟲”，“一個蘿蔔一頭蒜”，“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提到的盡是農家常見的事物，頗為符合她的農民身份。王熙鳳是書中一個很復雜的人物，她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很出彩的人物，與她個性化的語言也是分不開的。她平時說話時，經常帶著很多俗語，如第十六回提到的“人家給個棒槌，我就拿著認作針”，“吃著碗里，瞧著鍋里”，“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第六十八回的“當家人，惡水缸”，“癩狗扶不上墻”，“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第七十二回的“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前人灑土，迷了后人的眼睛”；等等。王熙鳳沒有讀過書，作為賈府的實際管理者，她不但要與老爺、太太及少爺小姐們打交道，而且還要不斷接觸賈府的下人奴仆，話語中自然多了不少民間俗語。通過這些話語我們也能明顯看出王熙鳳機智靈敏、口齒伶俐及風趣幽默的性格。

另外，同樣是罵寧府的骯臟丑惡，第七回中焦大罵的是：“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而第六十六回柳湘蓮則罵道：“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凈，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凈。”二人不同的詈語頗為符合二人不同的身份，焦大是寧府的資深老仆，而且是寧府的恩人，所以他無所顧忌，罵起來粗俗而不留情面。而柳湘蓮是一位落泊公子，潦倒卻清高傲世，這種身份便決定了他的罵詞文雅而又含蓄的特點。

《紅樓夢》還常用到側面描寫的手法，借助其他人物的話語來塑造某一人物形象。如第六十五回，興兒在尤二姐面前談論王熙鳳時言及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估著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五十五回，鳳姐評價寶釵：“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 

另外，作者還善于在典型環境中寫一件事來激起眾人不同的反應 ，并通過不同人物的表現來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如第四十回，在賈府的家宴上，劉姥姥說出令人發笑的話后，眾人有不同的笑態，這不同的笑態即對眾人物的不同性格有所反映。第三十三回及第三十四回，圍繞寶玉挨打，不同人有不同的表現，這也是一個展示眾人物不同性格的典型情節。

當然，《紅樓夢》中還有其他塑造人物的方法，如利用肖像、細節、環境描寫來塑造人物，利用人物命名暗含人物性格等等。這些方法都是《紅樓夢》杰出的人物塑造方法的組成部分。

五、語言藝術

《紅樓夢》創造了遠邁前代、至今仍不失為楷模的第一流的文學語言。

《紅樓夢》的語言既平淡樸素，又文采斐然，或說其“文雖淺其意則深”，有含蓄蘊藉之美。語言藝術上的特色也是和全書總的特色相聯系的。

1、《紅樓夢》語言的佳處在于它的全體，而不在一枝一節，很難舉出某一處來說明它語言藝術的成就，最好的辦法是通讀全書。而且，它的表現力不是呈現在詞句的表面，而是含蘊在內里。它把寶黛愛情寫得極其纏綿旖旎，通篇卻找不到絢麗的詞句和藻飾，作家只用普通的樸實的口頭語來寫，卻把“兒女真情”表達得極為深婉曲折，許多盛大熱鬧的場景、粉淡脂濃的人物，并不是用華美的詞藻堆砌出來的。脂硯齋在評點中常常贊美《紅樓夢》在這方面不落俗套，不用前人用濫了的寫法。而且常常用略貌取神、以此寫彼的方法使人意會，調動讀者的想像來補足。當然，小說中也不乏清辭麗句，亦有鋪陳辭采之處，那都是切合特定場合的需要，而且非常精煉。

2、《紅樓夢》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古典白話小說，但比過去的白話小說名著更有生活情致，更富文學意味，也更有全民性。《紅樓夢》的用語基本是白話，間有淺近文言，但不覺生硬、不感板滯，很少套話官腔，顯得靈活流動，當文則文，當白則白，和諧相間。《紅樓夢》在把生活語言改造成精粹的文學語言上，其吸收、銷融的器度是十分恢宏的。生活中的俗語詞、方言詞、社會習慣語、熟語、歇后語等都可以被馴化而為文學詞匯。有的詞語更是作家的獨創，“意淫”、“祿蠹”、四句俗諺口碑連成的護官符以及判詞曲子等包含的許多精警語句，既不見經傳，也不是俗語，自《紅樓夢》出來后則已成為人所共知的新典和新諺了。《紅樓夢》中并非沒有采用方言土語，論者也曾為吳語京語爭執不休，由于作家的選擇、提煉，用得恰到好處，中國的讀者不分南北都能明白通曉，領略其中韻味，正好說明作者博采方言，熔鑄成家。總之，《紅樓夢》的語言，較之以往的小說作品，更加生活化，也更加文學化了，作為一種規范的文學語言，歷來被各種權威性的漢語詞典引為例子。

3、特別要提出的還有《紅樓夢》在人物語言和對話藝術方面的成就。一般常歸結為語言的性格化，所謂“聞其聲如見其人”。《紅樓夢》寫了幾百個人，要做到這一點則要寫出“百人百聲口”，書中人物流品復雜，個性各異，作家要設身處地、體察入微，描摹得當地為數以百計的人“代言”，這是何等功力!何況，就每一個人物而言，作家不能靠一種程式、一個腔調來實現人物語言的性格化。同一個人物，因時間、場合、心態等不同，其語言也千變萬化。長篇小說人物對話技巧中還有一種眾人交口的場合，這不是舌戰群儒式的交替直流式，而是多人眾口的錯綜交流式。《紅樓夢》能在整體反映中照顧到每一個人，將身份相類、話風相近的人區分開來，難度是很大的。傳說曹雪芹“善談吐，風雅游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清·裕瑞《棗窗閑筆》)。除去辛苦錘煉之外，作家的語言天才令人驚嘆。

六、詩詞曲賦的功能

曹雪芹成功地將詩詞歌賦融于作品之中，無論詠物、題景、聯句、制謎，都能緊扣主題，寄托人物思想，并利用詩含蓄隱義、篇幅有限而意無窮的特點，從詩里暗示出許多直接行文所不能表達的涵義，使得《紅樓夢》中的詩詞成為小說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紅樓夢》中的詩詞，既有原創之篇，亦有引用之作，本文僅討論曹雪芹原創詩詞的作用。據統計，《紅樓夢》全書共有詩詞曲賦180余首，屬于曹雪芹創作的有140余首（《紅樓夢》前80回），這些詩詞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作者的身份或從第三者的角度來寫的，一類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所寫的。小說中詩詞絕大部分屬于后一類，前一類數量比較少且集中出現在十三回之前，但前類詩詞卻深刻而相對直接的表現了作者的創作思想和豐富情感，甚至通過這些詩詞，對整個《紅樓夢》的藝術結構進行了框架。兩類詩詞都不可或缺，對于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時代文化精神生活，濃化哲學意蘊，具有重要意義。

（一）隱含作者的創作思想

《紅樓夢》第一回介紹小說創作緣起時，寫到青埂峰頑石后面有一偈：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這是作者借神話形式表明《紅樓夢》創作緣由的一首序詩，從而虛構出此書是抄自石上所刻的故事，原始作者實際是幻化為通靈寶玉，被神瑛侍者夾帶著入凡塵因而經歷一番夢幻的補天石，而曹雪芹只不過是“披閱增刪”之人。

作者這樣虛構的目的有三：一是強調故事的真實性，都是補天石“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二是申明此書并非自傳，故事源于真實卻與自己并無關聯，以此作為自己暢言的“保護傘”。三是以補天石自況，補天石“無材補天”、“枉入紅塵”的自嘆實際上是作者對自己身世的慨嘆。這與下文中作者的自題詩相參看，更可見作者真意。自題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這是直接以作者身份寫下的唯一的一首詩，作者借此表明故事緣起乃至整個故事雖看似荒唐，但其中蘊含著更深刻而豐富的內容，并非人人可解其中滋味。那“其中味”究竟為何？聯系作者經歷及所處時代不難看出，其實就是“無材補天”的不平。

此處借用“補天”的典故，究竟是補何天已無從推究，由前人研究中可以確定的是，“補天”是要做一番大事業。而成就這樣的大事業，必須要通過科舉仕宦之途才有可能達到。人們總以為曹雪芹也像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賈寶玉那樣，生來就厭惡仕途經濟，所以對能否讀書做官根本就不在乎。但事實并非如此：曹雪芹頗為自負，故對那些熱衷名利的人白眼相向；但功名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我們現代人所難以理解的，任曹雪芹如何自傲也畢竟受到時代的限制，科舉入仕對他而言意義重大。但由于家庭劇變，注定他與科舉絕緣。“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表現了作者有志難酬、有才難施的孤憤之情。

另一方面，曹家盛極轉衰并終于沒落，作者經歷了這一滄桑巨變，對世態炎涼感受最深，也嗅到了社會衰落的氣息。他有心“補天”卻無能為力，只能發憤著書；但社會敗落、官場腐敗這類敏感問題，又不能直接述諸筆端而只能采取較為隱晦的方式，通過“身前身后事”的“奇傳”來警醒世人甚至統治者，《紅樓夢》正是用來驚醒世人的“奇傳”。我們只有讀懂了這首自題詩，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理解《紅樓夢》的真正內涵。

在同一回里還有一首《好了歌》和《好了歌注》。這一歌一注形象勾畫了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集團、家族及其成員間為權勢利欲劇烈爭奪，興衰榮辱迅速轉遞的圖景。其中《好了歌注》中所說的種種榮枯悲歡，是有小說的具體情節為依據的。如歌的開頭“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就對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敗亡結局作了預示；還有“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這樣一邊送喪、一邊尋歡之類的丑事，書中也屢見不鮮。但要句句落實某人某事是困難的，因為有些話本就帶有普遍性，可以涵蓋小說內容而又高于小說。

第四回中“護官符”是曹雪芹作為俗諺口碑抄錄的，特別通過薛蟠打死馮淵一案，更說明了“護官符”的政治含義。曹雪芹雖一再聲稱，《紅樓夢》所敘不過是兒女私情，毫不干涉時政，但那其實只是作者所布的迷霧，而這張“護官符”恰好說明《紅樓夢》的創作是有深刻用意的。四大家族“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充分表現了作者力圖把四大家族，主要是賈府作為《紅樓夢》的中心內容來描寫的創作思想，從而表現官官相護、魚肉百姓的社會現實，因而，這個“護官符”就成了讀者理解作者思想和作品內容的一把鑰匙。

第五回描寫的《金陵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曲》，不僅是為了介紹人物的命運，更重要的是為了構建《紅樓夢》的藝術結構。正所謂“樹倒猢猻散”，“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從作品開端就已暗示了小說的發展脈絡，點明了小說的情節走向。從結構布局上看，要想了解作品后半部分的情節安排，這些詩詞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深一步講，與其說這是以賈府為首的四大家族的最終命運，倒不如說是暗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必然結局。

第三回描寫賈寶玉的兩首《西江月》可以從兩個側面來進行理解。從一個側面講，暫不論詞中帶有感情色彩的詞句，這兩首詞比較到位的說明了賈寶玉的性格，即他感情豐富、心思細膩（“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不愛讀有關仕途經濟的書，不懂人情世故（“不通世務”、“怕讀文章”）；不懂家庭責任，不能自食其力（“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作者對他并不是完全肯定，只是力圖客觀的刻畫出一個“富貴閑人”的形象。從另一方面來說，這首詞是站在封建正統者的角度評價賈寶玉，說他是“草莽”、“愚頑”、“偏僻”、“乖張”、“無能”、“不肖”等等，形象地揭示了寶玉與封建正統思想格格不入的性格。可見，作者對寶玉實際上持一種極為復雜矛盾的態度，他欣賞寶玉純真善良的天性和不愿流于世俗的心理；但又清醒地看出這種個性過于脫離現實，最后既自身難免貧窮，又“于國于家無望”。從這樣兩個側面來讀這兩首詞，可以明顯看出作者批判現實卻又不能完全脫離于現實的矛盾思想。

（二）塑造人物形象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作的詩詞，絕大部分是以人物身份來寫的。這些詩詞既表現了作者對人物的基本態度，更形象地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體現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有些還暗示出人物的遭遇和未來，成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紅樓夢》中以人物身份所寫的詩詞曲賦，都特色鮮明，適合其各自的個性、修養和身世。曹雪芹特別善于在詩詞中創作彼此鮮明對立的藝術形象，來表現不同人物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對立，從而刻劃出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這在歷次詩會諸作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如《大觀園題詠》是元妃省親時游賞大觀園親自為園題名、題詩后，命眾姐妹及寶玉等人題詠的詩。因是奉命之作，除了寶玉的幾首蔑視功名利祿外，大都不脫“頌圣”的內容。但同是“頌圣”，每篇也都表現了各人不同的性格和身份。林黛玉所作就頗有應付的味道，她的《世外仙源》、《杏簾在望》兩詩，只在詩的末尾稍帶頌圣的內容（前首詩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后首詩為“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但更主要的是透露出追求自由境界的思想因素，選題就已透露出不務世俗的思想。薛寶釵的《凝暉鐘瑞》則充滿了莊嚴肅穆的氣氛，曲意逢迎的詞藻，誠惶誠恐的感情。探春的《萬象爭輝》七絕在程乙本中，被改為七律《文采風流》，與李紈的詩對調了，其實《萬象爭輝》更能體現探春精明強干、有膽有識的性格；而《文采風流》則表現了李紈雖缺乏才情卻修養良好的特點。綽號“二木頭”的迎春為人懦弱，逆來順受。她沒有才情，缺乏想象力，因而勉強湊成的絕句《曠性怡情》也是空洞無物。再如海棠詩社諸芳所詠，黛玉的風流別致、寶釵的含蓄渾厚、湘云的清新灑脫，都個性鮮明，互不相犯。而李紈、探春推崇寶釵，獨寶玉偏愛黛玉，評詩的分歧，也都表現出各自愛好和思想性格的不同。

海棠詩湘云奪冠，詠菊詩黛玉的最佳，詠螃蟹則是寶釵勝出，這樣的情節安排也凸顯了三人的個性。湘云家世顯赫卻父母早亡處處受兄嫂限制，寄人籬下卻又豪爽大氣、滿不在乎，海棠花隨地而宜的特點與之正相符。菊花與黛玉的氣質、身世完全相適合，菊花的“千古高風”、“孤標傲世”，正是黛玉的自我寫照。《螃蟹詠》刻畫了那些善使心機、圓滑處事的政治掮客形象，也正表現了寶釵“世情練達”、“會做人”的特點。蘆雪庵吟詠、《柳絮詞》等大觀園集會作品，也都刻畫出各個人物的性格特點。

共同吟作的詩歌體現出人物鮮明特點，一方面，詩歌本身就帶有人物性格的印跡；另一方面，將不同人物的詩歌對比參看更能突出人物不同特點。人物私下所作，傾吐心聲的詩歌，更能體現其性格中最顯著的特點，在這方面林黛玉可謂典型。

黛玉的這些詩作，是其思想性格的揭示與概括。其中《葬花吟》、《秋窗風雨 夕》、《桃花行》最值得重視。《葬花吟》可以看作是林黛玉精神世界的集中揭示。詩中以豐富而奇特的想象、象征性的筆法、繽紛而暗淡的畫面、優傷而哀惋的情調，展示了林黛玉復雜的心理狀態。表現了她對青春的無限熱愛和對青春即逝的哀嘆與惋惜，表現了她對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和對理想不能實現的失望與悲痛，也表現了她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頭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總之它把一位封建社會寄人籬下、敏感纖細的貴族少女的精神世界，完美地展現在了讀者面前。《秋窗風雨夕》作于《葬花辭》后，詩中情調更加凄苦、頹傷、低沉，二十句詩連用十五個秋字，別出一格，生動地表達了黛玉預感命途多乖前景渺茫的悲哀。《桃花行》又作于《秋窗風雨夕》后，也是一首十分別致的抒情詩，只是情調更加低沉、悲慘。詩中以桃花、少女互相對比烘托，反復詠嘆的筆法，表達了林黛玉眼見理想愿望正在落空，因而痛不欲生的悲哀和失望，難怪“寶玉看了，并不稱贊，癡癡呆呆，竟要滾下淚來。”

在《紅樓夢》中，有的人物雖然只有一首甚或不足一首詩，但作者都能緊扣人物的思想性格，讓詩歌為刻畫人物服務。如賈政是一個正統的老夫子，他奉《四書》為圭臬，把詩詞歌賦一概斥之為雜學，自然鮮少作詩，詩學造詣也不會高。在小說中僅有他所作一首燈謎詩“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所謂“端方”、“堅硬”，正表現出迂腐讀書人的思想頑固、道貌岸然，這正切合賈政的思想性格。至于薛蟠自然只能吟出“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的《哼哼曲》，大字不識的劉姥姥只能說出“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這樣下里巴人的句子。

《紅樓夢》中，不同人物的詩詞具有不同特點，同一人物在不同階段的詩詞也特色迥異，體現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紅樓夢》幾百個人物形象中，性格變化最大也最具典型意義的要數賈寶玉，寶玉寫的詩詞，每一首都有著鮮明的個性，同時又留下了他性格發展的痕跡。從他開始寫的續《莊子》文、《參禪偈》、《四時即事詩》，到后來寫的《芙蓉誄》皆可明顯看出這個問題。續《莊子·胠篋》文、《參禪偈》是寶玉最初為兒女之情所苦惱而作，具有出世思想，但在黛玉等的開解下很容易就放開了，表現了他“無故尋愁覓恨”的性格特點；《四時即事詩》則表現賈寶玉作為“富貴閑人”的一面，他雖然與封建正統思想格格不入，但其身上同時具有深刻的封建貴族階級的烙印。這些是寶玉早期詩作，更多表現出其天生的一段癡情，《芙蓉誄》則標志著寶玉叛逆性格的重要發展。這篇誄文是一首對寧死不屈的婦女的頌歌，用生動的比喻，描繪了一個純潔、精明、美麗，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奴形象；用美好的語言頌贊了這個“身為下賤” 的女奴， 用熾烈的感情抒發了自己深沉的懷念。誄文表現出強烈的愛憎態度，是寶玉對漸漸被認識的社會環境的檄文，也完成了他性格發展的重要一步。   

（三）預示人物命運

《紅樓夢》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特殊表現是，通過詩詞預示小說人物的未來命運，而且表現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太虛幻境中的《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是人物命運的預示，這已毋庸贅述；《燈謎詩》回目即已點明是“讖語”，也不用多說。甄士隱的《好了歌注》，甲戌本脂評幾乎逐句批出系指某某，其所說的種種榮枯悲歡，都有后來具體情節為依據，也是《紅樓夢》諸人物命運的讖語。

除了這些從第三者的角度來寫，比較明顯帶有預言性質的詩歌外，小說人物詠柳吟花所作的詩歌，也常常是讖語式的，下面以林黛玉為例來說明。

林黛玉所寫的許多詩詞，甚至席上行令時抽到的花名簽，都可以找出一些詩句作為她后來悲劇命運的寫照。

首先，她的代表作《葬花吟》就是“詩讖”。與曹雪芹同時，讀過其《紅樓夢》抄本的明義，在他的《題紅樓夢》詩中就說：“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所謂“似讖成真”自不知，就是說《葬花吟》已預示了黛玉自己的結局，只是當事人尚不知曉。《葬花吟》中諸如“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詩句，突出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個性，更暗示了她的未來走向。再如她的《桃花行》“若將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淚眼觀花淚易干，淚干春盡花憔悴”充滿了哀音，正是黛玉即將淚盡而逝的預言。“一聲杜宇春歸盡”時，大觀園群芳都將以不同方式憔悴凋零，而最早的就是林黛玉，《桃花行》為黛玉早夭作下了重要的預示和鋪墊。

黛玉《葬花吟》、《桃花行》等長詩，預示了她的命運，其他如吟詠海棠、菊花、柳絮的詩作，中秋之夜與湘云的即景聯句等，也都巧妙地通過一兩句詩寄寓她的未來。如聯句“冷月葬花魂”，正暗示了黛玉夭亡的命運。

其他諸人的詩作，也都蘊含著極為豐富的信息，為各自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只有深入理解這些詩作，才能真正把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

（四）濃化作品的哲學意蘊

《紅樓夢》中的詩詞，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尤其是以作品人物身份所作的詩詞，主要是為刻劃人物性格服務的。而如果從《紅樓夢》詩詞的真正作者曹雪芹看，則是他內心世界情感的渲瀉和精神的尋覓，他在虛構的不同生活境遇中尋找哲學的依托，構建超脫的精神家園，進而達到真善美相統一的理想人格境界。

在《紅樓夢》詩詞的精神家園里，蘊含著多種精神精華，如儒家世俗哲學精神，道家生命哲學精神，佛家宗教哲學精神，《周易》陰陽哲學精神，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等。就整部《紅樓夢》而言，其心路伸延的軌跡是“思凡、悟道、游仙”，“在哲學指歸上，思凡、悟道、游仙三重復合模式分別對應于儒家世俗哲學、佛道宗教哲學與道家生命哲學”，“最終又歸結于《周易》陰陽哲學”。《紅樓夢》詩詞的精神顯現卻不是完全遵循這種順序，它呈現著交叉性和獨立性。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儒家的一些思想進行了否定和批判，但受時代和身世的限制，又必定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影響甚深，所以他對儒家思想甚至是封建社會總是持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矛盾態度。《石上偈》中的“補天”意識，正是儒家匡扶濟世的精神體現。但社會衰落、官場腐敗、自己有才難施的現實，讓他對整個社會倍感失望，賈寶玉所作《姽婳詞》正是對這種社會現實的諷刺。“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鞭撻了昏庸無能的統治者和文臣武將，而將匡時濟世的社會理想寄托在女性精英身上。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王熙鳳精明能干；“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賈探春志雄才高。但她們也無力挽救日趨衰亡的家族和社會，儒家思想已無力改變其頹勢，曹雪芹不得不再尋找另一種精神家園。

曹雪芹無力挽救社會頹勢，便轉而尋求生命本體的價值與意義，通過淡泊世俗功利之心，使人與社會保持一定心理距離，從而獲得精神的解脫。在《紅樓夢》 詩詞中，有大量的詩詞具有道家的思想境界，詩詞對人的生與死，有情與無情，入世與出世表達了作者的見解與認知，在追求生命主體精神解放的同時，對世俗社會人生作了無情地批判。如《好了歌》、《好了歌注》寫出了政治的風云變幻，社會的滄海桑田，人生的窮達禍福，紅塵的荒唐可笑；《紅樓夢十二支曲》，都不同程度地宣揚了一種道家虛無思想精神；燈謎詩則表現了窮通有定、盛衰歸空的思想。

人生無常、命運多艱，道家出世思想也不能寬慰諸人苦悶的心理，佛家萬境皆空的意念成為另一種精神寄托。寶玉的《參禪偈》，完全是佛家的思想精神；林黛玉的《葬花辭》，也有佛家清空出世、看破紅塵的色彩；《桃花行》也表現了類似佛家的虛空思想。但這些帶有佛教思想的詩詞，并不是在真心實意地在推崇信奉佛教，而是借佛教思想反叛社會現實，爭得精神的解脫。它以佛教思想為工具，來審視人生，關注人生，反思人生，展示一種精神情理和精神境界。其它如懷古詩中的《鐘山懷古》，勸人應懲惡行善，修煉自身；《淮陰懷古》，表現了佛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的思想條律；《紅樓夢十二支曲》、《金陵十二釵圖冊判詞》等則啟悟世人應跳脫凡塵、自我解脫，在有限的生命中獲得精神的愉悅。但也應該看出，佛家的萬境皆空也不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解脫，賈寶玉出家只是“從來處來，從去處去”的故事結局，并不是作者最終的理想歸宿。無論是作品主人公還是作者，都并沒有找到真正解脫之道，作品只是作出啟示而沒有給出答案。

《紅樓夢》中詩詞所體現的儒、釋、道三家精神，經常共存，但是并不矛盾，這也正是《紅樓夢》的高明之處。葛兆光先生認為“如果說儒家學說對于潛藏在人的意識深層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用在社會理想上的升華、轉化的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內心的壓抑、消滅的話，那么，道教則更多地采用一種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虛幻中滿足，在渲瀉中平息；如果說儒家學說主要使中國古典文學強調社會功能而充滿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國古典文學具有了縝密的肌理與空靈的氣象的話，那么道教則主要使中國古典文學保存了豐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麗的內容。”曹雪芹恰好正確處理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紅樓夢》中的詩詞正將這多種哲學思想相融合，從而增強了作品的思想韻味。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除了起到表明作者創作構思，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時代文化精神生活外，它還起到了增強作品美感，加大思想含量，濃化哲學意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