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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熙初期到中期，雖然抗清武裝斗爭尚未停歇，但大勢已定，清王朝籠絡漢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漸產生了效果。盡管堅持反清立場的“遺民”們仍不能甘心于這種歷史的巨變，但社會的心理已經發生了變化。適應這種變化而成為新一代詩壇領袖人物的是王士禛。 王士禛的個性其實是非常敏感的，試看他的《慈仁寺秋夜懷舊》： 旅病蕭條繡佛前，云山濃淡欲寒天。 夢回卻憶湖南寺，暮梵晨鐘已十年。 這詩讀起來像是衰年的懷舊之作，而實際王士禛當時僅25歲。10年前他為了應童子試去濟南（詩中“湖”指大明湖），此時他為了應廷試寓居北京，從少年到青年，10年的時光大抵流失在科舉的道路上。在一般人看來，王士禛的經歷真可謂少年得志，足可羨慕，而他卻為10年時光的流失深感悵惘。這里面可能有時代的因素——對于清初參加科舉的漢族文人而言，心中常會有苦澀滋味，但這種對自我失落的擔憂和哀傷，這種對自我在現實中的無力的敏感，和晚明以來自我意識的覺醒有著歷史的聯系。 只是作為一個接受了現實處境的詩人，他的敏感無法用尖銳的語言表達出來。更能夠說明問題的是王士禛的成名之作、順治十四年秋他在濟南參加一次名士聚會時所作《秋柳四首》（比前詩早一年）。此詩一出，大江南北遍為傳誦，和者甚眾，這表明它打動了許多文人的內心。 下面錄第一首：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詩詠濟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但一開始就牽連到“白下”即南京。南京不僅作為六朝故都而成為唐以后詩人們詠嘆興亡的傳統對象，對于清初文人來說，它又是明王朝始建和覆滅（南明弘光朝的滅亡通常被視為明亡的標志）這兩個特殊時期的首都，是舊日風華繁盛之地。在這首詩中，寫出由“秋柳”所聯想到的美的東西的消逝，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滅感。但這種幻滅感，通過“陌上黃驄曲”、“江南烏夜村”之類典故的襯托，被處理成過去式的或謂歷史的悲哀。而美麗的語匯和意象，流動的富于音樂感的節奏，又減少了這種幻滅感對人心的刺激，使之轉化為優美的憂傷。 當時同在濟南的顧炎武也寫過一首《賦得秋柳》，不管是唱和之作還是有意針對王士禛的《秋柳》而作，總之它表現了完全不同的情調，顧詩僅從末聯“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來看，就可以體會到一種現實的悲哀，對于他這一類文人來說，明清易代尚不能視之為過去了的歷史。但王詩所表現的從歷史的悲哀中掙脫出來的要求，無疑在社會上得到更多人的認同，所以它能傳誦一時。到了康熙中期，這種心理愈加深入，像《桃花扇》一類作品，均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就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來說，王士禛的《秋柳四首》雖是詠物之作，卻并不黏滯于“物”；雖關涉歷史，卻也并不粘滯于“史”。它所傳達的，是詩人對歷史變化與自然變化所產生的人生傷感，是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能在時光中駐留而注定要被毀滅的傷感。但這種傷感不是用尖銳和刺激性的語言顯示出來，而是在美麗的意象與和婉的聲韻中隱約地流動，可以感受卻很難實指。這種藝術特點已經符合于他后來提出的詩歌理論主張——所謂“神韻說”。 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揚州時，曾編選唐人律絕為《神韻集》（已佚），為其標舉“神韻說”之始。晚年他又編選了《唐賢三昧集》，再次表述了這一主張，其序文云：“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圣論詩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于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于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厘為三卷。” 王士禛對唐代詩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羅隱等人，而偏愛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集中所選，也主要是這一路詩人的作品。從上引序文來看，“神韻說”主要要求詩歌應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韻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他地方，王士禛還多次提出詩歌應有清亮的音節，這也是構成“神韻”所不可少的因素。所謂“神韻說”并不只是重復司空圖、嚴羽諸人的詩論，這里既包含了七子派對“格調”的講求，也包含了公安派“性靈”的意味，楊繩武稱“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法律三者悉舉諸此類”（《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即指明了這一點。但同樣是結合七子與公安兩派的特點來創作，吳偉業的詩盡管閃爍其詞，他從現實中感受到的痛苦還是較強烈地在詩中表現出來，王士禛把它進一步淡化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絕句，完全通過景物來抒情，則更顯得空渺。 如《江上》： 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 時見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對此詩頗為自得，嘗夸許為“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香祖筆記》）。詩中的畫面確實很美，也能夠體會到某種孤獨的情緒，但已近乎有無之間。此外，《曉雨復登燕子磯絕頂》中的“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再過露筋祠》中的“行人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等句，也都被評為體現“神韻”的神來之筆。王士禛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神韻說”提出之后，在詩壇風靡一時。但也有詩人對此表示反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的甥婿趙執信。（摘自章培恒《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八編第一章第一節）
佚名/鈴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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