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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騎射（1） 公元前326年，趙肅侯病逝，他的兒子趙雍繼位，這就是戰(zhàn)國史上響當當?shù)内w武靈王。成為一國之君，這是許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可是對趙雍來說，他非但沒有沾沾自得，反倒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這一年，在父親的葬禮上，來了一大幫人。秦國、楚國、燕國、齊國、魏國紛紛前前吊唁，可是來者不善，這些國家都帶來成千上萬的士兵。與其說是來參加葬禮，倒不如說給新上臺的趙雍一個下馬威。你想想，身為趙國的新君主，卻眼睜睜地看著數(shù)萬名外國士兵前來展示武力，他心里的滋味會是如何呢？ 這一切，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趙國的實力不濟。歷史學家錢穆認為在七雄中，趙國的國力僅勝過燕國，遜于其他五國。在戰(zhàn)國之初，天下最強大的國家是晉國，自三家分晉后，三晉內(nèi)斗不斷，使得魏、趙、韓的國力在無休止的戰(zhàn)爭中被削弱了。在曠日持久的三晉戰(zhàn)爭中，趙國尤其狼狽，在公元前353年至351年，趙國首都邯鄲城淪陷于魏軍之手達三年之久。與此同時，銳意進取的齊國與秦國在著名君主齊威王、秦孝公的勵精圖治之下，后來居上，國力蒸蒸日上，一舉超越三晉，成為新的霸主。 年輕的趙雍意識到趙國的處境日益不妙。在他上臺前六年（公元前332年），齊國與魏國聯(lián)手進攻趙國，趙國難以抵擋，只是在關(guān)鍵時候，想起老祖宗趙無恤曾經(jīng)使用過的水淹戰(zhàn)術(shù)，決黃河之水以阻止齊、魏聯(lián)軍的深入，勉強挫敗強敵的入侵。四年后，即公元前328年，秦國從西面大舉入侵，與趙軍戰(zhàn)于河西，趙軍大敗，大將趙疵被殺，藺城、離石兩城被攻破。 趙雍就是在國力式微、風雨飄搖的背景下，成為趙國新的君主。 據(jù)《史記》所載，趙雍即位時“年少”，“未能聽政”，我估計此時趙雍年齡可能在十三歲至十五歲之間。正因為如此，大國諸侯欺他年少，紛紛帶著大軍來參加趙肅侯的葬禮，頗有砸場子的味道。在戰(zhàn)國七雄中，只有韓國沒有帶兵前來炫耀，這是因為韓國與趙國長期以來都是盟友關(guān)系。 對趙雍來說，齊國是第一號強敵，可是面對齊國的進攻，他幾乎束手無策。公元前325年（趙武靈王元年），齊國大將田盼率領(lǐng)大軍進攻平邑，趙國與韓國聯(lián)手抵御齊師，可是仍然被打得大敗。在此役中，趙國大將韓舉（一說是韓國大將）被俘，平邑、新城被齊軍占領(lǐng)。在軍事上，趙國遠不是齊國、秦國的對手，怎么辦呢？惟一的辦法，就是積極調(diào)整外交策略，促使三晉重新聯(lián)合，共同進退，一致對外。 趙國的政策開始出現(xiàn)巨大的轉(zhuǎn)折。在趙雍的努力下，趙、韓兩國與魏國結(jié)束長期以來的軍事對抗，轉(zhuǎn)而走向聯(lián)合。在趙雍上臺后的第一年，就實現(xiàn)了與魏國的和平，魏惠王與韓宣王攜太子訪問趙國，實現(xiàn)三國關(guān)系正常化。與魏國實現(xiàn)弭兵，對趙國來說意義深遠，少了一個強敵，多了一個盟友。 兩年后，即公元前323年，“結(jié)盟運動”又一次取得豐碩成果。魏、韓、趙、燕、中山五個國家聯(lián)合，互相承認對方的王號，即“五國相王”，共同對付齊國與秦國的威脅。根據(jù)“五國相王”的約定，趙雍的身份也從“趙侯”變成“趙王”，也就是趙武靈王。可是趙雍自己卻不愿意使用“王”這個尊貴的頭銜，為什么呢？趙國這些年來外患不斷，在戰(zhàn)爭中屢屢敗北，哪來什么王者之范呢？他自己這樣說：“沒有王的實質(zhì)，怎么敢擁有王的虛名呢？”在國內(nèi)，他不稱王，而稱“君”。他不稀罕王的稱號，但他卻有王者應該具有的雄心，只有國家強大，王冠才有意義，否則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稱呼罷了。 可是要怎么強國呢？ 此時的趙武靈王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想法，或者說沒有一個超越常規(guī)的思維。在內(nèi)政上，他舉用賢能，在六個輔佐他的大臣中，有三個是學問廣博的老師，有三個是司過，就是專門指出他所犯的錯事。他還重用趙肅侯時的貴臣肥義，肥義這個人是趙武靈王時代一個重要的人物，后面還會提到。在外交上，趙武靈王的政策是聯(lián)合魏、韓等諸侯，共同抵制秦、齊的擴張。可以說，在趙武靈王統(tǒng)治的早期，盡管兢兢業(yè)業(yè)，可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變革制度，因而趙國的國力并未能躍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為了抑制秦國向東擴張，趙武靈王在公元前318年參加了由楚懷王為縱約長的合縱運動，與楚、魏、韓、燕等四個國家組建聯(lián)軍，進攻函谷關(guān)。可是因為各國心志不齊，這次出兵虎頭蛇尾，草草而終。中原合縱運動令秦國與齊國深感威脅，兩國于公元前317年對三晉展開夾擊，齊國兵團在觀澤之戰(zhàn)中大敗趙、魏聯(lián)軍。緊接著（公元前316年），秦國進攻趙國，攻取中都、西陽等城邑；次年（公元前315年），秦國再度發(fā)動對趙國的攻擊，打敗趙國大將趙英。 這一系列的敗仗，令趙武靈王威風掃地，趙國的軍事力量遭到重創(chuàng)。可是噩夢還在延續(xù)。公元前314年（趙武靈王十二年），趙的鄰國中山突然發(fā)動侵略，在長子（山西長子西南）打敗趙國軍隊，同時中山軍隊還向北挺進，擊破燕國兵團。這個令人忽視的狄人國家突然發(fā)威，攻城略地，國土面積方圓數(shù)百里，大小城池數(shù)十座，已成為趙國的又一勁敵。屋漏偏逢連夜雨，趙武靈王還沒得及有喘息之機，在公元前313年，秦國的鐵蹄又一次踏入趙國的土地，名將樗里疾揮師攻趙，俘虜趙國大將趙莊，又一次占領(lǐng)藺城。 連續(xù)五年的時間，趙國連遭敗績，被打得都打不到北了。這對于趙武靈王來說，真是沮喪失落的五年，為什么他的雄心壯志，卻換不來趙國的強大呢？問題出在哪呢？強國之路又在何方呢？ 胡服騎射（2） 趙武靈王必須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繼位十幾年來的政策方針。 外交策略必須要調(diào)整。趙國在外交上的思路，是聯(lián)合魏、韓，共同抵制秦國與齊國。在十幾年里， 趙國積極參加諸侯的“合縱”運動，可是扮演的只不過是小角色。在“五國相王”時，魏國是老大；在“五國伐秦”時，楚國是老大。這些合縱運動非但沒有給帶來好處，反而令趙國蒙受巨大的損失。在這個時候，趙武靈王總算明白一件事：國家的命運，應該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去依賴別人的力量。 那么趙國有沒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xiàn)富國強兵呢？有可能。從地理位置來說，趙國不算最好，但仍具備有利條件。在三晉中，魏國與韓國地處四戰(zhàn)之地，周圍強國林立，難以有拓展空間，這也是這兩個國家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趙國的鄰國中，東有齊國，西有秦國、南有魏國，東北有燕國，這四個國家均是大國，以趙國的實力，無法打這些國家的主意。然而趙國仍然有可以拓展的空間，在其北面有中山國以及林胡、樓煩等胡人部落，只要能打敗這些敵人，就可以大大開拓趙國的生存空間，獲得更多的土地與人口。 于是，趙國的國策開始轉(zhuǎn)變了，由對抗秦、齊轉(zhuǎn)向攻略北方，避免與強敵交鋒，先收拾實力稍遜的中山國。 這個戰(zhàn)略轉(zhuǎn)變是趙國由弱而強的關(guān)鍵。 攻略中山有哪些有利的條件呢？ 其一，在外交上不致于被動。 中山是一個狄人國家，對當時華夏中國來說，中山國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政權(quán)，“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盡管到戰(zhàn)國時，由于中原諸雄實力太強了，以致于蠻族對華夏的威脅遠不及春秋時代，可是中原國家仍然對異族勢力抱有警戒之心，“攘夷”的觀念猶存。攻略中山，可以扛著“攘夷”事業(yè)的旗幟，不致于遭到各諸侯國的聯(lián)合抵制。 其二，趙國的軍事力量比中山國更強大。 當時中國的政治版圖是“7+2”，“7”即戰(zhàn)國七雄，均是萬乘大國，“2”是兩個中等國家，即中山與宋國，均是五千乘之國。趙國要挑戰(zhàn)“七雄”中的其他六強，那毫無勝算可言，可是要對付中山國，還是有優(yōu)勢的。 其三，趙國與中山在歷史上有恩怨，討伐中山，師出有名。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在魏文侯時代，魏國越境滅了中山國（公元前406年）。由于趙國地處魏國與中山之間，隨著趙、魏交惡，魏國漸漸失去對中山的控制，大約在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復國。趙國當然不想讓這塊大肥肉溜掉，便于公元前377年及376年兩度攻打中山，但是中山頑強地頂住了趙國兵團的入侵。之后，隨著趙國與魏國戰(zhàn)爭的升級，不得不放棄對中山的戰(zhàn)爭，而中山國也乘機在公元前369年修筑長城防線，以備趙國的突襲。在此后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趙國政策導向都是以中原戰(zhàn)局為主，與中山倒是沒有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 在中原諸侯陷入血戰(zhàn)之際，中山國實際是一塊遠離戰(zhàn)爭的樂土。大約是承平日久，中山人也不甘寂寞，想在中原混戰(zhàn)中撈一杯羹，遂于公元前323年參加“五國相王”的合縱運動，由此中山正式稱王。中山王有點不自量力，乘趙國屢敗于秦國及齊國伐燕之際，南敗趙師于長子，北破燕師于中人，以五千乘之國，連戰(zhàn)兩個萬乘大國，并僥幸贏得勝利。這種軍事冒險主義大大惹怒了趙國，中山的厄運開始了。 為了對付北方的中山與胡人，趙武靈王實施一個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軍事變革：胡服騎射。 要了解胡服騎射的意義，就必須從騎兵的歷史演變說起。 在戰(zhàn)國之前，車兵是最重要的兵種，因此在春秋時代的文獻中，總以“乘”來銜量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乘”就是兵車，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制于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各國的兵車數(shù)量并不多，當時的戰(zhàn)爭規(guī)模也不大。譬如在晉楚城濮之戰(zhàn)時，晉國總共只有七百輛兵車。車兵作戰(zhàn)時，必須有步兵的配合，因而實際上是車、步混和部隊。到春秋末期，各國軍事有跨越式的發(fā)展，晉國在邾南閱兵時，就動用了四千輛兵車，而楚國在北方四城，也配備了四千輛兵車。 進入戰(zhàn)國后，出于習慣，各國仍以“乘”的數(shù)量來作為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標準，譬如萬乘之國，五千乘之國等。可是戰(zhàn)國時代“萬乘之國”的概念，并不意味著真有擁有一萬輛兵車。在蘇秦的策辭中，多次出現(xiàn)“車千乘，騎萬匹”的說法，因而可以認為，此時所謂“萬乘”，指的是騎兵而非車兵。 騎兵作為獨立兵種遲于車兵，主要是因為馬具不完善，不好騎馬，更不用說騎在馬背上打仗了。但這也有一個習慣的問題，譬如以游牧為生的民族，盡管沒有完善的馬具，可是仍然騎術(shù)嫻熟，但對于以農(nóng)耕為主的中原諸國，要做到這點就不容易了。從史料上看，秦國應該是騎兵發(fā)展得比較早的國家，據(jù)《韓非子》一書所記，秦國在秦穆公時代，就有“疇騎二千”，這里的疇騎，應該就是騎兵。秦國之所以較早有騎兵，一是秦人善馬，秦國的老祖宗就是因為善于養(yǎng)馬，才被周王賜了一塊地盤；二是因為秦人與游牧民族西戎有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中吸取敵人的長處，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進入戰(zhàn)國后，騎兵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春秋末期的《孫子兵法》尚未論及騎兵，可到了戰(zhàn)國后，吳起、孫臏的兵法書中，都有講到騎兵。譬如《吳子》一書，提到“千乘萬騎，兼之徒兵”，這就是車兵、騎兵、步兵三大兵種；還說到“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可見此時馬具已經(jīng)完善了，這是騎兵得以大力發(fā)展的根本條件。 孫臏更是總結(jié)了十大騎戰(zhàn)之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后，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guān)，發(fā)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zhàn)之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其，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可以說，在趙武靈王之前，各國的騎兵都有長足的發(fā)展了。那么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的軍事變革，又有什么亮點呢？他為什么要強調(diào)“胡服”，又要強調(diào)“騎射”呢？ 胡服騎射（3） 關(guān)于“胡服”與“騎射”的重要意義，向來解釋不清。這里先來說說“胡服”，有這么一種普遍的看法，稱當時中原的服裝是寬衣長袍，騎馬相當不方便，而胡人則是緊衣長褲。這種說法我一直很懷疑，寬衣長袍只不過是中原人生活穿束，哪有上戰(zhàn)場還穿這個呢？不要說上戰(zhàn)場，就是下田耕地，也不可能穿長袍勞動吧。把服裝改為胡人的款式，就可以叫“胡服”嗎？顯然不是的，胡服最根本的特點，是其材質(zhì)：以獸皮與獸毛為主。 中國把胡人稱為蠻族，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裝束有濃厚的野蠻人色彩。我們現(xiàn)在都知道，人類文明的早期，確實是使用獸皮來裹身。中國的文明發(fā)達，紡織業(yè)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已經(jīng)很興盛了，有絲紡、麻紡等，不再是披著獸皮的原始裝束。當然，中國也不是完全排斥皮衣，譬如貂皮大衣一直被視為名貴珍品，可是一般野獸的皮毛制成的衣物，就難登大雅之堂了。在《竹書紀年》中，關(guān)于趙武靈王的改革，有這么一句：“又命將軍、大夫、嫡子、戍吏皆貉衣。”“貉衣”就是胡服，就是貉的皮毛制的。由是可見材質(zhì)才是胡服與華夏服的根本區(qū)別所在。 那么胡服有什么優(yōu)勢呢？趙武靈王曾這樣說：“夫服者，所以便用也。”要在馬上作戰(zhàn)，胡服是便利的。可是戰(zhàn)國的史書中，并沒有具體說胡服有哪些便利。但是我們可以借引漢代的史料來解答這個問題。在漢文帝時，匈奴單于喜愛中國服飾，中行說認為不可，他做了一個試驗：他穿著漢服在荊棘叢中奔跑，結(jié)果衣服都被荊棘劃破了；接著他穿著胡人的氈裘奔跑，氈裘卻完好無損。這說明胡服是非常結(jié)實耐用的，特別在半干旱的灌木叢帶中，優(yōu)勢更加明顯。 趙武靈王把戰(zhàn)略目標從中原轉(zhuǎn)向北方，就必須要有一套能適應北方氣候、植被環(huán)境下作戰(zhàn)模式。推廣胡服能大大增強軍隊的作戰(zhàn)能力，因而他力排眾議，改革服飾。“胡服”與“騎射”是軍事改革的一體兩面，為什么趙武靈王要強調(diào)“騎射”呢？ 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獵為生，精于騎馬并且擅于射箭。“騎射”的主張，可以說是“師夷長技之以制”。趙武靈王在推廣“胡服騎射”過程中，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如果說穿胡服大家心里不舒服還好理解，為什么“騎射”也會遭到反對呢？如果不對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軍事變革史作一番了解，就不好理解這個問題。 趙國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的，因此在軍事制度上也繼承晉國的先例。晉國的戰(zhàn)車部隊是有著光榮的歷史，成為戰(zhàn)車上的一員戰(zhàn)士，那都是莫大的榮耀。歷史往往也成為一種變革的阻礙因素，容易令人懷舊而忘了進取。在春秋末期時，晉國將領(lǐng)魏舒為了打擊狄人步兵，把戰(zhàn)車部隊編入步兵，當時就遭到車兵將士的頑強反對，認為這是奇恥大辱。趙武靈王的“騎射”改革，無疑也是動搖了車兵的尊貴地位，引起反對是意料中的事。 “胡服騎射”的改革措施趙武靈王的腦袋中醞釀了很久，他也考慮到此舉必定會遭到國內(nèi)臣民的強烈反對，因而遲遲沒有付諸實施。 不過趙武靈王的重重心思沒有逃過一個人的眼睛，這個人就是他所信任的大臣肥義。有一天，趙武靈王閑來無事，召肥義前來閑聊。肥義試探性地問說：“大王您心事重重，是不是考慮天下局勢的變化，思量著如何提高軍隊的戰(zhàn)略方向呢？您大概是追思先人趙簡子（趙鞅）、趙襄子（趙無恤）的偉大事跡，想謀劃出擊胡人、狄人吧？” 肥義把趙武靈王心里的話說出來了，這時趙武靈王也想找個人一吐心聲，便說道：“不錯。如今我想繼承祖輩的事業(yè)，開拓胡、狄之地。可惜的是，開拓胡、狄之地的好處，天下人都沒能看到這一點。如今我以強攻弱，花費的氣力少，得到的功業(yè)卻巨大，而且還可以不必勞民傷財，卻可以得到與先輩一樣的成就。為了對付胡、狄，我打算教導百姓胡服騎射，只是世人必定會非議寡人呀。唉，能做出不世之功勛者，一定會受到世俗之輩的指責；有獨立見解的智者，一定會遭到凡夫俗子的抱怨。您說我要怎么辦呢？”你想想，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而著稱，服飾也是禮儀的一部分，還記得孔夫子“微管仲吾其披發(fā)左衽矣”的慨嘆嗎？當年要不是管仲的“攘夷”戰(zhàn)略，我等中國人都穿野蠻人的衣服了。可是現(xiàn)在趙武靈王卻要穿野蠻人的衣服，這豈非讓優(yōu)越的中國人所恥笑嗎？豈非讓華夏文明蒙羞嗎？ “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云漂泊。”尼采的這幾句詩，倒說出趙武靈王內(nèi)心深處的孤獨。所幸的是，他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肥義聽完趙武靈王的話后，便說道：“臣聽說做事情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行動遲疑不定就難以建立功名。如今大王要是下定了決心，就不要去理會天下人的非議。德行高深的人，是不會去附和世俗；成就偉大功業(yè)的人，是不與眾人一起謀劃的。愚笨的人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都看不明白，而聰明的人卻能在事情尚未萌芽時就看得清清楚楚。大王還是下定決心去做吧。” 胡服騎射（4） 肥義的表態(tài)，對趙武靈王來說十分重要，因為他十分信任這位先王留下的重臣。此時，趙武靈王不禁慨嘆道：“我不是懷疑胡服騎射的正常性，只是擔心天下人恥笑我罷了。狂妄的人盲目樂觀，而智慧的人感到悲哀；愚者覺得高興的事，賢者卻感到擔憂。倘若世人能聽我的，那么胡服騎射的功業(yè)不可限量；假使全世界的人都笑我，我也一定要把胡地、中山據(jù)為己有！” 哪所是全世界的人反對，也要把英雄事業(yè)進行到底，這就是趙武靈王的雄心壯志。 要如何把“胡服騎射”的精神貫徹下去呢？趙武靈王的做法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他深知改革的阻力重重，因此必須要說服上臣的政要。在趙國的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中，趙氏公族的勢力根深蒂固，其代表人物便是趙武靈王的叔父趙成。 趙武靈王先跟叔父打招呼說：“我打算要推行胡服騎射的改革，并且還要穿著這種衣服坐朝。可是如果叔父您不穿的話，我擔心天下人會議論此事。改穿胡服，并不是為了滿足欲望或娛樂，而是為了建功立業(yè)。我恐怕叔父您會站錯立場，跟其他公族成員一起反對革新。所以我希望叔父能以國家為重，以成就胡服騎射的功業(yè)。懇請叔父作出表率，改穿胡服吧。” 不出所料，趙成對胡服騎射一事是有意見的，他答復說：“大王下了命令，我哪敢不竭忠盡智呢？只是我聽說，中國乃是聰明睿智之人居住之地，有圣賢的教化，施行仁義之政，推崇詩書禮樂，有精巧的技藝；遠方的國度都前來學習觀摩，四方蠻夷也紛紛效仿。可是令我不解的是，大王竟然要把我們的好東西扔掉，而去穿異族的衣服，變更古代留下來的政教傳統(tǒng)，違背人心，叛經(jīng)離道，去中國化。我希望大王能仔細考慮這些問題。” 為了說服趙成，趙武靈王親自跑到叔父家中，非常耐心地解釋說：“衣服是為了方便穿，禮儀是為了方便做事。服飾、禮儀都是要結(jié)合當?shù)氐娘L俗民情，以方便為原則來確定的。譬如說，披發(fā)左衽、膚刺花紋，這是甌越人的風俗禮儀，牙齒染黑，額頭刺畫，這是吳國的風俗禮儀。因此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服飾、禮儀本來都是有差異的。儒者都尊奉孔子為師，但在禮儀上卻各有不同；中原各國的風俗相近，可是政教法令卻各不相同。對于服飾、禮儀，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做到統(tǒng)一。再來看看我們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吧，我國東面有燕國、東胡，西面有樓煩、秦國、韓國，這么廣闊的地域要防守，就需要有一支快速機動的部隊，可是我國卻沒有強大的騎射武裝來守衛(wèi)邊疆。先王趙簡子（趙鞅）把土地開拓到上黨，趙襄子（趙無恤）兼并戎人、攻取代地，都是為了抗擊各個胡人部落。以前中山國自恃有齊國撐腰，侵犯我國領(lǐng)土，擄掠民眾，引河水圍困鄗城，使鄗城幾乎不保。倘若我們能實行胡服騎射，近則可以守備上黨這樣險要的地形，遠則可以報復中山國。可是叔父您卻只想著順應中原的風俗習慣，不愿意通過胡服騎射來強大軍力，這豈不是違背了趙簡子、趙襄子等先王開疆拓土的本意？僅僅因為厭惡改變服飾習慣，卻忘記了國家曾蒙受的恥辱，這不是我對叔父您的期望。” 話說到這個份上，趙成還能反對嗎？趙國強大，公族才能受益，要是趙國弱小了，誰能從中得利呢？從輩份上說，趙成是越武靈王的叔父，但從君臣上說，趙成是大臣，趙武靈王是君主，能反對嗎？于是趙成也頗識相地拜謝道：“臣下愚昧，未能知曉大王的偉略。如今大王一心要繼承趙簡子、趙襄子兩位明君的事業(yè)，臣下哪敢不聽從呢？”就這樣，趙成緊跟著趙武靈王，穿上了胡服。 可是反對的力量太強了。在趙成之后，趙國宗親政要們紛紛跳出來阻撓計劃的實施，趙文、趙造等人又跳出來反對，理由不外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不適合，說穿了，這就是文化的保守力量。針對這些觀點，趙武靈王從歷史、現(xiàn)實兩個方面進行駁斥，認為“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就是說時勢與風俗都是在不斷地變化，禮儀也隨之變更。 這里我們要注意一點，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華夷之辨，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緣。其實從春秋開始，趙國的前身晉國就與夷狄通婚了。比如說晉獻公、晉文公都曾娶戎狄女子為妻，而趙氏家族的關(guān)鍵人物趙盾，他的母親就是狄人。趙氏的脈膊中本來就流動著狄人的血液，可是在文化上卻完全是中國化。在文化上認同、接受中原文明，即可視為中國人，這就是當時的觀念。譬如趙武靈王手下有一名著名的將領(lǐng)，后來在伐齊之戰(zhàn)在大放光芒的樂毅，從血緣上說，他就是狄人，可實際上他并沒有被當作夷狄來看，因為他是在中原文化的薰陶下長大的。 在血緣上親近夷狄并不受到中原人士的排斥，可是在文化習俗上倒向夷狄，那就不得了了。在堅守華夏文明的人看來，趙武靈王是開歷史倒車，棄中國先進的文明，去學習胡人的風俗習慣，簡直是從人類的立場倒退到禽獸的立場。這是兩種思想的尖銳沖突。趙武靈王堅持認為，風俗文化要因時因地因勢而變化，沒有哪種習俗是不變的。用這位雄才偉略的君主的話來說，叫“制俗”，人不應當被習俗所制，而應該控制、駕馭習俗，這就是他高超的、富有遠見卓識的見解。 胡服騎射（5） 趙武靈王的改革與商鞅的改革一樣，都是在阻力極為巨大的情況下，以強制手段自上而下改革，非有大魄力者不能為之。但兩者又有不同，商鞅的改革為政治改革，趙武靈王的改革為軍事變革，但破舊立新的思想是一致的。 只要是改革，就勢必要觸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秦國如此，在趙國也是如此。趙武靈王的改革，就觸犯到軍界某些人的利益。“胡服騎射”的核心，便是建立一支機動而強大的騎兵部隊，此前趙國的兵種以戰(zhàn)車部隊及步兵為主，騎兵的崛起，勢必就削弱了車兵及步兵的地位。 為了訓練一支能征善戰(zhàn)的騎兵，趙武靈王選擇原陽為騎兵基地，他撤消了該地原有軍隊編制，主要就是車兵與步兵，全力發(fā)展騎兵。這么一來，車兵、步兵將領(lǐng)的不滿情緒就可想而知了。 反對的意義接蹱而至。趙國將領(lǐng)牛贊進見趙武靈王，發(fā)難道：“國家有固定的法令，軍隊有不變的原則。倘若隨意改變法令，國家就會混亂，失卻了準則，軍隊就會衰弱。如今大王撤消了原陽的兵種，大力發(fā)展騎兵，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可取。為什么呢？只有熟悉自己武器裝備的士兵，才能在戰(zhàn)場上勇猛作戰(zhàn)，因為他們對使用的兵器裝備十分嫻熟。而大王您卻讓他們放棄熟悉的武器及戰(zhàn)法，換成操練半生不熟的騎射。這樣做，不僅有損大王的威名，也是削弱國家的力量。常言道，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輕易變更習慣；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輕易更換器物。臣私下認為，大王撤消軍隊的舊編制以發(fā)展騎射，這樣做所獲得的利益，恐怕比不上損失的費用。” 這又是老生常談、庸俗之見。早熟的、高度發(fā)達的華夏文明開始失去進取的精神，裹足不前了。針對牛贊的觀點，趙武靈王駁斥道：“你的看法不對。聰明的人審時度勢，而不能被時俗所牽制；明智的人改革軍事思想，而非被舊的軍事思想所約束。你只知道奉行舊有的原則，卻不知道變革軍械裝備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你只知道武器、鎧甲的用途，卻不知道如何根據(jù)時局的變化來調(diào)整相應的措施。如果舊的軍事思想已經(jīng)不適用了，為什么不能革新呢？如果舊的教化無濟于事，為什么不能更改呢？先王趙襄子（趙無恤）曾在代地筑城，命名為無窮之門，意思就是要告誡后人，奮斗是無窮盡的，不能失去開疆拓土的進取精神。我國的軍隊裝備，配備厚重的鎧甲與長兵器，致使機動作戰(zhàn)能力不強，難以快速地逾越險要地形。而輕便的胡服、機動性能優(yōu)越的騎射，才可能實現(xiàn)強兵拓地的理想。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事情。” 這一席話，把牛贊駁斥得無言可對，只得心服口服地說：“臣敢不聽令乎？” 據(jù)史書所載，趙武靈王日后“逾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趙國軍隊屢屢輕松突破天險，倘若沒有一支機動能力一流的騎兵，又豈能做得到呢？其實這種軍事思想并不始于趙武靈王，在《孫臏兵法》中，這位失去雙腿的名將便深刻地指出“險則多其騎”，在險要地形作戰(zhàn)，騎兵的作用是巨大的。我們不知道趙武靈王有沒有受到孫臏的影響，但無疑他是將這種軍事思想貫徹得最徹底的人。 我們從史料分析，趙武靈王所建立的騎兵應該是一支輕騎兵。從他與牛贊的對話中可以看出，這支騎兵并沒有配備重裝鎧甲與長兵器，而是以胡服及弓弩為主。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趙武靈王的騎兵，并非單純效仿胡人騎兵，事實上，趙國軍隊的騎兵比胡人騎兵更厲害。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中國的武器比胡人要先進得多。以長程進攻型武器來說，中國的強弩絕對是厲害的武器。 關(guān)于趙國強弩的具體資料，史料所記甚少，但我們可以查到同樣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的韓國的強弩資料。據(jù)史書記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fā)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可想而知，趙國的弓弩雖比不上韓國，可是不會相差太遠的。弩與弓相比，射程遠而且便于操作，原理與近代槍械并無兩樣，甚至還有瞄準裝置。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弩一直是中國最強大的武器，胡人包括匈奴在內(nèi)，制造不出如此精良的武器。不僅是弩，即便是傳統(tǒng)的弓，中國所制造的弓的質(zhì)量，也遠遠超過胡人，射程遠，威力大。因而趙武靈王后來使用這支軍隊橫掃北胡，這不足以奇怪。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趙武靈王的改革：“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為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為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教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他把趙武靈王比為十七世紀俄國大帝彼得一世，是為改革之英雄。梁啟超認為趙武靈王的改革，其實質(zhì)是軍國主義化，其結(jié)果是全民皆兵，這個看法很有見地。在趙武靈王時代，戰(zhàn)國諸雄的爭鋒已經(jīng)白熱化了，趙國雖勉強擠身七雄之列，實質(zhì)上不過是七雄中的弱國，要在嚴酷的競爭中翻身談何容易。無非常之手段，則無非常之功；無趙武靈王的魄力，則斷然不可能異軍突起。 胡服騎射的改革影響至為深遠。軍事之功，赫赫于史書，后文會詳述。在精神層面上說，趙武靈王激發(fā)起趙國人的軍國主義思想，崇尚武功，果于進取，武士精神大放光芒。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正是其英雄主義的寫照。梁啟超還有這樣的評論：“觀于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泰西之斯巴達，何以尚之？”全民騎射終于培養(yǎng)全民堅強、忍耐的美德。尚武精神，早在晉國時代便蔚然成風，然而趙武靈王更是將此精神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憑恃此，趙國成為戰(zhàn)國晚期惟一可與秦國抗衡的強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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